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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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你好，我是南大06级中文系的桂靖。
以前新传院胡翼青老师提到他的一位朋友，进了南京的一家报社后就很少读书了。
我不知道，当我走上工作岗位后，会是怎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带着寻找答案的心理，时隔两年，再将以前整理的胡老师讲座稿看了一遍。
心境不同，看完之后感受多少会不一样，但一如既往地，挫败感和折服感油然而生。
与伟大心灵的对话
——漫谈我的读书经验
南京大学新传院 胡翼青
今天我要讲的“漫谈”是“漫无边际地谈”，真正和你们谈读书其实还是可以谈出一些东西，你们这个年龄正是时候，如果等到以后走上工作岗位后，再来谈读书的体验恐怕有些为时过晚。
我有个朋友曾经在南京的一家报社做记者，我曾经在他那做实习生，看他那个书架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报社非常小的一缕空间里，竟然摆着《存在与时间》《论悲剧的诞生》等等一系列的在我看来新闻专业的人根本就不愿碰的书。
我就问他：
“你工作这些年来，到底看了多少书啊？
”他回答：
“我这些年来除了看一些炒股的书之外，没看多少书。
”“那你摆这些书吓人啊？
”他没回答，然后他指着那些书给我看，上面沾染了很多灰。
实际上说到这个地方，多少有点悲哀。
我们曾经栖身在象牙塔里面所崇尚的非功利读书精神，实际上已不存在了，我们走到社会后往往被社会的大染缸改造得面目全非。
“与伟大心灵的对话”是我第一年给新传同学开外国文学的时候想出来的标题。
那一年我们新传迎来了非常出色的一届学生，他们非常的聪明，而且很有斗志，也是在那一年他们拿下了“腾飞杯”第一名。
那届学生中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进来了以后认为自己能干的不得了，不需要读任何的书。
他们就是需要人家去读他们。
我给他们讲了一个学期的课之后，发现对他们有点对牛弹琴，知识对接不起来，我于是着急了，就在家想，有什么东西可以打动他们让他们接受外国文学这门课呢？
这样一帮人，喜欢操作，喜欢跳动，精力无限，怎么样才能像唐僧一样用紧箍咒箍住这帮孙悟空呢？
我就想起了美国一位著名的将知识通俗化的思想家房龙。
房龙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与世界伟人谈心》。
在那本书里，房龙非常崇拜的一位人文学者在家里摆了一个饭局，邀请一些逝去的世界伟人共进晚餐，然后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来了解那些伟人的思想。
看完这本书后，我突然意识到，房龙道出了一个真理，我们为什么而读书？
难道仅仅为了获取知识而读书吗？
为了获取知识，我觉得读书不是一个好方法。
我经常跟新闻传播学院的同学说实际上你们没有必要进行大学四年的教育，你看海明威，高中毕业，被送到堪萨斯军校，拿着美联社的记者准则读了背了大概有两个月，上前线了，成为了一流的战地记者，后来又成为了世界家喻户晓的文豪，他上过什么大学啊？
实践才是真正能够让人锻造像海明威这样的记者，所以如果让海明威上伊拉克战场，你看他能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记者？
只要让他在风口浪尖上摸爬滚打，我相信他照样能够做到。
所以读书不是为了给我们长知识的，这是一个非常苍白的功利主义目标。
那么我们到底为什么而读书？
我们从非功利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说，读书实际上是在享受一种游戏，一种对话，享受一种思维的快乐。
我记得王国维曾经和历史学家陈寅恪两个人在北大未名湖畔讨论中国人的劣根性问题，讨论来讨论去，最后相拥而泣，搞得有点同性恋的倾向。
哭什么呢？
只因为王国维觉得中国人缺乏一种形而上的精神，做什么事都太过功利了，这个民族没有希望。
王国维先生的话到了今天我看还是适用的。
我今天换一个身份，比如说以微软集团驻中国办事总代理的身份过来给你们做讲座，来告诉大家如何进入微软，我想这个教室墙都会被拆掉，大家纷纷用梯子趴在窗口听。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王国维先生第二天就莫名其妙地自杀于未名湖，所以很多人都在考虑他的死是不是与他前一天的讲话有关系，但是我觉得他的投湖并没有引起国人的警醒，或者说大家对于读书的态度始终不能因为王国维这样一个满清遗老的某种自杀的举动而改变，中国人就是这样，自杀不足以震撼任何带实用主义目的的人。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谈房龙的时候，多出来一个话题就是：
其实谈心是一个非功利的、特别跟自己素养的培养有关系的一种活动。
读书不是为了学知识，这是我自始自终得一个观点（当然理工科的情况不是如此，我没有看过太多的理工科方面的书，所以我对这方面问题没有什么发言权），我们的范畴仅定于我们所说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书，或者说艺术类书籍。
房龙的问题结束后我们的问题就转变为一个交流问题，一个对话问题。
那么与伟人谈心对话，读书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呢？
有的人说是，有的人说不是。
著名的思想家苏格拉底就认为不是，苏格拉底最崇尚的一种学习方法是跟人交谈。
苏格拉底是一个非常雄辩的思想家，他非常崇拜被我们称为口头传播的学习方法。
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面有苏格拉底和他学生的对话。
这些对话很有意思，苏格拉底是一个提问者，他总是在不断地提问题，学生迫于无奈不断地回答他的问题。
然后苏格拉底就问他的学生是不是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的了解，学生恍然大悟说好像是啊。
一直有很多思想家步苏格拉底的后尘，认为口口相传的方式是更鲜活的一种阅读方式，是更鲜活地的一种传授知识和能力的方式。
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在我们传播学领域一位非常有天赋和创造力的思想家伊尼斯依然还坚持着苏格拉底那个时代的传统，他在美国已建成全球传播的一个时代居然食古不化的向世界宣称口头传播是他的偏爱的东西，而且他警告美国说如果忽视口头传播这种语言的传统，那么美国帝国文明的基础将会受到动摇。
当然，我们今天说苏格拉底也好，伊尼斯也好，他们的观点带有一种古典思想家的烙印。
大家知道我也很喜欢口头传播，否则我就不会呆在辩论队。
我发现在辩论队里“磨牙”就跟老鼠磨牙一样，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通过磨牙会使自己运用知识的能力大大提高。
我们通常讲，我们辩论队很多杰出的辩手到后来任何一个工作岗位上都能做得非常的棒。
你们所耳熟能详的辩手包括我们南大的四朵金花还有其他的人一个个做得非常的好，而且强调实用主义精神。
以前我们经常给同学介绍，新传的一个辩论的师姐是怎样成为东方早报的首席记者？
她才刚进去一年，就坐到了这个位置，她就是在辩论队里学会了把知识运用于技能或者说强调方法的一个女孩。
刚进去的时候，到市政府去采访（当时上海有这种新闻发言人的制度），门关了以后，因为东方早报不在邀请之列，然后她就爬墙进去。
一个小女孩竟然爬墙进去，不顾自己摔了一跤就跟那个新闻发言人辩驳，她说你不应该对东方早报另眼相看，然后用她在辩论队里一系列的辩论技巧把那个新闻发言人辩驳得感动得热泪盈眶。
那个新闻发言人跟东方早报的老总说：
“我以后会邀请东方早报的记者来开新闻发布会，但是我只邀请她一个人。
”
所以通过这样一个传统，我们可以发现口头传播可以带来很多灵便鲜活的做事方法而不拘泥于书本。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常讲这样一个问题，说一个书面的传播之所以后来对口头传播产生巨大的冲击，或者说它有它存在的合理性，那势必是有它独特的优点。
大家都知道，口口相传到了亚历士多德时候就变味了。
苏格拉底是一个杰出的唯心主义思想家，而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我们会问，师傅是怎么教徒弟的，怎么教出来一个背叛师门的徒弟来？
等到亚历士多德再教，就教出来一位非常著名的马其顿王国的领袖亚历山大大帝。
亚历山大大帝的脑里只有征服世界的愿望，所以苏格拉底的那一套非功利的哲学最后换化成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欧亚非大陆的技能。
在这个意义上讲，苏格拉底如果看到亚历山大征战的血腥场面，他一定感到很悲哀。
我们看到文字传播的优越性就在于这里。
有一些文本会根据作者的话把他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就是文字传播独到的优势，于是那个非常易失的口头传播就被固定成了文字。
这当然是一个优点，但也有很多的缺点，当书把文字固定在它的每一页上时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与作者写这个东西的时候相关的语境、环境、作者表情神态、当时原发的一些想象的东西，都被干巴巴的文字无情地抛弃在历史的岁月里。
所以伊尼斯喜欢鲜活的口头传播的原因就在于这里。
我们在对话的时候能够看到对方的表情，体会他说话的语境。
语境是非常重要的话题，缺了语境，有可能造成误解。
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人穷经皓首地研究诗集、全集，仍然不能领会出作者当年的那个语境当中说这些话的所要表达的的意思。
所以书面上的阅读传播也好或者说文字传播也好，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它并不是我们所说的最理想的接受信息、接受作者原意的一种方式。
但是大家要知道文字媒介能够把东西保存下来，这本身就意味着传播上的一种革命。
凯撒大帝在征服埃及的时候，曾经一把火误烧了亚历山大图书馆，古埃及的古籍几乎付之一炬。
但是好在有一些典籍被抢救了出来，后来这批典籍被送到了罗马帝国。
后来罗马帝国消亡，书被转送到拜占庭国家图书馆。
我要说的是，人类的文明如果按照苏格拉底的愿望口口相传的话，那可能早就灰飞烟灭了，正是拜占庭图书馆拯救了整个西方文明。
到了中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奥斯曼土耳其开始强大起来，并且攻打当时的东罗马帝国，公元14世纪前后，当时西欧就组织了大量的十字军东征，当时欧洲是非常弱小的，欧洲各国的两万骑兵对抗的是奥斯曼土耳其军队，这些骑兵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看见敌人就跑，然后掠夺了大量的拜占庭的珠宝，把这个图书馆洗劫一空，然后跑回了欧洲。
但是十字军的丑陋带来了欧洲的变革。
所以当人们第一次从基督教的镇压下拿出来重新翻看老祖宗们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那些典籍的时候，有一种如获至宝醍醐灌顶的感觉，欧洲很快就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
从这段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文字传播给我们留下了文本，虽然脱离了原来的语境，但是起码我们今天可以用一种多元化的角度去解读这些文本，而不至于连解读这些文本的机会都没有。
这是我们要讲的文字传播的优越性，所以我们今天强调读书有很多的意味在里面。
首先我们要明白读书是相对的或者是个人的，而不是你读的东西大家都跟你一样有相同的看法；其次读书是自由的，你可以对这书作出任何的解读而不必害怕经典；第三读书是根据个人喜好来读的，不必要因为别人推荐什么书你就认为是好书。
但是文字里面蕴藏了很多的东西，你怎么理解最符合你的意愿你就怎么理解。
我觉得这就是读书的真谛。
今天我站在这有一种重温14年前读书生涯的那种感觉。
当年读书的时候（这个读书不是看书），在南大埔口校区学习，有一位老师跟我们讲，你们别的书不要看，有一本书要看，那就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
他说这本书一定要仔细地读，这样才能理解马克思的真谛。
也有一位老师说世界最重要的二十五位思想家一致推荐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世界上最值得读的三本书之一。
当时我们都是学生，所以我们很崇拜，好像觉得应该是这样。
后来我发现，学生就是学生，有的时候没有这样的跟权威抗衡的胆量。
谁告诉你别的书可以不读一定要读《共产党宣言》？
我们不是回到中世纪里去了吗？
别的书可以不读一定要读《圣经》，《旧约》可以不读一定要读《新约》。
后来我就觉得这样叫学生的老师是禁锢大家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给他扣上一顶帽子，其实他指向了读书的反面，他是把书当作一种经典顶礼膜拜，甚至当作宗教的典籍来阅读。
我当然读过《共产党宣言》，我丝毫没觉得它的价值一定比《社会行动的结构》大，当然我也没觉得《社会行动的结构》比《共产党宣言》更有价值。
这个东西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们应该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去读书，而不是有一种权威跟你说这本书很好你就读这本书。
这是我要表达的第一种观点，我想表达的第二种观点是我们读书的时候最好头脑里浮现一些想象的东西，比如说你在读康德的时候，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把他的思想传递？
你有没有考虑过你一边读书一边跟这令人尊敬的老头甚至可以说一个脾气非常怪癖的老头在这个地方交谈？
你有没有把你心底的想法告诉这个老头？
如果你没有，那对不起，我告诉你这本书你一看完就忘了。
这是你读书的一个缺陷所在，你只是把它作为知识来读或者说一种经典来读。
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一个经典只是对你个人而言，是你跟它互动的结果，如果这个东西对于你来说没有意义或者你觉得读得没有价值读得不舒服，那它对于你来说不是经典。
有人问我我这一辈子最喜欢读得书是什么，我说这是一个伪命题，我没有最喜欢读的书，只有不喜欢读的书，我可以说出一大堆我不喜欢读的书。
比如说在我这个专业领域内中国学者皓首穷经埋头苦干剪刀加浆糊抄袭的很多的书，还有包括马克思哲学领域在内的四五百本天下文章一半抄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这些东西我认为是浪费大兴安岭的木材，但是我认为，只要有一点空灵和参考的东西可以供我去学习可以供我与之交流的书便是好书。
我很喜欢一些社会学家，比如说戈夫曼，你看他的作品之后会有醍醐灌顶的感觉，这个人对于人类社会的行为为什么洞察得那么细致呢？
我也看过康德的“天书”，包括海德格尔的“天书”，看得非常的艰难，然后觉得这是两个严肃的老头再教育我：
理论便是对常识的批判。
然后读过很多的东西，虽然是一大片的浆糊，一点都不觉得空灵，但是也许只要有一点，它点燃你心中的明灯，那么这一点，就是你阅读这整本书的价值。
所以我们应该明白读书的一个多元化的选择，我觉得很多的东西大家可以去尝试。
我曾经给新传大一的同学开一些书目，先开始是在师生平台内部交流，后来不知道是谁弄到不网博客上去了，现在有很多的网站转载。
我觉得这完全没有必要，这些书目，都是我个人的经验之谈，没有太多的普适性价值。
你乐意读，能够从这些书中找到你喜欢的东西，并且获得了收益，我非常高兴，你不愿意读，把它丢在一边，觉得这跟我的专业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也不感到生气。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人好像非常的功利，看到某人开了一些书目，就觉得这些书目就像是老中医给他开的良方，一定能够他的疾病，一定能够改变他知识贫乏的状况。
但是我要说的是，不管谁给你开的书目，对你不管用，对你管用的是你自己给自己开的书目。
解题完了，其实也就结束了，下面我们就开始漫无边际的乱谈。
我接下来要说的是，有很多人看书时遇到过一些麻烦，就是读一些学术书籍，感觉有些看不懂，曾经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然后看这些书和看那些书，感觉有些不太一样，有些书读起来容易，有些书读起来难。
但是结果自己偏偏费了很大的劲，先去啃了一本很难懂的书，最后啃得“牙齿都掉光了”，然后发现有一本很简单的书可以作为一种铺垫去帮助他理解。
看书是有程序的，比如说看康德的书，先看看李泽厚的关于康德的书，这样有一个渐入的过程。
否则的话，你就无法理解在异国他乡一个跟你完全生活在不同年代的固执的乡村小老头在家里面胡思乱想刨出了一大堆的天书。
读书一定要循序渐进，如果你一开始就进入完全不能理解的状态去，比如你学哲学，一开始就读黑格尔的东西，这完全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且这些书都是译过来的，译者本身的阅读就已经是相当的可怜了，几乎是流着眼泪再这本书翻完的，至于它有没有中文价值，很难讲了，给你看了你觉得你能比他高明到哪里去？
所以呢你如果要和世界上的伟人对话，你还要作一些先期的准备。
这个准备工作我觉得有两点非常的重要，第一个，你首先要培养你的这种理解能力，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起码你知识的结构要和人家对接，这东西就跟造楼一样，要打好基础。
有的时候我是这样看书的，比如说我要去解读一个思想家的东西，在这之前我先找一本中国人自己写的概释性的东西，中国人很喜欢写这种东西，简简单单书名就来了《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思潮》，其实他啥也不懂就把思潮给写出来了，他可以抄阅文献，东抄一句西抄一句拼凑起来就完了。
但这个东西起码提供给你可以跟人对话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框架和信息点。
人脑的结构是这样的，人脑右脑我们称之为感觉记忆器官，记忆在右脑里面只停留1秒，接着人进入一个短期的记忆阶段，也就是说有很多记忆要经过一个狭小的渠道进入到左脑的长时记忆当中，我今天的讲座内容有90%经过这个记忆渠道时被过滤掉。
然后就进入到一个长期记忆的过程，这个长时记忆器官就是一个仓库，就有点像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面有一个分类，其实就是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分类跟你获取的相关的东西就直接对应到架子上面来，所以你那个书架个根本不存在，跟本就不存在这个分类的时候，你想要在长时记忆当中把你所看到的东西留存下来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在这个意义上讲，为什么大家一开始就觉得读书吃力，我们新传院的同学拿着我开的书目找《历史研究与导引》来看，咬牙切齿，大多告诉我看了就忘，边看边忘。
这很正常的，原因是高中的历史老师从来就没有给你构建这样一个书架，让你把历史研究的信息放到这个书架上去。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就觉得高中的教育是非常失败的。
我们很多同学进入到大学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很迷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中里面没有给你这样一种书架。
如果你你到大学来觉得自己还是比较轻松，看课外书还是比较到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肯定是你在高中里面看了很多的闲书，不然不会跟大学的知识对接的这么娴熟。
很多在高中里被老师看作是“未来之星”的同学到了大学来之后用伤仲永来形容恐怕比较合适，原因是他们始终没有跟大学的阅读体系对接，所以有很多的人大学四年下来非常的庸碌，跟高中的老师对他的期望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所幸的是我在高中是一个很差的学生，老师已经放弃我了，然后我就认真读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书，因为我的父亲是郊县当代文学的老师，书架上堆满了文学书，两三千册书足够我看的，每次我回家也不做作业就乱看，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作品，每一个人的我几乎都看过。
那个时候是一边啃着苹果一边看，很休闲的一种状态，非常快乐。
那样一来我到大学里非常快地找到了一种和大学书架对接的过程，然后我在大一下半学期突然猛悟过来，说不要谈恋爱，开始读书吧。
然后就从外国文学的角度和图书馆对接，就算接上口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阅读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同学们都去上课了，我还在房里看书看完了以后，在图书馆关门之前，突然地一阵拼命跑去借书，当时的那种读书精神现在想来简直有点不可思议了。
那个时候觉得，罪恶的高中生涯结束了，快乐的大学生活开始了，我想怎么读书就怎么读书，有一种翻身农奴当地主的感觉。
但实际上这种东西造就了我，大二上半学期开始接触学术的时候上手非常的快，我就按照我刚刚所说的系列看了几本所谓的二十世纪史思潮，然后就发现中国的作者很浅薄，于是就觉得有必要去看原著。
然后读了原著之后，也走过一些弯路，比如说一开始我选的《存在与虚无》这种大作，看了20几页之后，看不下去了，站在原地发呆，不知道该干什么。
但是觉得还可以翻翻其他的书，我就从书架上找出弗洛伊德的释梦，看释梦，觉得很有心得。
有的时候看不懂，就退回来从看，看得懂就继续往下看，这样就渐渐地建立了自己的知识体系。
所以我就觉得在座的诸位当你们去阅读一样东西的时候，你们必须要形序渐进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
你看了评论金庸的很多文章之后再去看一遍金庸的全集，你会发现对话的深度完全不一样，可能看出一点历史的厚重感来。
读书的过程是一个层层往上的过程。
其次呢，我们很多的同学由于知识构架不到位，看书很慢，我们有的同学也是，一个学期下来，没有看完我开的一本书，而且还非常辛苦地说：
“胡老师，我正在努力地看呢，你要给我时间。
”一个学期看不完一本书，我觉得很可怕。
后来我就提出我的一种感想，我宁愿我看不懂这本书我不看了，或者说我粗糙地翻一翻，我不去精读它，但是我一定要做到一点，我要看，不停地看下去，咬牙切齿不管别人怎么嘲笑我看不懂。
我看了很多的我不能复述的所谓的艰深的或者自己不能理解的东西，但这没有关系，我觉得在大家阅读的最初阶段，没有必要去做什么精读，泛读足以，收获一点就是一点。
你总有一天当你需要精读这本书稿学术研究的时候，泛读会给你带来质的提升。
所以我觉感觉到，比如我在大二的时候看的释梦，后来因为我要做一个心理学术方面的研究，我再次看释梦，情况完全不一样，原因是在这么多年的隔开当中，我几乎平均三四天看一本书，泛读给你带来的功效是非常强烈的，不要一开始就积极的去精读。
那些叫你们精读求甚解的老师，其实他从来就没有求过甚解，简直是误人子弟。
我觉得精读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当你大量地泛读积累了大量的信息资料和良好的知识结构之后再返回头来去读那本书，你才能有精读的感受。
读书不求甚解是一种读书境界。
接下来我还要给大家讲一下在我理解当中，读书的境界。
希望对大家有一点启发。
如果你在大学里愿意读书，第一个境界就是你把它看作是一个学习知识的工具。
书不是用来学知识的，我经常看到一些自以为博学的人，他能告诉你一猎豹每小时能跑多少公里，除了他要追猎豹，我看这知识对他没有任何的价值。
但是他看完一本书之后头脑里面满是这种支离破碎的知识竞猜型的问答题。
这样的读书境界是最低的境界，也就是王小丫《开心词典》的境界。
我有时就觉得中国人挺愚昧的，他看到王小丫在上面给大家做智力测试题就很崇拜，认为她好博学。
王小丫就算都知道那些知识，她也不过站在读书的第一个境界上，更何况她有标准答案。
我也经常听说，在社会心理学上经常有一种偏见，看到老师考学生，学生考得焦头烂额，就觉得老师好博学，但是反过来一想呢，就觉得老师好卑鄙，他占有了话语权，他找了一些你不知道的问题来问你。
那么反过来亦然，你去考他芙蓉姐姐，你看他知不知道，你叫他论述一下网络恶搞以芙蓉姐姐为例写一篇论文，你看他写不写得出来，他一样非常的狼狈。
到大学里来，我意识到知识之间的沟通应该是平等的，是一种对话的关系。
如果老师老是觉得比学生强，实际上这老师很糟糕，无非是老师进入这个领域早一点，知道的话语多一点。
但是学生也有比老师多知道的东西，如果有老师对你们说，这个题这么简单你怎么不会做，你就问他：
“老师，你会不会魔兽争霸？
这么简单你都不会玩？
”从这个意义上讲，读书不是一个知识的问题，如果你读书是为了把知识记忆下来，就像储存在你的大脑库里，然后有一天就像《开心词典》一样报出标准答案来，那我觉得这知识是死知识。
它永远也不能转化为我们所讲的生产力或者说转化为你的一种能力。
西方现在提倡一种叫做“学习型组织”的概念，什么叫学习型组织？
中国人的理解就是大家周末一起学习。
一个企业——江苏省外贸最近嚷嚷着要建设学习型企业，从上海找个教授，每个周末把部门经理拉来讲课。
实际上这也叫学习型企业吗？
根本不是。
西方人怎样来解释它呢？
它是管理学上的一种知识，所以说把一组你认为有前途的年轻栋梁聚起来，给他们布置课题，给他们解决课题的相关知识，然后让他们研读知识，共同去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去学习。
所以它的提倡者曾经说过：
“学习型企业，不是让大家学知识，而是让大家学习一种能力，而是在客观的操作中学到将知识转化为能力的这样一种过程。
文科的学生走向社会以后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突然发现自己在高校里面学的东西与这个社会需要你做的事情完全不相干，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抱怨学校了。
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天天都在抱怨新闻系的老师是混得，什么东西都不教给我们，离开学校的时候觉得两手空空，两脑一片空白。
问题的症结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社会需要你把知识转化为活的技能，而我们的大学仅能提供到死的知识和知识框架这样一个地步。
如果你想要在大学里面学到一种技能的话，那么我个人认为，你就必须通过实践来获取。
指望从书上学到一些获得知识一下子就可以和社会对接了，老是说知识改变命运，那是完全骗人的东西。
今后大家在求职的过程中要记住，你的知识固然是你的资本，你现在最缺乏的恰恰是从死的知识转化到活的知识得这样一种能力，所以你读书的境界还不是够高。
读书的第二境界是提升品位。
在我们的社会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家庭条件好，不用考虑工作问题，他们有点钱，就喜欢读点书，也不是为了做学术研究，也不以它为职业，但是他们的品位谈吐与别人就不太一样，西方人培养贵族就是这样，其实贵族很多人都是不学无术，但是品位很好，他们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积累生活的经验、审美的能力。
在美国，有些人读书读得非常的有才华。
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样的一种境界最为追求。
也就是说，从南京大学走出去的时候，人家一看你的气质，就知道你大学四年是读过书的。
读过书的人的气质是一种无形的资产。
我们去就职的时候，人事部门的人第一眼就看你的气质。
气质好不好，跟读书读得多不多有直接关系。
读书本身的模式就是磨砺一种心境，你跟别人交谈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能力，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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