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课本译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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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课本译文
《陈嘉庚》课文译文
曹原黄淑萍译
陈经华校
第一部分传略
1．陈嘉庚传略
（一）
二十世纪初叶，在亚洲觉醒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到达了社会政治发展的关键阶段；他们发现国家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寄托在其海外同胞的希望和梦想之上。
这些同胞不顾艰难险阻，在异国他邦寻求国家光明的未来。
这是华侨时代的开始。
一部丰富多彩的华侨史，因为一个人的伟大非凡，而更具深刻的意义，——这个人就是陈嘉庚。
在其漫长的一生中，陈嘉庚建树多多。
这个杰出的商人，在东南亚发了财，将其汇往中国，兴办教育，赈灾济困，救助战争难民。
在他身上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陈嘉庚目光远大，有胆有识，在举国动荡的岁月，他用其财富和影响反腐败，反封建，抗击外国侵略。
他一贯有强烈的正义感，一贯谦逊，富有人道精神。
他从不动摇对中国未来的美好憧憬，他以其热忱和出类拔萃的领导才能去唤醒一个沉睡的民族。
他对家乡所做的贡献被传为美谈；而他对祖国刻骨铭心的忠诚，对一个强大而统一中国的期盼，堪称一代伟迹而无愧，不仅今日举国称颂，还将代代相传。
⏹陈嘉庚纪念馆序言
1874年，陈嘉庚诞生在厦门附近一个贫穷的小渔村——集美。
小时候，陈嘉庚就讨小海，干农活。
9岁入私塾，学国学，接受传统道德教育。
他母亲慈祥，慷慨，曾尽出粒积的全部家当——400银圆，平息一场宗族械斗，因而在村民中享有盛誉。
母亲的善行对陈嘉庚社会责任感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1890年，陈嘉庚17岁，他告别母亲和刚刚两岁的弟弟，到新加坡投奔父亲，在父亲米店中当学徒。
这是陈嘉庚从商生涯的开始，也是他在实业界的首次露面。
在1890年到1903年的13年间，陈嘉庚三次回乡。
看到村民因瘟疫、灾荒、械斗，死的死，逃荒的逃荒，剩下的仅有半数，他心中充满一种强烈愿望，希望能为乡亲们做点什么。
1903年，陈嘉庚再度返回新加坡。
令他吃惊的是父亲的生意已经破产。
尽管他面临着经济困难，但仍承诺清还父亲欠下的2万5千元债务。
此举在新加坡非同小可，因为新加坡法律规定：
儿子没有替父亲还帐的义务。
经过三年的独立经营，精明的陈嘉庚赚了钱，如约还了债，赢得良好的声誉，被称为值得信赖的人。
截至1909年，陈嘉庚从熟米、橡胶和房地产等业赢利73000元，扣除社会福利捐款，实得余额45000元。
1910年，陈嘉庚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后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刚诞生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陈嘉庚给予经济上的支持。
辛亥革命后，他还筹款帮助福建革命政府维持治安。
就这样，他逐步成为新加坡华侨社会公认的领袖，在做公益事业的同时，直接参与政治。
从1913年到1931年，陈嘉庚成为家资数千万的工商巨子，他经营的多种生意对新加坡的经济，乃至对整个马来亚的经济，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与此同时，他意识到教育是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
他在集美先后创立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航海、财经、工业等专业学校，共10所。
他的最大成就是创办厦门大学。
此外，他还资助福建20个县78所中、小学。
在新加坡，他募捐筹款创办了南洋华侨中学，还帮助一批华文学校。
他还计划把集美的职业学校办成大学，并定其名为集美大学。
1923年，陈嘉庚当选怡和轩俱乐部总理，他成功地将其改造成新加坡华侨社会政治基地。
1919年，他当选福建会馆主席。
在他对东南亚华侨的领导中，这起了重要作用。
陈嘉庚有远见，有胆识，为人果断，成为实业界大名鼎鼎的成功人士；他忠诚慷慨，且有爱心，因而成为在组织方面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陈嘉庚和别的有钱人不同，他不骄奢糜费，而遵奉钱“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崇高理念。
因此，他为社会福利，特别是为教育事业捐款，同时，鼓励别人也这么做。
他崇高的思想，可敬的人格使他成为在东南亚受到多数华侨拥戴的伟大领袖。
陈嘉庚传略
（二）
1932年，陈嘉庚成为新加坡的华侨领袖。
但是，在全球大萧条的冲击下，在英国银行财团的打击下，1934年，他的生意，全世界闻名的陈嘉庚公司只得收盘。
生意上的失败没有降低陈嘉庚为祖国、为当地社团服务的热情。
1938年，也就是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他参与组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并任主席。
他成功地动员东南亚华侨奋起救国，为抗战筹集了大量的资金。
陈嘉庚竭尽全力劝说国民党和共产党连手抗击日本侵略。
1938年10月28日，陈嘉庚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给国民参政会发了个电报提案，电报称：
“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
当时国民参政会议长正是汪精卫，电报给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沉重的一击。
著名的政治评论家邹韬奋高度评价这个提案，称其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提案”。
陈嘉庚领导东南亚华侨为救国图存付出巨大努力，作为伟大的事件，此举已载入史册。
1940年，陈嘉庚亲率华侨回国慰劳团到重庆、延安等地。
在国民党统治区，他看到官员腐败，抗战消极，百姓惨苦；而在延安，他看到的是政治清明，百废俱兴，军民斗志昂扬。
他深信延安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他的政治立场开始从国民党政府一边转到共产党一边。
这是他政治生活中最具意义的转折点，事实也已证明这是一个有远见的决策。
1942年至1945年，东南亚大片土地沦为日本占领区，陈嘉庚避难印度尼西亚爪哇。
那时，他已年过古稀。
在那三年八个月中，他随时准备为国捐躯。
值得庆幸的是，战争结束了，他安然无恙。
1945年8月，日本投降。
陈嘉庚返回新加坡，受到当地华侨社团的热烈欢迎。
10月21日，新加坡500社团联合举行群众集会，庆祝陈嘉庚安全归来。
陈嘉庚的消息传到重庆，人民喜慰莫名。
11月18日，重庆各界在重庆大学集会庆祝。
郭沫若、黄炎培、柳亚子、陶行知、沈钧儒等名流出席。
毛泽东给大会发来电报志贺。
电报恰如其分地赞扬陈嘉庚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陈嘉庚晚年参加祖国建设，参加国家管理。
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他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50年，他定居故乡集美。
他担任新中国的许多要职，其中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
他不遗余力地帮助发展祖国的橡胶工业，致力于福建的建设，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的修复和发展。
他时时记挂在心、临终仍念念不忘的是台湾的回归和祖国的统一。
在遗嘱中，他特别交代集美学校要继续办下去，还交代他海外的财产全部捐作集美学校基金，没有给子孙留下一文钱。
1961年8月12日零时15分，陈嘉庚与世长辞，享年88岁。
国家为其举行国葬。
首都北京举行隆重的哀悼仪式。
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多位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送了花圈，对其亲属表示慰问。
周恩来亲任治丧委员会主席，并出席追悼会。
陈嘉庚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几个历史时期。
他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
他是中国独资创办私立大学的第一人。
他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
他一生热心公益，殚精竭虑，倾资兴学。
陈嘉庚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财富，也是全世界的伟大财富，陈嘉庚精神将代代相传。
第二部分 故事
3.初试锋芒
在其一生中，像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同时代的一些成功人士一样，陈嘉庚发过财，也破过产。
陈嘉庚从父亲的公司起步，从学徒做起。
他父亲的公司顺安米店在当时算是一丬实力雄厚的商铺。
1892年，仅仅两年，陈嘉庚便到达人生的一大转折，从学徒升任经理和财务主管。
陈嘉庚是个好经理，敬业，称职，节俭，深得父亲的信赖，父亲事事都交托给他。
陈嘉庚做事无懈可击，父亲对他的经营方式、生意上的决策从未有过微词。
陈嘉庚的父亲是个干练的成功商人。
他相信并且力行“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箩筐内”的格言。
他从事多种投资，经营房地产、西米厂和菠萝罐头厂。
在好年头，这些行业收入稳定，资金周转快，确实是有利可图的生意。
陈嘉庚在任经理的两年中，给顺安赚了大钱。
几年后，即1900年前后，父亲达到了他一生中商业生涯的顶峰。
然而，好景不长。
1903年，陈嘉庚第四次从集美回到新加坡时，发现父亲已债台高筑。
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父亲历尽艰辛，才创办起这些店铺商行。
对陈嘉庚来说，要毁掉这些企业是一种异常痛苦的经历。
他明智地帮助顺安还清债务，大大地挽回了父亲的声誉，也提高了他自己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中的社会声望和经济地位。
有一点很重要，值得指出：
父亲长期的商业信誉，在华人社会中的地位，对陈嘉庚极为有利。
1904年他最终创立自己的企业，生意一帆风顺，父亲的信誉和地位起了关键的作用。
不管怎么说，顺安的倒闭对陈嘉庚来说是因祸得福，他因此得以独自纵横商界，因而能在七年内成为百万富翁。
4.橡胶大王
1906年，陈嘉庚得到一个机会，开始经营橡胶种植业，这是他财运中一个转折点。
他听说，马六甲的陈齐贤是最早开拓橡胶种植业的中国人之一；他在林文庆博士的鼓励下，获得相当可观的净利润，超过投资的10倍。
但陈嘉庚无从得知这一切是如何经营，如何运作的。
碰巧，那年六月，陈嘉庚在与一名欧洲客商商谈罐头生意时，那客商一再催促陈嘉庚种橡胶牟利。
陈嘉庚查询到陈齐贤的地址，了解到橡胶苗的出售情况之后，随即前去找陈齐贤，花了1800叻币，买了约18万颗橡胶籽，一颗一分叻币。
种子运到后，工人用了2个月的时间，将其套种在他福山菠萝种植园中。
1909年，他又将园区扩充500英亩，用于种植橡胶，总面积达1000英亩。
自此，陈嘉庚及其族亲与新加坡、马来亚的橡胶业结下了不解之缘，长期大获其利。
陈嘉庚进入橡胶业，恰逢1909年到1910年间的橡胶热，当时胶片在伦敦的市场价暴涨到了历来的最高点。
趁着价格上涨的势头，陈嘉庚卖掉福山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这宗交易刚做完，他立即买进2块地，种植橡胶、菠萝。
当新加坡许多殷富的华侨还在对这个新行业投资举棋不定之时，陈嘉庚敢想敢干，果断而迅速地对商情做出判断，捷足先登。
最终，他和族亲在橡胶行业中占得先机，比其它多数人获益多得多。
虽然陈嘉庚对橡胶种植业、菠萝罐头业的强烈兴趣始终不减，但他从未停止向其它行业的投资活动。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航运船舶短缺，这给新加坡的出口商和制造商带来了巨大的经济问题。
然而，战争却给陈嘉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他借此把投资拓展到新的领域，重新调整业务重点。
他进入航运业，先是租船，以后便开始购买轮船，此举给他带来巨额净利润。
陈嘉庚把生胶厂转为熟胶厂，他是新加坡小橡胶作坊主转入橡胶加工业的先驱之一；战后，陈嘉庚随即成为东南亚最富有和最前卫的实业家之一。
1919年，陈嘉庚创办了陈嘉庚公司。
有陈嘉庚掌舵，公司进入了全方位快速发展时代。
1925年，公司以橡胶为生命线，达到其财政的顶峰。
到这个时候，陈嘉庚已经成功地建起了自己的工商王国，成了千万富翁。
英国政府把陈嘉庚看作新加坡、马来亚执牛耳的实业家，同时也是其橡胶厂所拥有的政府授予的多项专利的发明家。
陈嘉庚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橡胶大王，商业大亨，出类拔萃的实业家。
５．嘉庚一日
1937年以后，陈嘉庚一心扑在中国的政局上，几乎不回家，而是住在新加坡武吉巴梭律的怡和轩俱乐部；卧室极其简陋，只有一张普通的单人床，几把椅子，一张书桌，一些书。
陈嘉庚在新加坡生活相当有规律。
在二十年代，除星期天外，他每天早晨5点起身，先在床上舒展筋骨，然后起床。
起床后，他便出门散步半小时，做深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接着是洗澡或淋浴，有时用冷水冲凉后，用干毛巾来回拭擦。
6点吃早饭，三个半熟的煮蛋，一杯牛奶，没有咖啡，也没有面包。
他没有沾上喝咖啡的习惯，因为他的终生好友林文庆劝他别喝，说喝咖啡有不良作用。
他乘私家车到三巴哇律橡胶制品厂，7点开始一天的工作。
在三巴哇律工业大厦，他脱下西装领带，开始巡视，直到12点。
巡视中，他不时会停下来和雇员交谈，检查产品质量。
中午，雇员和工人歇息，吃午饭，而此时陈嘉庚正在三巴哇律公司会议室主持每日例会，与会的是七个主管——每人至少负责生产线的一个部门。
因为陈嘉庚总是思想敏锐，当机立断，会议从未超过45分钟。
会后，车夫开车送他回家吃午饭。
吃完饭，他乘车到利巴巴里律总行政部，处理各种事务，例如，橡胶、菠萝、会计、市场、价格，等等。
下午5点，他到怡和轩俱乐部，洗个澡，好好休息一下。
一般他会在那里吃晚饭，很少回家用晚餐；至于到外边吃去，从来没有。
晚上，他通常和俱乐部的会员交谈，话题是社会问题、教育事务等，比如，集美学校、厦门大学，以及其它当地和社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午夜，他驱车回府安寝，第二天早晨5点起床，就近走动走动。
6.俭朴检点的生活
陈嘉庚一生节俭，珍惜一分一文。
他出门时口袋里的钱从来没有超过5元。
他从未到电影院看过电影，其简朴澹泊的生活风格可见一斑。
在他的一生中，陈嘉庚自奉甚微，从未替自己做过生日，也不许家人或孩子在他生日那天去看他。
身体不适时，他也不喜欢子女询问他的健康状况。
无怪乎他的五公子陈国庆这样描述他父亲：
父亲是一个公众人物，他事务繁忙，工作努力。
他把时间都花在生意和社会工作上，少有闲暇顾及子女和家人。
陈嘉庚所有子女都是由他们的母亲带大的。
陈嘉庚只吃饭，滴酒不沾，不饮啤酒，也不喝白酒。
年轻时，他确实吸过鸦片，抽过雪茄，但在二十年代就都戒掉了。
他从不赌博，对麻将、赛马一窍不通。
陈嘉庚的好友、怡和轩俱乐部终身总理林推迁说起陈嘉庚这个俱乐部会员总是赞不绝口。
他说在俱乐部陈嘉庚是一个绝口不谈“卖淫嫖娼”、“赌博”这类字眼的君子。
他和会员、伙伴们谈论的都是有关商务、华侨社会的话题。
陈嘉庚一生从未卷入任何关于女人或赌债的丑闻，实际上，陈嘉庚强烈反对以卖淫为业。
他对虚伪、骄奢糜费、讲排场，慕虚荣、搞腐败、乱政滥权等人类的一些丑行和恶习深恶痛绝。
他经常对华侨社会中那些自私、无能、不负责任的人感到恼怒，对那些口惠而实不至的人也嗤之以鼻。
解放后，陈嘉庚定居集美，过着简单俭朴的生活。
他仅有的只是几件自身用品，他甚至没有自己的房子，因为他的房子在抗日战争中毁坏了。
他住在一间小房间内，和集美学校委员会同在一座楼。
他拒绝一切像他那样的地位和年龄的人理所当然应有的享受。
不仅如此，他的私人用具寥寥无几：
一张旧床，一个书桌，一对沙发，一个水杯，一个脸盆，一个牙杯，十来把木头椅子，两个破皮箱。
然而，就这些东西，比起他在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那间陋室的陈设来，要好多了。
7．交友
在那一代的南洋华侨中，陈嘉庚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有人说他喜欢独处，说他的智囊团就是他自己。
虽然，表面上看来他终生孤独，其实，他有一群任何时候都很肝胆的朋友，还有许多支持他、仰慕他的人。
陈嘉庚不仅善于在华侨中交结朋友、发现人才，而且始终如一，情真意笃。
人们一旦接触他，便对他的谦逊、诚恳深感敬佩。
陈嘉庚和黄奕欢是终生至交，二人的友谊始于1933年一次为救济华北水灾灾民的筹赈会。
陈嘉庚是那次筹赈会的主席，他做了一个很感人的演讲，恳请华侨社团采取集体行动，伸出援手。
因为在场的人都没有发言的意思，年轻的黄奕欢便站起来，呼吁支持陈嘉庚，他的演讲非常奏效。
陈嘉庚及其好友侯西反都感到他的演讲非同寻常，都想知道此君何人。
会后，陈嘉庚对这位年轻人作了自我介绍，并询问他的个人情况。
使侯西反感到尴尬的是，黄奕欢竟然是他的同乡，福建南安人。
此后，陈嘉庚邀请黄奕欢到怡和轩俱乐部用餐，交谈，就这样开始了二人的终生之交。
陈嘉庚不耻下问。
他和潘国渠的交情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
当时潘在道南学校当教员。
陈嘉庚得知潘是个文才，对他很赏识，经常带一些演讲、电报或檔稿给他，请他修改、润色。
以后，陈嘉庚不断地给他送便条，或是请他到俱乐部吃饭，或是请他当筹赈会的秘书。
直至日本人占领新加坡的前夜，潘一共收集了700张便笺，不是“请帮忙”的请求，就是有关华侨社团的事宜。
陈嘉庚有个宗亲叫陈赐曲，此人后来也成为新加坡的千万富翁。
他说道：
他在当陈嘉庚公司一家分公司的经理时，陈嘉庚经常写信给他，反复说明该分公司以前一直都没管好，分公司作为马来亚南部的集散中心，此刻，其经营对整个公司经济的成败起关键作用。
陈嘉庚对他寄以厚望，鼓励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证把公司管好。
陈嘉庚的谦恭、关心、体贴让这位年青的经理刻骨铭心。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陈赐曲离开公司自行发展。
陈嘉庚和孙崇瑜的友谊开始于1926年末，那时孙崇瑜从槟城过来，住在怡和轩俱乐部。
住进去的第一天，他就碰到陈嘉庚。
两人一谈就很投机，相互间一下子便产生了敬佩之情。
孙崇瑜年轻，能干，有才气，对华侨社会的事务观点进步，语能服人。
此外，孙几乎能说所有的中国方言，这在新加坡华人中确属屈指可数。
他的英语地道。
孙崇瑜觉得陈嘉庚谦逊、坦诚，见闻广博，思想深沉，对新加坡的华侨社会的福利和中国的民生，负有社会责任感，承担着教育义务。
二人的友谊不断增强，成为莫逆之交。
虽然他们之间的友谊是相互促进的，但陈嘉庚觉得孙崇瑜给他帮助是多方面的，不是单一的，例如，孙崇瑜经常会给陈嘉庚提供从英文书报中得到的有关中国、中国时局方面的信息和新闻。
8．学钟长鸣
陈嘉庚所有产品都用钟作商标，因为钟声象征着中国人民的觉醒，有着文化和政治的寓意。
此外，汉字的“钟”与另两个汉字“中”和“忠”读音相同，而这两个字的意思分别是“中国”和“忠诚”，含义是“忠诚于中国”——陈嘉庚崇高的思想和凌云壮志。
1913年集美响起了第一声新学的学钟。
钟声宣布集美小学的创立，宣布陈嘉庚在中国历时半个世纪兴学之举的开始。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陈嘉庚对有关祖国的事务发生强烈的兴趣，觉得自己应该为国尽一份责任。
他决心回集美创办一所小学。
他相信提高家乡和周边地区的教育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第一步，并且承诺只要个人财力允许，就尽力兴学。
1912年他到过多个村社，这促使他着手于1913年创立集美小学。
在此次乡村之行中，他看到许多小孩赤身裸体，没有上学，迷恋赌博。
当问及村里的小孩为何无所事事时，村民告诉他，旧私塾已关闭，新学办不起。
他顿有所悟：
“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用不着十年，至多十几年，这些村社将变为蛮荒之地。
”
创办一所乡间学校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为把祠堂改为教学用的临时校舍，陈嘉庚费尽口舌，劝说本房的乡里老大，求得他们的应允。
当时集美的陈姓有7房，每房都办一所半死不活的私塾，因为女孩不得上学，每所学生不足20人。
陈嘉庚提出创办一所小学，供全集美社陈姓的所有小孩入学，并答应由他本人支付全部费用，终于说服村里的老大允许他办集美小学。
1913年1月学校创办时，共招收学生一百五、六十名，分成5级，由7名教师任教。
与此同时，陈嘉庚决定建集美小学校舍。
由于集美社的房子挤在一块，可用地有限。
幸而村西陈嘉庚住家对面有口大鱼塘。
陈嘉庚将其买下作为集美学校的产业。
他在鱼塘四周挖深沟，把挖出的土填入鱼塘，筑成学校的场地和操场。
接着，陈嘉庚招集工人，建起校舍。
校舍能容纳7班学生。
这是集美学校的第一座建筑。
就陈嘉庚的财力而言，在集美创办这所小学也许只是一个无足轻重之举。
然而，这却是该地区兴办教育一个重大成就的标志。
1913年，陈嘉庚还在集美的时候，他不辞辛劳调查了福建教育的状况。
他考察了同安县小学和福州师范学校，发现这些学校办得很糟，无成绩可言。
调查结果使他明白：
要“拯救福建教育的颓风”，自己应该有所作为，办法是捐资创办一所师范学校，从闽南招收有天赋的贫寒学生，培训师资。
他反复思忖，一个新的计划在他脑子中形成了。
陈嘉庚开创性之举引起其它县区的国人群起仿效，而他本人，不久便在此基础上给自己提出一个新的使命：
为集美，为厦门提供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把集美、厦门变为华南文化教育中心，智力中心。
9．创立福建第一所大学
1917年，陈嘉庚事业如日中天，千万富翁指日可待，他在故乡兴学的炽热的热情促使他迈出更大胆的一步。
他派胞弟陈敬贤回集美，创办中学师范部（当时尚未成校，也不是两个学校，二者实为一体，称部）。
1918年，他为学校亲自制定校训“诚毅”。
创办一所大学的想法，在他脑子里已酝酿多年。
他就此事请教过林文庆博士，受到很大的鼓励。
1919年5月，在他离开新加坡回国前夕，他终于公布了自己在福建创办大学的构想。
当年夏天，陈嘉庚返回故里。
他发现邻近的省份，如广东、江苏、浙江都有多所公、私立大学，还有为数不少的医学专门学校，而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福建，竟然无一所大学，不仅具备专门技术的人才短缺，连中学教师都无处培养。
于是，他决定把创办大学的计划付诸行动，并承诺在创办初期的前两年，承担开办费100万元，在以后的12年内，承担经常费300万元，即每年25万元。
他选定厦门的演武场为拟建的大学校址。
接着他便在厦门召开会议，公布他的计划。
19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正式开学。
由于大学的校舍尚未兴建，开学仪式决定在集美水产航海学校的即温楼举行。
该校于1920年创立，比厦大早一年。
1921年5月9日，即国耻纪念日，厦门大学奠基。
几座大楼一字摆开，背靠青山，有足够的空间供运动会、大型纪念会之用，还留有余地供未来发展。
为这所新创办的大学遴选合适人选担任校长，陈嘉庚备尝苦头。
陈嘉庚的故旧汪精卫给他写信，表示有意出任校长。
陈嘉庚回信，同意聘任他。
但时过不久，汪因政治生涯出现转机，便来信请辞。
为此，厦门大学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并在上海举行会议，推举邓萃英为校长。
邓萃英已担任教育部参事之职。
他没有按照合同规定辞去所任职务，而是与陈嘉庚对他的期望背道而驰，大学开学典礼举行后即北上回京。
在学生的压力下，邓提交辞呈。
陈嘉庚别无选择，只得同意他辞职。
邓萃英离职后，陈嘉庚立即电请在新加坡的林文庆博士就任大学校长。
林博士在秋季学校开学之前到达。
他担任校长之职一直到1937年厦门大学由国家接办。
厦门大学能够吸引像鲁迅、林语堂、顾颉刚那样的一大批文人、学者，应归功于林文庆博士。
10．襄助者
为使厦门大学稳定发展，陈嘉庚和林文庆面临着诸多的经济和政治问题。
对陈嘉庚而言，最大的顾虑是资金的来源。
为了使大学有足够厚实的经济基础，他努力工作，靠他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工商企业赚钱。
此外，他还多次试图从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的富侨中为厦门大学募捐。
可叹的是每次都惨败而归。
此后，从1926年到1935年，林文庆博士三次到上述三地向华侨劝捐，总共募得50多万元。
在那艰难的岁月，劝他停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劝告不绝于耳，但陈嘉庚都断然拒绝了，理由是这对中国社会损害太大。
他继续支持两校，他说：
“果不幸因肩负校费致商业完全失败，此系个人之荣枯，与社会无关。
”1934年，他的商业王国倒闭，随后，便有人说他毁家兴学。
到1934年，他在福建为教育投入共约800万元，主要是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其中厦门大学400万，正好是他起先承诺的数额。
真是巧合！
无论是实业经营还是兴办教育，他的胞弟陈敬贤都是得力的臂助。
1917年陈敬贤受命从新加坡回集美，创办中学师范部。
他全权执掌校舍建设，为学校招聘教职员。
他不辞劳苦，承担着在闽南三十多个县招收有才气的贫寒子弟入学的艰巨任务。
从1919年到1922年，陈敬贤受陈嘉庚之托，大力拓展陈嘉庚公司的业务，大获其利。
由于身体欠佳，1922年初，陈敬贤返回集美，帮助处理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事务。
因为有大量棘手的问题需要处理，他肩负的责任十分繁重，健康状况日渐恶化，不得不离开集美到外地就医；1936年逝世。
李光前是陈嘉庚的女婿，他帮助陈嘉庚维持、扩展厦门大学，功不可没。
1936年，李光前捐出5万元，买进400英亩橡胶园，作为厦门大学的维持基金。
战后，他继续支持陈嘉庚重建厦门大学的工程。
据报导，从1950年到1961年，李光前资助厦门大学重建计划达几百万元。
李光前卓有远见，于1938年创立李氏基金。
基金为慈善事业、教育、科研、体育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
集美大学的嘉庚图书馆、综合体育训练馆、李光前体育馆都由李氏基金捐资兴建。
2010年，李氏基金决定再给集美大学捐资一千万新币，用于创办陈爱礼国际学院。
李光前曾于1962年被任命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
陈嘉庚的另两位襄助者是陈文确和陈六使。
两兄弟是陈嘉庚集美的族亲，陈六使还是集美学校的校友。
二人渡洋到新加坡，在陈嘉庚手下任职，双双开拓进取，在橡胶种植、加工、贸易方面成绩卓著。
1924年，二兄弟在新加坡自立门户，创办自己的公司，事业蒸蒸日上，成为千万富翁。
1939年，为修复被日本飞机炸毁的校舍，在集美学校校友中开展了一场募捐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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