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区二十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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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二十年
广州开发区二十年畅想曲
朱秉衡口述，沈奎、周成就记录整理
自序
广州开发区走过了二十年的历程，作为这个历史全程的亲历者之一，我感触良多。
人生没有多少个二十年，我把生命中最重要、最精华的二十年奉献给了开发区这项事业，我对开发区的草木春秋、人物风华都有着难离难弃的深厚感情。
回首过去二十年来的人与事、创业的艰辛与喜悦，盘点开发区的收获，感悟开发区的成功之道与挫折之训，于历史，是一个交待；分析当下的风云变幻，把握稍纵即逝的机遇与挑战，思考未来变革创新之路，于现实，是一种责任。
回眸二十年来亲历，点点滴滴，桩桩事件，种种感悟，在我的心灵深处闪烁。
一杯清茶，三几同志，他问我答，犹如共同谱录一组回忆的交响畅想曲，虽是已经逝去的余音，还是值得把它记录整理成文，愿与所有热爱或关注开发区的人分享。
一、成立筹备领导小组
1984年4月，广州市委决定开始建设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4月24日成立了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筹建领导小组。
小组由7名成员组成，时任广州市委副书记的朱森林任组长，而当时负责组织开发区论证工作的是市委研究室，时任市委政研室主任的缪恩禄出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小组的四个成员分别是：
时任市外经委副主任的过沛南，时任市冶金局局长黄瑞源，时任市建委副主任董明训，时任市商委委员胡大任。
后来增加了副市长石安海任副组长，这七个人组成了开发区筹建领导小组。
为配合领导小组工作，调进了两个工作人员，一个是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由时任市旅游局副局长、东方宾馆总经理杨献庭担任；另一个是时任市委办公厅综合处副县级干事的我。
二、第一次筹备会议
为什么会点我呢，纯粹事出偶然。
在之前，我受处长的指派，到广州立德粉厂、龙门县去蹲点。
这两个地方实际上是朱森林同志的挂钩联系单位，办公厅指派我前往，作些专项调查，定期撰写情况报告给森林同志参阅。
当我结束蹲点工作返回市委办公厅报到，恰好当天开发区筹备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在朱森林办公室召开。
因一同开展蹲点工作，朱森林对我有所了解。
朱森林办公室来电话，通知我前往其办公室，担任会议记录。
我由此机缘巧合参加了开发区筹备领导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从此，成了领导小组的常任秘书，负责小组的日常工作。
首次会议的时间大概是1984年的4月底、5月初，当天出席会议的就是9个人——后来有人戏称为开发区建区的“9条汉子”，因为清一色是男人。
当时参加会议的成员，都不清楚开会的内容是什么，更不清楚开发区是什么。
朱森林在会上表示，按照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要建设开发区，市编办已经成立了开发区筹备领导小组，小组成员要离开原工作单位，到筹备领导小组上班，开展开发区的筹备工作。
当时就决定了几件事情：
一是要确定筹备组办公的地方，赶快亮出招牌；二是起草一批文件，例如规划等，需要呈请中央正式批准；三是要进行开发区区址的选点。
当时对开发区的设立，中央的文件提法非常简单，实质上只出了个题目。
经济特区的举办已经有几年，象深圳、珠海、蛇口工业区等都已经初具规模，84年春节后中央召开了14个沿海城市的座谈会，形成了一个会议纪要，提出要参照经济特区的经验，继续对外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在这些沿海港口城市，选择一块地方，按照经济特区的政策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
这个“会议纪要”也就成了开发区的“出生纸”。
会议之后，14个沿海开放城市就根据会议精神，组织班子进行研究，应当怎样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
三、第一个办公地点
当时选定了东方宾馆副楼的一个会议室1262房作为筹备领导小组的第一处办公地点，面积100平方米左右。
为什么会选择在东方宾馆设立办公室呢？
因为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献庭原来是东方宾馆的总经理，通过他租用的。
也因为他曾经是东方宾馆的总经理，在那里办公方便，可以沾点光。
办公室的招牌是由我用仿宋体手书：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两尺宽四方的白纸，底下用蓝色墨水写了一行英文：
“GuangzhouEconomic&TechnologicDevelopmentDistrict”。
当时对“区”的英文单词用的是“District”，广州开发区的简称就是“GETDD”，后来也根据这一缩写由我设计了开发区的第一个标志。
在挂这一招牌的时候，我还是有档案意识的，特意让人给我照了一张挂招牌的照片。
一年以后，有一个学英语专业的人士告诉我，用“District”翻译广州开发区的“区”是错的，准确的用词应该是“Zone”，“District”是一个很大的行政区的意思，是一个大的区域，比如哥伦比亚特区、香港特别行政区等，象广州开发区这种经济功能区域，应当翻译为“Zone”，即园区的意思。
但那时候，“GETDD”已经在全世界范围使用了，于是我说，不改了，将错就错吧，况且也错不到哪里去，将来说不定开发区真的发展成为足够大的“District”。
至今，全国的开发区中，仍只有广州开发区是用“District”，其他都用“Zone”。
这是我的过错，因为我在翻汉英字典查“区域”一词的时候，“District”比“Zone”早出现，没有详细看两者的区别，想当然用了这个词。
四、第一笔开办费
广州开发区的初始资金或者说初始开办费是多少呢？
就2万元人民币。
当时为解决筹备小组的办公经费问题，筹备小组组长朱森林以市委副书记的名义向市财局写一张条子，要求给筹备领导小组划拨办公经费1万元。
80年代万元户已经算是很富裕了，1万元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1万元对于开发区的筹备工作而言，显然太寒酸。
后来，在我的请求下，朱森林又很大方地在“一万元”的“一”字上添了一横，便成了“二万元”。
我就凭着这张条子到市财局要了两万元，作为筹备小组的运作经费。
经费取回来之后，求市委办公厅行政处代管，凭我批的条子报销。
开发区第一笔的经费就是这两万元。
至于向银行借贷、国家的开发贷款，那是以后的事情。
现在开发区财政可支配财力一年40多亿元，20年间，从2万元到40多亿，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个奇迹。
五、第一批财产和第一笔开支
开发区购置的第一批财产，是10张办公桌，每张单价是37元，劣质木头做的，俗称“一头沉”的办公桌，开发区的第一笔开支是370元。
当时小组只有9个人，为什么买了10张呢？
因为想预多一张给后来者用。
当时租了几辆三轮车，将这些桌子拉到东方宾馆，但是东方宾馆门卫死活不让我搬进去。
当时东方宾馆是广州市最高级的宾馆，也是唯一的一家星级宾馆，是接待外宾的涉外酒店。
门卫说，这样的桌子竟然敢拉进东方宾馆？
不让进。
后来只好又找杨献庭，才顺利的将10张桌子拉进东方宾馆，搬到1262房，顺着窗户边就摆开了。
除了朱森林只是挂领导小组组长一职，主要的职务是市委副书记，他没有到这边办公，杨献庭在东方宾馆本来有独立的办公室，也没有要我们的办公桌，其他7位成员就集中在一个房间办公了。
开发区就是这么开张的。
六、第一张名片和第10个人
开发区创造过好多的第一。
比如在广州市，第一个印制并使用名片的，是广州开发区。
当时国内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名片是什么，开发区既然是要面对外商的，是涉外的，与外商、港商见面给一张名片，觉得挺好的，所以，我们也要印名片。
广州公务员第一个用名片的，开发区筹备小组是第一个。
当时我依样画葫芦，按照见过的名片的形式、大小，写上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某某某，加上标志“GETDD”，就这样设计了开发区历史上第一张名片。
名片画好之后，要找地方印刷。
当时广州没有印名片的地方，印刷厂还是铅字排版油印。
就想办法找印刷厂，印刷厂归谁管呢？
找广州市轻工局，因为印刷厂都是轻工局管的。
我找到轻工局的黎局长，表明需要印刷所画的名片。
局长也看不懂这是什么东西，他就说，让生产业务处负责人为你办。
马上找了生产业务处负责人余琪春。
刚好他在，如果当时是其他人在，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人后来到开发区工作了，也就不会在开发区的历史上有余琪春的名字了。
他后来成了开发区第一任的行政处处长、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余琪春来之后，局长对他说，市委需要印这个东西，你帮帮小朱。
余琪春要我和他一起骑单车到位于西关的印刷厂，厂长表示，这个东西可以印，不过就是麻烦一点，既然是市委要的，可以给你印。
印9个人的名片，每人一盒两百张，需要重新刻字模才能印，一个星期才能交货。
一个星期后，是余琪春骑着单车，用一个小布袋装着九盒名片，到东方宾馆找我，交货。
名片印刷效果不错，可惜现在已经找不到当时那些名片了。
如果能找到一张，那可是开发区的文物！
交货之后，余琪春留下来聊天，他问我：
开发区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筹备小组规格这么高，市委副书记是组长，那些局长只能当成员，你这个机构到底是一个什么机构？
我向他吹牛：
市里要划一块地方，建设开发区，实际是广州的经济特区，这个区将来都是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把开发区的前景描绘了一番。
他突然冒出一句：
你这里收不收人？
我也来干，怎么样？
我当时一口就回答：
当然收啦。
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我天天都忙得不得了。
你愿意来，当然好啦！
他说：
我是认真的，什么时候能来上班？
我说：
你明天就来！
这样，除了筹备小组的九条大汉，第十个工作人员是余琪春。
第10张办公桌刚好给他用。
他来了以后，就当我的助手，帮我处理一些日常的工作。
他年纪比我大，比较稳重，所以什么行政、财务、后勤事务就交给他负责。
到12月份成立管理委员会的时候，他成了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管行政一直管到退休。
说老实话，是印名片这件事“成全”了他。
七、选址与规划
84年的5月份到6月份，筹备领导小组的工作主要是为开发区选址。
当时搞选址、规划的，找了广州规划设计院，还请了上海规划设计院和四川的规划专家，还请了香港的测量师，总共就是四个单位：
广州、上海、四川、香港的专家来协助我们选点和编制区域规划。
选址规划最后拿出来讨论的有三个方案：
第一个选址是番禺大石那一带，现在的广州大学城一带。
第二个选址是现在的珠江新城往东到员村地区。
现在的珠江新城，当时还是一片郊外，员村有一个旧的工业区。
当时为什么放弃了番禺呢？
因为番禺是水网地带，交通很不方便，没桥没路，交通要靠渡船，尽管那块地非常好，但是短期内交通没办法解决，就放弃了。
珠江新城到员村那一带为什么又放弃了呢。
地方本来也很好，如划进去，现成有一批工业企业，有基础。
放弃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离市区太近，不好。
另一个原因是，员村工业区的企业多数是大跃进的时候建设的，起点低，污染大，公共设施水平不高，光是改造老企业、改造公共设施就够伤脑筋的，只好放弃。
第三个选址就是后来开发区西区这块“金三角”了。
在黄埔区的东部。
大家觉得这个地方好，好在哪里呢？
第一，这里有一个码头，黄埔新港，深水港，是码头区，便于对外交通运输；第二，离广州有适当的距离；第三，人烟比较稀少，人口迁移等等任务相对没有那么重。
选点定了以后，就草拟区域规划方案，当时提出了3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57平方公里。
从现在东区南岗桥为东面边界，一直往西到标致汽车厂，把文冲船厂、黄埔新、老港和大沙地等地区都包括进去，总共是57平方公里区域。
但这个方案涉及面积太大，很快被否决了。
第二个方案是33平方公里，也是以南岗桥为界，一直到文冲船厂。
按这个方案，文冲船厂认定是已经划进开发区了。
当时是比较认真的讨论了这个方案。
最后，是谷牧同志来确定的，他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沿海开放工作，最后定的是9.6平方公里。
当时为什么这么定呢，是这么一个理由:
这个区域必须要相对封闭，易于监管。
他说，33平方公里、57平方公里这两个方案都没法封闭，没法监管。
这么多人、这么多企业在里面，怎么监管呢？
西区三角区一边是珠江，一边是东江，一边是横滘河，刚好是一个自然隔绝的地方，只有一条横滘河桥通，桥一卡住，就全封闭了，易于监管，相对隔绝。
当然也考虑了其他因素，有新港码头在里面；只有西基村和秀丽农场有一点居住人口，搬迁工作量不大，拆迁容易。
当时定这个方案的时候，是谷牧同志、朱森林同志，许士杰同志和开发区筹建工作领导小组的同志，站在横滘河桥桥头上定的。
我在场。
把一个地图铺开，谷牧说：
就定这个岛吧！
这块地方地图上标示不到7平方公里，好像是6.89。
面积太小，最后就加了一个大蚝洲岛，这个岛是1.8平方公里。
就这样，开发区9.6平方公里就定下来，就按照这个起草规划可行性报告。
这个报告应该是9月份或10月份正式通过市委、省委报到国务院。
北京批回来大概就是12月初，这就正式揭开了开发区建设的序幕，开发区建区筹备工作基本结束。
说干就干。
实际上，5、6月份选址定点的时候，已经开始吹沙填土了。
当时吹沙填土主要是两个单位去运作，一个是航道疏浚局，它有疏浚能力，就全部委托给它，沿着珠江铺开吹沙填土；开发区有进出口权，当时进口了200台翻斗车，租赁给当地农民做挖山填土工程。
工程只能委托农民做，由此开始了土方工程给当地农民做的先例。
这也是开发区为当地农民创造的第一次就业机会。
也是当地一些农民在开发区掘的第一桶金，现在黄埔区的一些民营企业家，有的就是那时为开发区运沙石起家的。
等到国务院批复下来，到12月份奠基，我们已吹出了2、3平方公里的土地了。
当时开发区只有一条两车道的夏港路，通往新港码头。
吹沙填土工程搞了一年，当时道路两旁管网交错，众多硕大水管将泥沙从东江里浩浩荡荡地泵到岸上来，东江前后4公里范围内河段的泥沙全部抽到岸上来。
另一边是，200多台斗车把北面山岗的泥土运到开发区填埋，一片尘土飞扬，北部的几个山岗全部推平。
当时开发区的人上班都只能穿着水靴。
全区6平方公里平均填高了两米多。
可以说，开发区西区的土地，整个是人工填出来的。
八、第一个招商会
开发区还没有正式奠基，但我们已开始着手招商。
1984年9月，广州市组成空前阵容的经贸代表团，率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先，前往香港开招商会，主题是“洽谈、交友、调查、做生意”，开发区随团出访，这是开发区第一个出访的团，团长是朱森林，唯一的一个参团代表就是我。
由于开发区是新鲜事物，引起了港商极大的兴趣，众多的客商前来洽谈，招商会场广播叫人喊的几乎都是广州开发区朱秉衡先生，开发区第一次赴港招商签订的第一批项目有7个，全部是港资项目，都是我草签的项目协议。
开发区历史上第一个签约的外资公司是香港唐石毅先生的南海洋行，是一个综合项目，包括石油生产、加工、销售等。
作为外资项目第一个动工的就是南海洋行投资的，现在位于开发大道与志城大道交界处的云海加油站，是开发区引进的第一个外资项目。
九、开发区的奠基典礼
1984年12月28日举行开发区奠基典礼。
那天北风呼呼，很冷，我们当时请了三千宾客来参加，包括广州市副处以上干部。
还有很多境外的主要是香港的来宾。
时任广州市市长的叶选平同志也出席了，主礼嘉宾，执铲培土奠基。
为了搞奠基，做了一块奠基石，就是现在立在管委会门前的那块，当时是文冲船厂借调来协助工作的叶明负责去做的。
他跑去银河公墓，求刻墓碑的工匠刻的碑文。
碑刻好后，连夜搬到现场。
当时吹沙填土刚完成，水还没有流干，底下还是浮动的，临时拉了一些石粉铺在上面，垫出一块5000平方米左右的地方，用竹木搭了一个牌楼，找了一串当时最长的几百万头的鞭炮，接起来有30多米长，准备点炮用。
我是现场总指挥。
首长讲完话，领导讲完话，奠完基，就点炮。
谁负责点炮呢？
就是后来任区国资公司副总的孟宪康。
由于那天北风太大，一点，多头着火，鞭炮都蹦起来了，很多地方被拦腰点着，五六个头同时爆，非常火爆，横的竖的，把首长们蹦得一个个象在跳舞狂欢。
那时候缪恩禄就大喊：
小朱！
你搞什么名堂！
赶快灭掉，赶快灭掉！
我说，怎么灭啊？
天气太冷了，奠基后，人们匆匆散去。
那块碑石随便铲了一点土，很浅地埋在那里。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去找那块石碑，到那一看，傻眼了，没了！
那么重的石碑是不会有人偷的，但是就是不见了。
实际上，它是沉下去了，因为地底下还是淤泥和浮沙，石碑一个晚上就沉到地下去，而且顺着流沙漂走了。
两个月以后，那里建厂房，挖地基的时候，在离原来奠基点大概有几十米外的地方把它挖上来了，负责工程的龙义同志打电话给我说找到了。
我说，好，找到就好，这是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你要保管好。
他说，要保管，放哪里保管呢？
我说，搬到我办公室来。
我把它放在我的办公桌底下，当垫脚石。
三年以后，87年，管委会大楼建好了，我才叫人把那块石头搬到管委会大楼前面的草坪里竖起来。
它可是开发区历史开端的见证物。
十、开发区建设指挥部与海员俱乐部
自从吹沙填土吹响了建设的号角以后，开发区的办公地点从东方宾馆搬到开发区来了，东方宾馆1262室变为开发区驻市区办事处。
当时这里是一片荒滩，只有新港码头有点建筑物，新港旁边有一个海员俱乐部，作为码头的配套设施，供那些外国海员搞点娱乐活动。
建成后一直空置在那里。
我去找这栋物业的业主——广州总工会海员俱乐部，租用了这幢大楼。
空置的海员俱乐部成了广州开发区第一个房东。
当时租金是三十万一年的，简单装修了一下，成为开发区管委会早期建设的指挥部。
84年7月始，几十个工作人员每天要从市区到“指挥部”上班，交通成了一大难题。
开发区购买的第一台“通勤车”是一辆国产东风客车，30座，价格是8万元。
加上黄瑞源从冶金局带来的“陪嫁”——一辆小面包，东方宾馆借来的杨宪庭的座驾雪铁龙轿车，开发区筹建期间的全部交通工具就是这三台车，陈伟杰开的面包车负责接领导，沿路遇到开发区的工作人员，扬手即停，谁都可以坐。
领导与大家同挤东风车，司空见惯。
那时可没有领导专车的概念，人的心态平实、自然得多。
十一、第一次自助餐与礼仪教育
广州开发区奠基典礼那天的午餐招待会，是开发区的第一次大型聚餐，也是广州地区第一次举办的自助餐会。
之前，国内没有多少人知道什么是自助餐。
中国人吃饭都是围吃的。
第一次的自助餐地点在当时的东江宾馆，我也是只从电视上看到了自助餐，也没有吃过，就想反正就是把一堆吃的东西摆整齐，有碗筷，各自吃。
那时候也没有盒饭、快餐的概念。
自助餐由谁做呢？
当时广州大的宾馆、酒楼没有几家，最著名的是爱群大厦，做西餐做得很出色，就委托她做。
爱群大厦做得很认真，连碗筷、餐具等都是爱群大厦提供的。
食品隔天晚上在广州做好，租了几辆解放牌汽车，上午十点运到东江宾馆，摆开一溜长桌子，食品也一溜的摆在桌面上，旁边放置一大堆的餐具。
当时好在我还有一个念头，就是“内外有别”，二楼安排领导和境外来的嘉宾，食品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二楼铺了一块好的台布，一楼连台布都没有，就一溜桌子，东西就堆在那里，也没有什么摆设。
吃饭的时候，可热闹了，谁也没有吃过自助餐，也不知道该怎么吃。
二楼那里还有一点规矩，因为都是香港、国外来的嘉宾，做领导的也比较斯文，还晓得拿了食品按秩序找一个地方坐下吃。
一楼，我在下面实在是乱得没法看，一个个拿着碗、一对筷子站在桌子边上就不走了，就站在那安营扎寨吃，团团围住餐桌，围得密不透风，第一排的可以站着吃，那第二排的怎么办呢？
只好把筷子从人缝里伸进去夹，搞得惊叫声连连，有的干脆，拿一个大盘，倒几盘走。
我那帮工作人员，辛辛苦苦工作了大半宿，连早饭还没吃，一看这阵势，都傻了，不知所措。
秘书科的老大姐王杏英很乐于照顾别人，拿着几个大塑料袋，管你这么多，一袋一袋连倒几盘，回办公室请大家吃围餐去了。
那天的场景确实乌烟瘴气，但很热闹。
正是因为自助餐的这个场面，引发了后来开发区一度成为常规培训的涉外礼仪教育。
我们当时意识到，我们要对外开放，跟外国打交道，跟一个新的文明打交道，如果仍象当时国内的办事方式、行为方式那样，是绝不能适应的，会出许多洋相，误事、耽误工作。
后来管委会作出一个决定，所有新进入开发区工作的人员，无论你原来的单位是什么，无论你原来是当厅长、局长，当处长，或者大学生新进来的，一律要经过三个月的岗前培训。
当时提的是三个月，从社会上招回来的“黄埔一期”、“黄埔二期”就正儿八经地经过三个月的岗前培训，进行一套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培训，从最简单的行为开始，包括怎样穿衣戴帽，怎么打电话、待人接物、吃西餐等等礼仪。
后来要求大家学跳交谊舞，学穿西装、打领带，男的要怎么穿西装，女的要怎样穿套装。
还编了一本《开发区人必读手册》，是我主编的，里面没有什么大道理，全都是很具体的行为方式：
怎么打电话，怎么穿衣戴帽，怎么吃自助餐，怎么吃西餐，怎么迎来送往。
等等。
经过培训，面貌大为改观。
开发区的人一出场面，那真是别开生面，真不一样，服装、举止、行为不一样。
比如，那时候，一拿起电话就说：
你好，我是开发区。
象这样的话，市里面打电话过来就感觉到很新鲜，以前不是这样，以前是“喂，找谁？
”开发区经常举行签约仪式，开发区的人，男的都是白衬衫，黑西裤，打着领带，很精神，女的大多淡妆、套裙，丰姿绰约，在广州也一时别开生面的，成了一道风景。
这些，都是第一次不成功的自助餐而引发。
十二、黄埔“一期”与志愿军
建区初期，开发区面向全社会招聘人才，在广州也是首开先河，有两批，1985年2月14日在羊城晚报上刊登了招考招聘人才启事，面向社会公开招揽人才。
这一批招了大概有100人，这一批人后来被称之为“黄埔一期”，这100人基本上都成了开发区的业务和行政骨干。
半年后，又继续公开招了第二批，史称“黄埔二期”，70多人。
广州开发区当时为什么选择向全社会公开招聘人才呢？
是迫于无奈。
第一，当时的开发区是广州市的“西伯利亚”，很荒僻的一块地方；离市区很远，上下班就是一件苦差事，行路难，堵车更难，碰上风雨天更是难上加难，路上经常要两三个小时，有时7点钟从广州出发，到开发区已经可以吃中午饭了，下午6点下班，回到家里已经9点、10点，经常如此。
那时候从开发区到市区只有一条路，即黄埔大道接广深公路，开发区又没有居住的地方，每天必须赶来回。
开发区工作条件太艰苦，从市区调干部，没人愿来。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开发区是一个新鲜事物，全社会都不知道开发区是什么，看不到开发区的前景，在原来单位工作好好的，为什么要调进开发区？
请人请不到，调不进人。
成立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之前，曾正式要求市委组织部给开发区调一批干部。
市委组织部当时在全市精挑细选了13个干部，调来开发区工作，这13个人到开发区一看，第二天只留下来9个人，有4个打道回府不干了。
夏藩高、刘树开就是留下来的9个中的两个。
这9名干部只有个别留在办公室，其他的去了刚组建的三个直属总公司。
由此，我们觉得，开发区招人只能靠自己，只能靠“志愿军”，你愿来我才收，不能靠组织的调配，所以才引发了向全社会公开招聘的做法。
当时在报纸刊登招聘广告也是一件新鲜事。
还成立了一个人才招聘工作小组，人事处长欧阳慧娟任组长，我任副组长。
当然，后来还从其他渠道调进了一批干部，这些干部主要是原籍广东或者广州，在外省、外市工作，想回广州安居，落叶归根或解决两地分居。
开发区初期从外省、外市调进一批技术干部、专业干部，这批干部大多数已年过中年，学有所长，他们成为建区初期在建设、管理和专业技术方面的骨干团队，为开发区的铺开局面立下过汗马功劳。
这批人大多已退休，不应该忘记他们为开发区作过的贡献。
1994年，开发区建区十周年的时候，搞过一次“开发区创业者”奖项，凡1984年到开发区工作的人都可获颁一枚纯金的金牌，当年86名“创业金牌”获得者，目前还在职务岗位的，只剩下17名。
换句话说，参与了广州开发区二十年创业全过程的有17位同志。
他们是李潮迅、夏藩高、麦文英、陈伟杰、刘树开、汤启明、麦绮杭、訾保同、刘芳、毕炉生、黄国友、李高秧、陈伟强、李敏、陈爱国、周智雄。
他们为开发区贡献了二十年的辛劳，虽然已不再有金牌的荣耀，但开发区的创业史应该记录他们的名字。
开发区建区初期调人进来很难，基本上都是靠志愿军，这是当时的条件所决定的。
十三、初期的机构设置
84年下半年开发区管委会成立，职能机构设置非常简单，简称“三处一室”，分别是条例法规处、经济综合处、人事处和管委会办公室。
当时已意识到，建设开发区首先要建立章法，所以成立了条法处，主要职能是制定开发区的管理规章制度。
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工作相当重要，因此成立了经济综合处，主要管理涉及经济方面的各项事务；人事处，负责组织开发区的建设队伍；办公室是综合的政务办事机构。
“三处一室”的体制延续了好几年。
随着开发建设的不断扩展，又增设了征地办公室，负责征地工作。
征地工作基本完成以后，征地办公室更名为基建办公室，负责基本建设工作。
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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