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英语第二册张汉熙课文翻译89539.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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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英语第二册张汉熙课文翻译89539

第三课

酒肆闲聊与标准英语

  人类的一切活动中,只有闲谈最宜于增进友谊,而且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活动。

动物之间的信息交流,不论其方式何等复杂,也是称不上交谈的。

  闲谈的引人人胜之处就在于它没有一个事先定好的话题。

它时而迂回流淌,时而奔腾起伏,时而火花四射,时而热情洋溢,话题最终会扯到什么地方去谁也拿不准。

要是有人觉得“有些话要说”,那定会大煞风景,使闲聊无趣。

闲聊不是为了进行争论。

闲聊中常常会有争论,不过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说服对方。

闲聊之中是不存在什么输赢胜负的。

事实上,真正善于闲聊的人往往是随时准备让步的。

也许他们偶然间会觉得该把自己最得意的奇闻轶事选出一件插进来讲一讲,但一转眼大家已谈到别处去了,插话的机会随之而失,他们也就听之任之。

  或许是由于我从小混迹于英国小酒馆的缘故吧,我觉得酒瞎里的闲聊别有韵味。

酒馆里的朋友对别人的生活毫无了解,他们只是临时凑到一起来的,彼此并无深交。

他们之中也许有人面临婚因破裂,或恋爱失败,或碰到别的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但别人根本不管这些。

他们就像大仲马笔下的三个火枪手一样,虽然日夕相处,却从不过问彼此的私事,也不去揣摸别人内心的秘密。

  有一天晚上的情形正是这样。

人们正漫无边际地东扯西拉,从最普通的凡人俗事谈到有关木星的科学趣闻。

谈了半天也没有一个中心话题,事实上也不需要有一个中心话题。

可突然间大伙儿的话题都集中到了一处,中心话题奇迹般地出现了。

我记不起她那句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出来的——她显然不是预先想好把那句话带到酒馆里来说的,那也不是什么非说不可的要紧话——我只知道她那句话是随着大伙儿的话题十分自然地脱口而出的。

  “几天前,我听到一个人说‘标准英语’这个词语是带贬义的批评用语,指的是人们应该尽量避免使用的英语。

  此语一出,谈话立即热烈起来。

有人赞成,也有人怒斥,还有人则不以为然。

最后,当然少不了要像处理所有这种场合下的意见分歧一样,由大家说定次日一早去查证一下。

于是,问题便解决了。

不过,酒馆闲聊并不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大伙儿仍旧可以糊里糊涂地继续闲扯下去。

  告诉她“标准英语”应作那种解释的原来是个澳大利亚人。

得悉此情,有些人便说起刻薄话来了,说什么囚犯的子孙这样说倒也不足为怪。

这样,在五分钟内,大家便像到澳大利亚游览了一趟。

在那样的社会里,“标准英语”自然是不受欢迎的。

每当上流社会想给“规范英语”制订一些条条框框时,总会遭到下层人民的抵制。

  看看撒克逊农民与征服他们的诺曼底统治者之间的语言隔阂吧。

于是话题又从19世纪的澳大利亚囚犯转到12世纪的英国农民。

谁对谁错,并没有关系。

闲聊依旧热火朝天。

  有人举出了一个人所共知,但仍值得提出来发人深思的例子。

我们谈到饭桌上的肉食时用法语词,而谈到提供这些肉食的牲畜时则用盎格鲁一撒克逊词。

猪圈里的活猪叫pig,饭桌上吃的猪肉便成了pork(来自法语pore);地里放牧着的牛叫cattle,席上吃的牛肉则叫beef(来自法语boeuf);Chicken用作肉食时变成poultry(来自法语poulet);calf加工成肉则变成veal(来自法语vcau)。

即便我们的菜单没有为了装洋耍派头而写成法语,我们所用的英语仍然是诺曼底式的英语。

这一切向我们昭示了诺曼底人征服之后英国文化上所存在的深刻的阶级裂痕。

  撒克逊农民种地养畜,自己出产的肉自己却吃不起,全都送上了诺曼底人的餐桌。

农民们只能吃到在地里乱窜的兔子。

兔子肉因为便宜,诺曼底贵族自然不屑去吃它。

因此,活兔子和吃的兔子肉共用rabbit这个词表示,而没有换成由法语lapin转化而来的某个词。

  当我们今天听着有关双语教育问题的争论时,我们应该设身处地替当时的撒克逊农民想一想,新的统治阶级把法语用来对抗撒克逊农民自己的语言,从而在农民周围筑起一道文化障碍。

当英国人在像觉醒者赫里沃德这样的撒克逊领袖领导下起来造反时,他们一定深深地感受到了文化上的屈辱。

“标准英语”——如果那时候有这个名词的话——已经变成法语。

而九百年后我们在美国这儿仍然继承了这种影响。

  那晚闲聊过后,第二天一早便有人去查阅了资料。

这个名词在16世纪已有人使用过。

纳什作于1593年的《截获信函奇闻》中就有过“标准英语”(Queen’sEnglish)的提法。

1602年德克写到某人时有句话说:

“你把‘标准英语’(King’sEngligh)简化了”。

莎士比亚作品中是否也出现过这一提法呢?

如出现过,那就证明这个词在当时即已通用。

他用过一次,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快嘴桂嫂在讲到她家老爷回来后将会有的盛怒情形时说,“……少不了一顿臭骂,骂得鬼哭神愁,伦敦的官话(即“标准英语”)不知要给他糟蹋成个什么样子啦。

”(朱生豪译)后来的事实果然被她说中了。

  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词语就是那个时期产生的。

经过前后五百年的发展和与诺曼底人、安茹王朝及金雀花王朝的法语的竞争,英语最终同化了法语。

被征服者变成了征服者,英语取得了国语的地位。

  这样便有了一种值得引以自豪的“标准英语”。

伊丽莎白时代的人没费吹灰之力,使其影响日盛,遍及全球。

“标准英语”再也不带有今天所谓的种族歧视的性质了。

  不过,那个澳大利亚人所作的解释也有一定的道理。

下层阶级在用这一名词时总带着一点轻蔑或讥讽的味道。

我们会发现,就连快嘴桂嫂这样一个婢女也会说她的主子凯厄斯大夫会管不住自己的舌头,而讲起平民百姓们所讲的那种粗话。

如果说标准英语就是所谓“规范英语”,这种看法常常会受到下层人民的嘲笑讥讽,他们有时故意开玩笑地把它说成是“规反英语”。

下层人民对文化上的专制仍是极为反感的。

正如卡莱尔所说,始终存在着的一种危险是,“对我们来说。

词语会变成具体的事物”。

词语本身并不是现实,它不过是用以表达现实的一种形式而已。

标准英语就像诺曼底人的盎格鲁法语一样,也是一个阶级用来表达现实的一种形式。

让人们学着去讲也许不错,但既不应当把它作为法令,也不应当使它完全不接受来自下层的改变。

  我一向对词典有着始终不渝的酷爱一奥登说过,一个作家的全部所需就是一支笔、够用的纸张和“他所能弄得到的最好的词典”——但我更赞同另一种说法,即把词典看成是一种常识的工具。

标准英语是一种典范——一种丰富而有指导作用的典范——但并不是一种最高的典范。

  由此我们可以回到我先前的话题上了。

即便是那些学问再高、文学修养再好的人,他们所讲的标准英语在交谈中也常常会离谱走调。

要是有谁闲聊时也像做文章一样句逗分明,或者像写一篇要发表的散文一样咬文嚼字的话,那他讲起话来就一定会极为倒人胃口。

看到E?

M?

福斯特笔下写出“当今这个时代的阴森可怖的长廊”时,其用语之生动及由其所产生的生动有力、甚至可怖的形象令我们拍案叫绝。

但假若福斯特坐在我们的会客室里说“我们大家正一个接一个地步入这个时代的阴森可怖的长廊”时,那我们完全有理由请他走开。

  常常有一些愚人要求大文豪们谈话时也像写文章一样字字珠玑。

也有些人对18世纪巴黎的文艺沙龙里那些文人雅士的高谈阔论极表称羡。

可是,说不定那些文人雅士们在那里也不过是闲聊,谈论酒食的好坏哩。

当时的巴黎大法院第一厅厅长亨奥尔特在德苏侯爵夫人家的沙龙里作客时就曾大叫着说“调料糟透了”,接着还大发议论说侯爵夫人家的厨子和总厨师长布兰维利耶之间的唯一差别只不过用心不一而已。

  会客室里和餐桌上是无需摆上词典的。

闲聊过程中若遇上弄不明白需待查实的问题可留待第二天再说,不要话说到一半却去一边查起字典来。

否则,谈话便会受到妨碍,不能如流水般无拘无束地进行。

那天晚上,如果我们当场弄清了“标准英语”的意义,也就不可能再有那一场交谈论辩,我们也就不可能一会儿跳到澳大利亚去,一会儿扯回到诺曼底征服者时代了。

  而且,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可以留到第二天去思考了。

尤为重要的是,如果那个问题当场得到解决的话,人们就不会对于那位引出话题的“火枪手”那样发生兴趣,想多了解她的情况了。

教黑猩猩说话之所以很困难,其原因就在于它们往往可能尽想着要讲出些正经八百的话来,因而使得谈话失去意趣。

摘自1979年5月6日《华盛顿邮报》

第四课

就职演说(1961年1月20日)

  我们今天举行的不是一个政党的祝捷大会,而是一次自由的庆典。

这是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事件。

因为刚才我已依照我们的先辈在将近一又四分之三个世纪以前拟好的誓言在诸位和全能的上帝面前庄严宣誓。

  当今的世界已与往昔大不相同了。

人类手中已掌握的力量,既足以消除一切形式的人类贫困,也足以结束一切形式的人类生活。

然而,我们的先辈曾为之奋斗的革命信念至今仍未能为举世所公认。

这信念就是认定人权出自上帝所赐而非得自政府的恩典。

  我们今天仍未敢忘记我们是第一次革命战争的接班人。

此时此地我谨向我们的朋友,同时也向我们的敌人宣告:

火炬已传到我们新一代美国人手中。

这一代人在本世纪成长起来,经受过战火的锻炼,经历过冷峻的和平的考验,以珍视古老的传统而自豪,又决不愿坐视或容许人权逐渐遭到践踏。

美国对这些人权一向负有责任,今天我们也正在本国及全世界范围内为之奋斗。

  必须让每一个友邦和敌国都知道:

为维护自由,使其长存不灭,我们将会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肩负任何重担,迎战一切困难,援助一切朋友,反击一切敌人。

  以上这些是我们保证要做到的——但我们保证要做到的还不止这些。

  对于那些与我们有着共同的文化和精神渊源的传统盟邦,我们保证将报之以真诚不渝的友谊。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我们在许多合作性事业中就会无往而不胜;而一旦彼此分裂,我们就会无所作为。

因为我们之间若起争端,彼此离异,便难以与我们面临的强大对手抗衡。

  对于那些我们欢迎其加入自由国家行列的各新兴国家,浅们发誓,一种形式的殖民统治的结束绝不应仅是为了被另一种远为残酷的暴政所取代。

我们并不期望这些国家总是支持我们的观点,但我们希望他们始终能够坚决地卫护自己的自由,并时刻牢记,过去那些企图骑上虎背为自己壮声势的愚人结果都没能逃脱葬身虎腹的命运。

  对于那些居住在遍布半个地球的茅舍荒村中,正奋力冲破集体贫困的桎梏的各民族,我们保证将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脱贫自救,不管这样做需要多长时间。

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怕共产党会抢先这样做,也不是因为我们想获得那些国家的赞成票,而是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

一个自由社会如若不能帮助众多的穷人,也就无法保全少数的富人。

  对于我国边界以南的各姊妹国家,我们要作一项特别的保证:

把我们美妙的言辞付诸行动,为谋求进步而进行新的合作。

帮助自由的人民和自由的国家政府挣脱贫困的锁链。

但我们绝不能让这个充满希望的和平革命成为敌对国家的牺牲品。

要让所有的邻邦都知道,我们将和他们一起反对外国在美洲任何地区进行的侵略或颠覆。

也要让所有别的国家知道,我们这个半球仍得由自己当家做主。

  在一个战争因素远远超过和平因素的时代,对于我们唯一的最好的希望赖以寄托的世界主权国家的联盟组织一一联合国,我们重申对它给予支持的保证:

阻止其成为一个仅供谩骂的讲坛,加强其对新兴国家及弱小国家的保护作用,并扩大其职能范围。

  最后,对于那些不惜与我们为敌的国家,我们要提出的不是保证而是呼吁:

希望双方重新开始努力寻求和平,不要等到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可怕的破坏力将整个人类推向有计划的或偶然发生的自我毁灭之时。

  我们不敢以示弱去诱惑他们。

因为只有当我们有了无可置疑的足够的武力时,我们才能有无可置疑的把握避免使用武力。

  然而,目前的局势使两大国家集团都感到不安——双方都因现代军备的庞大开支而感到不堪重负,双方都为极端危险的原子武器的不断扩散而理所当然地感到惊慌不安,但双方又都在竞相谋求改变那种使双方都不敢轻易发动导致全人类毁灭的最后决战的小稳定的恐怖均势。

  因此,让我们重新开始,双方都记住:

礼让并不表示软弱,而诚意则永远需要验证。

我们决不能因为惧怕而谈判,但我们也决不要惧怕谈判。

  让双方寻求彼此的共同利益所在,而不要在引起分歧的问题上徒费精力。

  让双方进行首次谈判,对监督和控制军备制订出严格可行的计划?

并且把足以毁灭其他国家的绝对力量置于世界各国的绝对管制之下。

  让双方致力于揭开科学的奥秘,而不是科学的恐怖。

让我们共同努力去探测星空,征服沙漠,消除疾病,开发洋底,并促进艺术和贸易的发展。

  让双方一起在世界各个角落听取以赛亚的指示,去“卸下沉重的负担……(并)让被压迫者获得自由”。

  如果初次的合作能够减少彼此之间的疑虑的话,那就让我们双方进而开始新的合作吧,不是寻求新的力量均衡,而是建立一个有法制的新世界,使强者公正,弱者安全,和平得以维持。

  所有这一切不会在第一个一百天内完成,也不会在第一个一千天内完成,不会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甚至也许不会在我们这一辈子完成。

但我们要让它从我们手上开始。

  同胞们,我们事业的成败关键不仅仅是握在我的手中,更大一部分是握在你们手中。

自从我国建立以来,每一代美国人都曾应召验证自己对祖国的忠诚。

应召服役的美国青年的坟墓已遍布全球。

  如今那号角又在召唤我们了。

它不是在号召我们扛起武器一一尽管我们也需要武器,不是在号召我们去参战——尽管我们也准备应战,而是在号召我们肩负起一场长期的艰苦斗争的重任,年复一年,“忍受困苦,向往未来”,为反对人类共同的敌人——暴政、贫困、疾病以及战争本身——而斗争。

  我们能否建立一个把东西南北联在一起的伟大的全球联盟来对付这些敌人,以确保人类享有更为富有成效的生活呢?

你是否愿意参加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呢?

  在世界漫长的历史上,只有少数几代人能在自由面临极大危险的时刻被赋予保卫自由的任务。

在这一重任面前,我不退缩,我欢迎这一重任。

我认为我们中间不会有人愿意与别人或另一代人调换位置。

我们从事这一事业的那种精力、信念和献身精神将照耀我们的国家和一切为此出力的人们。

这一火焰所发出的光芒将真正照亮这个世界。

  因此,美国同胞们,你们应该问的不是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是你们自己能为你们的国家做些什么。

  和我处在同样地位的世界各国的公民们,你们应该问的不是美国会为你们做些什么,而是我们一起能为人类自由做些什么。

  最后,无论你们是美国公民还是世界各国的公民,请以我们在此要求于你们的那种力量和牺牲的高标准反过来要求我们。

良心是我们唯一可靠的报酬,历史是我们所作所为的最后裁判。

让我们迈步向前,去领导我们所热爱的国家吧,我们祈求上帝的保佑和帮助,但我们知道,上帝在人间的工作就是我们自己的工作。

(摘自《世界著名演说集锦》,1965)

第五课

爱情就是谬误

  查尔斯.兰姆是一个世所罕见的性情欢快、富有进取心的人,他那笔下的散文《古瓷器》和《梦中的孩子》无拘无束、自由奔放。

实在令人难忘。

下面这篇文章比兰姆的作品更加自由奔放。

实际上,用“自由奔放”的字眼来形容这篇文章并不十分确切,或许用“柔软”、“轻松”或“轻软而富有弹性”更为恰如其分。

  尽管很难说清这篇文章是属于哪一类,但可以肯定它是一篇散文小品文。

它提出了论点。

引用了许多例证,并得出了结论。

卡菜尔能写得更好吗?

罗斯金呢?

  这篇文章意在论证逻辑学非但不枯燥乏味而且活泼、清新、富于关感和激情,并给人以启迪。

诸位不妨一读。

  ——作者注

  我这个人头脑冷静,逻辑思维能力强。

敏锐、慎重、聪慧、深刻、机智一一这些就是我的特点。

我的大脑像发电机一样发达,孳化学家的天平一样精确,像手术刀一样锋利。

一一你知道吗?

我才十八岁呀。

  年纪这么轻而智力又如此非凡的人并不常有。

就拿在明尼苏达大学跟我同住一个房间的皮蒂?

伯奇来说吧,他跟我年龄相哆’经历一样,可他笨得像头驴。

小伙子长得年轻漂亮,可惜脑子里却空空如也。

他易于激动,情绪反复无常,容易受别人的影响。

最糟的是他爱赶时髦。

我认为,赶时髦就是最缺乏理智的表现。

见到一q9种新鲜的东西就跟着学,以为别人都在那么干,自己也就卷进去傻干——这在我看来,简直愚蠢至极,但皮蒂却不以为然。

  一天下午我看见皮蒂躺在床上,脸上显露出一种痛苦不堪的表情,我立刻断定他是得了阑尾炎。

“别动,”我说,“别吃泻药,我就请医生来。

  “浣熊,”他咕哝着说。

  “浣熊?

”我停下来问道。

  “我要一件浣熊皮大衣,”他痛苦地哭叫着。

  我明白了,他不是身体不舒服,而是精神上不太正常。

“你为什么要浣熊皮大衣?

  “我本早该知道,”他哭叫着,用拳头捶打着太阳穴,“我早该知道查尔斯登舞再度流行时,浣熊皮大衣也会时兴起来的。

我真傻,钱都买了课本,可现在不能买浣熊皮大衣了。

  我带着怀疑的眼神问道:

“你是说人们真的又要穿浣熊皮大衣吗?

  “校园里有身分的人哪个不穿?

你刚从哪儿来?

  “图书馆,”我说了一个有身分的人不常去的地方。

  他从床上一跃而起,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我一定要弄到一件浣熊皮大衣,”他激动地说,“非弄到不可!

  “皮蒂,你怎么啦?

冷静地想一想吧,浣熊皮大衣不卫生,掉毛,味道难闻,既笨重又不好看,而且……

  “你不懂,”他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

“这就叫时髦。

难道你不想赶时髦吗?

  “不想,”我坦率地回答。

  “好啦,我可想着呢!

”他肯定地说。

“只要有浣熊皮大衣,要我什么我都给,什么都行!

  我的大脑一一这件精密的仪器一一即刻运转起来。

我仔细地打量着他,问道:

“什么都行?

  “什么都行!

”他斩钉截铁地说。

  我若有所思地抚着下巴。

好极了,我知道哪儿能弄到浣熊皮大衣。

我父亲在大学读书时就穿过一件,现在还放在家里顶楼的箱子里。

恰好皮蒂也有我需要的东西。

尽管他还没有弄到手,但至少他有优先权。

我说的是他的女朋友波利.埃斯皮。

  我早已钟情于波利埃斯皮了。

我要特别说明的是,我想得到这妙龄少女并不是由于感情的驱使。

她确实是个易于使人动情的姑娘。

可我不是那种让感情统治理智的人,我想得到波利是经过了慎重考虑的,完全是出于理智上的原因。

  我是法学院一年级的学生,过不了几年就要挂牌当律师了。

我很清楚,一个合适的妻子对一个律师的前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发现大凡有成就的律师几乎都是和美丽、文雅、聪明的女子结婚的。

波利只差一条就完全符合这些条件了。

  她漂亮。

尽管她的身材还没有挂在墙上的美女照片那么苗条,但我相信时间会弥补这个不足。

她已经大致不差了。

  她温文尔雅——我这里是指她很有风度。

她婷婷玉立,落落大方,泰然自若,一眼就看得出她很有教养。

她进餐时,动作是那样的优美。

我曾看见过她在“舒适的校园之角”吃名点——一块夹有几片带汁的炖肉和碎核桃仁的三明治,还有一小杯泡菜——手指儿一点儿也没有沾湿。

  她不聪明,实际上恰好相反。

但我相信有我的指导,她会变得聪明的。

无论如何可以试一试,使一个漂亮的笨姑娘变得聪明比使一个聪明的丑姑娘变得漂亮毕竟要容易些。

  “皮蒂,”我说,“你在跟波利谈恋爱吧?

  “我觉得她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姑娘,”他回答说,“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叫做爱情。

你问这个干吗?

  “你和她有什么正式的安排吗?

我是说你们是不是常有约会,或者有诸如此类的事情?

”我问。

  “没有,我们常常见面。

但我们俩各自有别的约会。

你问这个干嘛?

  “还有没有别人使她特别喜欢呢?

”我问道。

  “那我可不知道。

你问这些干吗?

  我满意地点点头说:

“这就是说。

如果你不在,场地就是空着的。

你说是吗?

  “我想是这样。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没什么,”我若无其事地说,接着把手提皮箱从壁橱里拿了出来。

  “你去哪儿?

”皮蒂问。

  “回家过周末。

”我把几件衣服扔进了提箱。

  “听着,”他焦急的抓住我的胳膊说,“你回家后,从你父亲那儿弄点钱来借给我买一件浣熊皮大衣,好吗?

  “也许不仅只是这样呢。

”我神秘地眨着眼睛说,随后关上皮箱就走了。

  星期一上午我回到学校时对皮蒂说:

“你瞧!

”我猛地打开皮箱,那件肥大、毛茸茸、散发着怪味的东西露了出来,这就是我父亲1925年在施图茨比尔凯特汽车里穿过的那一件浣熊皮大衣。

  “太好了!

”皮蒂恭敬的说。

他把两只手插进那件皮大衣,然后把头也埋了进去。

“太好啦!

”他不断地重复了一二十遍。

  “你喜欢吗?

”我问道。

  “哦,喜欢!

”他高声叫着,把那满是油腻的毛皮紧紧地搂在怀里。

接着他眼里露出机警的神色,说着:

“你要什么换呢?

  “你的女朋友,”我毫不讳言地说。

  “波利?

”他吃惊了,结结巴巴地说,“你要波利?

  “是的。

  他把皮大衣往旁一扔,毫不妥协的说:

“那可不行。

  我耸了耸肩膀说:

“好吧,如果你不想赶时髦,那就随你的便好了。

  我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假装读书,暗暗地瞟着皮蒂。

他神情不安,用面包店窗前的流浪儿那种馋涎欲滴的神情望着那件皮大衣,接着扭过头去,坚定地咬紧牙关。

过了一会儿,他又回过头来把目光投向那件皮大衣,脸上露出更加渴望的神情。

等他再扭过头去,已经不那么坚决了。

他看了又看,越看越爱,慢慢地决心也就减弱了。

最后他再也不扭过头去,只是站在那儿,贪婪地盯着那件皮大衣。

  “我和波利好像不是在谈恋爱,”他含含糊糊地说。

“也说不上经常约会或有诸如此类的事情。

  “好的,”我低声地说。

  “波利对我算得了什么?

我对波利又算得了什么?

  “只不过是一时高兴-----不过是说说笑笑罢了,如此而已。

  “试试大衣吧。

”我说

  “他照办了。

衣领蒙住了他的耳朵,下摆一直拖到脚跟。

他看起来活像一具浣熊尸体。

他高兴地说:

“挺合身的。

  “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成交了吗?

”我说着,把手伸向他。

  他轻易地接受了。

“算数.”他说,并跟我握了握手。

  第二天晚上,我与波利第一次约会了。

这一次实际上是我对她的考察。

我想弄清要作多大的努力才能使她的头脑达到我的要求。

我首先请她去吃饭。

“哈,这顿饭真够意思,”离开餐馆时她说。

然后我请她去看电影。

“嘿,这片子真好看,”走出影院时她说。

最后我送她回家。

和我道别时她说:

“嘿,今晚玩得真痛快。

  我带着不大痛快的心情回到了房间。

我对这任务的艰巨性估计得太低了。

这姑娘的知识少得叫人吃惊。

只是给她增加知识还不够,首先得教她学会思考。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我真想把她还给皮蒂算了。

但我一想到她那充满魅力的身材,她那进屋时的模样,她那拿刀叉的姿式,我还是决定再作一番努力。

  就像做其他的事情一样,我开始有计划地干了起来。

我开始给她上辑课。

幸好我是一个学法律的学生,我自己也正在学逻辑学,所以对要教的内容我都很熟悉。

当我接她赴第二次约会时,我对她说:

“今晚上咱们去‘小山’谈谈吧”。

  “啊,好极了,”她回答道。

对这姑娘我要补充一句的是,像她这么好商量的人是不多见的。

  我们去了“小山”,这是校园里人们幽会的地方。

我们坐在一棵老橡树下,她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

“我们谈些什么呢?

”她问。

  她想了一会儿,觉得不错,便说:

“好极了。

  “逻辑学,”我清了清嗓了,“就是思维的科学。

在我们能正确地思维之前,首先必须学会判别逻辑方面的常见谬误。

我们今晚就要来谈谈这些。

  “哇!

”她叫了起来,高兴地拍着手。

  我打了个寒噤,但还是鼓足勇气讲下去:

“首先我们来考究一下被称为绝对判断的谬误。

”“好呀!

”她眨了眨眼,催促着。

  “绝对判断指的是根据一种无条件的前提推出的论断。

譬如说,运动是有益的,因此人人都要运动。

  “不错,”波利认真地说,“运动是非常有益的,它能增强体质,好处太多了!

  “波利,”我温和地说,“这种论点是谬误。

运动有益是一种无条件的前提。

比方说,假设你得了心脏病,运动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有不少人医生就不准他们运动。

你必须给这种前提加以限制。

你应该说,一般来说运动是有益的。

或者说,对大多数人是有益的。

否则就是犯了绝对判断的错误,懂吗?

  “不懂,”她坦率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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