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文学25课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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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文学25课时
秦汉文学（25课时）
第二编 秦汉文学（25课时）
龙文玲编撰
教学目的：
本课程旨在使修学者全面了解秦汉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和特点，对秦汉时期重要的文学样式汉赋和史传散文、及其他文学体裁和文学现象、重要的作家和作品有较深入的认识，培养理解、分析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能力。
重点难点：
李斯、贾谊、晁错的政论文；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的大赋；司马迁、班固的史传散文；汉乐府民歌等的文学成就。
教材：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绪论（2课时）
一、教学目标：
1．了解秦汉文学发展的基本态势
2．把握汉代文学样式的嬗革及分期
二、教学重点和难点：
1．汉代文学的基本态势
2．汉代文学与经学的双向互动情况
三、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一节秦汉历史回顾
一、时代特征
秦的统一，是为第二次历史巨变：
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确立，皇权得到空前加强。
二、秦代（前221－前207）
政治上，实现分封制到郡县制的转变；文化上，“以吏为师”；统一文字给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三、西汉（前206－8年）
政治制度上，汉承秦制；文化政策上，汉初黄老思想治国，汉武帝之后，独尊儒术。
四、东汉（25－220）
经学内部分化，造纸术发明对学术文化的促进。
第二节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
作家群体的生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多方面的条件，汉代社会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
一、解读文学典籍的时尚
1．《诗经》解读
汉代的官学和私学都以讲授儒家经典——五经为主，其中就有《诗经》这部文学作品。
因此，师生在诵读五经的过程中，自然受到文学方面的熏陶，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
所谓经典之“经”，即“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刘勰《文心雕龙》），解读《诗经》等经典，在汉代人看来，目的是“经世致用”。
2．楚辞解读
西汉时期，解读楚辞是一种专门学问。
严助向武帝推荐他的同乡硃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
”（《汉书·硃买臣传》）硃买臣同时向汉武帝讲解《春秋》和楚辞，因此得到提拔。
武帝还令淮南王刘安为《离骚》作注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
”（《汉书·淮南王传》）宣帝修武帝故事，“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
”
东汉，出现了王逸《楚辞章句》这样的专门楚辞解读著作
二、献纳辞赋的风气
帝王提倡文人献赋
汉初以招致文士闻名的诸侯王有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
“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如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
”（《汉书·地理志》）投奔吴王刘濞门下的文士有枚乘、邹阳、严忌，他们都擅长辞赋。
后来吴王谋反，枚乘、邹阳等人见刘濞不听劝谏，一意孤行，就离开吴地而投奔梁孝王。
梁孝王待他们为上宾，司马相如也弃官前往梁国，宾主相得，过着文酒高会的生活。
参加梁园唱和文人还有羊胜、路乔如、公孙诡、韩安国等。
“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
”（《汉书·地理志》）流传下来的《淮南子》就是出自刘安的宾客之手。
《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王赋82篇，淮南王群臣赋44篇。
显然，淮南王群臣不但著书立说，而且还是一个从事辞赋创作的群体。
汉初几位诸侯王以文才取士，聚集在他们周围的辞赋家则是以文会友，他们置酒高会，游赏唱和，汉初作家群体首先在几位诸侯王那里生成。
西汉武、宣、元、成诸帝都是文学爱好者，其中武帝还有诗赋传世。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们出于本身的兴趣，大量招揽文士，许多人就是因为有文才而得以在朝廷任职。
因擅长文章辞赋而被录用的著名作家，武帝朝有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宣帝朝有王褒，成帝朝有扬雄等。
有些人虽然不是靠文学创作才能而进入仕途，但是，他们成为朝廷命官之后，在天子的倡导下也加入了辞赋创作的行列。
自武帝起，创作辞赋成为西汉朝廷一大雅事，许多高官显宦都参与其间，由此形成了向天子进献辞赋的制度。
东汉光武帝、明帝都不好辞赋，但是，兴起于西汉的进献辞赋之风依然在东汉延续，基本上保持了它的连贯性，许多文人就是因文才出众而倍受青睐。
三、乐府.东观.鸿都门学的设立
乐府－诗赋东观－校雠与唱和
鸿都门学－辞赋书画
两汉某些文化机构的设立，为稳定已经生成的作家群体发挥了积极作用。
乐府是西汉长期设置的机关，它的职能是搜集各地的歌谣乐曲，同时也组织文人创作诗歌，司马相如等几十名作家曾经为乐府写过诗赋。
后汉的洛阳东观也是文人荟萃之处，许多著名作家曾在那里供职。
东观是文人向往的地方，“是时学者称东观以为老氏臧室、道家蓬莱山。
”（《后汉书·窦融列传》）东观任职人员的主要工作是校雠经书，不过，既然众多作家汇集在一起，当然少不了诗文唱和之类的活动。
鸿都门学是灵帝光和元年（178）在洛阳设立的皇家学校，专门学习辞赋书画。
学生由州郡选送，一度多达千人。
灵帝下诏，为在鸿都门就学的乐松、江览等32人图像立赞，用以激励学者。
这种专门培养文学和艺术人才的学校，在历史上是首创，是汉代作家群体生成期的一件大事。
四、游学游宦的兴盛
游宦文人－汉代作家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代时断时续的游宦风气，也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注入了活力。
西汉早期，文士的游宦活动主要是在诸侯王之间进行的。
武帝朝至东汉初期，游宦之风稍衰。
东汉中、后期，游宦又成为社会时尚。
“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更相荐引。
”（《后汉书·王符列传》）有些文人通过游宦进入仕途，相当一部分成为侍从文人、幕僚文人。
而那些不能入仕的文人则是大量的，绝大多数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他们或滞留太学，或穷居野处，和侍从文人、幕僚文人鼎足而立，是汉代作家群体的重要成分。
第三节汉代文学的基本态势
一、苞括宇宙.总揽天人.贯通古今的艺术追求（以巨丽为美）
汉朝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疆域的扩展，使那个时代的作家充满胜利的喜悦和豪迈的情怀。
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古往今来、天上人间的万事万物都要置于自己的观照之下，加以艺术的再现。
司马相如说过：
“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
”（《西京杂记》卷二）
司马迁称，他撰写《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
汉代文学的巨丽之美，体现的是对大一统帝国辉煌业绩的充分肯定，它的表现对象、领域和范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
二、立功扬名的价值取向和圣主贤君理想
这是封建帝国上升阶段文人特有的思想风貌。
汉王朝处于历史的上升期，文人生活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普遍具有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怀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
他们追求人生的不朽，希望能够青史留名，为实现人生理想，他们可以忍辱负重，不惜牺牲。
正因为如此，汉代文学作品中贯穿着一种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保持着激扬高昂的格调。
三、对机遇和命运的感慨
这是君主专制下的必然产物。
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
“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
”
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
扬雄：
“遇不遇命也”（《汉书·扬雄传》）。
四、批判与赞颂的更迭
汉初文学的“过秦”思潮：
陆贾《新语》、贾谊《过秦论》；武帝时期司马相如的《哀二世赋》、司马迁的《史记》，都贯穿着对历史的批判精神。
昭、宣时期：
罪武。
从武帝开始，思想界由对历史的批判转入本朝理论体系的构筑，与此相应，文学也由对历史的批判转入对现实的关注，歌功颂德、润色鸿业成为西汉盛世文学的主要使命，大赋是这种使命的得力承担者。
班固《两都赋序》：
“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
”
从东汉开始，文学界的批判潮流再度涌动。
从王充、王符等人的政论，到郦炎、赵壹、蔡邕、祢衡等人的诗赋，批判精神日益强烈。
批判的对象极其广泛，涉及神学目的论、谶纬、宿命论、鬼神迷信、社会的黑暗腐朽，以及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等等。
五、文人的独立和依附
与汉代文学所走过的批判--赞颂--批判的发展道路相一致，汉代文人的地位也经历了一个从独立到依附、再到独立的演变过程。
君主专制下，独立是相对，依附是必然
六、从浪漫到现实
汉代文学和先秦时期的楚地文学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所以，汉代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
西汉时期的文人一方面对现实世界予以充分的肯定，另一方面又幻想到神仙世界去遨游，以分享那里的欢乐，许多作品出现了人神同游、人神同乐的画面，人间生活因和神灵世界沟通而显得富有生气。
进入东汉以后，文学作品的浪漫色彩逐渐减弱，而理性精神日益增强。
把司马相如、扬雄的辞赋和班固、张衡的同类作品相比，把《史记》和《汉书》相比，都可以看到浪漫和现实的差异。
当然，东汉文学的浪漫气息远逊于西汉。
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并没有使东汉文学走向虚幻，相反，它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作品的现实性得到进一步强化。
在辞赋创作中，出现了像班彪的《北征赋》、班昭的《东征赋》、蔡邕的《述行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等现实性很强的作品。
文人诗歌创作也罕见虚幻成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诗发展到顶峰。
至于像王充《论衡》那类以“疾虚妄”为宗旨的政论，在东汉也问世了。
七、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的相互促进
诗歌史传小说
汉代文学的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都呈现兴旺的景象，二者相互促进，有力地推动了汉代文学的发展。
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的互渗互动，在汉代诗歌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两汉时期存在采诗制度，通过采集民间歌谣用以充实乐府的乐章，有时也用来考察政治上的得失及民风民俗。
五言歌谣大量采入乐府，成为乐府歌辞。
这种新的诗歌样式对文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意的加以模仿，于是出现了文人的五言诗，流传下来的乐府诗中也有文人的作品。
民间五言诗在文人五言诗的影响下，又日益走向成熟。
除诗歌外，汉代史传文学也留下了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相融汇的痕迹，《史记》、《吴越春秋》都把许多民间传说写入书中，增加了这两部作品的传奇色彩。
第四节汉代文学与经学的双向互动
一、作家群体中的经师儒士
经学昌明——作家通经
二、铺张扬厉的文风和繁琐的解经习气
汉赋——章句之学
三、文学的重摹拟和经学的固守师法家法
四、文学和经学的从繁到简
今文经学古文经学
五、经学与汉代文学思潮
经世致用讽喻教化
第五节汉代文学样式的嬗变与分期
一、汉代文学样式的嬗革
两汉是文学体裁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许多重要的文学样式都在这个阶段孕育产生，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学景观。
（一）赋的多源性
古诗之流拓宇于楚辞诸子散文俳优隐语民间说唱
——综合型文体
赋是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
（二）辞赋的分工与合流
楚辞体作品的创作在汉代没有新的发展，许多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意摹拟屈原的《离骚》、《九章》，有些则只是袭取楚辞体的形式。
西汉刘向曾编集屈原、宋玉的作品和汉人摹拟之作，署名《楚辞》。
其中被收录作品的汉代作家有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
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又附加了自己的《九思》。
除此之外，扬雄、冯衍、蔡邕、赵壹等人也有楚辞体作品传世。
汉代盛行解读楚辞的风气，许多文人对屈原一往情深，因此，许多楚辞类作品都依傍于屈原，和新体赋形成了大体明确的分工：
新体赋主要用于正面的赞颂讽谕，而楚辞类作品重在咏物抒情，而且抒发的多是抑郁之情，格调和《离骚》相近。
在发展过程中，楚辞类作品逐渐与新体赋合流，总称为辞赋，楚辞类作品称为骚体赋，有时也以赋命名，贾谊的《吊屈原赋》即是其例。
（三）从《史记》到《吴越春秋》
叙事散文有较大发展
两汉叙事散文在文体上有较大发展。
司马迁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也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纪元。
《汉书》继承《史记》的体例，并且使之更加完善。
《吴越春秋》则进一步强化史传作品的文学性，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
东汉时期大量出现的碑文，是品核人物风气推动下走向成熟的新文体。
至于马第伯的《封禅仪记》，可视为现存最早的较为完整的游记。
（四）汉诗的发展
先秦的主要诗歌样式是四言，这种体裁在汉代继续沿用，但已不再居于主导地位。
汉代产生了新的诗歌样式--五言诗。
这种诗体西汉时期多见于歌谣和乐府诗，文人五言诗在东汉开始大量出现，班固、张衡、秦嘉、蔡邕等人对五言诗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都有这类作品流传下来。
东汉的五言诗已经成熟，叙事诗有《孔雀东南飞》这样的长篇钜制，《古诗十九首》则是五言抒情诗的典范，乐府诗也有许多五言名篇。
西汉时期，七言句子大量出现在镜铭、识字课本等载体中，有的已是标准的七言诗句。
汉代辞赋中往往参杂七言诗句或七言段落，有些已可视为首尾完整的七言诗。
附属于汉赋的七言诗通常是句句用韵，反映了早期七言诗的特点，后来曹丕的《燕歌行》采用的就是这种诗体。
二、汉代文学的分期
汉代文学的发展，大体可划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
自高祖至景帝，是汉代文学的初创期。
第二时期：
从武帝至宣帝，是两汉文学的全盛期。
第三时期：
从元帝到东汉和帝，是两汉文学的中兴期。
第四时期：
从安帝到灵帝是汉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也是汉代文学的转变期。
【思考与练习】
一、谈谈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与帝王的关系。
二、谈谈汉代文学与经学的双向互动情况。
三、谈谈汉代文学样式的嬗变情况如何？
汉代文学主要分几个时期？
分别有何特点？
出现了哪些代表作家？
【阅读书目】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出版；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
第一章秦汉政论散文
一、教学目标：
1．把握秦汉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家、作品
2．把握秦代散文的文学成就
3．把握两汉政论散文的文学成就
二、教学重点和难点：
1．战国策士遗风对秦汉政论文的影响
2．两汉散文的特点
三、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一节秦代政论散文
一、《吕氏春秋》
1．生平
吕不韦（？
－前235），战国末卫国濮阳人，后为秦富商。
在赵国遇秦质子子楚（异人），为其入秦活动，使子楚回秦为王，是为庄襄王。
吕不韦为相，封文信侯。
秦始皇即位，尊不韦为仲父，主政。
后被罢官，流放四川，自杀。
《史记》有传。
2．成书过程、体例与目的
吕不韦集合门客编纂，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39年左右。
融汇百家，兼容并包——展现诸子思想合流趋势
十二纪八览六论
吕不韦《序意》：
“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
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
”
——为秦统一天下进行理论准备
3．《吕氏春秋》的文学成就
（1）平实畅达的文风
（2）丰富多彩的寓言
二、李斯
1．生平
秦代唯一可以称为作家的人物是李斯（？
－前208）。
李斯，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人。
从荀卿学，入秦为秦相吕不韦舍人。
因说秦王并六国，拜为客卿。
秦始皇统一六国，李斯为丞相。
定郡县制、统一六国文字，下令焚书。
始皇死，从赵高谋，杀公子扶苏，立胡亥为帝。
后被赵高诬为谋反，腰斩于长安市。
《史记》有传。
（P153注释6）
2．李斯的文学成就
（1）李斯散文的代表作是作于秦始皇十年（前237）的《谏逐客书》。
3．分析《谏逐客书》
《谏逐客书》属于奏议文。
第一，写作背景。
李斯是战国末楚国上蔡人，游说秦国献统一之计，拜为客卿。
适值韩国苦于秦国征伐，乃使水工郑国说服秦国开凿水渠，企图耗费秦国人力而不能攻韩。
事被发觉，秦国的宗室大臣认为，那些外来人大抵都是各诸侯国派来游说和离间秦国的，建议秦王把一切来自外国的客人都驱逐出境，李斯也在被逐之列，因此他写了这封信上书秦王。
第二，文章结构。
文章先叙述秦自穆公以来皆以客致强的历史，说明秦若无客的辅助则未必强大的道理；然后列举各种女乐珠玉虽非秦地所产却被喜爱的事实作比，说明秦王不应该重物而轻人：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
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
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
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悦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
这一段，语辞泛滥，意杂诙嘲，语奇字重，兔起鹘落，可谓骈体之祖。
末尾作结，指出秦人“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的危害，有极强的理论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
《谏逐客书》，辞采华美，排比铺张，音节流暢，理气充足，挟战国纵横说辞之风，兼具汉代辞赋之丽，为后世奏疏的楷模。
（2） 体制独特的刻石文
李斯还为秦始皇作过许多刻石表功的碑铭，文辞整饬简洁，气度宏伟对后世碑铭文字影响甚巨。
第二节西汉政论散文
一、贾谊的政论散文
（一）陆贾与《新语》
开西汉政论散文“过秦”主题的先河。
（二）贾谊与《过秦论》
1．生平与著述
贾谊（前200-前168），世称贾太傅、贾长沙、贾生。
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
西汉初期的政论家、文学家。
年18即以诗文闻于世人。
公前179年受文帝征召入朝，立为博士。
一年之中，又被破格晋升为太中大夫，力主改革，被贬。
改任梁怀王太傅。
梁怀王堕马而死，自伤无状，忧愤而死。
其所著文章58篇，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专题政论文，如《过秦论》；一类是就具体问题所写的疏牍文，如《陈政事疏》（亦名《治安策》）、《论积贮疏》；还有一些是杂论。
刘向编为《新书》十卷，已散佚不全。
明人辑有《贾长沙集》，今人王洲明、徐超有《贾谊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2．《过秦论》讲析
第一，写作背景与创作动机
汉初承战乱之弊，百废待兴。
统治者乃约法省禁,推行黄老无为之治，与民休息，以期安定社会，恢复和发展经济。
汉初文人有感于春秋以来战乱频仍、秦朝暴政亡国的惨痛教训，抚今追昔，对国家的统一，倍感珍惜。
故汉初的文章，大都反思历史，指切时弊。
因社会经济亟待恢复，统治者无暇顾及文治，兼之去战国未远，所以这时的文章大多能畅所欲言、纵横驰骋，具有铺张壮大的风格。
贾山、贾谊、晁错等人政论而兼史论的文章，是这一时期散文的代表。
第二，《过秦论》艺术特色
A．情感充沛、铺陈排比、渲染比衬，有战国文章的气势
文章开头两大段，概括地回顾了秦国由弱到强、最后统一天下达到强盛顶点的过程。
为了衬托秦国的强大，作者先夸饰六国强大，不仅人才济济，并且“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功秦。
”而秦竟“无亡矢遗镞之费”，使得六国“强国请伏，弱国请朝”。
为了突出秦朝的暴政亡国，作者又极写陈涉义军的势单力薄“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但是“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通过多层对比衬托，文章波澜跌荡、生气盎然。
作者极善骋词造句，象“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御宇内”、“亡诸侯”、“制六合”；“鞭笞天下”、“威震四海”等。
再加上大量的排比对偶句，整篇文章气势恢宏，畅快淋漓。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论及汉代艺术的美学特征时说：
“一往无前的不可阻挡的气势、运动和力量，构成了汉代艺术的美学风格。
”这个特点在《过秦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B．谋篇严密、说理至切、发言警醒，集汉初论说文之大成
《过秦论》共三篇。
上篇讲始皇过失，中篇、下篇依次讲二世和子婴之过，条理清晰、主旨明确。
各篇虽有侧重：
始皇“遂过而不变”、二世是“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是“孤立无援，危弱无辅”。
总之，“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
”但三篇又统一在一个主题之下：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不仅对秦王朝进行全面总结，实际上也是对汉初统治者的劝戒。
上篇从孝公写起，按照秦王的先后顺序，列举史实，备述秦朝由弱渐强、盛极而衰的全过程，通过史实的叙述，全篇的主旨水到渠成揭露出来。
但是，作者又极注意运笔的繁简，重点截取秦灭六国、始皇暴政失天下两事浓墨重彩、纵横铺排，有力凸现主题。
贾谊生于汉初，抚今追昔，对当时社会的统一与安定倍感珍惜，《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文帝时“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
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
”出于这样的政治热情，发而为文，不免危语激切、用意深远。
C．兼文学与政治，溶史论于政论，为后代史论文之范本
作为全面探讨秦亡教训的史论文，《过秦论》博引史事，但又不拘泥于史实，说理建立在丰富的史实之上，翔实透彻。
同时注重夸张渲染，不仅以理服人，更以情动人。
史论而具有强烈的现实目的,政治与文学的完满结合,宏大的气势与热诚情感的充分展露,这样的艺术风格成为后代作家创作的标准。
左思在《咏史》诗中曾自许：
“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
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
”
第三，《过秦论》思想内容述评
汉高祖刘邦居马上得天下，居然以为可以于马上治天下。
汉初行无为之治，固然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却无法避免因权臣居功和诸侯自大对中央政权带来的危害；汉初立法清简，固然有利于消除秦朝暴政的影响，却无法避免因各种矛盾的激化而导致吏治的渐趋严苛。
基于以上现实，贾谊主张治国以仁义为主，以法治为辅；以教化为主，以刑罚为辅。
究其思想大要，实以儒学为核心，兼采名法各家，既代表了汉初学术思想不拘一格的特征，也显示了由文帝而武帝以儒学为基础，构建封建社会思想体系的历史趋势。
《过秦论》中的观点与汉初贾山、陆贾等人大抵相同，不外乎逆取顺守、攻守异势之说。
但贾谊的文章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有独特的个性。
正如班固在《汉书》本传中引刘向之言称赞道：
“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
”
贾谊是汉初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最杰出的文人。
他的政论散文，全面地阐述了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鲜明地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大一统封建帝国创始时期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标志着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代表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
（三）晁错与《论贵粟疏》
晁错（前200－前154）是比贾谊稍后的另一个较重要的汉初政论散文家。
《论贵粟疏》与贾谊《论积贮疏》题材相同，但所论更深一层，以为积贮的前提是务农贵粟。
文章与述古代圣王治国之法，联系当时农民的生活状况，深刻剖析了农贫商富所形成的社会危机。
虽然文风朴实无华，但以深刻的立论、严密的逻辑、恳切质实的情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历代为世人所推崇。
1．写作背景、创作动机
西汉初年，社会经济极端凋弊：
“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书·食货志》）。
统治者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
“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汉书·食货志》）。
汉高祖刘邦虽制定了限制商人的种种政策，但随着商业的发展，大地主、大商人势力日盛。
他们大肆聚敛财富，兼并、侵夺农民的土地和财产，迫使大批农民破产逃亡，社会风气也渐趋“背本逐末”。
汉文帝十一年（前169）晁错上书“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汉书》本传）。
本篇即是讲“劝农力本”部分。
在这里晁错提出了重农抑商的主张和入粟受爵的办法，这样的主张和办法，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于当时发展农业生产是有利的。
文帝当即采纳了这个建议。
此后，经过文、景两朝，国家日益富足，到了武帝初年，便出现了“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都鄙廪庾尽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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