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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的七个关键词
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的七个关键词
自1960年代末至今，亚裔美国文学研究历经半个世纪的学科积累，多有大学已开设亚美研究所，英文系也设置相应的研究专业，尤其在美国西海岸，亚美研究蔚为风潮。
此领域成就卓著者，以亚裔学者为中坚，每有新概念提出，多能拓展研究局面，引领学科动向。
限于种种客观条件，中国大陆对亚裔及华裔文学的研究明显滞后。
本文大致按照该学科的发展年代，从中提取七个关键词，略加评述，期能对我们的研究有所参照。
一．亚裔美国感性
赵建秀等人在《哎呀》中提出的“亚裔美国感性”（AsianAmericanSensibility）这个概念有其时代背景。
19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兴起，“亚裔美国人”这一称呼于此时诞生，意在促进亚裔的政治团结和文化民族主义，同时也强调生于斯长于斯的亚裔之美国本土性。
为进一步确定亚裔在美国的地位，赵建秀提出“亚裔美国感性”——既非亚洲人又非美国白人，消除亚裔的属性困惑，谴责“双重人格”、亚裔刻板形象、模范弱势族裔、种族主义的爱与恨与某些亚裔作家的自传写作。
在赵及其同仁看来，确定亚裔美国感性是建构亚裔美国文学史的关键——只有清楚什么是亚裔美国感性，才能懂得什么是亚裔美国文学；弄清亚裔美国感性的前提是先勾勒亚裔美国历史；要呈现真实的亚裔美国历史，只有先纠正亚裔的刻板形象。
亚裔美国感性为抵制主流偏见、增强亚裔能见度多有帮助，突显了赵建秀、徐宗雄等人作品中的批判性，的确有别于黄玉雪、谈恩美等畅销于主流读者的写作。
但随着美国移民政策的调整，亚裔人口在美国的变迁，越来越多的批评家对“亚裔美国感性”的排他性和同构型提出质疑，转而提倡一种异质的、离散的亚裔属性。
反对意见之一来自林英敏在《两个世界之间——华裔女作家》指出的华裔文学内在的双文化张力。
林对亚裔的描述是“他们的面部特征显示他们属于亚洲族裔，但在教育、选择和出生上，他们是美国式的”,世界之间即意味两岸之间的悬置的状态，也意味两岸均有据点，华裔作家在两种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另外，金惠经对她早期在《亚裔美国文学：
作品介绍与社会脉络》中认同的同构型予以重新思考：
在1990年代她认为1970年代末寻求某种固定的边界、参数等，是为了明确建立亚美文学这一学科，坚持一种统一的属性似乎是抵挡自己被边缘化唯一有效的方式，但现在认为亚裔美国属性永远不只是种族的属性，而包含多种因素。
二．亚美泛族裔性
提出亚美泛族裔性之前，先应了解泛亚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
19世纪到达美国的亚洲移民并不认为他们是“亚洲人”，甚至也不认为是中国人、菲律宾人等，而是来自亚洲不同国家不同省份的特定地区的人。
每个群体的成员都认为他们在文化和政治上和其它群体截然不同。
当时美国人对这些区别知之甚少，往往将某些超国家超民族的共同特征看成是亚洲各民族的共性。
限制亚洲移民的排外法案和移民限额，确实建立在将亚洲人建构为同质同种的种族主义预谋上。
美国白人通常将所有的亚洲人混为一谈，而早期亚洲移民竭力保持各自的独立。
直到1960年代亚美运动兴起，泛亚意识开始出现。
为了建立政治联盟，亚裔大学生宣告了他们共同的命运——亚洲群体在美国拥有相似的经历和遭遇。
换而言之，最早由美国白人强加的泛亚概念，当亚裔后代为了大规模的动员亚裔同胞，变成了骄傲的资本与团结的口号。
YenLeEspiritu因而将研究重点放在“亚美泛族裔性”上。
泛族裔性的“泛”主要以宏大名族主义为特征，泛亚运动即超越民族主义，迈向超级民族形式的运动。
以扩张为焦点，泛亚运动指由几个不同种族起源的民族共同形成的政治-文化整体。
但是在什么情况下，在何种程度上，不同族裔的人会走到一起，形成规模更大的新兴族裔群体？
亚裔各个族裔如何求同存异，采取一种共同的属性？
大多数族裔研究都集中在族裔边界和相互冲突，而泛族裔性的研究则侧重于新的族裔边界与相互合作的诞生过程。
因此，我们要注意现代社会持久存在的族裔问题和不断变化的族裔边界。
更重要的是，“泛族裔性”这一现象突显族裔的变化，让我们看到建构、维持族裔性的内部文化因素的同时，重新判断族裔性的外部结构的重要性。
三．文本联盟
尽管亚裔异质性的探讨持续升温，但文化民族主义并未式微，反而呈现多样化的形式，其中以“文化联盟”最受瞩目。
亚裔为了争取更多的民主权利，各族裔在文化上要保持特色，但政治上却要同舟共济。
鉴于此，黄秀玲在《从需要到奢华》一书中提出“文本联盟”，试图打通亚裔各族裔的文学，提炼共同的文学母题，找寻一种亚美文学的历史连贯感，比如饮食、迁徙、工作、艺术等。
“文本联盟”为凝聚弱势族裔文学，在美国文学中找寻一己席位打通出路，但弱化族裔特性的方法学却也难免自身预设的局限:
亚裔美国人并非铁板一块，黄的亚美文本联盟模拟亚美政治联盟，模糊各种族在语言、历史、文化上的差异，遮蔽亚美内部的等级差别，而体系庞大的母题抽样与意象对比，更使研究者难以自各种族独特的本土视角进行个别切入。
JachinsonChan根据“文本联盟”的理念，全面开展对华裔男性气质的研究。
Chan认为黄秀玲提出“文本联盟”，认同用整体的眼光考察亚裔美国文学的政治需要，以此作为亚裔美国文学传统的一部份。
黄的目标是要建立亚裔美国文学传统，Chan意图拓展文本联盟的概念，将电影和连环画也纳入其中，即从文学文本联盟到文化文本联盟。
其局限在于无法涵盖电影研究、文学研究等学科各自独特的学科特色；但其优点在于，由于Chan更感兴趣的是各种媒体如何共同参与男性气质的话语建构，那么跨媒体造成的断裂中浮现的主题的联系（华裔男性气质）就更行突出。
此外，《从需要到奢华》中的“需要”与“奢华”这一对概念，也为后来的研究树立了一种角度，是存在与行动互为参照的两种模式，前者承受生存的压力而思想保守，后者满怀自由的憧憬，向往感情的宣泄与艺术的自为。
四．唐人街
唐人街书写无疑是华裔文学在族裔与空间上的交汇点。
《故乡唐人街》以奥克兰的华人小区为例，论述详细，史料丰富，追述唐人街从无到有的过程，是研究唐人街历史的佳作。
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唐人街重组回忆，具象乡愁，不仅落实西方读者的异国情调，而且驱使华裔作家谋篇布局的叙述动力。
更甚者，假如延续赵健秀对华裔作家的“真伪之辨”，在如何借用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判断标准之外，如何以文学再现唐人街应是另一块试金石。
就土生土长的华裔作家而言，本真的中国并不存在，想象可说是他们感知中国为数甚少的途径之一，而在白人文化围堵下的唐人街几乎成为他们唯一可身临其境的已然异化的中国，唐人街里的同一对象，应因不同的眼光而产生相异的解读，因此在唐人街的书写中，是对东方主义保持警醒，还是不知不觉间自我东方主义化，的确费劲思量。
笔者认为此领域的研究代表作是黄秀玲的文章《族裔主题、族裔符号及复原再现之困难：
部分华裔文学中的唐人街》，黄参考DavidPalumbo-Liu的“偷窃符号”的概念，说明每位立志要再现唐人街的华裔作家，无论是否为出版而写作，他们越是积极使用各种文化符号，反而越是营造出一种异国文化大观。
反之，若淡化处理，所谓复原的再现又从何谈起？
讲述单身汉社会时代的唐人街，参考维克多的《美国唐人街纪实研究》和朱路易的小说《吃一碗茶》；表现唐人街里的异族罗曼史，如水仙花的小说《一位白人妇女嫁给一位华人》；从性别的角度叙述唐人街有杨碧芳的《旧金山华人女性纪实》对华人女性的移民历史研究，SuchengChan在《排华与美国华人小区》中对排斥华人女性历史的研究。
五．自传
以数量之多，历史之久，自传堪称亚裔文学的第一大文类。
但与西方白人男性经典自传相比，如何定义亚裔自传历来争议不休，以汤亭亭的《女勇士》为例，从初版到再版，文类一直难以界定，这既受出版商的利益驱动，也难脱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钳制，亦与少数族裔作家的写作策略与身份认同不无关系。
潘令昌的文章“自下而上的世界主义政治：
自传与水仙花的‘一位欧亚混血儿之心灵书简’中的集体身份”,指出美国弱势族裔的自传与白人的传统自传的一大差别在于，前者将个性融入共性，将个人归于集体，以个体的视角表达群体的声音，白人自传透露的精英意识与优越感几乎无迹可寻。
水仙花的自传开华裔自传之先河，以极具个性的风格，无形中将身份的标准概念复杂化，藉以质疑传统自传的形式与主体性。
“书简”截取水仙花人生的几个片段，所呈现的断断续续、碎片式的身份，及随处可见的属性的不确定性，按西方传统自传的标准看来，是文明程度不高的产物。
潘认为水仙花在自传里达成的身份认同，更多的建立在身份建构的社会机器上，而非个体的自我意识上。
深层原因在于，华裔所处的敌对的社会环境与反华的意识形态，让水仙花在自传写作中，无法获得西方传统自传中内在主体的有利位置。
VietThanhNguyen从“自传和人种志”结合的角度研究水仙花的自传，所持观点与潘基本相同——叙述简洁，结构松散，聚焦生平几个有关族裔与性别的重要时刻，以片段化、非线性的方式，创造华裔独特的自传模式。
西方经典自传与人种志以互补的方式巩固了欧洲帝国历史的叙述话语，前者建构自我，后者建构他者，而水仙花的自传一面要抵抗西方经典自传中的男性性别优势，一面要颠覆西方人种志凝视他者的眼光，双重压抑下的华裔女性自传预示今后华裔弱势族裔写作对权威、再现、客观、主观等议题的关切，并将采取何种书写策略。
RocioG.Davis的文章“文本中的自我与文本即自我：
亚美自传策略”,意识到弱势族裔自传在廿世纪已成为多维度的自我铭刻形式，当亚裔作家在美学层面上探讨“主体性的位置”，生命书写愈发带有实验性质。
将多种形式技巧结合主体性、自我再现与意义生成的复杂关系网，挑战传统自传的边界，且以演化的主体性挑战文本的权威性，兼及个体与群体话语间的张力。
作者重点考察自传式短篇章回小说,揭示主体身份是多样的，叙述的混乱折射出意义的增殖繁衍，借由废除西方经典自传身份建构的基础，打消读者僵化主角身份的念头。
碎片化的叙述超越逻辑锁链，以极端主观的形式重新组合，发掘新的内涵。
六．饮食
最早系统研究该课题的著作乃黄秀玲的《阅读亚裔美国文学：
从需要到奢华》，此书的第一章“大食者、谗嘴之人、食物卖淫者、食物色情小说家和炸油炸圈饼的人”，细读亚裔文学中对各种食物的描写，将食物解读为与社会、文化、经济、宗教等共生的表意系统，提醒我们食物不仅是历史与文化语境的产物，同时也反作用于历史与文化语境。
换言之，当食物成为权力的象征，美学的实践，社群的仪式，意识形态或身份认同的诉求，食物不再只是一种锦上添花的修辞，无法自外于文本的建构与解读，食物也就对文本结构起到了逻辑推动的作用。
饮食习惯对身份认同至关重要，潜移默化的功能在童年期尤为明显。
AliciaOtano的文章“李健孙《支那崽》中的食物和跨文化属性”，探讨食物与跨文化身份的关系。
WenyingXu《吃的属性》是迄今研究该课题最深入全面的专著，饮食与文学的关系在此得到多层面的解读。
饮食如何影响食物研究在心理学与本体论上的形成，揭示食物、烹饪和吃的方式如何因应种族、性别、阶级、离散而塑造亚裔的身份认同。
Xu用“吃的属性”扩充了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将“饮食”纳入想象之中。
Xu选取了四位华裔作家为对象。
比如对赵健秀而言，食物的选择对男子气概的形成关系莫大，种族和性别相辅相成，沉湎于烹饪、暴力、胃口与性态的辨证关系，赵急于为被白人社会阉割的亚洲男性重振雄风，然物极必反，赵与白人霸权对男性气质的塑造殊途同归。
乐刚的《乞求的嘴》将华裔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合而观之，用“香蕉、猴脑、谶语饼”三种食物，说明因立场、代沟、种族的差异而产生的误读。
用《华女阿五》中的饥饿自我探讨华裔要素的生成。
饥饿不仅需要填饱，饥饿亦刺激了书写的欲望。
乐刚将《华女阿五》置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脉络中研究。
乐刚的比较视野为解读华裔文学指出了新路，然而过多强调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参考资源，使他在分析华裔文学容易脱离美国语境。
七．离散
离散是移民的必然状态。
Sheng-meiMa的《亚美与亚裔离散文学中的移民主体》比较亚裔英文文学与华文文学中的移民形象。
第一章“再现亚裔他者”，指出早年移民的声音在文学再现中多由他们的后代翻译、转述，由此他们本真的声音消失了。
第二代华裔对母亲的描述不脱东方主义和性别歧视的老套，很难跳脱西方对他者的概念，也受限于亚美作家在美国文学市场中经多方协调后才找到的位置。
相比之下，在亚美华文文学中，由于移民漂泊异域，而多数患上精神分裂症。
第二章节“色情描写中的移民主体”，探讨弱势男性移民主体如何在与异族的异性恋情中建构。
第三章节“移民的自我再现”，解读李安的电影，并挖掘从前多被忽视的亚裔学生的口述史。
DavidL.Eng的文章“此来彼往：
亚美研究中的酷儿与离散”探讨亚裔酷儿与离散的关系，颇有见地，阐发离散在酷儿身上所繁衍的新的意义。
如果从前亚美文化民族主义的建立，围绕异性恋与家国之内的共生关系而展开，那么如今再思亚美研究中家与国的多重建构，则难以回避酷儿与离散的辨证关系。
离散者身在异邦（自我认可或不认可），回望故国（文化的或地理的），秉持两种经验，传承双重文化，必然要改变观念，重建立场。
职是，生成一种独特的美学观——“迂回的诗学”，正是BenziZhang在《北美亚裔离散诗歌》论述的重点。
离散的命名远非一种简单的种族描述，而是摆脱单一民族国家的限制，暗示了经由一条迂回的方式到达未曾探访的领域。
无论是比喻还是实践，迂回的诗学都可以超越理解的局限，扫清思考的障碍，在错综复杂的离散迷宫里用间接的方式探究诗歌的种种幽微面向。
“迂回的诗学”也许不甚新鲜，但作者提出的几种观点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最后的结论方才立得住脚，论证的本身也显现一种迂回的美学。
李贵苍着 彭志恒译汕头大学文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华文文学》
摘 要：
本文简略陈述了华裔美国人文化身份问题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概述了就这一问题所进行的学术探讨的整个过程。
通过对不同观点和主张的简单介绍，着力强调了文化身份问题的重要性；文化身份的问题，既是一个关于华裔美国人社会政治处境的问题，从全球化的角度讲，也是一个富有生存论意味的问题。
关键词：
华裔美国人；文化身份；亚裔文学；文化传统；族性；种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
I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_0677（2003）3_0014_06
近二十年来，应和铸造“华人的美国身份”（ChineseAmericanness）的普遍吁求，关于华裔美国人文化身份（ChineseAmericanidentity）的探讨和研究越来越多，可谓与日俱增；事实上，这也是美国华裔文学建设工程的一部分。
这期间，有关文化身份的讨论、描述、构建等不论是在华裔文学创作方面，还是在相关的批评领域，都受到了学术界和文学界的普遍关注。
文化身份的表述成了创作和批评关注的焦点，因而也成了华裔、亚裔文学界以及学术界无休无止的争论的焦点了。
近二十多年间，在文化身份的问题上，文学作品本身充满了或显在或隐含的描写和暗示，这种情形覆盖了各种体裁的文学写作乃至各类文章。
金惠经（ElaineKim）是这个领域的一位先行者，她曾对美国亚裔文学进行了广泛的批评与研究，并提出这种写作是亚裔族探问自身文化身份的有效途径的观点。
金惠经于1982年出版了她的力破坚冰的著作《亚裔文学写作及其社会关系导论》。
由于她的影响，评论界开始以持续不断的热情积极介入华裔美国人文化身份的探讨与争鸣。
尽管她的书大部分内容探讨的都是美国华裔的文学写作，金惠经还是按照当时多数人的习惯采用了“亚裔美国文学”（AsianAmericanLiterature）这个术语；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所谓亚裔美国文学主要是指华人、日本人、朝鲜人写的作品，而“亚裔美国人”当时主要指美国的华人与日本人。
这与现今的情况是不同的。
现在人们更倾向于“华裔美国人”（ChineseAmerican）的称法，因为，正如DavidLeiweiLi在他的《美国华裔传统的历史收成：
置换美国东方主义话语》中所说的：
“‘亚裔美国人’的称法，其模糊性品格在1960年代固然加强了社会政治的一体性，同时也削弱了各亚裔族自身的民族文化特性”［1］（p319）。
这也就是说，对一个族群的称法越是明晰具体，就越容易了解这个族群的文化身份。
在这里，如果不是因为不可避免的混淆的话，我们会尽量使用更具特殊意味、其含义也更加确定的称法——华裔美国人，而不用通常的说法“亚裔美国人”（AsianAmerican）。
再者，随着文化多元论以及差异论观念的逐渐走入市民社会，在主流文化建设中曾被忽略的亚裔及地方性少数族群20年来也开始出现寻求特殊形式的文化联盟的呼声（Cheung,Re_viewing3）［2］（p1_36）。
学术界对这种呼声也做出了积极反应，这在LisaLowe、ShirleyLim以及小圣胡安（ESanJuanJr.）等评论家的作品里可以看得很明显。
他们热情地吁请人们在评论美国亚裔文学时重视异质性、多样性、文化间际性（heterogeneity，multiplicity，hybridity）等观念及相关研究。
需注意的是，强调着重族群文化背景的文学研究并不意味着亚裔美国人这一短语已经过时或其社会政治意蕴全被淘空。
相反，各族裔间文化聚合作用以及趋同作用的重要性正好构成了通常所要求的普遍一致性，大部分亚裔创作及批评均能说明这一点。
总的说来，在这一点上美国华裔文学并不例外。
它的小说、诗歌、戏剧等在书写美籍华人文化身份方面总是按照清晰的、富有社会政治意味的计划进行的。
这种情形与这样的普遍看法是一致的：
文化身份理论从来都是社会政治的角斗场。
黄秀玲女士十分重视亚裔美国人在政治上的团结和在各自文化背景上的相互尊重，以上见解贯穿于她的所有作品。
1990年，人口普查局采用了一款新表格，新设计的表格允许亚裔美国人在“亚洲及太平洋岛民”条目下以含义更加确定的词语填写自己的民族文化背景。
官方的这一举措遭到了亚裔团体的普遍反对。
在她的《解读美国亚裔文学：
从拮据到奢侈》中，黄秀玲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讨论。
按照她的观点，文化背景不同的亚裔团体必须在政治上“保持团结以维护各自不同的利益”［3］。
这是因为，一旦作家们——尤其是少数族裔作家——过于热烈地追寻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并为各自族群的自身利益而抗争，其结果便是，用萨伊德的话说，“将引发主流种族主义文化的反拨；这种文化是有着顽固而经久的霸权主义底蕴的”。
正如黄秀玲所表明的，为了摆脱少数族裔被漠视的普遍社会现实，亚裔美国人必须在政治上团结一致，同时在文化上，又要保持各自的族性文化区别与特色。
因此，在这里，我们将在政治学意义上使用“亚裔美国人”这一术语。
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以及相关批评中无所不在的关于华人文化身份的书写其意义是普遍的，即便是社会学抑或历史学研究也都在文化身份的问题上做出了反应。
作为一种必然过程，华裔乃至亚裔创作对于文化身份问题的兴趣溢出了文学领地，从社会学调查到史学阐述，从宗教视阈到国际政治关系，其对社会生活的渗透是普遍的。
不仅如此，随着后殖民主义研究以及文化多元论的兴起，批评家们也从这两种角度阐释这种“蔓延”现象。
由于人们在认识论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各种观念相互冲突，有关华裔美国人文化身份的论争趋于白热化，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在美国亚裔文学这块地盘上，作家和批评家唇枪舌剑、竞相宣讲各自立场与观点，而焦点只有一个，就是在不离弃其族性文化传统的前提下，作为一个华裔美国人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做一个华裔美国人。
鉴于过去三十年来，关于华裔美国人文化身份的理论不断演进并壮大，我们在这里将主要评述三种相关而在某种程度上又彼此对抗的理论视角，以使这个貌似漫不经心的发展历程得到梳理；当然，我们不会面面俱到地谈论这一问题上的所有理论立场与方法。
这三种理论视角，即生民视角（theNativePerspective）、民族视角（theNationalPerspective）、全球视角（theDiasporic/Global），在华裔美国人当中是最具代表性的。
三种视角见于文学叙事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学术及社会理论写作。
我们将另文探讨这三种理论视角与华裔族性紧密相关的——历史、文化语境与华人文化身份构建的关系和意义。
华裔美国人文学文化身份的前期书写回顾
从时间上讲，在美国亚裔文学领域直接探讨这一问题的第一位批评家当是金惠经。
在《解读美国亚裔文学》（Lim和Ling编）的前言中，她说道：
为反抗这种“否定”（对亚裔美国人的漠视和对美国亚裔文学的排斥），许多亚裔美国人试图为自己寻找另一种“身份”以替换主流文化准认的身份，即不同于白人种族的劣等族裔；当然，也很难说这是什么选择，因为原来被漠视与排斥的情况并未因此而改变。
［3］
随着民权运动在美国出现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种族以及族性文化背景自我意识的普遍觉醒，金惠经把这种思潮（觉醒）与上世纪60年代末出现的美国亚裔文学联系了起来，并认为这种文学——由于其描述了文学表现与种族歧视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是“各种族表达政治意向”（politicizationofrace）的必要且重要的方式。
从这个角度看，文学确是实现本族政治目标的一种有效途径，而所谓政治目标则是，驳斥将东西方世界二分的二元论，批驳旨在美化西方世界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自我优越感的东方主义文化实践，并以此来寻求某种“替换身份”（alternativeidentity）。
金惠经认为亚裔美国人——特别是华裔美国人以及日裔美国人——的“抗争”及其寻求某种替换身份的行动，是与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于亚裔社区的极为关键的自我形象意识以及自我决定意识的觉醒密不可分的。
她把这种觉醒看作挑战美国种族社会主导性文化现实中东方主义老教条的策略，看作对美国亚裔文学如何阐释美国亚裔社会历史进程的重要倾向。
从社会历史的立场出发，金惠经把美国亚裔文学定义为对“亚裔美国人自我意识以及自我形象”的卓有成效的建设。
她提醒到，对亚裔美国人的族性文化背景重新进行文学表现已经成了当务之急，因为，实际情况是亚裔美国人的当下身份与其被主导性文化实践给予的文化身份是根本不协调的，同时也因为被给予的文化身份是被主流文化实践强加的东西。
亚裔美国人面对被强加的文化身份，如同让他们选择投降地点，其结果仍然是屈辱。
换言之，美国亚裔文学在文化身份问题上的初始阶段的族性书写是必然的，是对有着种族及文化歧视的社会机制的反应与暴露，是渴望重新定义亚裔自身、寻求政治一体性的某种约言。
文学创作于是被看成了推动由多数亚裔团体加盟以引起广泛注意的、文化自救运动（self_empowerment）的有力武器了。
不仅如此，金惠经也认为，对于亚裔美国人力免亚裔社会边缘化而建设某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努力而言，寻求替换身份也是重要一环。
在《亚裔美国亚裔学》的前言中，她视亚裔文学的出现为建设“亚裔自我意识及自我形象”的努力。
她似乎在表达这样的意见：
少数族亚裔群体打破沉寂，述说自身令人同情的边缘化生存现实，是追问“我是谁”的先决条件。
对于金惠经以及其它许多论者如赵健秀（FrankChin）、黄忠雄（ShawnWong）、RobertLee、DavidLeiweiLi等来说，通过重新阐释文化差异从而着力强调先在的族性身份（racialidentity）是避免被边缘化的有效手段。
尽管她的立场并未得到正面回应，但受她的影响，在华裔文学创作及批评前期书写体现的文化身份的问题上，许多论者都表明了自己的意见。
与金惠经的视角有所不同但又不无关联，对于在华裔乃至亚裔文学在文化身份问题上的执着，ShirleyGeok_linLim在《移民与漂泊》（ImmigrationandDiaspora）一文中给出了她基于美国移民历史的解释。
她认为：
“把追寻的目光伸向来到美国之前并执着于与美利坚—盎格鲁身份不同的文化根源，是因为亚裔美国人移民来美国毕竟是近代以来才发生的事。
”［4］（p289_311）这种解释有几点是需要澄清的，首先，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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