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与应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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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与应用

关联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与应用

——第二届关联理论专题讨论会综述

摘要：

本文全面介绍了全国第二届关联理论专题讨论会的主要情况。

首先对关联理论的近期发展进行了简要回顾；然后从理论和应用两方面总结了本次研讨会中具有代表性的部分内容和观点，比如关联理论的证伪性、社会性、关联性标准及其对言语交际的解释力和在翻译方面的应用等；最后是本次研讨会的特点与启示。

可以说这充分反映了目前我国学者对关联理论的进一步认识。

关键词：

关联理论，专题讨论会，争鸣，应用

ThedevelopmentandapplicationofrelevancetheoryinChina

——Areviewofthesecondsymposiumonrelevancetheory

Abstract:

Thepresentpaperisareviewofthesecondsymposiumonrelevancetheory.Itfirstgivesabriefsurveyoftherecentdevelopmentofthetheory,thenconcentratestheattentiononsomerepresentativeviewsaboutitsnon-falsifiability,socialdimension,criteriaofjudgingrelevance,aswellastheviewsaboutitsapplicationtotheexplanationofverbalcommunicationandtotranslationandinterpretation.Thesymposiumis,tosomedegree,acompletereflectionoffurtherunderstandingofChinesescholarsonrelevancetheory.

KeyWords:

relevancetheory,symposium,dispute,application

1．回顾

 1986年法国的语言学家、哲学家DanSperber和英国的语言学家DeirdreWilson出版了专著《关联性：

交际与认知》（Relevance:

CommunicationandCognition），提出了涉及交际与认知的关联理论。

1995年，他们又推出了第二版。

虽然它不是专门为语用学设计的，但却很快就进入了语用学，在西方它经常被称为“关联理论语用学”或“认知语用学”。

近年来国外出版的很多语用学著作都纷纷将关联理论视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例如Mey&Asher（1998），Grundy（2000），Marmaridou（2000）等，它对语用学的影响可见一斑。

关联理论将交际与认知结合起来，不仅推动了认知语用学的发展，而且还对语用现象与交际从一个新的角度提供了更广阔的研究空间。

因此，国外一些学术刊物，例如《语言》（Lingua）就出版过两期（1992，1993）关联理论研究专刊，《语用学学刊》（JournalofPragmatics）和国际语用学学会主编的《语用学》（Pragmatics）上也常有理论性和应用性的研究文章。

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CollegeLondon）每年一期的WorkingPapersinLinguistics中这方面的研究文章更是层出不穷，而且还可以免费下载当期的全部内容，无论是应用还是理论探讨都十分深入，该校的语言学系还开创了“关联理论网上通讯”（Relevance-List），为世界各地的关联理论爱好者提供一个交流与学习的园地，在那里人们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也可以就关联理论的某一问题展开讨论。

此外，西班牙的著名刊物RevistaAlicantinadeEstudiosIngleses也出版过关联理论的英文研究专刊（1998），在西班牙阿里坎德大学英语语言学系FranciscoYus博士还开辟了专门的网页（http:

//www.ua.es/dfing/rt.htm），收集世界各国的关联理论研究文献，其中的部分论文还可以全文下载。

 近年来还出版了较多的关联理论研究专著或文集，尤其是应用性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例如Clark（1991），Carston&Uchida（1997），Rouchota&Jucker（1998），Matsui（2000），Noh（2000）等。

在我国，关联理论可分为引介阶段、研究阶段和应用阶段。

沈家煊（1988）最早把它介绍给读者，在“讯递与认知的相关性”一文中他介绍了《关联性：

交际与认知》的第一章“交际”和第三章“关联性”，同时还对关联理论和Grice理论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比较。

桂诗春（1991）在解释语言学习的心理问题时也引述了关联理论。

90年代以来，更多的国内学者对该理论产生了兴趣，张亚非（1992）、曲卫国（1993）等一批年轻学者对关联理论展开了进一步探讨，在外语类核心期刊上纷纷发表相关论文。

近几年国内出版的语用学著作也辟有专门的章节介绍关联理论，例如何自然（1997）、熊学亮（1999）、何兆熊等（2000）、姜望琪（2000）、何自然和冉永平（2002）等。

以上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概略地了解关联理论的研究近况。

2．会议简况

1997年12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召开了第一届关联理论专题研讨会，就修订后的关联理论及其应用等展开了讨论。

后来，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支持下，在国内一批作者的帮助下我们编辑出版了《语用与认知：

关联理论研究》（何自然、冉永平，2001），收集了十多年来我国学者的三十八篇研究论文，它们集中反映了我国语言学者对该理论的研究成果，其中该理论的创始人之一DeirdreWilson还特意为本研究专集作序。

近年来该理论在欧洲（尤其是欧洲的英国、西班牙）以及亚洲的日本等得到了深入开展，特别是该理论的应用性研究，可谓成果不断。

但是相比之下，我们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尤其缺乏应用性成果，同时也存在一些误解。

为了继续推进关联理论在我国的深入研究，为大家提供一个交流与争鸣的机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于2001年11月9-10日主办了“第二届关联理论专题讨论会”，就关联理论的最新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交际观与认知语境观，及其解释力与应用等问题进行研讨。

下面我们主要介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部分内容和观点。

3．交流与争鸣

3．1关联理论是非论

 关联理论把交际与认知结合起来，可以更加真实地反映人们的语言能力，更好地解释语言交际中的话语理解。

但该理论引入我国以后，对它的理论主张有持正面意见的，也有持反面看法的，其中也不乏客观评述。

本次研讨会充分反映了我国学者对该理论的不同认识。

孟建刚在发言中就以下四方面的误解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1）关联不是语篇连贯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

这一误解源于混淆了关联的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

（2）关联的程度是由处理努力与语境效果的平衡系数来确定的，但他们却没有提供任何量化标准和测量方法。

关联只是一个程度问题，在未完全揭开大脑这个黑箱之前，对Sperber和Wilson关于关联程度量化的批评本身就是无意义和缺乏说服力的。

（3）关联理论单纯从认知科学的角度去解释语言交际，忽略了人类交际中的社会文化特征。

这一误解同样没有弄清楚关联的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之间的关系和区别。

（4）连贯是语段之间的关系，而关联则是命题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语段是等于或大于命题的。

批评关联理论最尖锐的观点可能是它的证伪性问题。

例如英国雷丁大学HuangYan博士（2001）在“Reflectionsontheoreticalpragmatics”一文中对关联理论的‘不可证伪性’提出了批评。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何自然教授和他的博士生吴亚欣在题为“关联理论是非谈——FanciscoYus和DanSperber评黄衍对关联理论的认识”的发言中，介绍了西班牙FranciscoYus博士和关联理论的创始人之一DanSperber就关联理论证伪问题的回应，还介绍了Sperber和Wilson对各种批评所持的欢迎态度。

这一信息有助于我们了解关联理论创始人对其证伪问题所持的观点。

河南大学的徐盛桓教授也就它的证伪性发表自己的看法并提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具有不同特点学科的理论抽象和理论表达，是否任何学科的理论都要面临证伪问题？

关联理论作为一种思辨科学的假说，它所关心的是借助‘关联’从原理上对交际理解的过程给出一个‘说法’，只要这个说法能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个几分成绩，被它说明的问题越多、越普遍、越深刻，它的功劳就越大。

徐盛桓还客观地指出，我国的语用原理研究薄弱，同我们的研究方法单一有关，因此他认为，应该深入进行语用原理的思辨性研究，亟待引进‘假说’的工具，帮助我们更新观念、革新和丰富研究方法、扩展研究视野，我们引进关联理论，除理论自身以外，它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假说’的方法，也十分值得我们注意，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学习和借鉴。

当然他也对关联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比如认为关联理论对交际双方状态的设定（即每一个明示交际行为都设定自身具有最佳关联性）过于理想化，所以交际双方对明示交际行为的最佳关联性的认定就是对称的，然而交际双方不一定时刻都处于这样的理想化状态，至少需要考虑以下两种情况：

（1）在社会互动中，人不是总处于充分的理性状态；

（2）人是利益的主体，自我满足是人的第一尺度，交际双方的利益和自我满足的尺度不会总是对称的。

为此，对关联性的认定可能存在不对称问题。

这一点值得我们深入讨论。

在本次研讨会中，关联性、关联程度、关联期待以及获取关联的标准等是大家普遍关注的几个重要概念。

北京大学的姜望琪教授、复旦大学的曲卫国教授、同济大学的向明友博士等也发表了对关联理论的不同看法。

姜望琪追述了‘关联性’这一定义的来源与解释，以及某一话语取得关联性的几种情况，并把关联理论的发展分为成长期、成熟期、修订期三个阶段。

曲卫国主要就关联理论推理框架中的‘关联期待’展开了讨论，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概念，在陈述和解释具体认知推理过程时Sperber&Wilson必然会用到它，因为关联期待对推理、对认知效果、对认知努力都有很大的制约作用，它是先于推理过程产生或在交际过程中交际主体所产生的一种对交际行为的期待，在推理过程中它对确定最佳认知效果、最小努力的推理路径是至关重要的，但他认为这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是关联理论中最没有得到阐发、最含混的一个术语，并进一步指出，如果缺乏关联期待的界定标准，那么关联理论的推理过程和认知过程就因为缺乏具体的参照系数而变得空泛，不具可操作性。

不过，由于关联性涉及个人认知环境，而且是在参与交际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构建体（psychologicalconstruct），具有主观能动性和个别差异，这也间接地说明，目前我们还很难就信息处理的认知过程制定统一的量化标准，这也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发展或改进关联理论，进一步探讨推理过程和认知过程的可操作性标准。

对关联理论的不足或缺陷，也有学者试图对其进行改造。

例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博士生霍永寿在会上首先介绍了Goatly的观点，然后提出了改进关联理论的想法和建议。

就交际而言，Sperber&Wilson提出了不同于解码模式的明示-推理模式，可见他们的焦点是话语理解等信息处理，而不是信息的产生。

对此，向明友博士在本次讨论会中指出，关联理论轻视或无法顾及言语交际的全过程，尤其不能照顾言语的生成过程，并认为只有将发话人的话语生成过程与受话人对话语的认知推理过程一并纳入分析范围，才有可能找出我们所需要的有关语言交际的理论。

当然这样的期待是合理的，但却偏离了Sperber&Wilson提出关联理论的初衷。

长期以来很多学者普遍存在的另一个误解就是，认为关联理论缺乏社会维度，即忽略了社会文化因素在话语理解中的作用，并认为关联性与社会文化语境毫无联系。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冉永平博士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并指出关联理论并没有排除交际所必须的社会文化因素，比如构成个人认知环境三种信息之一的百科知识，就必然包括社会文化信息。

此外，他还从认知的角度探讨了对寒暄语（phaticutterances）等礼貌性社交言语行为的关联性解释，礼貌受制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规则，是一种‘社交恰当’，Escandell-Vidal（1996，1998）认为关联理论可以为解释礼貌等社会现象提供一个恰当的理论框架，因为在Sperber&Wilson看来，礼貌是一种关联期待，是理解的结果。

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寒暄类话语和礼貌等社交文化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徐盛桓在题为“关联原则与优化思维——关于关联理论的阐释与献疑”的发言中，从人与语言的技术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两个维度论述了关联理论对语用学研究的贡献。

“议论有者易，创造无者难”，议论别人提出的理论相对较容易，但要自己从无到有地构建理论，相对来说就难多了，而要这些观点和理论有创新和建树那就更难了。

他还指出，对某一种理论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其实都是对它的爱护。

这些充分反映了徐盛桓的学术思想。

在理论方面也有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例如香港理工大学的蒋严博士在主题发言中论述了语用推理的逻辑属性，在介绍了引理推理（abductiveinference）的基本特点及其在逻辑和计算科学上的一些制约原则之后，他将引理与语用推理特别是Grice理论和关联理论的语用原则进行对照，认为语用推理就是引理推理在言语交际中的应用，而语用原则就是具体的引理制约原则，最后他讨论了引理推理与概率的关系，期待建立以概率论为基础的形式化的引理语用学（abductivepragmatics）。

此外，涂靖还解析了关联理论对间接言语行为的阐释力，它能有效地说明间接言语行为的理解过程和心理机制；并指出信息意图与交际意图之间的信息差、最大关联与最佳关联之间的平衡度，尤其是认知语境的补足与扩充是理解间接行为的关键。

南京大学的于秀英博士还结合关联理论，详细地分析了语言的多种特性。

此外，代表们还就关联理论的社会意义、经济意义以及在社交方面的解释力展开了一定讨论。

总之，关联理论是一个开放式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它同任何有关交际与认知的理论一样存在不足与缺陷。

3．2关联理论的应用

3．2．1言语交际中的语用问题

 由于关联理论的强大解释力而被应用到诸多领域，比如对言语交际中日常语用现象的解释。

其实言语交际中的很多现象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展开讨论，其中关联理论的语用观为我们重新认识言语交际中的语用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例如，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沈家煊教授在大会主题发言中就汉语中副词“还”所涉及的句式进行了具有启发性的解说，说明其中的“还”是说话人用来表明自己对一个已知命题的态度，同时也说明语境不是事先确定的，而是要根据整个句式的意义才能决定，“还”的这种用法证明‘关联’确实是指新信息和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关系。

这样的研究对我们进行汉语研究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台湾逢甲大学的廖招治博士对中文里的幽默进行了解释，比较了Grice会话准则和关联理论对幽默的解释力。

西南师范大学的文旭博士对反讽话语进行了讨论，他赞同Sperber和Wilson的观点，认为反讽话语是一种语用现象，是一种回声解释用法，通常是对负面情景的正面评价，与其他话语一样，反讽话语的使用与理解也是由关联原则支配的。

南京大学的陈新仁博士运用关联理论，实例分析了英汉语中的同语反复（tautology），并指出Grice的会话含意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产生的机制，也无法揭示该表达方式的修辞效果，同语反复的产生机制及其交际效果都建立在交际双方的认知互动的基础上，它是取得最佳关联的一种途径。

苏州大学的严世清博士在大会发言中集中探讨了关联理论关于隐喻的性质和工作机制这两个隐喻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剖析了它与当代隐喻理论之间的联系和差异；他指出，在隐喻问题上关联理论与构建主义基本相似，都将隐喻看作一种普遍的语言使用现象，但关联理论更强调从关联性而不是从语言内部去探讨隐喻的工作机制，隐喻被Lakoff和Johnson称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而在Sperber和Wilson看来，我们赖以生存的可能不是隐喻而是关联。

不过Sperber和Wilson尚未对如何运用关联理论阐释隐喻作详细探讨，因此关联理论的隐喻观还有待进一步拓展。

此外，徐章宏简述了关联理论的风格观，它是整个言语交际理论的重要基础，它对人们理解语言使用中两种维度——解释性和描述性，以及语言使用中直义和隐喻义的生成-理解机制等具有重要意义，他还讨论了语言结构形成的认知成因以及同语用效果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对预设效果和诗意效果的讨论，展示了关联理论的又一解释力。

在大会发言中，复旦大学的熊学亮教授还生动有趣地借助关联理论框架对言语交际中的‘撒谎’现象进行了认知-语用分析。

此外，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钱冠连教授根据认知模块的选择与淘汰对汉语中类似‘我吃勺子，你吃筷子’等看似‘荒谬’的句子进行了语用解读，很有启发意义。

3．2．2翻译问题

翻译是受关联理论影响最大的学科之一，很多学者都对此进行过探讨，例如Gutt（1989，1991）认为，翻译是一种言语交际行为，是与大脑机制密切联系的推理过程，它不仅涉及语码，更重要的是根据动态的语境进行动态的推理，而推理所依据的就是关联性。

作为交际的翻译，在原语的理解和翻译过程中人们对语码的选择所依赖的也是关联性。

Gutt认为，关联性就是制约翻译的基本原则，翻译的成功与否在于，原交际者的目的和读者/听者的要求在认知环境方面与原文相似。

翻译是本次讨论会中关联理论应用所涉及的一个主要方面，在发言中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赵彦春博士论证了关联理论和翻译之间的兼容性，前者能够从本体论意义上解释后者这一复杂的语码转移现象，认为关联性在语码转移过程中可以决定译文信息和形式等相关因素的取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缺省是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这一方面归因于人类认知处理方面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归因于语言文化本身的特异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归因于交际的最佳关联性。

最后他认为，鉴于翻译行为动态的认知关联性特征，关联理论对翻译现象有着迄今为止最强的解释力。

此外，博士生李占喜在大会发言中根据关联理论和关联翻译理论的理论框架，提出了‘关联域’这一概念，以文化的本体论特征为参照系，讨论了互文性翻译在文化层面上出现的信息意图或交际意图的文化亏损，并认为在翻译互文性文本时译者必须对原语互文性文本作出语境假设，寻找最佳关联，即抓住互文性文本的社会意义或文化内涵，他试图在把互文性文本所承载的文化的本体论特征引入“关联翻译理论”的译学思路。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系研究生王建国根据关联理论的交际观，提出了意图翻译论，认为翻译过程包含以下两个交际过程：

（1）原作者与意向读者/译者之间的交际；

（2）译者和意向译语读者之间的交际。

在这两个交际过程中，由于产生于人们大脑中的意义具有不稳定性和动态性，且译者不可能参照自己大脑中所生成的意义，意义不存在可全部保留的可能性，这决定了翻译不能以意义为准绳，意图则是译者翻译时的参照物，从而论证了翻译是翻译意图的观点。

这引起了与会者代表们的很大兴趣，并展开了一定的论辩。

随后，博士生莫爱屏在发言中讨论了关联理论对口译的启示，包括口译的特点及其文化缺损等问题。

最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系的冯之林教授根据自己多年的翻译教学和翻译实践经验，结合语码模式和关联理论的明示-推理模式，专门就翻译中词义的确定问题发表了颇具启发性的见解。

代表们在讨论翻译时都认为，关联理论引入翻译研究，对翻译理论和实践都具有指导意义。

当然关联理论不是为翻译而设计的，它不可能解释翻译中的一切现象，这一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关联理论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指导性意义，同时还需要辨证地认识该理论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在关联理论的应用方面，也有学者指出目前的研究还是缺乏深度和广度，而且分析过程也显得过于程式化。

3．特点与启示

 此次研讨会具有这样的特点：

（1）会议集结了国内一批有造诣的青年学者，虽然我们邀请的正式代表只有40人左右，但其中博士17人，博士生7人，博士生导师6人。

可以说他们肩负着我国语言学研究的重任，并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我国语言学研究的未来。

（2）学术气氛浓厚、和谐、自由，不同观点并存。

代表们从不同方面对关联理论的理论目标、基本框架、基本概念以及应用价值等展开了讨论，有正面的肯定，也有反面的批评。

这反映了一种健康的学术精神。

（3）学者们已经不再满足于介绍国外权威理论，不但对其中的某些观点进行质疑，提出独特见解，在应用方面也不再是生搬硬套。

（4）讨论的问题集中、深入，无论是发言还是提问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体现出较高水平，而且意见交流充分。

这体现了举办学术研讨会的真正意义。

本次会议是一次专题性讨论会，会议结束时代表们的看法十分一致：

认为应该多举办全国性的、某一领域内的专题性讨论会，少举办议题广而杂、空而泛、有名无实的研讨会，这样才可能体现学术研讨会的真正价值，才可能实实在在地推动我国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这是本次专题讨论会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值得推广与借鉴。

参考文献

Carston,Robyn&SeijiUchida.1997.RelevanceTheory:

ApplicationsandImplications[C].JohnBenjamins.

Clark,William.1991.Relevancetheoryandthesemanticsofnon-declarativesentences[D].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CollegeLondon.

Escandell-Vidal,Victoria.1996.“Towardsacognitiveapproachtopoliteness”[J].LanguageSciencesVol18,Nos3-4:

629-650.

Escandell-Vidal,Victoria.1998.“Politeness:

Arelevantissueforrelevancetheory?

”[J].RevistaAlicantinadeEstudiosInglesses11:

45-57.

Grundy,Peter.2000.DoingPragmatics[M].OxfordUniversityPress.

Gutt,Ersnst-Agust.1989.“Translationandrelevance”[A].UCLWorkingPapersinLinguistics1.

Gutt,Ersnst-Agust.1991.TranslationandRelevance:

CognitionandContext[M].Oxford:

BasilBlackwell.

HuangYan.2001.“Reflectionsontheoreticalpragmatics”[J].《外国语》，第1期。

Jary,Mark.1998.“Isrelevancetheoryasocial?

”[J].RevistaAlicantinadeEstudiosIngleses18:

157-169.

Levinson,S.C.1989.“AreviewofRelevance”[J].JournalofPragmatics25:

455-72.

Marm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