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 律师揭露律所内部秘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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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律师揭露律所内部秘密
职业律师揭露律所内部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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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投资者相对陌生的领域，北京天银律师事务所罗亮受访表示：
“律师核查的内容包括公司的股改、资产、架构和内控等等，如果存在代持股份是肯定要清理的，有些流程不符合规定则要进行追认。
”
可以说，IPO律师需兼顾“服务”和“监督”之职，“在保荐人的主导下，投行、会计师和律师各施其责，律师既要服务于委托的客户，又要向投资者如实披露信息。
”
证监会《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规定，律师如发现委托人提供的材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或其有违法行为的，应要求纠正、补充，否则律师和律所将会被采取责令改正、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等措施。
去年6月，苏州恒久先获批后撤市，因“专利门”而无缘IPO。
事实上，苏州恒久的5项专利使用权全因未缴年费而被终止，但其产品仍使用这些专利，招股书披露的显然与此不符。
保荐人广发证券和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也受到证监会的处罚。
而今年IPO被否45家公司中，即使没有虚假披露之过，也存在一些涉及法律的问题，理财周报对此进行了梳理。
中技桩业（北京德恒律所） “安全治理受质疑”
从2009年8月至2010年7月，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技桩业的子公司嘉兴中正和苏州分公司分别发生3起和1起工伤事故，共有4名员工不治身亡，因而受到安监局的行政处罚共53.8万元罚款。
虽安监局证明不属于重大安全事故，但这种在生产、吊装和运输过程中设备使用操作不当招致人员伤亡的可能依然存在，中技桩业的安全治理能力和生产质量颇受质疑，首发上会未获通过。
其经办律所为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记者发现招股书中披露的联系方式竟是空号。
金创股份（上海锦天城律所） “2000万股内部职工股”
今年5月25日，金创股份二次上会被否。
根据招股说明书显示，公司在筹备成立期间，以定向募集方式向公司内部职工和其他社会个人定向募集股份2000万股，发行价格为1元/股，募集资金2000万元，金创股份将此股份定义为内部职工股。
此后金创股份经过多次重组以及筹备上市，但是这2000万股一直没有改变，占公司总股本的20.88%，公司内部职工股股东人数为3164名。
很明显，金创股份的内部职工持股人数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上海锦天城律所回应：
“证监会会公布一些公司上会被否原因，一切以证监会披露的公告为准。
”
佛山燃气（北京天银律所） “员工低价持24%股份”
2004年5月，佛山燃气总公司改制，由欧志常等28名员工先出资设立了众成有限，然后以2011.2万元的价格受让了24%的股权，实际参与受让的员工多达304人。
同年11月，佛山燃气又将45%的股权转让给港华燃气投资（由百江投资更名）及其关联公司百仕达，按照评估价溢价100%，出让金额达7542万元。
这两次转让，员工受让的价格是外资的一半。
对此，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回应：
“具体看招股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但未过会的报告就不能公开。
至于是否因此被否就不方便透露，我们有义务替委托人保守秘密。
”
依顿电子（北京竞天公诚律所） “曾受海关罚款1000万元”
2008年12月30日，依顿电子被出具《拱北海关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其2006年1月至2008年1月期间，擅自将保税进口的材料在国内转让，存在漏税行为。
依顿电子被处于罚款1000万元，金额占2008年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5.64%。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25条规定，发行人不得有“最近36个月内违反工商、税收、环保、海关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
据依顿电子2011年2月28日被否，该处罚尚未到36个月。
九洲药业（浙江天册律所） “深陷‘污染门’”
2010年4月14日，浙江环境保护厅的官方网站发布公告《关于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年产200吨奥卡西平、250吨酮洛芬、20吨盐酸度洛西汀、10吨N0701、25吨氟内酯、5吨美罗培南、5吨亚胺培南和100吨环己甲腈技改项目的公示》，其中多项内容不符合环保要求，审批单位要求九洲药业做整改。
而九洲药业招股说明书上也显示公司曾在2008年4月和7月连续两次因废气排放超标而受到台州市环境保护局的处罚。
此次九洲药业是否因环保问题被否，浙江天册律所却以不知记者真实身份为由挂断电话，未做回应。
舒朗服装（山东德衡律所） “公众对其欠缴员工社保的质疑”
4月20日，中国证监会网站发布公告，山东舒朗服装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首发申请未获通过，使得舒朗服装的“中国第一个上市的本土女装公司”梦想破灭。
目前舒朗服装和证监会方面均没公布此次被否的原因，但是公众质疑是否是欠缴员工社会保险引起。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舒朗服装承认曾存在延迟缴纳员工社会保险的现象，但在4月21日，烟台官方却公开表明舒朗服装自1999年成立以来，严格遵守劳动法律、法规，主动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费，这明显与招股说明书不符。
114律所IPO项目平均收费134万，项目靠人脉
“投行帮企业包装业绩和业务，律所帮企业包装合规性。
重点看证监会规定硬指标及其关注的材料。
”
理财周报记者曾雯璐/文
“说白了，律所和投行、会计师事务所都是朝同一个方向迈进的，就是对付证监会。
”上海某大型律所一位律师坦言。
每一单成功的IPO背后，都站着一群立下汗马功劳的中介机构。
而律师事务所（下称“律所”）是这个链条上重要一环。
据统计，自2009年IPO重启以来，共有633家公司成功A股IPO，背后站着114家律所，共赚得律师费8.5亿元，平均每家134万元。
相较投行，律所参与IPO项目的细节，尚未被大众所熟识。
理财周报记者采访了三位上海的律所律师、一位广州的律所律师以及两位深圳的投行人士，全力呈现律所在IPO项目中扮演的角色。
找项目靠人脉，小律所倚重投行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律所的IPO项目来源主要有三个，分别是投行、发行企业和风投。
不过，无论是哪种获取项目的途径，靠的都是人脉。
“大家在工作过程中会逐渐认识各路人，大老板、企业、券商、风投或者PE，如果有过一次不错的合作，下次再有客户就会叫他。
”上述上海某大型律所律师老张（化名）表示。
其中投行无疑是重要的一个项目来源，律所有时也会反哺投行。
“券商投行有IPO项目会找律所来做。
律师自己有一些想上市的客户，也会介绍给投行。
”另一位律所排名前10的律所律师老李（化名）告诉记者。
该律师继续说道：
“企业方面的客户来源也有。
比如之前就是某企业的法律顾问，我们帮它打赢过官司，等到它们要上市的时候，也会把IPO项目给我们做。
”
上海另一大型律所律师老王（化名）则透露：
“也有一些项目是风投介绍的。
风投在投资这家公司之前，会聘请律所去查。
投资后如果能上市，关系好的话一般也会让我们做。
”
通常，大型律所项目来源丰富，而中小律所人脉不如大律所，因此对投行会比较倚重。
广州一家中小型律所的主任律师向记者坦言：
“我们的项目一般都是证券公司推荐。
”
律所之间的分化也很严重。
大律所门庭若市，而小律所则举步维艰。
上述老张告诉记者：
“我们这边一个律师负责一个项目，甚至同时负责几个项目很常见。
没有做过IPO的小律所，企业一般不会找上门。
”
这也导致律所之间的价格倾轧不可避免。
律师老张（化名）还表示，“曾有一单50万的项目，已经快签协议了，被北京一家小律所以20万的价格撬走。
”
律所投行哥俩好 重点看证监会关注材料
“投行帮企业包装业绩、业务，我们帮企业包装合规性。
重点看的是证监会规定硬指标及其关注的材料。
”上海律师老李（化名）告诉记者。
“律所在整个IPO过程中充当了法律顾问角色。
”律师老王（化名）表示。
采访得知，律所在做IPO项目时，主要工作有前期包括公司的改制、重组等，到上市前夕一般是审核所有材料、文件、流程的合法合规性，包括历史沿革、股东资本、股东人数等方面的合法合规性。
律所做一单IPO项目一般需要两到三年。
时间早的从辅导期就开始介入，帮助公司进行改制，这种一般需要耗时三年以上。
律师老张（化名）还告诉记者：
“改制过程中主要是审查文件是否合规合法。
有的企业会提出员工激励计划，与员工间达成什么样的协议，我们也可以给出建议。
”
“在企业改制的过程中，律所的作用还是蛮大的。
如果不是国企，这个阶段律所更多的是出点子。
如果是国企，这个阶段中国资委会要求律所出具一些法律文书。
”深圳一家大型券商投行人士认为：
而有些IPO项目在找到律所前就已经完成了改制。
这种的项目，律所一般主要做调查以及各种的上市文件，出具律师工作报告和法律意见书作为申报材料。
也就是说，律所是申报材料合法性的“军师”。
律师老李（化名）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重大合同的披露。
假设100万算重大合同，对律所来说，企业有就披露，没有就不披露。
但对于券商来说，就会觉得主营业务如果没有一份重大合同说不过去，就会有披露的要求。
至于这份合同是怎么做出来的，律所只需要确定这份合同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
“当然律所会给出一些建议。
材料怎么搞，文件怎么做，投行说想这样做，律所会给出建议说怎么做可能会更好。
”该律师补充说道。
深圳另一本地券商投行人士则直言：
“项目被否，证监会意见就算涉及法律方面，律所也没受到任何处罚。
至少目前还没有。
”
收费无标准，分期付清
律所收取费用直接和企业谈，根据工作量收取约定的金额。
据了解，IPO项目律师费并没有统一标准。
大型律所大的项目一般在100万-180万元，小项目一般30万-50万元。
上述广州某律所律师告诉记者：
“我们是改制一次收费，上市又是另一次。
如果是国企的，资产注入、改制、上市分别收费。
也有整个项目一起收费的情况。
”
上述深圳某大型券商投行人士则向记者透露：
“如果成功上市，律所还可以谈奖励费。
收取的费用就是起初协议约定的基本费用加上企业另给的奖励费了。
”
记者从上海的律所方面了解到，律所在接项目的时候会和企业签一份协议，约定好项目的金额，然后随着IPO的进程，分期付清。
前述律师老张（化名）告诉记者：
“所谓分期付，就是约定进场的时候付多少，审核通过、挂牌又分别付多少。
如果被否，有可能尾款就拿不到。
尾款一般是总费用的三分之一，也有一半的。
当然，比较强势一点的律所在进场的时候可能就要求企业付掉80%，这样就算上市被否，损失也小一些。
”
该律师同时不满地表示：
“其实这样对律所不太公平，因为企业上市被否大部分不是法律方面的问题，而是企业业务方面的问题。
但对律所来说，企业过不过会，工作量是一样的。
”
五大律所223项目35%份额，国浩似国信，京城律师占发审委半壁江山
633个项目，114家律师事务所。
114这个数字并不算是“很少的卖者”，但它照样创造了一个寡头市场。
“小所在收费和项目数量上都不能与大的律师事务所抗衡”，南方一知名律师事务所律所合伙人说。
从理财周报研究数据可看到，国浩、北京金杜、北京中伦、北京天银、北京国枫5大所瓜分了市场上35%的项目，37%的律师费被吸入这5大的口袋。
而不算国浩在内，114家律所里面以“北京”二字打头的就有52家，市场份额高达55.92%，再细数历届发审委委员中，律师绝大半是北京的，现在第13届发审委中的律师委员更全来自京城。
五寡头瓜分223项目获利3亿
自2009年IPO重启以来，633只新股接二连三向资本市场袭来，席卷了8504.9亿资金，所涉及的发行费用380亿元。
这其中，律师总费用只有8.5亿元，在IPO发行费用中仅占2.23%。
律所分得的蛋糕虽小，但觊觎者众。
114家律师事务所（按合并后名称统计）都试图从中分一杯羹，其中有32家律所是今年才叩进IPO这所大门。
即使是在IPO利益链上的底端，丛林法则仍被奉为圭臬。
弱肉强食，强者恒强。
从IPO项目数量上看，国浩北上广深和杭州五地事务所一共承接了74个项目，数量占整个市场的比例达11.7%，更远远把北京金杜甩在之后。
北京金杜做了44个项目，占比7%。
接下来北京中伦做了40个项目，还有北京天银的38个和北京国枫27项目。
IPO律所的五大寡头大包大揽223个项目，市场占比高达35.23%。
从律师费用看，承接项目的数量与律师费收入基本呈正相关关系。
国浩依靠74个项目，获得8436.64万元收入，排名第一。
北京金杜虽然在项目数量上差国浩一大截，但依然凭借44个项目进账7457.37万元。
北京中伦、北京天银和北京国枫则分别获得6314.9万元、5454.8万元和4041.43万元。
五所共获利3.17亿元。
这里虽然是一个寡头市场，却也容得下一些律所，抢不到太多项目，但做几单大生意也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北京嘉源就是如此，仅做了10个项目便进账2842万元，因为其接到了中国中冶这一个大单，一个项目就带来1880万元的律师费用。
像这种单笔费用超过一千万的项目屈指可数，另外两个分别为光大银行和宁波港，前者为北京金杜带来1230万元收入，后者是北京海问的项目，收费1030万元。
这个市场很有趣，各有各的活法，大寡头国浩薄利多销，向来不叫高价，因此迅速抢占市场。
黑马国浩恰似国信
“自2009年开始，国浩利用IPO重启后中小板扩容和创业板开启的契机，开始慢慢逼近北京金杜。
”上述南方知名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告诉理财周报记者。
而国浩一内部员工也表示，“我们所的业务主要就是针对IPO。
”
国浩似一匹黑马，突然冲了出来，甚至把北京金杜撇在之后。
2009年以前，天下还是金杜的，可是，自从IPO重启、创业板推出以后，国浩就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一路狂奔。
2009年，北京金杜全年共10个项目，其中7个中小板，3个创业板，累计获得律师费用1612万元。
同年，国浩以12个项目获利1250万元。
2010年起，国浩成功超过北京金杜，在IPO业务上坐上头把交椅。
而国浩所做的项目中，与国信证券的合作最为频繁，自IPO重启以来，二者牵手了10个项目。
巧合的是，它们很相似，国浩就如律所中的国信，激进、凶猛。
据理财周报统计，自2009年IPO重启以来，国浩的74个项目中创业板30个、中小板40个，主板只有4个。
而国信证券保荐的65个项目中，中小板36个，创业板21个，主板8个。
主攻小项目，战略基本一样。
而国信牛市时，泰然九营业部可以有上千名客户经理。
它的保荐代表人一直储量最大，今年初，其保荐代表人达到123人。
再看国浩所，其合伙人高达144人，全国拥有执业律师、律师助理、律师秘书及支持保障人员近1500人。
两者相似的人海战术。
三个合伙人就可成立一间律所，而国浩仅广州一所目前就有6个合伙人。
合伙人的资源对于律所来说至关重要。
前述南方律所合伙人说，“律所项目来源基本上都是合伙人的个人资源，而IPO项目一般都是保荐机构推荐。
”
而上述国浩的内部员工也告诉理财周报记者，“我们在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美国、德国、英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都有经常合作的保荐机构。
”
这位员工还说，“国浩有合伙人曾担任中国证监会第六届、第十届、第十一届发行审核委员会专职委员，不过大部分都是北京所的，广州所还没有这种情况。
”
京城律所发审委半壁江山
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
这句话用在地处北京的律师事务所身上尤为合适。
“北京的律所在证监会里面有不少关系，因此，发行人或投行都喜欢选择北京的律所。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说。
而上述的话也得到了数据的印证，据理财周报统计，自2009年IPO重启以来，地处北京的律师事务所承揽了633个项目中的355个，占比高达55.92%，而114家参与IPO律所中，52家来自北京。
“随着南方律所的发展，将会对北方律所造成冲击，不过，就目前而言，北方律所在IPO项目上的优势依然明显，毕竟，关系就摆在那里。
”广东一位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说。
这位律所执行合伙人所说的关系，就是律师在证监会发审委担任委员。
目前，主板发审委有25名成员，其中5名选自律师事务所，而创业板发审委共有35名成员，其中6位来自律师事务所。
2009年创业板开启以来，经历两届发审委（第三届今年8月份成立），其中，第二届发审委全部续聘第一届委员。
这六名创业板发审委委员中，有三位来自北京律师事务所，他们分别是北京金杜的资深合伙人王建平、北京君合的石铁军和北京万商天勤的徐寿春。
就主板发审委而言，自2009年起，第十一届发审委中5名委员有3名来自北京律所，第十二届发审委中5名委员除了广东华商的何贤波外，4位来自北京律所。
今年新成立的第十三届发审委中，更是清一色来自北京，他们分别是北京天元的合伙人刘艳、北京中伦的一级合伙人陆宏达、北京通商的张晓彤、北京德恒的戴钦公、北京竞天公诚的项振华。
“律师可以报名发审委委员，这对律师来说是自身职业道路上的一个高度，对于公司来说更是无形资产。
”上述广东律所执行合伙人对理财周报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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