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 第八章 浙江大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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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第八章浙江大学
第八章政策评估与政策建议的方法
政策评估主要指事前评估，它本质上是一种预测工作。
评估的目的是要预测拟定的方案是否能达到预期目的，是否公正而有效率。
评估的技术固然重要，但失去批判性的评估即使采用了再多的评估技术，也不能起正面作用。
事后评估的意义主要不在预测，而在评价和进一步建议。
政策展示虽然较少增加新的政策知识，却是职业分析者必须进行的工作，且分析成果能否对决策者产生影响力，和分析者的展示（“表达”）和建议能力有很大关系。
因此政策分析者必须学会“表达”。
净现值评估成本—收益法敏感性分析政治可行性展示和建议的方法社会系统核算社会实验社会审计
政策评估和展示属于分析工作的中、后期内容。
在此前的政策方案选择中，分析者的个人偏好可能过早起作用，对方案的估计可能不准确，仓促锁定政策方案等现象难以避免。
因此，在政策方案最终被选择进入实施阶段前，必须对方案进行政策评估工作，即对假定政策付诸实施，我们将得到什么进行事前的估计。
政策评估也是一种预测工作，所以预测技术和上章所介绍的常可以通用。
政策评估还包括一种与预测无关的类型，那就是在政策已经实施之后，对实施效果的事后评估。
在本章中，我们也会介绍事后评估（效果监测）方面的方法。
而在评估工作之后，分析者必须展示自己的分析结果。
虽然展示方案的方法较为杂乱、不成体系，但既然政策展示和建议的工作中需要这些方法，就有必要择其要点加以说明。
一、经济可行性评估中的常见方法
评估工作是最能体现邓恩主张的“多元复合主义”精神的分析环节，因为政策的会影响到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所以事前进行的结果预测也需要多学科的参与。
例如，一些大型公共工程的建设，可能不仅要考虑政治、经济方面的后果，而且还要考虑环境后果、移民后果。
评估工作需要一种系统观。
但限于本书的篇幅，本书对评估方法的叙述主要限于经济评估和政治评估。
涉及经济知识的评估方法主要有净现值评估、成本—收益分析以及敏感性分析，这些方法主要被用于进行经济可行性方面的评估。
其中净现值评估针对的是由于贴现率的存在对政策行动（或公共工程）收益的影响以及与此相关的政策选择问题。
例如，某地区决定修建水电设施，方案之一是在干流上修建一座大型水电站，建设周期为20年，发电的收益将在20年后到来；方案之二是修建若干座中小型水电站，投资总额、发电量和前一方案相同，但是部分水电站可以在5年内发电，15年内所有水电站均可投入使用。
看上去两个方案投资和收益一样，但谁都知道，由于贴现率的存在，两种方案带来的回报是大不相同的。
可以用一个虚拟的例子来说明怎样进行贴现率评估以及评估的要点。
某地政府针对一个问题，决定采取政策行动，待评估的方案有两个，在方案开始实施后若干年内的成本—收益流情况如表8.1所示，这个时间段之后的收益和成本不决策者考虑之列。
从直觉上看，我们一般会认为方案A见效快，但后期回报不好；方案B投入多，见效慢，但是回报稳定。
显然，估算两个方案的优劣，不能光靠直觉，也不能将成本和收益简单加减，必须进行净现值计算。
我们将贴现率记作r，而两个方案的净现值记作NPVA和NPVB，可列出以下两式：
NPVA＝－10＋5/（1+r）＋4/（1+r）2＋3/（1+r）3＋2/（1+r）4＋1/（1+r）5
NPVB＝－10－5/（1+r）＋6/（1+r）2＋6/（1+r）3＋6/（1+r）4＋6/（1+r）5
表8.1两个备选方案的成本—收益流情况
资金流
（万元）
方案
年份
0
1
2
3
4
5
方案A
－10
5
4
3
2
1
方案B
－10
－5
6
6
6
6
两个方案的净现值取决于贴现率的大小。
因此，贴现率的选取就成了评估的关键。
贴现率选取涉及宏观经济学、增长理论、金融货币等方面的知识，的确并非易事。
但却不能忽略这项工作，因为政府资金来源无非是税款和筹措的资金，这些资金并非闲置的，任一种使用方式总有其机会成本。
无论是哪一种来源的资金，这种机会成本本质上将由纳税人支出，只有不负责任的政府才会随意使用财政资金或筹措的资金。
贴现率的变化，将会直接影响方案的经济效果。
根据计算，两个方案的净现值随贴现率的变化如图8.1所示。
图8.1贴现率与净现值的关系
从图中可以看出，当贴现率在0～13％之间时，方案B的净现值更高；贴现率在13％～20％之间时，方案A净现值更高。
如果贴现率高于20％，两个方案的净现值均为负值，因此什么都不做在经济上更合理。
尽管这里的数据是虚拟的，但以足以说明一个问题，贴现率的数值和变化对于方案选择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净现值（万元）
10
8
6NPVB
4NPVA
2
5101520贴现率（％）
分析表明，哪个方案净现值高不是固定的，需要通过选取贴现率来确定。
但也不能认为净现值高的方案就一定是好方案。
因为贴现率预测十分困难，更难完全精确，所以通常要为贴现率不可预计的波动留下余地。
图8.1中显示，虽然在大部分贴现率区间里，方案A净现值相对于方案B更低，但是，它在贴现率达20％的时候，净现值才下降为零。
而方案A在贴现率大约16％的时候，净现值就降为零。
我们引进一个概念，将净现值为零时的贴现率称为内在利润率。
内在利润率越高，说明方案对抗利率变化的能力越强。
所以，方案A有独特的优势。
要综合考虑净现值高低和内在利润率。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如果使用的是筹集资金，需要还款付息，那么就要参考还款期限进行选择。
成本—收益分析是最常用的经济可行性评估方法，这是一个有很多功能的分析工具。
这里的成本（C）和收益（B）都是指贴现成本和贴现收益。
成本—收益分析通常采用两个标准，一是“B－C”标准，二是“B/C”标准。
按照第一个标准，政策方案应该是B大于C，在经济上才是可行的。
收益和成本之差正好就是净现值，这一标准通常会引导分析者选择净现值最大的方案，但我们已经看到，贴现率可能不容易预测，而且还可能变化，所以分析者应该注意内在利润率大小和贴现率本身的可变范围。
按照第二个标准，分析者可能会选择贴现收益和贴现成本之比最高的方案。
但两个标准会有时会发生冲突，B/C最高的方案未必是B－C最大的方案，就是说B/C最高的方案未必能带来最大的净收益。
B/C标准还有一个潜在的毛病，就是同样的数据可能会算出不同B/C值来。
例如一个方案成本是400元，收益是800元，但是政策行动会导致100元的环境损失。
这时，如果将100元环境损失计入成本，那么B/C就是8/5，而将环境损失在收益中扣除，B/C就是7/4；两者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两种计算方法都是合理的。
所以有人主张应该放弃B/C标准。
不过B/C标准却有B－C标准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它在B与C量纲不同的时候还可以用来比较不同的方案，而此时使用B－C标准无异于“关公战秦琼”。
事实上B与C量纲不同的情况经常会出现，有时成本很难全部用货币单位表示，例如政府信誉损失就是如此。
有时收益很难货币化，例如一次全市卫生行动，带来的收益很多是人们心理上的收益，这部分收益也许正是我们采取卫生行动的主要原因，但恰恰是这些主要的收益难以用货币衡量。
B/C标准在给定成本时，可以衡量两种或多种方案在收益上的优劣；或者在必须达到某个目标时，在各个方案中比较找出成本最低的那个。
虽然这里采用了和纯粹经济学同样的符号，但是政策分析中的收益和成本和私人部门的计算方法有很大不同。
可以认为近乎所有的政策方案都涉及成本，这些成本可能来自税收，也可能来自其他方面。
有些分析者认为成本就是现金指出，或者就是能货币化的资源；甚至将收益视为政府部门的收益，这是错误的。
例如一些城市热衷于建大型广场之类的形象工程，市中心的居民在得到一些补偿后迁往了远郊，他们可能失去了很多，像较完备的生活设施（并非室内设施）、子女就读学区、熟悉的邻里环境等，他们必须付出很多才能弥补这些损失，同时，由于迁居，他们很少有机会去“消费”那些形象工程。
但在为数不少的决策者乃至分析者那里，这些私人支出并非成本。
如果对此继续讨论下去，我们将不仅涉及成本应该如何计算，而且涉及了公正问题。
有时，一些决策者极善于利用成本来达到目的。
例如沉淀成本，由于它是已经发生的既成事实，所以无论下一步有无政策行动、有何种政策行动，沉淀成本均不可能减少；因此沉淀成本一般不计入政策成本之中。
但是，有些决策者会通过“制造”沉淀成本的方法，使得他热衷的政策方案不得不实行。
在建中小水型电站还是建大型水电站的的选择中，追求“纪念碑”式公共工程的决策者也会对建大型水电站的机会成本视而不见。
政策分析者应该尽量多考虑除政府外，还有谁在为政策方案支出，他们能从政策方案实施中得到什么；即使不能量化测定，也要有所估计。
不过，即使分析者考虑到了政府之外、现金之外的各种成本，这种考虑对那些热衷于“政绩”的决策者能有多大影响，还是不宜太乐观。
毕竟，以造福人民的名义伤害人民的事情是存在的，而且伤害人民的行为有时还会受到某种激励。
我们也要更全面地看待收益的内容。
例如，收入较高的公民要不要普遍为基础教育纳税？
如果要，许多人会觉得不公平，因为他们的家庭没有接受基础教育的人，或者子女上了私立学校。
问题的关键是，那些没有家庭成员接受基础教育的人是否从基础教育中获得收益了呢？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收益同样有直接的、间接的，货币的、非货币的，长期的、短期的，同样需要分析者的全面考虑。
在刚才介绍的净现值评估中，实际已经提到了政策评估中一个需要顾及的原则——政策需要有一定对抗意外的能力，政策不仅可能面对贴现率的变化，还可能面对更多变量的不确定性。
为此，我们还要掌握敏感性分析方法。
敏感性分析的含义是，在一个多变量组成的系统中，假定其他变量不变化，只对一个变量取不同的数值，用于发现什么变量（在什么区域内）对政策结果的作用是最关键的。
经过这种预测，分析者能有预见地对执行中的主要困难、要重点防范的意外提出见解。
我们仍然以前文虚拟的两个方案A、B为例，假定两个方案的每年的成本和收益是固定的，敏感变量就是贴现率，该敏感变量在几个临界点上显示作用：
在贴现率达到13％时，方案B的净现值开始低于方案A的净现值；在贴现率超过大约16％时，方案B的净现值降到零以下；在贴现率达到20％时，两个方案的净现值均不超过零。
这些临界点显然是我们应该特别重视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假定贴现率为某个合理的定量，检查其他变量的敏感程度。
通常需要对多个变量进行敏感性分析，例如一个城市准备修建一条越江隧道，我们需要考虑修建隧道的直接建造成本、每年的维护费用（不是当年发生的费用就必须考虑贴现率）、节约下来的每年的轮渡费用、使用者节约时间的价值等，用这些量计算净现值，然后分别测试贴现率、通信者时间价值、直接建造成本等变量的敏感性。
而有些量不太可能发生变化（如每年节约的轮渡费用），有些量即使变化其幅度也不会大（如隧道每年的维修费用），对这些量就可以看作非敏感变量了。
经济可行性评估的几种常见方法都要全部或大部分依靠量化分析，但要知道，“用数字说话”不等于排除其他“说话方式”。
只看重数字的分析隐藏着某种机械的基因，在实际操作中可能是可笑的。
事前评估、事后评估都需要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结合。
经常可以看到，许多人对数字有一种官僚化的偏好，于是就产生了某些令人哭笑不得的现象。
阅读：
神神秘秘泡浴池原来是为了保住贫困补助金
每月的下半个月，老王总带着儿子泡澡堂。
每人6元，一次就是12元。
服务员知道他们家生活拮据，不知为何如此奢侈，就好奇地问起了究竟。
老王缓缓地说开了缘由……原来，老王家一家三口，属“低收入保障”对象，每人每月有290元的生活补助金，三个人就有870元，但救济部门有一项硬指标，那就是每月全家的煤气费不能超过35元，如果超过，下个月的补助就泡汤了。
为了保住补助金，老王一家每天看着煤气表洗澡，每月中旬，当煤气数接近35元时，老王就带着儿子到浴室来洗了。
每天12元，半个月就是一百多元，老王当然很肉痛，但孰轻孰重，老王心里还是很明白的。
众人听后，心里暗道：
一家人不好好想办法改变现状，就耍这种小聪明，这日子怎么过啊！
——
对上面这段市井新闻，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
一家人是否应该“好好想办法改变现状”另当别论，但低保对象大概通常一时不容易找到改变现状办法是肯定的，每月数百元的生活保证金拿不到，生活立刻就会更加窘困。
低保对象也要做饭、烧水、洗澡，对煤气的需求是基本没有弹性的，甚至他们比“富人”用的煤气还要多，因为“富人”可以较多在外用餐、饮用矿泉水。
可是救济部门硬性规定煤气费不能超过35元/月，煤气不让多用，不是逼着低保对象去购买昂贵的代用品吗？
低保的目的何在呢？
不追究规定的合理性，却责怪低收入者的“小聪明”，大概潜台词是在说低保对象是因为“小聪明”才贫困的。
如果救济部门也是这个看法（但相信政策制定者不是这样想的），就难怪有这样的量化规定；否则，就要另行解释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硬性规定。
对数字的癖好的根源也许是上级部门喜欢用数字来控制那些被管制的对象，因此荒唐的数字要求常有官僚化色彩。
某主管部门很看重属下学校的一次就业率，但好学校的学生选择余地大，并不急着签约，或者对自己的前途另有安排。
但主管部门不会管这些，在他们眼中，数字的“话语权”是无与伦比的，于是学校就像那位低保对象那样，必须想出对策。
据称，某些学校的对策是，办一些“皮包公司”，与毕业时尚未签约的学生签约，事后签约双方一拍两散，但一次就业率是上去了。
二、评估中的政治因素
经济可行性的评估远不是评估工作的全部，评估标准有经济可行性、技术可行性、政治（伦理）可行性以及行政可操作性等几个方面；也许评估工作可以有侧重，但对政治因素的考虑至少不应少于对经济因素的考虑。
无论我们是将公共政策理解为控制社会的手段，还是将其理解为增加社会福利的手段，都不能回避政策方案的政治可行性。
与经济可行性评估不同的是，政治可行性评估没有公认的方法，也基本没有量化标准。
不过，有几个方面的内容是分析者必须分析的。
首先，分析者要追究，我们在试图增加福利的时候，是为了谁增加福利。
不考虑这一点，分配利益就可能是不公正的、盲目的。
例如我国加入WTO之后，逐渐降低了进口汽车的关税，但是进口车的配额制度仍被暂时保留。
此举可以保护国内产业，同时也满足了部分消费者对进口车的需求。
但是，配额值钱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有人想方设法得到配额，很快就能变现，而购车者实际上并没有买到便宜的车，他们最终承担了那笔“配额费”。
即使国家命令禁止“配额租金”，影子价格也会起作用。
结果是，国内企业不能感受到国外产品的压力，受到保护却很少进取，成了温水里的青蛙，在缓慢升温的过程中走向结局；消费者没有得到实惠，而某些人却可能直接从配额中捞取好处。
以前的高关税至少是被国家收取的。
不考虑为谁增加福利，经济上可行的政策也可能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
从理论上看，为谁增加福利是一个政策受益的主体资格问题。
本书中所谓受益主体（也就是政策的“目标群体”），在这里指的是那些应该被政策分析者视作正当获益者的那些人。
广义上的受益主体至少是全体拥有公民权的人，还可能包括未出生的人、尚不能表达自己意愿的人、外国人等。
狭义上的受益主体则是指政策制定者原本设想的受益者。
对广义的主体概念的探究是政策科学中重要的理论问题，可持续发展政策为什么应该被提倡，就需要广义的主体概念来辩护。
狭义的受益主体概念可能更具有实用意义，一项政策极少是让所有人共同获益的，相反，它通常是以排除某些人甚至一定程度上伤害某些人为代价，让另一些人获利。
政策分析者面对着这样的抉择时，尤其是在相当一部分人不具备争利能力的时候，帕累托改进经常成了一个次要“原则”。
不过，分析者和决策者如果没有起码的公正信念，而歧视性地界定受益主体，那么不管在什么意义上，也不能说这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阅读：
某地的社会保障政策
2002年７月，某地市长签发了“《某地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若干实施规定”。
该规定于2002年9月1日生效。
这个新规定和旧规定的关键不同之处何在？
让我们比较一下原政策和新政策。
原条例第××条规定：
本地户籍和非本地户籍的员工实际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就可在本地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新出台的“《某地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若干实施规定”第××条规定：
“非本市户籍员工在本市退休按月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应在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的前5年，在本市连续缴费。
”
这就是说，按国家规定60岁退休，你必须在55—60岁连续5年在该地缴费，少一个月未缴，即丧失在该地按月领取养老保险金的资格，这对几百万外来人口是不公正的，因为现实情况是：
不管有没有本地户口，在退休前５年还能在本地找到工作，并连续工作的人，其数量极为稀少。
有人认为，这一规定就是根据这一现实情况而定的。
其目的也十分明显。
那就是使为了该地付出青春的人，只要你没有本地户口，你就不能在那里领取养老金。
虽然你在该地工作很多年，早已置业购车，孩子也在这里出生长大，自认为是该地人，但只要拿着暂住证，虽住着自己的房子，仍享受不到本地户籍人士退休待遇。
外来者的出路是退回原籍，但《某地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第××条规定：
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但不满本条例规定的缴费年限的非本市户籍的员工，以及退休前调出或辞工离开本市的员工，个人帐户积累额按以下办法处理：
（一）当地（户籍所在地）有社会保险机构的，积累额全部转入当地社会保险机构，当地社会保险机构不予接收的，积累额全部退还本人；
（二）当地没有社会保险机构的，积累额全部退还本人。
实际上这一条也是很不公平的。
因为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是按照员工缴费工资的１３％收取，而退回的只是缴费工资的１１％，其余部分计入了该地的共济基金无法退回；另外，还有几笔钱也不退还。
这几笔钱包括：
1,住院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按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２％给非本地户籍职工缴纳的住院医疗保险费），2，工伤保险费（用人单位按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本市上年度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的千分之三至千分之九为其员工缴纳工伤保险费）。
按当地的外来人口参保人数、工资计算，仅2002年，该地就可以从外地户籍的就业者那里获得共济基金、住院医疗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共计20亿元。
在那个城市，本地户籍员工现在退休最低每月可领取1800元退休金，外地户籍员工最低只能拿600元退休金，同样在那里工作，依法纳税，领取的退休金差３倍之多，政府公务员的退休金又比企业退休的本地户籍员工多很多，养老金的发放有劫贫济富之嫌。
并且既然不想负责外来工的养老问题，本应将养老、工伤、住院医疗保险等基金退回原籍社保局或本人。
有位政策评论者指出：
关系到几百万非本地户籍人口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调整，不开听证会，不征求利害相关者的意见，社保局制定，市长签发就生效了，这公平吗？
社保制度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所谓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没有公平的社保，那只是一句空话。
这种不公平的措施，对我们国家社会保障整体制度的破坏作用将十分严重。
其次，分析者要分析政策过程中，来自于“人”的有利或不利因素。
帕顿等人提示政策分析者要注意这些信息：
（1）涉及的人物。
关心这一问题的个人和团体是些什么人？
他们是支持还是反对有关政策方案。
（2）信仰和动机。
每个人物信仰什么？
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3）涉及的人物会采取的对策。
他们会用什么办法达到其目的。
至少要找出能“控制事件发展、修改程序、以及左右其他涉及人物的行动和权力、影响或权威”以及支持对策的财源。
（4）效果。
根据动员和使用资源的能力来对人物排序，特别关注其中的关键人物。
（5）地点。
决策将由谁在什么组织内作出？
在什么时间作出。
所有这些信息，会帮助分析者形成一种“图像”，将全部分析、决策程序中的人、团体、资源因素体现出来，从而得出方案在政治可行性方面的优势和弱点。
但我们要看到，帕顿等人推荐的分析方法显然更适用于政治市场上的讨价还价，不一定适合于任何国家。
还要看到，政治可行性方面也具有不确定性。
例如决策者面前突然出现的危机，可能对政策的政治可行性构成威胁，也可能提供了有利的情境。
政治可行性分析中，还要追究政策的贯彻主要是靠行政命令，还是依赖行为主体自身的积极性。
行政命令是必要的，但如果执行者的行为只是因为畏惧，那么行动的效果便难以保证；依赖自身的积极性则可能大大降低政策的执行成本，而且执行效果通常较好。
当行政命令失去制约力，而且“命令”与“动力”背道而驰时，政治可行性程度会急剧下降。
过度崇信行政命令的领导人通常对于官僚机构的性质有过于理想化的想法。
阅读：
2002年上半年，作为深圳市政府改进工作作风的一项重大改革措施，深圳市开始按照新的劳务暂住证发放办法为外来务工人员办理外来人口暂住证。
深圳市有非深圳户籍的外来人口大约400万人。
新办法实现以前，办理每张暂住证需要支付320～350元不等的费用，而现在却只要交纳15元的工本费，仅此一项深圳市政府每年就少收了十几亿元的收费。
但令人惊讶的是，新办法实行以后，外来人员对这个新办法无不怨声载道。
原因是，原先收费虽高，但办证网点多（劳动部门、人事部门和派出所均可办理），办事效率也高（当场就可以取证）；现在则出现了很长的排队，手续也更加繁琐，还不能当场取证。
与此同时，深圳原先不具有（代）办暂住证资格的居委会、某些中介公司却乘机招揽办证业务，生意极其红火。
外来务工人员如果不能忍受办证长队，就要向这些代办机构交纳很多费用。
结果是，外来人员的办证总费用基本没有减少，时间上支出更多。
政府的善意看来没有让外来人口得到好处。
如何免了外来人口办证之苦呢？
从经济学角度看问题并不复杂，政府干脆不要制造稀缺性，自然事情就彻底解决了。
一方面不肯放弃人为制造的稀缺，另一方面又想避免稀缺的必然后果——价格或影子价格，能成功吗？
在这里，作者有几句不得不说的“题外话”。
小小一张暂住证，是多少人利益所系。
为了利益，某地出现过旅游者因无暂住证被扣，被命令缴纳罚款的事情；在另一著名古都，春节后刚返回工地的20名外地民工睡眠时被圈进了派出所，没来得及穿上衣衫的民工在室外寒风中蹲了一夜，派出所理由也是没办暂住证，怎样才肯放人，不说读者也会想到；就在本书即将完成之际，新闻媒体报道，在南方某大城市一公司就职的一位青年，因刚到该城市不久没办理暂住证，2003年3月17日在外出逛街时被收容，3月20日，这位27岁的健壮青年已经成了一具尸体，尸检结果表明，他生前72小时内曾遭受毒打。
某些部门在利益面前表现出的强横和积极，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靠政府的一纸公文就想让获利者放弃获利，无异于与虎谋皮。
但愿这些“题外话”不被当作“情绪化”，政策评估工作从来就不应该是唱颂歌，事前评估尤其如此。
辩护性的评估不能帮分析者、决策者预见政策的真正后果。
不能说批判性的评估能预见全部后果，但没有批判性的评估会有意无意掩盖几乎必然会出现的严重后果。
例如，在某大型水库建设方案中，很多地方的移民方式为“就地后撤”，农业人口向高处山坡迁移后需要耕地，这对水库的生态保护、水土保持意味着什么，是不难得知的；而我国在其他水库建设中也早有这样的严重教训。
但这个“疏漏”却难以置信地发生了，后来国家又增拨了大量资金用于向外地移民。
一位对该工程有不同意见的人士认为，在组成评估组的时候，就有持不同意见的专家被故意排斥之嫌，于是评估意见都是一边倒的。
作为外行，作者没有胆量去评价这项工程是否应该建，移民工作应该怎样做；但是在决策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为数不少的不同意见在媒体上几乎无法找到，能看到的只是赞同性的看法，评估意见出奇地一致，这种现象本身就很值得去进行政治分析。
没有批判性的政策评估，只是一个“驱壳”，这样的评估只能给决策披上一件“科学”的外衣。
三、政策展示和建议的方法
展示和建议政策是将前面进行的分析工作进行汇总、呈现给决策者，以便决策的过程。
在这个步骤中，分析者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必须将多重分析、评估的结果集成在一起，而这些结果可能是矛盾的，按照不同的评估指标，备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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