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立法和理论的若干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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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立法和理论的若干问题
民法立法和理论的若干问题
来源：
中国法学网作者：
梁慧星日期：
2013年12月18日浏览：
315
梁老师：
谢谢同学们、老师们，很高兴第一次来到北理工良乡校区。
今天的讲座，付俊伟老师和我商量采取什么形式呢？
主要是交流式的、对话式的形式。
同学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问，这个提问范围，可以绕着民法的立法、理论、实务、学习都可以，我知道的我会现场回答，还可以现场讨论。
付俊伟老师提了几个问题，所以我把他提的几个问题先讲一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先准备着。
这大概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先把他提的问题做个交代，然后我们互动交流。
一、关于民法典的制定
付俊伟老师首先提到了一个关于民法典的问题。
关于制定民法典的问题，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
同学们是否注意到，最近网上报导的民法学界召开的一些学术会议。
其中有人就提到现在中央提出了实现中国梦，那我们民法学界提出制定中国民法典的梦，制定中国民法典的这个梦。
如果中国不能制定一部现代化的民法典，那中国梦也不可能实现。
要是仔细研究的话，其实有这样一个道理。
但是民法典的这个题目比较大，我先做简单的交代。
我们中国的民法典的制定，在历史上有好几次，同学们在教科书上可以看到。
改革开放后民法典的起草，要算第三次起草民法典，是1979年启动的。
改革开放要发展经济，当时叫做商品经济，把国家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因此民法受到重视。
所以，1979年，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成立民法起草小组，开始起草民法典。
民法起草工作进行到1982年的时候，已经草拟了第四个草案，称为民法草案第四稿。
当时的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同志就注意到一个问题：
"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关系都在变动当中，怎么可能一下子制定一部完整的民法典呢？
"他提出一个重要问题。
因此，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同志决定，暂停民法典的起草，改为先制定民事单行法，什么领域、什么样的关系比较成熟，就先制定这个领域的法律，叫做民事单行法。
等到将来条件具备的时候，再制定民法典，编纂民法典。
所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次民法典的起草，到了1982年的时候，民法典起草工作暂停，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民法起草小组解散，改为制定民事单行法。
这就是后来的三个合同法--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还有继承法，还包括婚姻法。
改为分别制定单行法之后，到1985年又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民事生活领域中的共同制度和基本制度，例如民事主体、法人、法律行为、时效、代理等，这些制度不可能由单行法分别规定。
因此，到了1985年的时候，立法机关决定制定民事法律中的最基本的法律制度、法律规则，这些制度通常应该规定在民法典的总则部分。
于是开始民法通则的起草。
民法通则于1986年颁布，规定民法基本原则、民事主体、法律行为，规定代理、时效、期间期日等属于民法典总则的内容，还规定了一些属于民法典分则的内容，如所有权、债权、民事责任等。
民法通则制定后，仍然沿着制定单行法的道路继续前进。
但是，马上又发生一个问题，在我们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候，先后制定了三个合同法，形成合同法的三足鼎立局面，显然不利于建立一个市场经济的完整的法律体系。
三个合同法的起草单位不一样，起草的时间不一样，以致于基本原则、基本制度、价值取向都不一致。
中国要发展现代化的市场经济，要求建立统一的大市场、建立统一的法律制度，首先要统一市场交易规则即合同法。
于是在90年代初，提出了三个合同法的统一的问题。
三个合同法的统一，即制定统一合同法，在19九十三年提上日程，于1999年通过。
合同法的统一提上日程的时候，当时的立法机关注意到了，发展市场经济要求建立现代担保制度。
这就是担保法的制定，在统一合同法完成之前，制定了担保法。
除了这个合同法的统一、担保法的制定之外，还有物权的问题呢？
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
这些个问题怎么办呢？
当时立法机关在决定起草统一合同法、担保法的时候，已经考虑到要制定物权法。
就是沿着1982年决定的分别制定单行法的这个思路，统一合同法的制定、担保法的制定、物权法的制定都列入日程，沿着分别制定单行法的思路往前进。
到了1999年，统一合同法颁布，紧接着就应该是物权法。
当时已经开始准备物权法的草案。
当时预想物权法在2003年通过。
但这个时候中国发生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加入世贸组织。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加入世贸组织的文件中就有一条，要求完善国内法律制度。
当时的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是李鹏同志，李鹏同志受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要求完善国内法律制度的刺激，就提出一个问题：
尽快制定民法典。
这样就又把民法典的制定提上了日程。
这就是在2002年1月，李鹏委员长决定尽快颁布民法典，民事立法由分别制定民事单行法，重新回到制定民法典的道路上来。
2002年1月，立法机关采取分别委托学者起草的办法，在2002年中，分别提出各编的草案，由法工委编成民法典草案，经过9月的民法专家讨论会讨论修改，形成正式法律案，在2002年12月提到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第一次审议。
2002年是九届全国人大最后一年，全国人大面临换届，第九届要结束，李鹏委员长并没有要求民法典马上要通过，他说的是加快民法典的起草，在九届人大的任内完成民法典草案起草，并且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一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于2002年12月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之后，在新闻媒体公布征求意见，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征求意见稿》。
我们现在的教科书，我们学者讨论，说到民法典制定，提到的就是这个草案。
按照当时的考虑，全国人大换届后，就是第十届全国人大，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应当继续进行第二次审议、第三次审议，直至最后提交全国人大大会通过民法典。
但是，到2003年6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讨论民法典问题的时候，突然注意到一个重大的、过去没有想到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一部一千多条的法律草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难于审议。
因为我们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两个月开一次，每一次会议的时间是一周或是稍多一点。
而一周的会议时间，全国人大常委一百五十多人，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包括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常委，进行分组审议。
且不说每次常委会会议还有许多别的法律案、决定案要审议，仅一周的时间要审议一千多个条文，这就是很大的难题。
更何况民法草案上的这些法律制度、这些法律概念，对常委们都是陌生的，要弄懂就不容易，怎么可能在一周会议时间的常委会会议上审议完成？
这是过去没有注意到的问题。
于是，2003年6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
再次回到分别制定单行法的道路。
又把审议一次的民法典草案搁置下来，还是回到原来分别制定单行法的那条道路。
按照决定，先制定物权法，物权法制定了以后再制定侵权法，再制定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什么时候制定民法典，则到这些民事单行法制定后再说。
所以，2003年停止民法典草案的审议，又回到了制定单行法的道路。
2003年，物权法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草案，当时设想用不了多长时间即可完成，没有料到2005年发生了所谓物权法违宪的意识形态争论。
中国思想界在2004年开始了左派右派的争论。
2005年，因为物权法草案的公布征求意见，反对改革的人马上就把物权法草案作为突破口，抨击物权法草案违宪，照抄资产阶级的法律等等。
进一步提出，物权法是保护富人的利益。
物权法是保护富人的利益还是穷人的利益？
很多人认为物权法是保护富人的利益，因为穷人哪有什么财产可以保护呢？
还进一步提出所谓"清算原罪"的口号。
所谓"清算原罪"，就是清算先富起来的人的"原罪"。
先清算原罪，然后才能讨论制定物权法和保护私有财产问题。
当时中国社会围绕着物权法发生意识形态的争论，这个争论推迟了物权法的出台。
这个争论事关重大，从2005年秋开始争论，最后一直到2007年，物权法才获得通过。
物权法经过七次审议最终获得通过，在中国开创了先例。
最后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门讨论物权法草案，就几个重大争论问题作出决定。
即，物权法要不要坚持平等保护的原则？
物权法是不是违宪？
物权法制定之前需不需要清算所谓"原罪"？
最后常委会对这几个问题作出了决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对各种市场主体平等保护，对公有财产、私有财产平等保护，物权法一定要坚持平等保护原则。
所谓"清算原罪"是错误的。
我们的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常委会讨论分析说,这些先富起来的企业家、先富起来的人，他们绝大多数是勤劳致富、合法致富，即使少数人有违法行为，对违法行为的制裁，要遵循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绝对不应该采用所谓"清算原罪"的运动方式来处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这些重大争论问题作出决定，为物权法的颁布铺平了道路，并且采取各种措施保障物权法的通过。
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做了很多工作，把物权法草案发到各省市，各个省市组织全国人大代表预先学习，人大常委会派一些干部下去进行讲解，目的是要保障物权法草案的通过。
当时为了反对物权法，社会上左的势力组织了几千人的签名，搞所谓"上书"，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段，最后没有能够成功，没有能够阻挡物权法的通过。
所以说物权法的颁布，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
物权法在2007年颁布以后，紧接着就是侵权责任法，侵权责任法于2009年通过。
二、侵权责任法何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说到侵权责任法，付俊伟老师提的问题当中有一个说侵权责任法是基本法，为什么在人大常委会通过？
这就说到我们的立法体制，涉及我们的立法法。
按照立法法的规定，基本法应该由全国人大大会通过，基本法以外的法律，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立法法是这样规定的。
因此，侵权责任法在审议的过程中，有好些学者、常委也提出这个问题，按照立法法，侵权责任法应该在全国人大大会通过。
当时提这个问题，虽然立法法上说到基本法和非基本法，但什么是基本法？
以什么为标准？
立法法并没有加以明确。
说到底，什么是基本法，是没有统一划分标准的。
我们说，民法典当然是基本法，那民法典上的每一个部分因此就是基本法吗？
这也不好说。
当时在法律委员会会议上，主任委员胡康生同志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讲到，中国的立法法刚颁布不久，一个日本的法学代表团访问中国、访问全国人大常委会。
日本教授问：
"你们的立法法说到基本法，什么是基本法？
"当时难于回答，实际上什么是基本法，什么不是基本法，没有明确的、公认的标准说。
因此，侵权责任法在常委会通过，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仍然是常委会通过。
这涉及到我们的立法体制，我们过去理解的是全国人大行使立法权，现在看来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立法权。
立法法上虽然有基本法与非基本法的划分，但在实践中难以明确区分，更重要的是实践。
我们的全国人大一年开一次大会，全国人大代表近三千人，开一次大会是十天左右，换届的话是十二天，短的是九天。
十天左右,三千人开会，这样的会议能够审议几个法律案呢？
能够审议几个法律文件呢？
凡是基本法都要全国人大大会审议通过，实在做不到。
我们看到，不仅侵权责任法是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民事诉讼法照样是常委会通过的。
但刑事诉讼法又是全国人大大会通过的，应当说刑事诉讼法是基本法，那民事诉讼法当然也是基本法，那为什么民事诉讼法又是常委会通过呢？
可以说，这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态度，实际上就是一个现实问题，基本法不可能都由全国人大大会通过。
全国人大大会只开十天，三千个代表，讨论不了如此多的法律案。
这里要注意到，我们的全国人大是立法机关，但和国外的议会不一样，别人的议会会议时间长，一开就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人家的议会议员人数少。
我们的议会，即我们的全国人大，开会就十天、九天或者十二天，审议不了多少法律案，更何况还有许许多多重大议案要讨论、要审议。
因此，不得不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大量的法律由常委会审议通过。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死抠概念，不能那么教条，要面对现实。
因此，我们的立法体制就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立法权，与宪法上的规定是一致的。
我们有好多法律是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也有好多法律是全国人大大会通过的，是大会通过还是常委会通过，不影响法律的重要性和位阶。
三、关于下一步的民法立法
现在回到民法典制定问题。
侵权责任法通过以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2010年也通过了。
马上就有一个问题，那我们剩下的民事立法怎么办？
在2011年的年末，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开会的时候，主任委员胡康生，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还有我，我当时是法律委员，我们三个人商量了一下，民事立法下一步怎么办呢？
按照过去的立法计划，合同法通过了、物权法通过了、侵权责任法通过了、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通过了，下一步修改什么法律、制定什么法律？
提出的方案是，紧接着修改继承法。
继承法修改以后呢？
就修改婚姻法和收养法，把婚姻法和收养法合并起来作为一个法律，叫婚姻家庭法。
同学们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可以看到我在2011年、2012年的全国人大大会上提出的议案，就是修改继承法、婚姻家庭法的议案。
不是我自己想象的，是法律委员会有这样的安排。
因此，在2012年，我们看到法工委的同志在民法学界的会议上讲，现在的计划是修改继承法，要求法工委在2012年底之前拿出草案。
当时想，继承法大概一年、两年通过不成问题，因为它毕竟内容比较少，修改的不是太大，想象的是2012年、2013年就可能通过。
然后上婚姻家庭法。
婚姻家庭法可能时间比较长一点，恐怕不能在十二届人大完成，可能要到十三届人大。
婚姻家庭法完成以后呢？
当初设想的是，将现在的民法通则修改为民法总则，作为民法典的总则编颁布。
当时预想的是用10年的时间。
就是从2012年开始，完成继承法的修改、婚姻家庭法的修改、民法总则的颁布，大概要10年的时间。
又想到一个问题，民法总则是单独颁布呢？
还是和民法典一起颁布呢？
这个问题，当时没有考虑。
我自己考虑了一个方案：
在制定民法总则的时候，同时制定一个关于民法典编纂的决定，这个决定上，先规定民法典的结构，民法典包括多少编及其顺序。
然后规定，新通过的民法总则作为第一编，总则编；现行物权法，删去哪几个条文，增加哪几个条文，作为民法典的第二编，物权编；现行合同法，删去哪几个条文，增加哪几个条文，作为民法典的第几编，合同编；侵权责任法也同样，删去哪几个条文，增加哪几个条文，作为民法典的侵权行为编；婚姻家庭法不用说，是按照民法典来制定的，作为民法典的第几编；修改后的继承法，作为民法典第几编。
这样，就在制定民法总则的同时，一并就设计、决定了民法典的体例结构，然后把现在的单行法稍加调整，作为民法典的各编，这就构成了中国民法典。
这样做回避了什么难题呢？
就回避了上面提到的常委会也好人大也好，难于审议一两千个条文的民法典草案的困难。
我们设计、决定一个民法典的结构体例，将现在的民事单行法做一些调整，编排在这个结构体例上，也就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当然我也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年关于民法典的结构、指导思想的论战当中，江平教授提出来的"松散式"、"邦联式"的问题。
我当时主张，中国民法典一定要有严密的逻辑体系。
就为了这个问题争论了好久。
而刚才我设想的这样一个编纂民法典的方案，一看就知道了，是从我的立场向江平教授的立场在让步，有点靠拢了江平老师的立场。
但是，按照我的想法，我们在决定编纂大纲的时候，仍然要遵循一定的逻辑关系，可能不是非常严密，我们把现行的法律加以整合，也大致符合民法典的逻辑关系。
我这个考虑怎么样？
在十年后制定民法总则的时候一并完成民法典编纂，可以回避一个完整的民法典草案一两千条在审议上的困难。
但是，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
就是去年说过修改继承法，法工委的同志说，要求去年年底要拿出草案。
今年继承法的修改没有提了。
今年9月在西南政法大学召开的中国民法研究会的开幕式上，法工委的同志作了一个报告。
就只报告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改情况，没有提继承法的修改问题，也没有提婚姻家庭法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在最后说，现在民事单行法都有了，还有必要制定民法典吗？
是用反问的口气。
民法各个部分都有单行法了，还有必要制定民法典吗？
一下子使整个民法学界感到一片茫然，难道我们中国就不要民法典了？
就不再制定民法典了?
我自己看了网上的简报也很吃惊。
我提出的问题是，中华民族为民法典奋斗100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制定中国民法典，从19五十四年第一次起草开始计算，到现在整整60年，改革开放一开始，1979年就把编纂民法典提到日程上，到现在也30多年，难道现在就一笔购销了？
并且，中国制定民法典，不是哪个人、哪个学者自己的想法，也不仅仅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会做出的决定，是在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和全国人大的正式文件中向世界宣布的，如此重大，事关中华民族的未来、中国人民的幸福，现在可以加上一句，事关中国梦的成败，如此重大的立法决策，怎么能够就这样轻率地一笔勾销！
我可以告诉大家，刚才提到的今年9月在西南政法大学的中国民法研究会会议上，法工委的同志的这个发言，并不代表立法机关的意见。
那民法典究竟还制定不制定呢？
我们看下一步立法机关的立法计划。
今年的立法计划是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一部交叉性的法律。
有的同志说它是经济法，可以分在经济法的一类，但大量的内容是民事法律，讲的消费者合同，比如欺诈行为这些问题，可以说是交叉性的法律，这个法律修改提上日程有其特殊条件，现在这个立法计划已经完成了。
2014年的立法计划，会不会把继承法的修改再提上来，如果明年的立法计划再把继承法提上来的话，那还是又回到修改继承法、修改婚姻家庭法，然后制定民法总则、编纂民法典的这个民事立法方案上来。
关于这个立法的问题就讲到这里。
四、制定民法典的条件是否具备
付俊伟老师提出的问题当中，有一个问题是，中国民法典制定的条件是否成熟。
就是中国民法典制定的时机是否成熟。
这个问题在在1998年的时候，八届全国人大的最后一年。
八届人大主持立法工作的是副委员长王汉斌同志。
在1998年3月，王汉斌副委员长召开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邀请了民法学界的五位学者，江平教授、王家福教授、王保树教授、王利明教授和我，讨论一个问题，中国制定民法典的条件是否具备？
在这个会议上，参加会议的五位学者逐一表态，一致认为，中国制定民法典的条件已经具备。
这些条件是，首先一条，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已经明确，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民法的经济基础。
其次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
第三，中国的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已经造就了一批能够承担民法典起草的人才。
第四，更重要的是中国民法学理论研究的进步，对于发达国家与地区的民事立法经验、对于民法立法和理论发展的潮流，有了大致的掌握。
当然不敢说掌握的很清楚，但对民法发展的潮流、指导思想、价值取向、大趋势，大致掌握。
所谓发达国家和地区，当然是主要的国家。
也就是说，民法理论研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成果，可以为民法典起草提供理论基础。
所以，当时五位民法学者作出这个判断，中国制定民法典的条件已经具备。
对于学者们这个判断，王汉斌副委员长是肯定的。
于是，王汉斌副委员长马上就决定，恢复民法典的起草。
为什么叫恢复民法典的起草呢？
记得当时王汉斌同志做了解释，因为1979年开始民法典的起草，1982年只是民法典起草暂停，改为制定民事单行法，所以1998年王汉斌副委员长决定恢复民法典的起草。
当时不仅决定恢复民法典的起草，并且成立了民法起草工作小组。
王汉斌副委员长决定成立民法起草工作小组，由九位成员组成。
同学们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查一下。
六位民法教授，一位退休法官，二位退休的立法机关干部，共九位学者专家组成民法起草工作小组，任务是起草民法典草案和物权法草案。
民法起草工作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上，讨论制定民法典的步骤：
第一步，通过统一合同法；第二步，制定物权法；第三步，制定民法典。
与前面说到的统一合同法的制定、物权法的制定，衔接起来的。
因此，在整个九届全国人大期间，合同法草案每一次审议前，都由民法起草工作小组对草案进行修改、讨论。
民法起草工作小组讨论了物权法的起草。
怎样设计中国民法典，民法典的方案怎样设计，民法典的结构体例，也在民法起草工作小组的会上进行讨论。
决定委托我起草一个中国民法典的大纲草案。
这个大纲提交给了民法工作小组。
委托我起草了一个物权法草案，委托王利明教授起草了另一部物权法的草案。
民法起草工作小组对合同法的修改、通过，对物权法草案的起草，对民法典的设计做了许多工作。
但是到了人大换届，换到十届人大，民法起草工作小组就销声匿迹了。
这是中国立法当中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八届人大最后一年成立的民法起草工作小组，在九大人届期间正常运转，到十届人大就没有了。
这是回答民法典起草的条件是否具备，顺便谈到民法起草工作小组。
五、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的修订
付俊伟老师提的问题中还有一个问题，梁老师起草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在2002年公布在网上之后，做了哪些修改，体现在哪些方面？
我想趁这个机会把我负责的民法典草案向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负责的这个中国民法典草案是由十多个单位的27位学者起草的，于2002年完成，提交立法机关，并且在网上公布。
2003年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
然后，2004年、2006年先后出版了某些编的草案条文附立法理由。
书名叫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总则编，物权编，继承编，侵权行为编、亲属编、债权总则编都出了。
每一个条文下边有说明、理由、参考的立法例。
唯独缺合同编，因为合同编的条文太多，一直没完成。
2010年对整个草案做了第一次修订。
原来是多少条文呢？
是1924条，2010年修订增加到了1九十四7条。
删掉了15个条文，新增了34个条文，还对50个条文进行了修改。
这次修订改动最大的地方，是在亲属编，增加了子女在家庭中的权利义务一章，增加了成年照顾制度。
什么叫成年照顾制度？
我们社会老龄化在加速，你看，像我都70岁了，老龄者的人数越来越多，中国进入老龄社会，称为银色浪潮。
你到公园去看，全是白头发的老人，所以现在人们在讨论怎么样改变、调整独生子女的政策。
就是担忧将来我们社会全是老年人，年轻人、成年人越来越少。
这个老年人多了之后就会出现一些重要问题，按照自然规律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智力就会慢慢退化，就难以处理他自己的生活、财产这些问题。
到70岁、80岁、或者90岁的时候他已经糊涂了，他的生活谁来料理？
他自己的权利谁来保护？
他的财产怎么处理？
仅靠我们现行继承法规定的遗赠抚养协议能不能解决问题？
所以，2010年的这次修订就专门增加了一节叫"成年人照顾"。
把我们以前民法通则规定的精神病人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的制度（禁治产制度）删除了，另行创设成年人照顾制度。
成年人在他的智力衰退之前订立协议，指定他所信赖的人担任他的照顾人，到他智力衰退难于处理自己的事务的时候，由他指定的照顾人照顾他的生活、管理他的财产。
他在银行里面的存款，他指定的照顾人作为他的法定代理人，有权支取银行的存款，例如购买彩票、买卖股票、出卖房子都必须他的照顾人代理。
还有他的生活照顾，疾病治疗，是否需要住院、是否动手术，是否送进养老院,送哪一个养老院,都需要照顾人同意。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当然参考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
与创设成年照顾制度相应，对自然人的行为能力制度做了调整。
我们过去的行为能力制度分为三级，完全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行为能力人。
民法通则规定，10岁以下，没有行为能力，10岁以上到成年之前是限制行为能力，成年人是完全行为能力。
为了配合成年人照顾制度的创设，把行为能力制度由三级改为两级，成年人当然有完全行为能力，未成年人和成年障碍者是限制行为能力。
成年智力障碍者，包括老年痴呆、智力衰退不能料理自己生活的人，都是限制行为能力人。
把无行为能力取消了。
即使幼儿园的孩子，他拿几毛钱、块把钱到小商店去买个口香糖什么的，难道不卖给他？
小学生需要购买学习用品、买点零食、乘坐公交，等等。
2010年的修订主要是对亲属编和总则编做了修订。
同时2010年做了修订后的全部条文，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
由付俊伟老师和几位年轻学者花很多功夫翻译了这部草案，于2010年的10月在荷兰的莱顿和美国的波士顿同时出版。
然后在国内出版了中文修订版。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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