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谢耶维奇战争是一场谋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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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耶维奇战争是一场谋杀
阿列克谢耶维奇：
战争是一场谋杀
腾讯文化王小星陈默徐娉婷2015-12-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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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京时间12月8日凌晨，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斯德哥尔摩瑞典学院进行了演讲。
腾讯文化徐娉婷王小星陈默
北京时间12月8日凌晨，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斯德哥尔摩瑞典学院进行了演讲，题为“失败的战争”。
以下为腾讯文化编译的演讲内容。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斯德哥尔摩接受媒体采访
我不是一个人站在这个领奖台上……有声音围绕着我，成百上千个声音。
它们伴着我，从童年起就伴着我。
那时我生活在乡下，我们这样的孩子们喜欢在街上玩耍，但是夜幕降临时，家门口供疲惫的老太太休息的长椅（在我们那叫做“哈特”）就像磁铁那样吸引我们。
她们都没有丈夫，没有父亲，没有兄弟。
我不记得战后我们村里有男人——二战期间，每四个白俄罗斯男人中就有一个死在前线或游击战中。
我们战后的童年世界是女人组成的。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女人们谈论的不是死亡，而是爱情。
她们讲如何和爱人诀别，讲如何熬过漫长的等待，等待至今。
时间流逝，她们还在等：
“如果他回来时没胳膊没腿，我就抱着他。
”没有胳膊，没有腿……我好像从小就明白了什么是爱。
下面是在我耳边合唱的几段声音。
第一个声音：
“为什么你想知道这一切呢？
它是如此悲伤。
在战争中，我认识了我丈夫。
那时我在一个开往柏林的坦克队中。
我记得我们站在德国国会大厦附近的那一刻。
他当时还不是我丈夫。
他对我说：
‘我们结婚吧。
我爱你。
’我那时非常乱——我们一直活在充斥着污秽、肮脏、鲜血的战争中，听到的都是猥琐话。
”
“我回答说：
‘首先把我变成一个女人吧：
给我鲜花，对我说甜言蜜语。
等复员了，我会给自己做条裙子的。
’我当时心烦意乱，很想打他。
他也感觉到了。
他的半边脸被严重灼伤，留着疤痕，我看到他的泪水从疤痕上流过。
‘好，我嫁给你。
’我说。
就这样……我都难以置信，我竟然这么说了……我们周围除了断壁颓垣，什么也没有，只有战争。
”
第二个声音：
“我们住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
我在一个面包房工作，做肉馅饼。
我的丈夫是消防员。
我们刚结婚不久，上超市都手拉手。
核反应堆爆炸那天，我丈夫在消防站值班，他们穿着便服和衬衫就赶赴现场了，没有任何特殊服装。
那就是我们的生活状态……你知道的……他们一整夜都在现场灭火，承受了大量身体难以负荷的核辐射。
第二天早上，他们直接飞往莫斯科。
严重的核辐射疾病……他们活不过一周了……”
“我丈夫是个运动员，身强体壮，他最后一个死去。
我到了莫斯科，他们告诉我他在特殊的隔离室，任何人不得进入。
‘但是我爱他。
’我求他们。
‘士兵们正在照顾他们。
你要去哪里？
’‘我爱他。
’他们和我吵起来：
‘他已经不是你爱的那个人。
他是一个需要消毒的物体，明白吗？
’我一遍遍对自己说：
‘我爱，我爱……’”
“晚上，我爬上消防楼梯去看他，或者我喊值夜班的人，买通他们让我进去……我没有遗弃他，我陪他到最后……他去世几个月后，我生了一个女儿，但是她只活了几天。
她……我们为她激动，但是我害死了她……她救了我，她吸收了我身上所有的辐射。
她那么小……我爱他们俩。
”
“爱怎么可能被消灭？
为什么爱和死亡如此接近？
它们总是同来同往，谁能解释？
我跪在了坟前……”
第三个声音：
“我第一次杀德国人，那时我才10岁，游击队员已经带我执行任务。
那个德国人躺在地上，受了伤……我被命令去取他的枪。
我跑近他，他双手抓住枪，对准我的脸。
但是最先开枪的不是他，是我……”“我不害怕杀人……战争中我没再想起他。
很多人都被杀了，我们活在死人堆里。
令我诧异的是，很多年后我梦见了那个德国人。
我总是做同样的梦：
我在飞翔，他抓住我不放。
我们一块掉下来，掉进同一个坑里。
或者，梦见我想起床……站起来……但是他阻止我……因为他，我没法飞走……”“同样的噩梦，我一做几十年……”
“我没告诉儿子那个梦。
他还小，我不能告诉他。
我给他读童话故事。
他已经长大了，但我还是不能告诉他。
”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诺贝尔奖博物馆的椅子上留下了签名
福楼拜曾说自己是人们的笔，我把自己称为人们的耳朵。
当我走在街上，词语、句子、感叹就向我涌来。
我想，多少长篇小说都遗失在时间中。
在黑暗中，人类生活的语言部分显现了出来，这是文学无法占领的地带。
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它的价值，它还引不起我们的惊叹和赞美。
而我被它深深吸引，成了它的俘虏。
我爱听人们的话语……我爱听孤独者的声音。
这是我最大的爱好和激情。
通往领奖台的路很长，几乎有40年那么长——经过一个又一个的人，一个又一个的声音。
说实话，我并不是一直有走下去的力量——很多次，人让我震惊和恐惧。
我体会过狂喜和厌恶，曾想忘记听到的东西，回到无知的状态。
然而，很多次，我也因人的美好喜极而泣。
我居住的国家从小就教我们死亡。
我们被告知人的存在就是为了奉献一切，牺牲自我。
我们被教导用武器去爱别人。
如果住在另一个国家，我不可能走这条路。
邪恶即残忍，你必须对它免疫。
我们在行刑者和受害者中长大。
即使我们的父母活在恐惧中，他们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些，通常他们什么也不说。
我们生活的空气已经中毒。
邪恶时刻在注视我们。
我写了五本书，但是我觉得它们其实是一本书，一本关于乌托邦史的书。
战后，西奥多阿多诺在震惊中写道：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都变得粗俗。
”我的老师AlesAdamovich——我今天带着感激提起他的名字——认为用散文叙述20世纪的噩梦是一种亵渎。
不用发明任何东西。
你必须如实写下来。
需要一种“超文学”。
见证者必须说话。
我想起尼采的话——没有艺术家能完全达到真实。
令我感到困扰的是，真实不是存在于一颗心灵、一个头脑中，真实某种程度上被分裂了。
有很多个真实，而且各不相同，分散在世界各地。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类对自己的了解，远远多于文学中记录的。
所以我在做的是什么？
我收集日常生活中的感受、思考和话语。
我收集我所处时代的生活。
我对心灵史感兴趣——日常生活中的心灵，被历史宏图忽略或看不上的那些东西。
我致力于缺失的历史。
经常有人告诉我，我所写的不是文学，是文献。
今天文学是什么？
谁能回答？
我们的节奏空前地快。
内容打破和改变了形式。
一切东西都在溢出边缘：
音乐、绘画，即便是文献中的语言也在逃离原本的边界。
在真实和虚构之间没有界限，它们相互流动。
见证者不是纯粹中立的。
在讲故事时，人们会进行加工创造。
他们与时间角力，如同雕刻家面对大理石。
他们是演员，也是创作者。
我对小人物感兴趣。
我想关注渺小却伟大的人物，因为痛苦能塑造人。
在我的书中，他们讲述自己的小历史，大历史也从中展现出来。
我们还没有时间来理解已经发生以及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说出来。
首先，我们需要清楚地表述出来。
（但）我们害怕这样做，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面对我们的过去。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沙托夫在和斯塔夫罗金的对话一开始就说：
“在无限无穷的世界里，我们是最后一次相遇的两个生物……别用那种腔调，像人一样说话吧。
至少，用人的声音说一次话。
”
我和我的主角们差不多就是这样开始对话的。
人们从他们自己的时代发声，当然，他们不可能处于真空。
但是，人类的心灵是很难抵达的，这条路被电视、报纸以及这个世纪的迷信、偏见、谎言弄乱了。
我想读一读我日记里的几页，展示时光如何前行，观念如何死亡，我如何追踪它们的轨迹。
1980-1985年
我写关于战争的书。
为什么是战争？
因为我们是战争年代的人——我们或参加过战争，或曾准备作战。
如果仔细看，会发现我们的思维是战争式的，无论在家、在街上，都这样。
所以在我们国家，生命是如此一文不值。
一切都仿佛在战场上。
我是带着怀疑开始写的。
又一本关于二战的书，有什么用？
外出采访时，我曾遇到一个女人，战时她曾担任卫生指导员。
她告诉我，他们冬天穿越拉多加湖，敌人发现了他们的路线，开始向他们开枪。
人和马都掉进了冰水里。
这一切发生在夜里，她抓住了什么，以为是一个伤员，就拖着往岸边走。
“我拽着他，他浑身湿，裸着身体，我以为他的衣服被扯掉了……”她说道，“到了岸边才发现，我拉上来的是一条受了伤的大欧鳇。
”她用脏话大骂起来：
“人们在受罪，但是鸟和鱼犯了什么罪？
”
在另一次外出采访时，一名骑兵连的卫生指导员说，战时她曾把一名德国伤员拖到弹坑，到了弹坑才发现他是德国人。
他的腿受伤了，流血不止。
这是敌人，怎么办？
上面的自己人正在死亡。
但她还是为德国人包扎了伤口，然后爬走了。
她又把昏迷的俄罗斯士兵拖来。
俄罗斯士兵醒来后，要杀德国人。
德国人也醒了，拿起枪要杀俄罗斯人。
“一会这个打那个，一会那个打这个，我们的腿上都是血，”她回忆，“我们的血混在了一起”。
这是我所认识的战争，女人的战争。
无关英雄，无关人们如何英勇地杀别人。
我记得女人的哭诉：
“战斗后，走在原野上，他们躺着……全都那么年轻，那么帅气。
躺在那，仰望着天空。
我既为我们难过，也为他们难过。
”
我的书就关于“我们和他们”，关于战争是一场谋杀。
这就是女性的回忆。
一个人刚才还在微笑，还在抽烟，然后他就不在了。
女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消失，谈论在战场上，一切消失得是那么快，无论人，还是人的时间。
的确，他们在十七八岁时自愿奔赴战场，但是他们并不想杀人，也没准备好去死，为了祖国去死。
历史是无言的，同样，他们也没有准备好为斯大林而死。
你不能把这些从历史中抹去。
我的书两年没有出版，直至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
“读了您的书，没人想上战场。
”检查员教育我。
“您的书让人感到害怕。
您的书里为什么没有英雄？
”
我从未寻找英雄。
我通过没人注意的证人和参与者书写历史。
从来没有人问过这些人。
我们不知道普通人对于伟大思想的想法。
战争刚结束的时候，人讲述的战争是一个样子，十几年之后，又是另一个样子。
当然，人是有变化的，因为他将自己的一生、自己的全身心都融入回忆中。
他把这么多年的生活、读的书、遇到的人、自己的信仰、自己幸福与否都加入其中。
文献是活的，它们和我们一起变化。
我完全相信，人们不会再像1941年战时的年轻女孩了。
当时是“红色”思想的高峰期，超过十月革命和列宁时期。
她们的胜利至今遮盖着古拉格。
我对这些女孩有着无尽的爱。
但是我不能和她们谈论斯大林，谈论载着敢说话的胜利者驶往西伯利亚的列车。
其他人回来了，沉默着。
一天，我听到有人说：
“只有在战场，在前线，我们是自由的。
”苦难是我们的主要财富。
不是汽油，不是天然气，苦难才是。
这是我们唯一不断开采的东西。
我一直在寻找答案：
为什么我们的苦难不能兑换成自由？
难道它们是无谓的？
恰达也夫说得对：
俄罗斯是没有记忆的国家，是全民失忆的地带，是批评和内省的处女地。
伟大的书籍被踩在脚下……
1989年
我在喀布尔。
我不想再写战争了，但是我却身处真实的战争中。
报纸说：
“我们正在帮助阿富汗兄弟建设社会主义。
”到处都是战争的人和物。
这是战时。
昨天他们不带我进入战区：
“待在酒店吧，女士。
我们稍后答复你。
”我坐在酒店里想：
批评别人的勇气和所冒的风险是不道德的。
我在这里已经两周了，我摆脱不了一种想法：
战争是男人本性的产物，这也是我很难理解的。
但是日常的战争装饰品是壮观的。
枪、地雷、坦克，我发现武器很美。
在如何完美地杀死对方方面，男人真是破费心思。
真理和美丽之间存在永恒的争论。
他们给我展示了新的意大利地雷。
而我作为女人的反应是：
“太美了。
为什么它是美的？
”他们用军事术语精确地给我解释：
如果有人驾车或者踩到了这个地雷，像这样……以某个角度……就会变成半桶肉酱，啥也不剩。
人们谈到这些不正常的事物，仿佛它们完全正常，理所当然。
你知道，这就是战争……没有人被这些画面逼疯。
比如说，一个人躺在地上，他不是被自然杀死的，不是被命运杀死的，是被另一个人杀死的。
我看他们给“黑色郁金香”（这架飞机带着装在锌制棺材里的死亡人员回国）“装货”。
死人经常四十多岁，穿着旧军装。
有时飞机装得不够多，不能起飞，士兵们就闲聊：
“他们刚送一些新的尸体到冰箱，闻起来像坏了的猪肉。
”我要写下这些，恐怕国内没人会相信。
我们的报纸只写苏联士兵在友谊街道植树。
我同大家聊天。
有的人是自愿者，他们主动来的。
我注意到他们大多来自教育背景不错的家庭，来自知识界，比如老师、医生、图书管理员这类书香门第。
他们真诚地梦想能帮助阿富汗人建设社会主义。
现在他们嘲笑自己。
在机场，曾有人带我去看一块地方：
那里的阳光下停着几百口棺材。
陪我的军官忍不住说：
“谁知道呢……我的棺材可能也在那儿……他们会把我塞进去。
我在这儿为什么战斗？
”他说出的话把自己吓了一跳，急忙说：
“不要写。
”
晚上我梦见死人，他们脸上都带着惊诧：
“什么，你说我死了？
我真的死了吗？
”
我和一群护士驱车前往阿富汗平民医院，我们为孩子们带来了礼物：
玩具、糖果、饼干。
我有五只泰迪熊。
我们到达了医院，一座很长的营房。
每个人只有一床毯子容身。
一位年轻的阿富汗女士走近我，手里抱着孩子。
她想说话——过去十年，几乎这里每个人都学会了一点俄语。
我把玩具给那个孩子，他用牙齿衔住。
“为什么用牙齿？
”我奇怪地问。
她拉开包裹的毯子，孩子小小的身体上没了双臂。
“你们俄国人轰炸时失去的。
”我要晕倒，有人扶住了我。
我看到我们的火箭将村庄夷为平地。
我参观了阿富汗墓地，延伸得和其中一个村庄一样长。
在墓地中间，一个阿富汗妇女在喊。
我想起在明斯克附近的村里，一口锌制棺材被送进屋子时，一位母亲的哀嚎。
那种哭声不是人或动物的……和我在喀布尔墓地听到的声音相似。
我必须承认，我不是一瞬间就变得自由的。
我真诚地对待主题，它们也信任我。
每个人都有自己通往自由的道路。
从阿富汗回来后，我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原谅我，父亲。
”我看见他时说：
“你们教导我信仰理想，但是看见那些年轻人，苏联的男生，就像你和妈妈教的学生（我父母是村里学校的老师），在外国土地上杀死他们不认识的人，这足够让你们的话化为灰烬。
我们是凶手啊，爸爸，你知道吗？
”我父亲哭了。
很多人都从阿富汗安全回来了，但是还有其他案例。
有一个阿富汗年轻人对我吼：
“你是个女人，你了解战争吗？
你以为人们优雅地死去，就像书或电影里一样？
昨天我朋友被杀了，他脑袋中弹，跑了十米才死，努力抓住自己的脑髓……”七年后，那个阿富汗人成为了成功的商人，他喜欢讲阿富汗的故事。
他在电话里对我说：
“你为什么写这些书？
它们太恐怖了。
”他已经变了一个人，不再是我在死人堆里遇见的那个害怕死亡的年轻人。
我问自己，关于战争，我想写什么书。
我想写一个不开枪、无法对另一个人下手、对战争感到痛苦的人。
他在哪儿？
我至今没遇到。
1990－1997年
俄罗斯文学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是唯一能讲述大国独一无二的经历的文学。
人们不停地问我：
“问什么您总是写悲剧？
”因为这是我们的生活。
虽然我们现在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但是“红色”的人无处不在。
他来自曾经的生活，带着曾经的记忆。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想写切尔诺贝利。
我不知道该怎么写，用什么样的工具，从哪入手。
以前，我的国家是被欧洲所遗忘的小国，世界几乎从来没有听过她的名字，忽然，她就用所有的语言发出了声音。
我们，白俄罗斯人，成了切尔诺贝利民族，成了第一个触碰到前所未有的力量的民族。
人们明白过来：
除了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宗教主义的挑战，前方还有我们看不见的、更凶猛的、覆盖度更高的事物等待着我们。
切尔诺贝利之后，我们已隐约看见了……
我记得，老出租车司机因为鸽子摔死在车前窗，绝望地骂：
“一天撞死两三只鸽子。
报纸上却写一切都在控制范围内。
”
人们把城市公园里树木的叶子扒下来，运到城外埋起来；从受辐射的墙上把土刮下来，把土埋进土里。
人们把木头和草都埋了。
所有人的脸上都有些许疯狂。
养蜂的老人说：
“早晨来到花园，缺了点什么。
熟悉的声音没了，一只蜜蜂也没有，一只蜜蜂的声音都听不到。
一只都没有！
怎么回事？
第二天、第三天，它们也没飞出来……后来有人告诉我们，旁边的核电站出事故了。
但是我们很长时间什么都不知道。
蜜蜂知道，而我们不知道。
”
报纸上关于切尔诺贝利的报道，用的全是军事词汇：
爆炸、英雄、士兵、疏散……克格勃也在核电站工作。
他们抓间谍和特务。
有传闻说，爆炸是西方特工部门策划的破坏社会主义阵地的行动。
士兵带着军用技术设备向切尔诺贝利驶来。
系统以战争的模式运行，但是手持崭新冲锋枪的士兵的命运是悲剧。
他能做的只是感染更多的辐射，然后死去，那时他才能回家。
前切尔诺贝利人在我眼前变成了切尔诺贝利人。
核辐射是看不到、摸不到、闻不到的……围绕我们的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世界。
进入辐射区的时候，我被告知：
花不能摘，草地不能坐，井水不能喝……死亡隐藏在四周，但这是另一种死亡，戴着新面具的面目陌生的死亡。
经历过战争的老人再次被紧急疏散，他们仰望天空：
“太阳照耀着……没有硝烟，没人开枪。
这难道是战争？
我们被迫成了难民。
”
早晨，人们迫不及待地翻开报纸，然后又失望地放下。
没有发现间谍。
没有关于人民公敌的报道。
没有间谍和人民公敌的世界是陌生的。
出现了某种新的事物。
和阿富汗一样，切尔诺贝利把我们造就成了自由的人。
我的世界就此不同。
在辐射区，我觉得自己不是白俄罗斯人，不是俄罗斯人，也不是乌克兰人，而是有可能被消灭的物种的一员。
两种灾难不谋而合：
社会的灾难——社会主义的亚特兰蒂斯沉没于海底，宇宙的灾难——切尔诺贝利。
帝国的没落引起了所有人的担忧：
人们为日常生活而忧愁，如何生存下去？
相信什么？
在什么样的旗帜下站起来？
或是需要如何学习不再依靠伟大思想活下去？
最后一个问题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陌生的，因为从没拥有过这样的生活。
在“红色”的人面前出现了成百上千个问题，而答案需要他独自寻找。
在获得自由的头几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
我四周全是惊慌失措的人们。
而我聆听他们……
我合上了我的日记……
我们失去了1990年代拥有的机会。
问题已经显现：
我们应该拥有怎样的国家？
强大的还是受人尊敬且人们能体面生活的？
我们选择了前者——强大的国家。
我们再次活在了权力时代。
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被充满恐惧的年代取代。
这个时代转身、倒退。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二手的。
我有三个家：
我的白俄罗斯祖国，它是我父亲的祖国，我一辈子生活的地方；乌克兰，我母亲的祖国，我出生在那里；俄罗斯的伟大文化，没有它，我无法想象现在的自己。
这些对我都很宝贵，但是在今时今世，很难再开口说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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