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遇而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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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遇而安

随遇而安

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

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我不是1957年打成右派的，是1958年“补课”补上的，因为本系统指标不够。

划右派还要有“指标”，这也有点奇怪。

这指标不知是一个什么人规定的。

1957年我曾经因为一些言论而受到批判，那是作为思想问题来批判的。

在小范围内开了几次会，发言都比较温和，有的甚至可以说很亲切。

事后我还是照样编刊物，主持编辑部的日常工作，还随单位的领导和几个同志到河南林县调查过一次民歌。

那次出差，给我买了一张软席卧铺车票，我才知道我已经享受“高干”待遇了。

第一次坐软卧，心里很不安。

我们在洛阳吃了黄河鲤鱼，随即到林县的红旗渠看了两三天。

凿通了太行山，把漳河水引到河南来，水在山腰的石渠中活活地流着，很叫人感动。

收集了不少民歌。

有的民歌很有农民式的浪漫主义的想象，如想到将来渠里可以有“水猪”、“水羊”，想到将来少男少女都会长得很漂亮。

上了一次中岳嵩山。

这里运载石料的交通工具主要是用人力拉的排子车，特别处是在车上装了一面帆，布帆受风，拉起来轻快得多。

帆本是船上用的，这里却施之陆行的板车上，给我十分新鲜的印象。

我们去的时候正是桐花盛开的季节，漫山遍野摇曳着淡紫色的繁花，如同梦境。

从林县出来，有一条小河。

河的一面是峭壁，一面是平野，岸边密植杨柳，河水清澈，沁人心脾。

我好像曾经见过这条河，以后还会看到这样的河。

这次旅行很愉快，我和同志们也相处得很融洽，没有一点隔阂，一点别扭。

这次批判没有使我觉得受了伤害，没有留下阴影。

1958年夏天，一天（我这人很糊涂，不记日记，许多事都记不准时间），我照常去上班，一上楼梯，过道里贴满了围攻我的大字报。

要拔掉编辑部的“白旗”，措辞很激烈，已经出现“右派”字样。

我顿时傻了。

运动，都是这样：

突然袭击。

其实背后已经策划了一些日子，开了几次会，作了充分的准备，只是本人还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

这可以说是暗算。

但愿这种暗算以后少来，这实在是很伤人的。

如果当时量一量血压，一定会猛然增高。

我是有实际数据的。

“文化大革命”中，我一天早上看到一批侮辱性的大字报，到医务所量了量血压，低压110，高压170。

平常我的血压是相当平稳正常的，90～130。

我觉得卫生部应该发一个文件：

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不要再搞突然袭击式的政治运动。

开了不知多少次批判会。

所有的同志都发了言。

不发言是不行的。

我规规矩矩地听着，记录下这些发言。

这些发言我已经完全都忘了，便是当时也没有记住，因为我觉得这好像不是说的我，是说的另外一个别的人，或者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假设的，虚空的对象。

有两个发言我还留下印象。

我为一组义和团故事写过一篇读后感，题目是《仇恨·轻蔑·自豪》。

这位同志说：

“你对谁仇恨?

轻蔑谁?

自豪什么?

”我发表过一组极短的诗，其中有一首《早春》，原文如下：

（新绿是朦胧的，飘浮在树梢，完全不像是叶子……）

远树绿色的呼吸。

批判的同志说：

连呼吸都是绿的了，你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污蔑到了什么程度?

!

听到这样的批判，我只有停笔不记，愣在那里。

我想辩解两句，行么?

当时我想：

鲁迅曾说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现在本来应该到了可行的时候，但还是不行。

中国大概永远没有费厄的时候。

所谓“大辩论”，其实是“大辩认”，他辩你认。

稍微辩解，便是“态度问题”。

态度好，问题可以减轻;态度不好，加重。

问题是问题，态度是态度，问题大小是客观存在，怎么能因为态度如何而膨大或收缩呢?

许多错案都是因为本人为了态度好而屈认，而造成的。

假如再有运动（阿弥陀佛，但愿真的不再有了），对实事求是、据理力争的同志应予表扬。

开了多次会，批判的同志实在没有多少可说的了。

那两位批判《仇恨·轻蔑·自豪》和“绿色的呼吸”的同志当然也知道这样的批判是不能成立的。

批判“绿色的呼吸”的同志本人是诗人，他当然知道诗是不能这样引伸解释的。

他们也是没话找话说，不得已。

我因此觉得开批判会对被批判者是过关，对批判者也是过关。

他们也并不好受。

因此，我当时就对他们没有怨恨，甚至还有点同情。

我们以前是朋友，以后的关系也不错。

我记下这两个例子，只是说明批判是一出荒诞戏剧，如莎士比亚说，所有的上场的人都只是角色。

我在一篇写右派的小说里写过：

“写了无数次检查，听了无数次批判，……她不再觉得痛苦，只是非常的疲倦。

她想：

定一个什么罪名，给一个什么处分都行，只求快一点，快一点过去，不要再开会，不要再写检查。

”这是我的亲身体会。

其实，问题只是那一些，只要写一次检查，开一次会，甚至一次会不开，就可以定案。

但是不，非得开够了“数”不可。

原来运动是一种疲劳战术，非得把人搞得极度疲劳，身心交瘁，丧失、切意志，瘫软在地上不可。

我写了多次检查，一次比一次更没有内容，更不深刻，但是我知道，就要收场了，因为大家都累了。

结论下来了：

定为一般右派，下放农村劳动。

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

我在那篇写右派的小说里写道：

“……她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

”我那天回到家里，见到爱人说，“定成右派了”，脸上就是带着这种奇怪的微笑的。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笑。

我想起金圣叹。

金圣叹在临刑前给人写信，说：

“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于无意中得之，亦奇。

”有人说这不可靠。

金圣叹给儿子的信中说：

“字谕大儿知悉，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有火腿滋味”，有人说这更不可靠。

我以前也不大相信，临刑之前，怎能开这种玩笑?

现在，我相信这是真实的。

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鲁迅说金圣叹“化屠夫的凶残为一笑”，鲁迅没有被杀过头，也没有当过右派，他没有这种体验。

另一方面，我又是真心实意地认为我是犯了错误，是有罪的，是需要改造的。

我下放劳动的地点是张家口沙岭子。

离家前我爱人单位正在搞军事化，受军事训练，她不能请假回来送我。

我留了一个条子“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来。

”就背起行李，上了火车。

右派的遭遇各不相同，有幸有不幸。

我这个右派算是很幸运的，没有受多少罪，我下放的单位是一个地区性的农业科学研究所。

所里有不少技师、技术员，所领导对知识分子是了解的，只是在干部和农业工人的组长一级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和我同时下放到这里的还有另外几个人），并没有在全体职工面前宣布我们的问题。

不少农业工人（也就是农民）不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只说是毛主席叫我们下来锻炼锻炼的。

因此，我们并未受到歧视。

初干农活，当然很累。

像起猪圈、刨冻粪这样的重活。

真够一呛。

我这才知道“劳动是沉重的负担”这句话的意义。

但还是咬着牙挺过来了。

我当时想：

只要我下一步不倒下来，不死掉，我就得拼命地干。

大部分的农活我都干过，力气也增长了，能够扛170斤重的一麻袋粮食稳稳地走上和地面成45度角那样陡的高坡。

后来相对固定在果园上班。

果园的活比较轻松，也比‘大田”有意思。

最常干的活是给果树喷波尔多液。

硫酸铜加石灰，兑上适量的水，便是波尔多液，颜色浅蓝如晴空，很好看，喷波尔多液是为了防治果树病害，是常年要喷的。

喷波尔多液是个细致活。

不能喷得太少，太少了不起作用;不能太多，太多了果树叶子挂不住，流了。

叶面、叶背都得喷到。

许多工人没这个耐心，于是喷波尔多液的工作大部分落在我的头上，我成了喷波尔多液的能手。

喷波尔多液次数多了，我的几件白衬衫都变成了浅蓝色。

我们和农业工人干活在一起，吃住在一起。

晚上被窝挨着被窝睡在一铺大炕上。

农业工人在枕头上和我说了一些心里话，没有顾忌。

我这才比较切近地观察了农民，比较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

这对我确立以后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是很有好处的。

我们在下面也有文娱活动。

这里兴唱山西梆子（中路梆子），工人里不少都会唱两句。

我去给他们化妆。

原来唱旦角的都是用粉妆，──鹅蛋粉、服脂、黑锅烟子描眉。

我改成用戏剧油彩，这比粉妆要漂亮得多。

我勾的脸谱比张家口专业剧团的“黑”（山西梆子谓花脸为“黑”）还要干净讲究。

遇春节，沙岭子堡（镇）闹社火，几个年轻的女工要去跑旱船，我用油底浅妆把她们一个个打扮得如花似玉，轰动一堡，几个女工高兴得不得了。

我们和几个职工还合演过戏，我记得演过的有小歌剧《三月三》、崔巍的独幕话剧《十六条枪》。

一年除夕，在“堡”里演话剧，海报上特别标出一行字：

台上有布景

这里的老乡还没有见过布景。

这布景是我们指导着一个木工做的。

演完戏，我还要赶火车回北京。

我连妆都没卸干净，就上了车。

1959年底给我们几个人作鉴定，参加的有工人组长和部分干部。

工人组长一致认为：

老汪干活不藏奸，和群众关系好，“人性”不错，可以摘掉右派帽子。

所领导考虑，才下来一年，太快了，再等一年吧。

这样，我就在1960年在交了一个思想总结后，经所领导宣布：

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

暂时无接受单位，在本所协助工作。

我的“工作”主要是画画。

我参加过地区农展会的美术工作（我用多种土农药在展览牌上粘贴出一幅很大的松鹤图，色调古雅，这里的美术中专的一位教员曾特别带着学生来观摩）;我在所里布置过“超声波展览馆”（“超声波”怎样用图像表现?

声波是看不见的，没有办法，我就画了农林牧副渔多种产品，上面一律用圆规蘸白粉画了一圈又一圈同心圆）。

我的“巨著”，是画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

这是所里给我的任务。

这个所有一个下属单位“马铃薯研究站”，设在沽源。

为什么设在沽源?

沽源在坝上，是高寒地区（有一年下大雪，沾源西门外的积雪跟城墙一般高）。

马铃薯本是高寒地带的作物。

马铃薯在南方种几年，就会退化，需要到坝上调种。

沽源是供应全国薯种的基地，研究站设在这里，理所当然。

这里集中了全国各地、各个品种的马铃薯，不下百来种，我在张家口买了纸、颜色、笔，带了在沙岭子新华书店买得的《癸已类稿》、《十驾斋养新录》和两册《容斋随笔》（沙岭子新华书店进了这几种书也很奇怪，如果不是我买，大概永远也卖不出去），就坐长途汽车，奔向沽源，其时在8月下旬。

我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真是神仙过的日子。

没有领导，不用开会，就我一个人，自己管自己。

这时正是马铃薯开花，我每天蹚着露水，到试验田里摘几丛花，插在玻璃杯里，对着花描画。

我曾经给北京的朋友写过一首长诗，叙述我的生活。

全诗已忘，只记得两句：

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

下午画马铃薯的叶子。

天渐渐凉了，马铃薯陆续成熟，就开始画薯块。

画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一块马铃薯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

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沽源是绝塞孤城。

这本来是一个军台。

清代制度，大臣犯罪，往往由帝皇批示“发往军台效力”，这处分比充军要轻一些（名曰“效力”，实际上大臣自己并不去，只是闲住在张家口，花钱雇一个人去军台充数）。

我于是在《容斋随笔》的扉页上，用朱笔画了一方图章，文曰：

效力军台

白天画画，晚上就看我带去的几本书。

1962年初，我调回北京，在北京京剧团担任编剧，直至离休。

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不等于不是右派了。

“文革”期间，有人来外调，我写了一个旁证材料。

人事科的同志在材料上加了批注：

“该人是摘瑁右派所提供情况，仅供参考。

”

我对“摘帽右派”很反感，对“该人”也很反感。

“该人”跟”该犯”差不了多少。

我不知道我们的人事干部从什么地方学来的这种带封建意味的称谓。

“文化大革命”，我是本单位第一批被揪出来的，因为有“前科”。

“文革”期间给我贴的大字报，标题是：

“老右派，新表演”

我搞了一些时期“样板戏”，江青似乎很赏识我，但是忽然有一天宣布：

“汪曾棋可以控制使用”。

这主要当然是因为我曾是右派。

在“控制使用”的压力下搞创作，那滋味可想而知。

一直到1979年给全国绝大多数右派分子平反，我才算跟右派的影子告别。

我到原单位去交材料，并向经办我的专案的同志道谢：

“为了我的问题的平反，你们做了很多工作，麻烦你们了，谢谢!

”那几位同志说：

“别说这些了吧!

20年了!

”

有人间我：

“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他们大概觉得我的精神状态不错，有些奇怪，想了解我是凭仗什么力量支持过来的。

我回答：

“随遇而安。

”

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

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

“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

不“安”，又怎么着呢?

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

如北京人所说：

“哄自己玩儿”。

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

生活，是很好玩的。

随遇而安不是一种好的心态，这对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是会产生消极作用的。

这种心态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如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本人气质的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争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观，是“遇”，是环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原因。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

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

他们的工作的动力，一是要证实自己的价值。

人活着，总得做一点事。

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

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

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

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

人的心，是脆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

1991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