Cmiycw农业经济管理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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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iycw农业经济管理1
生活需要游戏，但不能游戏人生；生活需要歌舞，但不需醉生梦死；生活需要艺术，但不能投机取巧；生活需要勇气，但不能鲁莽蛮干；生活需要重复，但不能重蹈覆辙。
-----无名
第一讲经济与经济学
一、经济
（一）语源
现代汉语中的经济一词有两个语源，一个语源是古代汉语，另一个语源是日语。
1．古代汉语
古代汉语中“经济”一词意为“经邦济世”、“经世济民”，略同于现代汉语中的“政治”，至迟出现于三国时期。
《晋书·石苞传》：
苞为中护军司马师司马，司马懿闻苞薄行好色，以责司马师，师答曰：
“苞虽细行不足而有经国才略，夫贞廉之士未必能经济世务”云云。
《晋书·纪瞻传》：
晋元帝司马睿（公元317年即位）褒奖纪瞻的诏书中说“（纪）瞻忠亮雅正，识局经济。
”《晋书·殷浩传》：
简文帝司马昱（公元371年即位）答书“足下沈识淹长，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
”
唐朝以后，此词用得就比较多了。
《李太白诗》卷十二《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
“令弟经济士，谪居我何伤。
”杜甫《上水遣怀》：
“本来经济才，何事独罕有。
”《宋史·王安石传》：
“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
”
以上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例子，意思都是“经邦济世”、“经世济民”。
宋代以后不仅语词上而且实际中经济一词也已普遍使用，以此命名的书也不少。
如：
宋·滕洪编《经济文衡》；元·李士瞻撰、其曾孙李仲辑《经济文集》；明·陈其愫编《经济文辑》；明·黄训编《皇明名臣经济录》；清·“求自强斋主人”编《皇朝经济文编》；清·“宜今室主人”编《皇朝经济文新编》。
以上以“经济”为名的书，内容基本上不出传统“经济”。
《红楼梦》中多次出现“经济”。
例如第三十二回：
湘云笑道：
“还是这个情性不改。
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
没见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些什么！
”宝玉听了道：
“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
”
古人也有取名为“经济”的：
明代小说《金瓶梅》中有一个人物就叫陈经济；清代名臣陈廷敬的祖父也叫陈经济（陈廷敬父名陈昌期、祖父名陈经济、曾祖父名陈三乐）。
“政治”含义的“经济”一直使用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被economy含义的“经济”取代。
促成“经济”含义转变的是日本人。
2．日语
《广辞苑》（第四版）“经济”：
①《文中子·礼乐》治国救民、经国济民、政治；②economy经济；③俭约。
“经济学”：
“研究经济现象的学问……，旧称理财学。
”
福泽谕吉（1835—1901年，印在10000日元的钞票上）1868年在庆应义塾讲授美国经济学家弗兰西斯·威兰德（FrancisWayland）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同年翻译出版了在苏格兰出版的由钱伯发行的学校和私人用的《经济学教科书》，被认为是最早向日本传播西方经济学的人。
日本人把economy翻译为“经济”，把economics翻译为“经济学”，以后中国人接受了这种译法。
“economics”最初没有经过日译本也有直接被译到中国的，只是当时没有用“经济学”这个词，而是使用“富国策”、“生计学”、“计学”等词，后来才统一译为“经济学”。
3．economy的来源
色诺芬（Xennophon）（公元前430年左右—公元前355年以后）的《οικονομικοζ》，译为《经济论》，又译《家政学》。
“οικοζ”解为“家”，“νομοζ”解为“法律”或“支配”，οικονομικα就是这两个字组成的，原意为“家政管理”，古希腊奴隶制生产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因此把组织管理奴隶制经济的各种问题都列入“家政管理”范围内，英文的“economy”一词就是从希腊文这个词演变而来的。
现代汉语中的经济一词，系采用19世纪日本的译法，其含义已不同于古代汉语中的经济，而与西方现代语言中的economy相一致。
（二）定义
1．《经济大辞典》（于光远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经济”：
①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制度。
由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状况所决定，是政治和思想意识等上层建筑赖以建立的基础。
②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相应的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各种经济活动。
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③节约、节省。
在生产中指取得同样多的产出，但投入较少；在生活中指满足同样多的需要，但支出较少。
2．《政治经济学辞典》（许涤新主编，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经济”：
①与一定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或适应于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经济制度。
在这个意义上，经济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上层建筑赖以建立的基础，它决定社会的形态。
②指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相应的交换、分配、消费。
③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总称，或国民经济的各部门。
④日常生活用语中指节约，节省；个人或家庭的收支状况等。
两种定义大同小异，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的解释。
（三）三组概念
1．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漫长的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
中国自然经济的主要形式是小农经济。
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男耕女织。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集家而成国。
陈忠实《白鹿原》中有细致的描写。
韩少功《人情超级大国》（《读书》2001年第12期，2002年第1期）说得更加透彻。
“农耕文明大恐龙”。
欧洲（特别是西欧）自然经济的主要形式是庄园经济。
商品经济：
中国曾经有过发达的商品经济，但是没有资本主义。
中国的商品经济和欧洲相比，处在中世纪（一般将从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这一千来年称作中世纪，或中古时期）的“极度封闭”和资本主义的“极度展开”之间。
关于在明朝的中后期是否出现过资本主义的萌芽的问题，学术界形不成一致意见。
在西方学者那里，资本主义是一个十分含糊的名词。
它到19世纪才出现而被使用，但却没有一个清楚明确的定义。
大多数经济学家把它归之为个人企业、市场经济、追求利润、自由竞争等。
所以资本主义可以说是无时、无处不在。
因此，西方学者也不大注意研究资本主义的兴起问题，他们关注的只是工业革命、工业化问题。
马克思给资本主义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
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者、攫取剩余价值的制度，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是资本家和无产阶级对立的社会。
产品经济：
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
2．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二者配置资源的方式不同，计划经济资源由政府配置，市场经济资源由市场配置。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有资源浪费现象。
现实中的计划经济，政府控制了大量的社会经济资源，过度介入社会经济运行，在缺乏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很难做到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政府决策导致资源浪费的现象比比皆是。
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庞大的官僚体系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创造了大量权钱交易的机会，导致财富向官商勾结的地方积累。
许多转轨国家，都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有的还非常严重。
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三十年之我见》（《南方周末》2008年2月21日）认为：
我国所谓的计划经济时期，长期搞的只不过是“农民战争式的命令经济”，或者可以称为“胡闹的命令经济”，而根本不是“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经济”。
1955年12月，日本鸠山内阁编制了第一个指导性经济计划《经济自立五年计划》（1956—1960年），从1956年起在全国实施。
从此，日本进入了实施指导性经济计划的时期。
至今为止，日本共制定和实施了14个指导性经济计划。
《新长期经济计划》（1958—1962年）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年）
《中期经济计划》（1964—1968年）
《经济发展计划》（1967—1971年）
《新经济发展计划》（1970—1975年）
《经济社会基本计划》（1973—1977年）
《昭和50年代前期经济计划》（1976—1980年）
《新经济社会七年计划》（1983—1985年）
《80年代经济社会的展望和指针》（1983—1990年）
《与世界共生的日本经济运营五年计划》（1988—1992年）
《生活大国五年计划——与地球社会共存》（1992—1996年）
《结构改革经济社会计划——建设有活力的经济与安定的生活》（1995—2000年）
《经济社会应有的样式与经济新生的政策方针》（1999年提出的十年计划）
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
第一，明晰的产权关系，现代意义上的私有制，完善的市场行为主体；第二，完善的市场体系，时间结构、空间结构，生产要素市场、产品和劳务市场，等；第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基础和与这个道德基础相一致的政治法律秩序，以商业信用、敬业精神为核心的商业道德，以民法为主的法律体系；第四、适度的国家干预，立法、行政、司法三方相配合。
注意，政府和国家之间不能划等号。
价格、质量、信息、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四大支柱。
市场经济决定了市场社会（市民社会、公民社会），金钱本位。
市场经济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它是最不坏的制度。
国家（政府）与市场在经济中的管辖范围，可以作为划分市场经济模式的依据。
第一种类型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其主要特征是：
市场机制的充分调节始终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政府作用被限制在最小范围内，市场功能得到充分展现和发挥。
第二种类型则是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它的基本特征是：
政府对经济干预的成分远远大于市场调节，有人用“官民一体”、“政企一家”等词语形容日本模式。
在这样的模式中，政府对经济发展、产业政策、投资、财政、金融、贸易、就业甚至消费等的调节作用十分明显。
至于以“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而著称的德国或欧洲模式，则是上述两种模式的特征兼而有之，而又与它们有着具体的差异。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西方各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已经表现出了“成熟化”的倾向，有些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已经走到了它的顶点，改革势在必行。
而任何市场经济模式的调整与改革，无非是两种取向：
或者放宽国家（政府）管制而朝进一步市场化的方向发展，或者加强国家（政府）管制而朝进一步计划化的方向发展。
马立诚著《大突破：
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6年）第209—212页：
英国博士李约瑟是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专家。
他的难题是，为什么中世纪时中国比欧洲先进，后来却迅速衰落而让欧洲人大大超前？
为什么近代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发生在近代欧洲而不是早已具备条件的中国？
李约瑟认为，这是由于中国的“封建官僚社会”阻碍了科技与经济发展。
但这个答案过于笼统和抽象，不能使人满意。
李约瑟提出的问题，实质上是追问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动因。
扬州大学法学院教授蔡宝刚等一批学者撰文指出，法律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学者，如道格拉斯·诺斯等人从产权的角度对西方兴起的分析，对解答李约瑟难题有较强说服力。
生于1920年的美国经济史学家诺斯，199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承先启后的人物。
他的《西方世界的兴起》和《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等著作，从制度层面、产权层面探讨了近代欧洲崛起的原因。
诺斯理论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是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他以这个理论，令人信服地解释了近代以来荷兰、英国的发展与增长。
产权是人们对财产的垄断的排他性权利。
产权制度既涉及对产权的界定，又涉及对产权的有效保护。
诺斯认为，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缘于有效的产权制度的建立与实施。
荷兰和英国近代以来持久的创新与增长，得益于产权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比如，自17世纪中叶起，英国就开始用专利法来保护知识的私有权了。
在这两个国家中，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特别是专利法的建立，在商标、版权、商业秘密等诸多方面，为发明创造者提供了排他性权利，从而保证了发明创造者的物质回报。
没有这种所有权，就很少有人会为了公共利益拿私人财产冒险。
荷兰和英国从制度安排上充分调动了人们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形成了鼓励发明创造的持续稳定的激励机制。
有了这样的产权制度作为基础和准备，产业革命的发生就不足为奇了。
诺斯的产权理论还指出，产权制度要想顺利实现，必须形成与之匹配的道德舆论环境。
在英国和荷兰等国，使用治安力量保护私人财产之所以能够得到支持，是因为全社会对私人财产权利都有普遍的认同。
因此，与产权制度相配套的价值体系的形成至关重要。
在一个经济体中，只有那些相互支持和相互一致的制度安排才富有生命力。
西方社会的兴起正得益于一种与正式产权制度相匹配的价值观念的确立。
从古希腊到近代社会，西方社会的法学界自始至终一直在论证如何保护财产权。
私有财产要么是自然法的命令，要么是上帝的安排，要么是人格的体现。
总之，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已经成为人们内心世界的价值观念。
这是西方的产权制度能够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
西方学者从三种动力机制对人的行为进行了研究。
一是爱和利他主义。
这种动力，在个人和小型群体的激励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现代社会中成效很小。
现代社会成员互相不认识，也不能互相控制。
二是胁迫。
依靠暴力胁迫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当被强制的人觉得有可能偷懒而不受处罚时，就会尽量敷衍。
三是按照自由意志行动，但出于明智的自利动机，希望充分回报。
诺斯说，当一个人为满足自己需要而绞尽脑汁投入劳动时，他的希望是能充分保障自己的劳动所得。
因此，只有具备了一整套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才能使储备在千千万万不同大脑中的有用知识开发出来。
一个社会，假如不尊重和保护私人财产，就不会有足够的动力来推动许多人去设计和生产他人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
因此，诺斯认为，产权就是个人和组织能够在法律充分保障下持有自己的资产，并能够通过收购、使用、抵押和转让等各种方式自由地处置自己的资产，占有在资产的运用中所产生的效益。
但是，在人类历史的多数时期，私有财产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
窃贼、强盗以及其他暴力统治者，对拥有财产的公民任意抢劫、征收或武断地没收公民的财产。
这使得财产所有者必须隐瞒他们的财产，也使得财产的使用变得非常困难。
欧洲在经历了“黑暗时期”之后，这种状况改变了，私人财产逐渐受到政府的有效保护。
诺斯指出，那些为财产提供良好制度保护的国家繁荣了起来，而不那么做的国家则变得越来越穷。
这种成功受到模仿，于是，政府对财产的保护在西欧多数国家普及了。
产权制度的确立和有效保护，成了西方国家迅速兴起的主要动力机制。
产权制度在保护个人财富的同时，也为欧洲各民族国家的稳定发展创造了条件。
一是它将企业家精神，人的精力、创造性和竞争性导入建设性的、和平的方向，促进大量的正和博弈；二是为个人自由提供了实质性保障。
当政府要限制个人自由时，对私人财产的保护往往成为个人自由的最强的堡垒。
近代中国的衰落，与私有财产法律的缺失有关。
中国传统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无疑不利于保护私人财产。
公民权利的缺失成了中华法系的基本特点。
虽然在中国古代也有创造发明，但由于缺乏产权法律制度的鼓励与保障，因而这种创造发明一般来说总是自发的、偶然的、个别的和非盈利性的。
既无法形成对创造发明的整体激励机制，也没有为创造者、发明者带来相应的利益回报，更无法将成果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这样，自然不能形成大规模的科技革命、工业革命。
英国古代也曾经如此，但到了1624年，英国专利法诞生，一套系统的激励机制将发明创造和个人收益紧密结合在一起，结果是大大调动了发明创造者的热情，促使大量创新成果出现。
发明创造的热情是自觉的、普遍的、长期的和盈利性的，能够得到稳定的利益回报。
这就使发明家大量涌现，带来浪潮般的技术创新和科学技术几何级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启动了工业革命，创造了近代西方世界的经济增长奇迹。
马克斯·韦伯说，传统中国的法令被系统地收集在《大清律》中，但它们仅仅间接地涉及与商业有重要关系的法律，除此之外几乎都没有提到，个人的基本自由根本没有受到保护。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20世纪以前的法律是基本不保护知识资产的，因此，中国的四大发明并未点燃创造者个人权利的火花。
发明创造甚至被视为“奇技淫巧”，而为士大夫阶层所蔑视，就更谈不上用专门的知识产权法来保障发明创造的权利和成果了。
在这种情况下，发明创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受到极大遏制，许多发明创造只能通过祖传秘方传子不传女，从而大大降低了科技成果的社会效益。
“如果他不能收获，他就不会播种。
”这是中国没能发生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从而造成经济衰退的极为重要的原因。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0页：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年）《简·爱》（1847年）。
巴尔扎克（1799—1850年）《欧也妮·葛朗台》（1833年）。
狄更斯的短篇小说《穷人的专利权》（1850年）简介：
工人约翰发明了一种机器。
在伦敦住了六个礼拜，花掉了九十六镑七先令十八便士，经过了三十六道手续，才办好了专利权文件（联合王国境内有效）。
要是带出联合王国的境界，还要再花三百镑。
不过，“我要感激地说，现在我的发明总算被接受啦，而且还用得不错呢。
”
沈汉著《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从中古到20世纪》（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190页：
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工人阶级的结构中，存在着一个人数众多的手工工人阶层，如梳毛工、手机纺织工、编织工、制纽扣和项链工、制靴制鞋工人等。
在1834至1835年间，在棉纺业、毛纺织业、麻纺业和丝织业，手机织工共有84万人。
他们常常是全家人都参加手工劳动，以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
手机织工的周工资在1797至1804年间为26先令5便士，1804至1811年为20先令，1811至1848年（张注：
原文如此）为14先令7便士，而到1832至1834年间只有每周5先令6便士，也就是说手机织工的工资在工业革命期间下降了2/3。
第191页：
在英国工人中同样有一批收入较高的手工工匠即技工。
例如在伦敦这个缺乏工厂制度的城市中，存在着为上流有产阶级服务的制革业、玻璃制造业、丝织业、家具木工业等行业的一批手工工匠，他们就其收入和地位而言属于工人阶级上层分子。
（张注：
1971年英国未进行币值十进制改革之前，1英镑等于20先令，而1先令又等于12便士。
换言之，1英镑等于240便士。
币值改革后，1英镑等于100新便士。
）
1966年日本政府决定在成田修建国际机场，当地农户群起反抗，甚至不惜用武力保护家园，史称“三里冢事件”。
三里冢的斗争全盛期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即使是今天，仍有若干死硬派不肯卖地给政府，所以成田机场内仍有私人农地及房屋，令成田机场的扩建工程受阻。
党国英著《农村改革攻坚》（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年）第32页：
秦晖和苏文的著作（指《田园诗与狂想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权利本位作了深刻分析。
他们认为，“以末致富，用本守之”在中国经济史上只是个表象，或者只是个次要的“传统”，真正的传统则是无论以本还是以末致富，都要“以权守之”！
我国的土地历来就不是（或主要不是）“按资分配”，而是“按权分配”的。
第32页：
E.弗洛姆认为，中世纪有自私，但无个性。
秦晖和苏文的著作演绎了这一结论，进一步认为中世纪有私欲，但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私有权。
私有权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意味着对所有私有者权利的同等尊重；这种情形只能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才能存在。
他们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分析，证明我国封建社会并没有真正的私有制。
对这种状况产生的原因，他们的分析是深刻的。
封建法律要维护“天然首长”的私欲，这就不能允许严格的财产关系的存在，而要在共同体的基础上使财产关系受“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的法则的支配。
封建主可以没有法律形式上的私有制，但绝不可以没有宗法共同体；封建主义可以有形式上的公有制（为“天然首长”服务的公有制），但绝不可以有自由的、纯粹的私有制。
实际上，这种情形并不唯独中国存在，不论中国还是西方，纯粹私有权越是退化，“公社”、“均田制”越是发达，人身依附关系就越强，宗法共同体也就越强大。
（张注：
财产公有化、权力私有化，是最糟糕的一种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只能依附于“共同体”，成为“共同体”的奴隶，成为“天然首长”的奴隶。
）
第33页：
我国过去有农民“两重性”之说，认为农民作为劳动者会使其具有革命性，而农民作为私有者，则产生保守性。
这种看法在逻辑上和史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中国封建社会虽然号称“农民革命”最活跃，但真正的农民私有者的运动恰恰从来没有活跃过，而近代西欧和北美的农民作为私有者恰好充当了打败封建势力的革命力量。
农民在本质上首先作为私有者，摆脱束缚的私有者，才体现了他们的革命性。
至于农民作为劳动者在发展生产、反对剥削压迫等方面的贡献，也只有放在私有制挣脱宗法共同体束缚这一过程中才能体现。
即使农民作为饥寒交迫之众向权势者发动斗争时，客观上也是在为私有制的自由发展而奋斗。
而农民的保守性是由农民依附宗法共同体的地位决定的。
在近代中外历史上，我们总可以看到，在一些历史转变的重要关头，农民掉头投向了皇帝或王党，成为反动势力的帮凶。
第40页：
现代化的核心是什么？
现代化的本质是制度变革。
1000年前，意大利就有过蒸汽机的发明，但因为制度变革没有发生，因此产业进步也没有发生。
中国古代也有许多重要发明，同样因为制度发明没有准备好，也不能产业化。
技术进步是一项高风险的事业。
工业生产以技术进步为基础，所以，工业生产的风险比农业大，特别是对投资者的风险大。
制度进步正是要解决降低风险问题；没有制度进步，风险这个因素就把工业进步扼杀了。
欧洲人发明了一系列制度，如保护财产权制度、复式簿记制度、专利制度和股份公司制度等，正是这些制度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工业文明的产生。
能够降低技术进步风险的制度创新主要有两项：
第一项内容是对财产权利的保护，尤其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
人类获得财产有两种基本办法，一种是交易，另一种是掠夺。
后一种办法不承认权利，还要用暴力作后盾，来消灭权利，这是最恶劣的制度，不仅对被掠夺者有很大风险，对掠夺者也有风险。
把人杀了，死者的风险无穷大。
要停止掠夺，繁荣交易，就要确立财产权，并用国家的力量保护财产权。
第二项内容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
民主政治所包含的选举过程，也有利于降低社会交易成本。
通过选举或投票的结果，政治活动会向少数派传递政治力量对比的信息，有利于防范少数派的轻举妄动，使少数派的代表人物不至于迷失自己的处境和地位而制造社会冲突和动乱。
选举的结果使少数派不得不与社会多数派进行合作。
有人批评中国人不懂得妥协，其实是中国缺乏成本低的合作制度。
此外，民主政治包含多方面的权力制衡，有利于社会稳定。
民主政治制度当然不是无限美妙的，但我们的确再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了。
一切国家现代化成功的秘密不过是它们确立了这样两项最基本的制度。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标准答案”：
①以公有制为基础；②有共产党的领导。
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社会主义？
缅甸，1974年1月至1988年9月使用“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名。
利比亚，1986年起使用“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的国名。
埃及民族民主党是埃及的执政党，成立于1978年7月，由萨达特领导，后由穆巴拉克领导，现有党员约150万人，组织体系严密。
该党的宗旨和原则是“民族、民主和社会主义”。
穆巴拉克，生于1928年5月4日，1981年10月担任埃及总统。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著《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63页：
[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宣布富农阶级被消灭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确立。
除了边远农村还有近100万户个体农户之外，全国都是国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农庄农民的集体所有制。
为使已经建立的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1936年苏联公布了新宪法。
第366页：
[新]宪法规定：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苏联的经济基础。
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95页：
1956年，中国生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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