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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解释了中国经济几乎所有的问题
这篇文章解释了中国经济几乎所有的问题
2016年01月09日
中国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
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平均达到了9.7%，超过了9%以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首先开创这一纪录的是日本，日本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保持了20年的高速增长。
随后，中国台湾地区以26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打破了纪录，韩国又以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再创一个新的纪录。
接下来是中国大陆。
我们从改革开放到2014年，一共36年的时间，平均每年9.7%的持续高速增长。
这使我们国家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
从总量来看，2014年底，中国GDP达到63.7万亿元人民币，按不变价格算，比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高了近28倍。
中国就总量而言，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
人均GDP以平均8.5%的速度高速增长。
从人均GDP来看，2014年末，不到50000元人民币，比改革开放初期约提高了19倍，36年，人均GDP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是8.5%左右。
中国人口基数大，占全球人口22%，改革开放36年，中国人口总量增长了41%。
在人口总量增长41%的前提下，人均GDP在36年的时间里平均以8.5%的速度在提升，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
我们人均GDP如果换算成美金，是7500多美金。
按照世界银行最新的划分方法，人均GDP<12476美金，高于4056美金，则属于“上中等收入”的国家，也就是小康社会。
至2014年末，有54个国家属于此类。
如果从这个划分标准来看，中国人已进入“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进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将面临什么机会呢？
眼前的3大机遇
从发展历史来看，有70个国家现在是“高收入”国家，这70个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其中有十几个发展中国家。
这70个国家，各国历史各不相同，但是还原它经济发展的历史，从它到“上中等收入”阶段，达到“高收入”阶段，实现这个阶段的跨越，平均用了12年又4个月。
这70个“高收入”国家中，有20个人口超过1000万人的“人口大国”，它们实现这个阶段的跨越，平均用了11年又9个月。
大国经济，在起飞前的准备和起飞初期，它的发展速度会慢，但是到了起飞的中后期，特别是到了工业化、城市化加速的时候，它比小国要快，因为它的冲击力强。
1、至2020年，能否实现从“上中等收入”至“高收入”的跨越？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按照这个历史规律和趋势，给中国10年时间，中国能否实现这个跨越？
中国2010年达到世行划定的“上中等收入”的起点线，给10年时间，也就意味着到2020年，我们能否实现这个跨越？
2020年正是中国实现发展的第一个百年目标——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等，就经济来讲，它包含的内容也非常广泛，我不去多讲，今天就讲两个数字：
（1）到2020年，中国GDP的总量比2010年（按不变价格）翻一番。
2010年，中国GDP总量不到41万亿，翻一番就是80多万亿。
按照2010年的汇率换算成美金，也就是17.6万亿美金。
美国2014年的GDP总量是17.4万亿多，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经济在2020年实现了翻一番的目标，中国经济的总量，达到了美国现在的水平。
（2）到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
这里有一个分配因素，带有不确定性。
我们将它还原成生产，就是人均国民收入翻一番。
2010年，人均国民收入是34000多元人民币，按不变价格翻一番，就是68000多人民币，这算成美金就是12600多美金。
刚才我们讲到，世行划定的高收入的起点线是12476美金。
也就是说，正好用十年时间，到2020年，我们实现了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
我们第一个百年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经济增长水平来看，如果我们实现了该目标，就相当于实现了从“上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历史穿越。
2、2030年之前，经济总量能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十三五”规划就是实现这个历史穿越的决胜期，最后五年。
这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机会，如果该目标实现，中国则登上了“高收入”阶段，再往下走，如果不出意外，很可能在2030年之前，中国GDP的总量超过美国。
中国GDP超过美国的意义有多大？
在19世纪初叶以前，中国是世界老大。
1820年之前，按照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经济总量曾经占到世界的30%多，甚至达到40%左右，比美国在当代占比最高的年份还要高。
美国GDP占全球最高的年份是2010年，达到32%，这两年占比有所降低，到2014年降到了23.1%。
但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古老的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相遇了，从那以后，整个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没有了，我们开始全面学习西方文明，从经济发展来说，中国让出了帝国位置，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英国成为了世界经济的老大。
到19世纪末，德国人曾经一度超过了英国。
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超过了英国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从1913年到现在，美国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上已经待了整整一个世纪了。
所以，如果到2030年之前，中国经济的总量能够超过美国，重新回到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这在我们的民族发展历史上颇有意义，等于经过二百年的轮回，曾经的繁荣与沦落，不管怎样，我们又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宝座，这对于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重拾具有重大的意义。
3、2050年，能否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实现现代化？
再往下，第二个百年，也就是本世纪中叶，2050年，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人均GDP的水平，要赶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
所谓现代化，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20世纪的现代化和21世纪的现代化的内涵是不同的。
它不仅是个历史的范畴，更是一个国际的范畴，一定要在国际上领先，才叫现代化。
也就是要赶上西方列强，赶上发达国家，这才叫实现了现代化。
这个目标回过头看，就是当年邓小平给中国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的具体实施。
1979年，小平同志接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接见意大利共产党的书记，接见法共中央的书记等等这些外国政要，多次讲到，中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
三步走：
1.用十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1980年代，基本解决温饱。
1970年代末的中国，是一个没有解决温饱的国家，直到1992年，中国840多个县市才取消了粮票和粮食的限价，宣告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这是达到按世行的标准的“下中等收入”的起点。
2.到20世纪末，也就是2000年，实现初步小康。
当时提法很简单，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那时候中国的统计没有按照SNA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来，在1987年之前，我们还是按照传统苏联的物质资料、工农业生产总值来统计，但是到十三大报告，就改过来了，不再讲工农业生产总值1000美元，而是讲GDP（服务业也放在里面）达到和接近1000美元，基本实现初步小康。
3.到下世纪中叶，赶上“中等发达国家”。
统计学上，中等相当于平均数，所以，表述的更精确一点，就是“本世纪中叶，赶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华民族在我们的发展历史上，距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近。
我们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终于把这样一个古老的文明带到这样一个门槛上：
再给中国五年时间，中国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再给中国15年左右的时间，中国有可能重返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再给中国35年的时间，中国赶上西方列强，实现现代化。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遭遇系统性挑战
有机会就有挑战。
挑战也很简单，概括起来就一句话，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
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已经发生了系统的变化，这个系统的变化大概归结为两个方面：
一个是供给（生产）方面，一个是需求（销售）方面。
而这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都发生了系统性的变化。
1、四大成本强势拉高，供给变化中隐藏严重衰退风险
供给产生了哪些变化呢？
国民经济生产的总成本全面地大幅度提高。
总成本概括起来是四个方面：
四大成本在上升：
（1）劳动力、工资成本。
人口红利在下降，工资、价格、社会保障福利在提高，更不用提老龄化趋势提前到来。
中国现在的工资上升说起来也是应该的。
因为发展经济的最终是为了人民的幸福，社保、公积金等等大幅度提高。
现在2亿多60多岁以上的人，中国是“未富先老”，这和国际社会不太一样。
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2）自然资源，包括土地、能源、原材料等价格大幅度上升。
这是因为稀缺性导致的。
（3）环境成本也在大幅度上升。
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穷的时候，破坏环境没人在乎，也没人去管。
但是现在环境变得越来越宝贵，成为越来越稀缺的资源，它对整个经济发展的约束力度越来越强，甚至任何一个变化都有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秋天我去河南，雾霾比较严重，大家说是因为秋收之后，农民烧秸秆。
再过几天，我去东北，雾霾，有人说，东北冬天烧煤取暖，所以导致雾霾。
我就在想一个问题，过去河南农民就不烧秸秆吗？
过去东北人就不烧煤取暖吗？
为什么就没有雾霾？
为什么现在有了雾霾？
实际上，就是整个环境资源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稍有任何一个变化，都可能引发严重的问题。
（4）技术进步的成本也在上升。
穷的时候，技术进步主要靠技术模仿，这是成本最低、风险最小，见效最快的技术进步方式。
而且如果知识产权保护的不严，也是最经济的技术进步方式。
但是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当你的技术总体进步了，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小，可以模仿的空间也就变小了，另外，随着立法融入世界，法制化程度越来越高，也就不能随便去模仿了。
技术进步越来越要靠自主研发和创新。
自主研发和创新，在各种技术进步当中投入最大、周期最长、成本最高。
所以，技术进步的成本也在上升。
这四个方面，人工成本、自然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技术进步的成本，都在大幅度上升，这就使得整个国家经济生产的总成本大幅度提高。
那要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要求经济增长方式要转变，从以往的主要靠要素投入量大、规模扩张带动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效率，带动增长。
如果不做这种转变、效率滞后的话，成本消化不掉，它就进入价格，形成这个社会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价格一旦起来，成本推上去以后，就社会来讲，就是不稳定，大家怨声载道，就经济来讲，这个国民经济没有竞争力，成本高，价格高，在市场上没有竞争性。
没有竞争性就不可持续，经济就会出现严重衰退。
2、从旺盛变成了疲软，总需求不足带来高失业风险
过去在穷的时候，需求的特点是：
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甚至是长期短缺经济。
发达国家的企业家非常羡慕穷国的企业家，因为穷国的企业家只需关心生产就可，不用关心销路。
只要将产品生产出来，有的是人在那儿排队抢购。
但是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情况就发生了改变，需求从旺盛变成疲软。
投资需求疲软。
投资为什么会疲软呢？
按说居民收入提高，银行存款增加，银行储蓄规模扩大，银行可以把更多的钱贷出去，形成投资。
这里其实有一个条件，就是看这个国家的自主研发和创新力如何。
如果自主研发创新力不足，那就糟糕了，情形变的很尴尬。
过去，投资需求增长快，很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往你这里转移资本，转移技术，转移产品，因为你的劳动力更便宜，资源更便宜，环境便宜，成本低，你更有优势，所以人家来了。
现在，这些都不便宜了，所以人家也就不来了。
世界上总会有比你更穷的国家，那个地方的成本更便宜，人家就往那儿去了。
人家旺盛的新技术、新产品，而你自己的自主研发能力上不来，这时候，银行拿着大把的储蓄，在市场上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找不到项目。
如果银行楞投，那就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就会形成泡沫，遇到经济周期的话，你逃也逃不掉的。
所以银行大把的储蓄投不出去。
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虽然收入提高了，存款增加了，储蓄扩大了，但是投资能否旺盛的增长，很重要的看你这个国家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如何，如果自主研发和创新上不去，那是根本投不出去的，这就会形成投资需求的疲软。
消费需求疲软。
按理说，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应该提高，但是，也不一定。
为什么呢？
居民收入提高，消费力是否跟着提高，它有一个前提：
国民收入分配是否合理。
如果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两极分化，把大部分的钱给了少数人。
我们知道，人的消费是受生理限制的。
越是有钱人，消费占的比重越小。
如果大部分的钱给了少数人，有钱人不怎么花钱。
而大部分青年精英的收入增长迟缓，积累了贫困，他就是想消费也没有钱，越没有钱的人对未来越没有信心，对未来越没有信心的人越不敢花钱，他就会牺牲现在必要的消费，节衣缩食，增大储蓄。
储蓄对国家来说是投资，是积累，但是对个人来说，是未来的消费。
就使得整个社会的消费力普遍下降。
高失业风险。
投资需求疲软，消费需求疲软，加在一起，总需求不足。
意味着市场不活跃，购买力不强，企业销路不畅，企业资金循环周转有问题。
而那些欠银行的钱还不上的企业，则依法进入破产程序，停产、破产的企业增加，就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高失业。
失业率就会上去。
穷的时候，失业率高一点，不要紧，因为失业的主要是农民工，农民工是分散的，没有组织的。
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如果出现高失业，那么，这部分人群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精英，而他们有政治诉求，有组织能力，搞不好就会结党，这就很麻烦。
社会到了这个阶段，两个条件的变化，一是供给成本上升，消耗不掉，最后就会形成高通胀；另外一个是需求发生了变化，若是适应不了，就会出现高失业。
高通胀的同时高失业，意味着这个社会遍地都是干柴，稍有摩擦，社会矛盾这个火花嵌上去，会燃出一个什么样的燎原大火，谁都不知道。
3、能否穿越“中等收入陷阱”？
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之鉴
全球70个“高收入”国家，绝大部分是发达国家，世界上一共116个发展中国家，实现这个穿越的，达到“高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一共有15个。
这15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从贫困出发，一个一个阶段从不落下，完整穿越，最后走到“高收入”国家只有两个，一个是韩国，一个是中国台湾地区。
其他另外13个国家和地区，它穿越的并不完整。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没有实现穿越，还是停留在这个地方，最典型的有三波。
“拉美漩涡”
第一波是70年代的拉美，一共有十几个国家，它们在上世纪70年代就达到了世界中等收入的水平，但是到了这之后，条件变化，它不适应，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没有转变，所以长期停在这个阶段。
一直到今天，算下来有40多年了，不仅这些拉美国家没有实现穿越，而且从上世纪70年代以后，危机不断。
从70年代的墨西哥危机、阿根廷危机，巴西危机、秘鲁危机、智利危机、委内瑞拉的动荡，一路下来，人们将之称为“拉美漩涡”。
“东亚泡沫”
第二波，上世纪80年代，在韩国、新加坡、日本经济起飞以后，东亚几个国家跟在后边，被韩国、新加坡、日本经济带动，到1980年代达到了世界“上中等收入”阶段，像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
同样到了这之后，穿越不过去，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些国家低水平扩张的经济规模作为过剩的劣质产能，被危机淘汰掉。
就算到了今天，它们也没有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
人们把这个称之为“东亚泡沫”。
“西亚北非危机”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西亚、北非动荡的这些国家，突尼斯也好，也门也好，利比亚也好，叙利亚也好，埃及也好，这些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经济达到了“上中等收入”水平。
这些国家政治是稳定的，不管是军事独裁还是家族独裁，它的政治还是稳定的，经济资源是丰富的，拥有丰富的石油、矿山等等。
它的资本是充裕的，国际社会对它是信任的，大量外资是进入这些国家的，所以它们有一段快速的发展。
在上世纪90年代，它们达到了世界“上中等收入”水平，但是不适应新阶段的新变化，特别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这些国家的经济遇到了障碍。
过去固有的但是能得到缓解控制的一些矛盾，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军事的危机，和经济危机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全面的动荡。
算下来也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了。
它不仅没有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而且它的危机什么时候能够完结，现在还看不到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人们将之称为“西亚北非危机”。
我们看到前面这三波，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各自形势都不相同，但是就经济发展的背景而言，都是同一个问题：
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
它们总是穿越不过去。
我们国家到了上中等收入的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
机遇不用多说，我们距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挑战也不用多说，构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所有因素，在我们的国民经济社会当中都存在。
而且某些方面还很典型，所以当中等收入这个概念提出来的时候，当时还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
最近，总书记的讲话里也在讲，“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那么，在中国防止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就不是一个伪命题，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现在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通货膨胀与经济下行 结构失衡惹的祸
宏观经济失衡致“双重风险并存”
国民经济增长是一个宏观问题，宏观就是总量，总量如果发生问题，突出的矛盾就是总量失衡。
无外乎两个表现：
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过多的货币在追逐不足的商品，带来通货膨胀。
另一种失衡是总需求不足，小于总供给，过多的商品在追逐不足的货币，销路不畅，经济萧条，带来高失业。
宏观经济失衡最典型的两种表现，要么高通胀，要么高失业。
国家对宏观经济调控运用了一系列的政策，特别是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这个总量失衡的程度能够调整到国民经济运行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宏观经济失衡的第一阶段：
需求膨胀，供给不足（1998年以前）
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到1998年上半年，将近20年的时间里，除了个别年份，比如1989年、1990年等，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甚至是长期处于经济短缺状态。
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问题就是防止通货膨胀。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发生了三次大的通胀，或者抢购风潮。
回过头看，都是发生在1998年之前，每次通胀的具体原因有所不同。
第一次通胀是在1985年。
1985年，通货膨胀率达到9.3%，原因很简单，1984年秋天，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
在那之前，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还没怎么推广。
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这个改革的决定之后，城里人担心物价上涨，就去抢购，于是就形成了抢购风潮。
第二次通货膨胀在1988年。
1988年5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工作会议，做出重要部署：
价格闯关。
长痛不如短痛，既然经济改革、价格改革是早晚的事，那还不如一夜之间将价格放开算了。
价格闯关的决定一经作出，老百姓抢购。
又因为1988年的老百姓比1984年有钱，这次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8.8%。
后来，中央政府被迫出来宣布价格闯关失败，停止价格闯关，通货膨胀这才慢慢地得以缓解。
第三次是199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了24.1%。
原因很简单，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十四大召开，一系列的利好消息，形成了一个加快发展的投资的热潮，需求膨胀。
这种需求到了1993年之后，传导到物价上，1994年的物价就起来了，通货膨胀率达到了24.1%。
这三次大的抢购，都是发生在1998年以前，尽管原因各不相同，但是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是一个短缺的年代，需求膨胀，供给不足，所以整个社会对通货膨胀的担心预期值很强，稍有风吹草动，就去抢购。
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
在这个时期里，中国的宏观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长期紧缩，收紧银根，控制财政赤字，减少财政支出，其目的就是把流通的购买力、需求管住，防止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
宏观经济失衡的第二阶段：
需求疲软，产能过剩（1998-2010年）
第二个阶段的失衡是从1998年下半年到2010年底，这十几年时间，除了中间个别年份，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突出特点是需求疲软，特别是内需不足，产能过剩。
1998年那一轮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工业消费品，乡镇企业上了纺织机，当时经济都缺，什么都没有，所以改革开放要激活生产力，上了很多传统工业。
比如当时姑娘结婚的几大件：
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上了很多，很快，到1990年代末就饱和了。
1990年代末，面临传统工业消费品产能过剩和淘汰，要有新的结构升级。
2008年金融危机，这一轮产能过剩就更严重了，是很多工业投资品的产能过剩。
前些年一直高价运行的钢材、木材、水泥，到了2008年这一轮危机之后，开始出现过剩，这种过剩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
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
黑色冶金，中国占全球产量一半以上，问题越来越严重。
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如果有出口支持，那还好办，但是恰恰不巧，我们在这个时期经历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这两次经济危机的冲击都很猛，对出口国际市场的冲击很大。
1997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作出了一个承诺：
人民币不贬值，这就相当于两个人在练摊，人家在降价，你价格坚挺，等于将市场让给人家，为此我们赢得了世界广泛的尊重。
但是，赢得尊重是有代价的。
2008年的冲击就更大了，2003年到2007年，每年出口增长平均在22%以上，2008年金融危机一冲击，2009年中国出口增长负16%以上，这个力度就很大，给我们国内的经济增长带来了麻烦：
增长动力不足，失业问题比较突出。
1998年，3600多万国有职工下岗，三分之一乡镇企业倒闭，大量的农民工98年5月提前返乡，找不着活，我们始终没用“失业”这个词，我们用的是“下岗”、“返乡”，其实就是增长动力不够，就业机会减少，失业率上升。
2008年金融危机的压力更大一些，经济下行，在这个阶段，我们采取了和前一段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再是紧缩，而是扩张，特别是扩大内需。
1998年下半年，我们提出来“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来应对1998年的经济衰退。
到了2008年，我们提出来“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强有力的来刺激经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其目的就是寻求增长的新动力。
宏观经济失衡的第三阶段：
既通货膨胀，又经济下行（现阶段）
2010年10月，我们对外宣布，中国政府从反危机的政策轨道上率先退出，从那开始，意味着进入了新的一个阶段。
在这个新的阶段，我们现在叫新常态。
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失衡有了新的特点，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威胁，叫双重风险并存。
前两个阶段，虽然失衡很严重，但是方向清楚。
第一个阶段就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第二个就是需求疲软，产能过剩。
所以，第一个阶段的应对之道就紧缩，第二个阶段的应对之道就是扩张，政策方向很清晰，目标很清楚。
现在是双重风险同时发生，宏观政策既不敢扩张，也不敢紧缩。
若是扩张的话，全面刺激经济，有利于遏制经济下行，但是可能把潜在的通货膨胀激活。
若是紧缩的话，有利于遏制通货膨胀，可是加剧经济下行。
到底怎么办呢？
上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滞胀。
一方面是需求疲软，增长动力不足，高失业，同时，通货膨胀，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高居不下。
滞胀一旦出现之后，政策就很难办，既不敢扩张，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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