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文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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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文化

流放文化

流放：

从远古时期作为一种少量慎用的“放”、“逐”、“迁”、“谪”惩戒手段，一直到作为刑罚的“迁徙”、“徒放”、“流刑”、“发配”、“三流”、“发遣”等，因朝代不同而有不同名称。

我国古代有六大流放地，即鄂西北的房陵（含上庸、郧乡、均县）、西北边疆地区的河西走廊及河套地区、岭南地区、海南岛三亚、西南黔州及蜀地巴州、东北黑龙江漠河及海林县宁古塔。

所谓流放之地，就是古代那些边远、荒凉、闭塞、苦难之地。

在我国古代六大流放地中，西北边疆地区的河西走廊及河套流放地古为朔方、凉州，是“荒漠”、“西北绝域”之地；岭南流放地，系中国南方的五岭之南地区，气候炎热、潮湿多雨、重峦叠嶂、河网密布，古称“瘴疠之地”，被北方人称为“蛮夷之地”；海南岛三亚，古称崖州，距京城最偏最远，亦称“天涯海角”，地处热带，北方人易水土不服，被称为人生到尽头的荒凉孤岛之地；西南黔州及蜀地巴州流放地，主要指今湖南西北部，包括今四川东南、湖北西南、贵州东北一小部分，因开发比较晚，自古以来被称为烟瘴蛮荒畏途之地；东北黑龙江海林县宁古塔及漠河流放地，古时生存环境恶劣，冬季奇冷，俗称“冰山雪窖之乡”，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种地，是苦寒之地。

而鄂西北的房陵流放之地，地处中国中西结合部，介于巍峨的大巴山与秦岭、古老的长江和汉江之间。

东临历史名城荆襄，西通川陕，南倚原始森林神农架，北连道教圣地武当山，自古就有“蜀东孔道、楚西北边疆、秦陕咽喉、荆楚屏障”之称，为秦楚边缘陆路运输之枢纽。

而且这里群山环抱，南北气候兼有，素有“聚宝盆地”之美誉等。

由上可见，我国古代六大流放地可谓：

西北绝域，西南烟瘴，东北苦寒，海南遥远，岭南湿热，中部房陵气候南北兼有，山城盆地，适宜居住，是别有选择充满神奇的特放之地。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流放是十分独特的政治现象，被统治者自诩为一种仁慈的刑罚。

所谓“不忍刑杀，流之远方”，从而体现了儒家所提倡的仁政和慎刑。

流放文化：

流放自远古时期产生，到清末被废除，历经了几千年，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流放这种形式对流人的管理相对宽松，且流人的品级较高、流放规模较大以及上层文化与地方文化的融合等，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流放文化。

中原汉文化的“缩写本”——高黎贡山西麓

相对于栖居在高黎贡山的土著民族而言，汉族文化则一直以“客家文化”或“流放文化”的面目出现。

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６９年）设立汉王朝版图最边远的永昌郡（今保山）后，这里出现了汉人。

汉王朝将稠密的内地人口大量迁至边地，这种政府组织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实际上也是一次大规模的文化迁移。

从此，这片遥远的“蛮夷之地”与中原有了一种无法割舍的血缘联系，而高黎贡山的本土文化也开始出现中原化或异化的痕迹。

元、明以来，大量中原汉族沿着古老的南方丝路涌入高黎贡山，他们的人口数量甚至在局部地域远远超过当地原住民。

这些沿古道而来的强大文化甚至在沿途形成强势文化。

从中原迁徙而来的人们，始终固执地保持着自己原来的文化与传统。

这些来自汉文化发祥地的人群，将原来的一切“复制”在这片土著们居住的土地上，并且一代一代沿袭下去。

于是外来文化成了这片蛮荒夷地的“主流文化”。

由于地理原因和自身文化的优越感，他们很少与外部异族文化交流。

他们的文化一直处于某种“凝固”状态，以致多年后，高黎贡山西麓一带成了中原文化的“缩写本”。

在高黎贡山西麓，无论村镇建筑、风俗，还是文化都保留着相当纯正的汉文化意味，土著民族生活的痕迹已被中原人群彻底覆盖掉了。

在腾冲北部、高黎贡山西麓的界头乡，古老的造纸工艺、雕版印刷等在中原已经消失的东西，在这里却仍固执地延续着。

在高黎贡山西麓，无论是村镇的建筑、风俗以及文化都有着相当纯正的汉文化意味，它们仍然保持着中原明清时期乡村格局与建筑风格。

他们将自己家族迁徙到高原之后的生活称之为“寓居”，祖宗牌位上永远写着故乡的名字。

他们将故乡的一切在遥远的高原上延续着，使得高黎贡永远“凝固”着一段中原汉文化。

那么，在中原汉人抵达之前，高黎贡山最早的“居民”是谁呢？

史料上记载最早的高黎贡山民族是景颇族，据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编著的《景颇族简史》记述，至少在公元前２世纪，景颇族的先人就在云南高原迁徙漂泊。

《景颇族简史》中讲到“高黎贡”是景颇支语，意为：

高里（日）部落的山。

约公元８世纪时，景颇支系高日部落便栖居于高黎贡山一带。

他们是景颇族分支“小山”的一支，其渊源可追溯到中原河湟地区的氐羌氏族。

据说，在长长的迁移历史中，他们的祖先从青藏高原上的日月山、昆仑山出发向南，沿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河谷南下，一部分人沿途留下，而继续向前走的那一部分人来到了高黎贡山并定居下来。

“高里（日）”是一个景颇族部落的名称。

明正统七年，明王朝发动武力征讨。

为躲避战乱，古城居民沿伊洛瓦底江迁至缅北高原。

古城也随着最早居民的迁徙而废弃了。

现在，高黎贡山最早的居民彻底消失了，对于他们曾有过的辉煌文明与突然消失，我们一无所知。

文明和生物一样，灭绝的比生存下来的要多得多。

遥远的边疆，大山的深处，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这里竟然是中原文化保留的沃土。

腾冲是富裕的，因为玉石，腾冲是内敛的，因为玉石，腾冲也是文化的，同样因为玉石。

回顾四百年前，清兵入关，明王朝的遗老从中原腹地南散奔逃，伶仃洋上的哀叹成为千古绝唱，而遥远的高黎贡山西侧却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原文化被流放到了腾冲，在中原的留存却被阉割了。

大山阻隔了战乱的冲击，玉石产业提供了文化发展的经济基础。

无数的汉人从这里出发，将中国文化带到缅甸，泰国，以至整个东南亚，听遇到的缅甸人说，边境那一侧与这边没有不同。

栖居在高黎贡山的多种少数民族生活在各自的世界里。

在多中心的高黎贡山文化中，各个民族之间是绝对封闭的，交往是相对的。

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在战争动乱、交往中断的年月里存活下来，并始终是中原王朝逃荒避难之所。

当中原文人“登泰山而小鲁”时，高黎贡山只响彻着土著部族流传下来的古歌。

高黎贡山封闭的地理形势使外部文化不易深入，所以当地土著能长期保持自己的“夷狄”风貌。

他们除了因某种历史的原因举族迁徙，并与其他民族融合并成为新的民族外，大多仍保持着古代风貌，尤其是在道路仍不发达的边远地区。

保山的流放名人

1、新都状元杨慎

山水状元情-云南保山历史文化，明嘉靖三年（公元１５２４年）七月，名满天下的新都状元杨慎（公元１４８８年－１５５９年，字用修，号升庵）因“议大礼”案犯颜获罪，“廷杖”几毙之余被“永远充军”云南保山（永昌）。

转瞬之间，这位七岁能文，十三为诗，二十四岁状元及第的翰林编修顿失“诏成西第将军马，诗夺东方学士袍”的风流倜傥，怀着“北风胡马南枝鸟，肠断当筵蜀国弦”的无尽悲凉，怅然踏入了云南保山这一方哀牢故国的“烟瘴”之地，开始了他“独立苍茫”的流放生涯。

作为一代文坛巨星、学界通才，杨升庵自“投荒以来，益肆力于笔墨，穷愁著书不下四百余种”，涉猎广博，卷帙浩繁，大大丰富了中华民族尤其是边省边地的文化宝库。

在长达35年的放逐岁月里，杨升庵足迹遍及滇云，而云南保山则是他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他对云南保山的感情是深厚的。

谪戍期间，他对永昌郡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曾同挚友张含共访哀牢故地，同探九隆遗踪，编纂了以“九隆世族及张、蒙、郑、赵、杨、段、高七氏名号起灭之颠末”为内容的《滇载记》。

2、吕不韦

“不韦，古县名。

西汉置。

”治所在今云南保山金鸡村。

汉武帝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于此。

因以为名。

东晋废。

东汉、魏、晋为永昌郡治所。

”郡县历史穿越时空588年（公元前109年——公元479年），迄今已有2100多年。

早在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开西南夷，始通博南（今大理永平）；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设置不韦县，属益州郡。

故晋代史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南中志》这样记载：

“孝武时，通博南山，度兰仓水、耆溪（今瓦窑河），置嶲唐（今云龙漕涧）、不韦二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因名不韦，以彰其先人恶行。

人歌之曰：

‘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兰仓，为他人。

’渡兰仓水以取哀牢地，哀牢转衰。

”

众所周知，吕不韦乃战国末期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他堪称世界商人鼻祖，国际贸易第一人，“奇货可居”理论创始人，商人从政先驱，文化传媒祖师爷。

吕不韦与陶朱公相比，他最大的失败在于没有急流勇退，迷失于情感的漩涡，最终招致杀身之祸，落得个自杀身亡、家小流放的悲惨结局。

甚至到了汉武帝时，还恐其后裔犯上作乱，再次流放到“绝域荒外”、“未通中国”的哀牢邑地，虽以其宗族命名“不韦县”，但旨在“以彰其先人恶行”。

裴松之在注解徐寿的《三国志•吕凯传》这样写到：

“初，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於蜀汉。

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命不韦县”。

“充之”，乃充军、流放。

可见，“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实际上是明升暗贬。

毕竟，将相王侯自有王者的王气，“吕嘉子孙”自有吕家的霸气。

不韦县，是中原王朝在滇西设置的第一个载入正史的汉族政权，也是澜沧江流域最西的第一个政权，确定了中国西南的版图，加强了汉王朝对边疆土著少数民族的统治，起到“镇哀牢人、叶榆蛮夷”的作用，直接加速了“哀牢归汉”的进程。

吕不韦子孙宗族是有史记载的最早进入哀牢地区的汉族移民，金鸡村是哀牢国境内第一座古城池，吕凯是第一个位列封建正史的保山人。

当年（公元前112年）“南越相吕嘉反，杀汉使者及其王、王太后”之后（《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怀着多么惶恐不安的心情，踏上蜿蜒蛇行的古道，渡兰沧水，取道平坡铺、水寨铺、天井铺、官坡铺，迁徙流放到这方高地，面对一片汪洋泽国、四壁青山，心底滋生多少悲凉和感慨！

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祖先，一个曾经显赫无比的家族，经历世事沧桑的变迁，天上人间的骤变，沉重地写进边地的血雨，腥风。

中原从此成为心头一抹挥之不去的记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崭新的疆土。

不韦县的设立，与其说是汉武帝的明智之举，不如说是吕氏后裔抛弃枷锁后的又一次新生。

随着北方大量劳动力和先进垦殖技术的南迁，原先的“蛮荒之地”大都变成了“鱼米之乡”，在风俗习惯上南北方互相融合，经济上南强于北的局面完全确立。

我国历史上无数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对于我国人口分布状况的形成有着巨大影响，它在客观上大大促进了我国多民族的融合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从迁移的原因来看主要有政治需要、战乱逃难和经济谋生三种。

一、政治需要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建都咸阳，为把关中发展成为名符其实的国家政治中心，“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估计人口总数在70万以上。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为了戌边和开发新区，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夺取了河套广大地区，在河套建城设县，迁徙内地人民到那里，发展生产，加强边防。

同年，秦朝派军队征服了珠江流域的百越族。

秦朝政府在那里设置桂林、南海、象郡，派官进行治理，还迁徙50万中原人民到那些地区，与百越族杂居。

西汉初期，为了“实关中”，刘邦继续由关东向关中大规模移民，总数不下30万人。

西汉中期随着对匈奴战争的节节胜利，武帝组织了向西北边疆的大规模移民，总数70余万人。

此外，汉武帝还派人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建立郡县，加强内地同西南的联系。

为了接受汉族的先进文化，加强对黄河流域的控制，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从而使大量的人口从内蒙古西部和山西北部迁到河南一带。

从16世纪开始，一些欧洲殖民者相继来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侵略活动。

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攫取了在我国广东澳门的居住权。

1557年以后，他们在澳门私自扩展土地，建筑炮台，设立官署，开始了对澳门的长期占据。

在鸦片战争中，

英国强迫清政府割占香港，这样大量的外国人口迁移到我国居住。

明末清初，漠西蒙古中的土尔扈特人西迁到伏尔加河下游游牧，因不堪沙俄的控制和压迫，于1771年在首领渥巴锡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历尽艰辛，长途跋涉，终于回归祖国西北。

二、战乱逃难

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为躲避战乱，大批北方居民迁居江南，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吴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山越和汉族一起，共同开发江南。

西晋末年，许多北方人为逃避战祸迁往南方。

317年逃到江南的官僚、贵族、大地主，联合江南大地主建立了东晋。

这一人口迁移过程一直持续到南朝，北方农民的南迁，为南方增加了劳动力，也带来了比较进步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他们同南方劳动人民共同开发了江南地区。

五代十国时，许乡中原人民流落到江南，增加了那里的劳动力，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北宋末年，由于战乱，北方居民为逃避灾难，大批人口南下，进一步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建国前，由于军阀混战、日本侵略、美蒋压迫，许多人为逃避战乱，背井离乡，出现了“闯关东”（河北、山东向东北迁移人口）、“走西口”（山西向内蒙古、甘肃向新疆迁移人口）、“下江南”（四川向云南贵州迁移人口）等习惯性人口迁移特点。

从19世纪初到建国前的五十年间由关内迁到东北的人口就有3000万左右。

三、经济谋生

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迁到河套和陕西、山西北部一带，同汉族人民交错居住地一起，共同生活，彼此融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西晋时期，西部和北部边境地区，生活着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

他们原是我国北部和西部广大地区的游牧民族，自东汉开始陆续内迁，至西晋初年，内迁的匈奴、鲜卑、羯等族共有几十万人，氐族和羌族有50多万人，他们居住在今甘肃、陕西、山西、以至河北、辽宁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

唐朝以来，有不少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在我国一些地区定居，元朝时候，又有大批迁入中国，他们同汉、蒙、畏兀儿等族长期杂居相处，互通婚姻，逐渐融合，开始形成新的民族——回族。

唐朝末年，契丹族（原住辽河上游）势力不断扩大，许多中原人民来到契丹境内，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契丹族迅速强盛，后来建立了辽国。

元朝统一以后，许多汉族人民来到边疆地区，为那里的开发作出了贡献，边疆各族包括蒙古族大批迁入中原和江南，同汉族等杂居相处。

从唐朝开始，我国就有很多人到南洋（东南亚）一带谋生。

郑和下西洋以后，更多的中国人去到南洋，他们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积极投入南洋的开发和建设，华侨的辛勤劳动，促进了南洋经济和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