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是中华文化之根民族之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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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是中华文化之根民族之魂
国学是中华文化之根民族之魂
摘要:
在阐释国学内涵及价值的基础上,论述了国学是培育民族主体意识,维系民族精神命脉的根基和纽带,是建设和谐文化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因子,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资源,是实现中华文化复兴继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撑等观点。
并进一步论述了在弘扬国学中,要运用辩证的方法,处理好古今对接的问题,要坚持开放的原则,解决好中外交流的问题,要保持理性的态度,协调好与市场的关系等。
一、何为国学
“国学”一词,就语词溯源而言,古已有之。
《周礼·春官·乐师》中有载:
“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
”[1]这里的“国学”,乃指国家的最高学府。
从汉代的“太学”到科举时代的“国子监”,都可以看作是这一概念的延续和演变。
这与我们今天所谈论的作为文化、学术和思想意义上的“国学”有着本质的不同。
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国学”,有学者认为它是中国固有的文化学术;有大师认为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学说;也有专家认为它就是“国故”、“国粹”。
尽管对其概念的界定、内涵的概括、外延的取舍,见仁见智、人言人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今天的国学是经历了由近代的提出与首创,到现代的再造与“昌盛”,再到“文革”的被摧残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再认识的历史过程后,近十多年来才逐渐趋于明朗化和开放化,对国学的定位才逐渐走向系统化、科学化,但至今尚难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化的定义。
近代意义上的国学,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种文化学术思潮。
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救亡图存、保国保种、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是中西文化强烈对比和激烈碰撞的结果。
当时,面对“亡国灭学”的严酷现实和“亡国灭种”的严重局势,为抵制“欧化主义”之风盛行,一些有识之士提倡“国学”,倡言“国粹”,“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2]。
像邓实等创建的“国学保存会”,出版的《国粹学报》;章太炎等创办的“国学讲习会”,出版的《国故论衡》、《国学概论》等,都是立足于复兴中国固有文化,在研究和探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发掘为中国近代化所需要的核心价值,以保国保种,振奋民族精神。
有鉴于此,我们姑且认为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是基于救亡图存和保国保种之民族大义,而对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进行研究、探讨和阐释的一种学术文化思潮。
这时的国学还不能称之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学问。
此后,经历了辛亥革命后的蜕变,从“五四”运动之后至新中国成立之前这段时间,虽然对国学的批判之音不绝于耳,但国学研究成果实为可嘉,堪称是国学发展中的“昌盛”期。
北大的国学门、清华的国学研究所等,皆旨在“融会中外、博通古今”,在充分吸收外来学术文化的同时,欲“寻出中国之魂”,尤试图重铸学术与教育之魂。
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都是享有国际盛誉的国学大师。
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也相继问世,就是其最漂亮的注解。
新中国前30年,国学基本上处于边缘、失语的状态。
在“文革”浩劫中,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一个重灾区,秉承“不破不立,大破大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3]的理念,国学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国学研究出现了断裂,甚至使几代人失去了对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记忆。
直至20世纪80年代,面对精神贫困、道德滑坡、价值失范的局面,清醒过来、冷静下来、走出藩篱的人们,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希冀重铸国家的价值支撑与民族的精神灵魂,希望重塑中华文化的崭新形象。
于是有了“寻根热”、“文化热”,传统文化的许多问题被尖锐地提了出来,国学研究也随之被提上日程。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今天的国学可以说是一个五光十色的多棱镜,反照出了当今时代是一个多元文化相互激荡,多种思潮频领风骚,多重价值彼此制衡的复杂时代。
因此,我们认为,当今的国学,可以理解为是在充分了解和掌握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优秀的学术文化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进行研究、阐释、重估和创新的一门学问。
二、国学的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厚的思想资源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以传统文化为研究和阐释对象的国学,代表着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化积淀的核心价值和人文精神,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道德理念,传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密码”。
它不仅铸就了历史的辉煌,而且在今天仍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芒。
(一)国学是培育民族主体意识,维系民族精神命脉的根基和纽带。
民族主体意识是一个民族对于本民族历史的肯定、文化的自信、信仰的坚定、价值观的认可。
在今天这样一个多极制衡、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民族主体意识是一个民族保持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的根本。
近代以来,面对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和内忧外患的交困窘境,一些人把国运的厄难归咎于传统文化思想,怨恨线装书不能抵抗洋枪洋炮;视中国传统文化为落后、保守、封闭的象征,而把西方文明当作精神偶像,视为解救中国危亡的最佳选择,死心塌地地学习西方,主张“全盘西化”,把中国传统文化却视为“糟粕”和“垃圾”,一股脑儿地推向边缘,抛向深渊,于是“打倒孔家店”、“破四旧”、“批林批孔”甚嚣尘上,几乎“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
这一切使民族主体意识几乎丧失殆尽,民族文化自信严重缺失,国家的尊严感、民族归属感、文化的认同感渐行渐远。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既有的传统、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近代以来,伴随着国运的兴衰沉浮,一些人把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遭遇帝国主义列强蹂躏的原因,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于是抛弃了既有的传统,丢掉了固有的根本,对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一概抹杀,全盘否定,使其遭受了颠覆性的摧残和破坏,造成几代人对自己的传统相当疏离,对自己的文化颇感陌生,不知道孔子、屈原、李白为何许人也。
一个人、一个民族,如果找不到精神的家园,也就寻不着灵魂的皈依,只能浮游无根,摇摆不定。
经过历史洗礼和时间考验而世代传承下来的国学经典,其实饱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今天,我们弘扬国学、研究国学,就是要用国学中那深厚的民族主体意识,唤起文化自觉,恢复民族自信,保持中华民族主体性,增强中华民族自觉性;就是要发挥中华文化的精神纽带作用,搭建起连接华人世界的文化之桥、心灵之桥、血脉之桥,增强海峡两岸同胞以及全世界华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祖国早日实现统一,民族早日走向复兴。
(二)国学是建设和谐文化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因子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4]这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方法、指明了方向。
和谐文化是以和谐为精神内涵和思想基础的文化体系,是建设和谐社会与构建和谐世界的基本前提。
“儒、道、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其核心都是“和”文化、
“和”艺术。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倡导人与人相处时坚守“仁”与“和”的准则;佛家文化是解释生死轮回,主张化解,反对矛盾冲突,其实质还是一个“和”字;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合乎规律”等,这更是以“和”为价值追求的体现。
由此可见,三大主流文化的核心价值均是以“和”为中心。
建设和谐文化,离不开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中华传统文化以追求“和谐”为其价值取向,以人际和谐为基础,进而实现群体和谐,最终实现天人和谐。
《周易》中的“保合太和”[5],《尚书》中的“协和万邦”[6],《中庸》提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
育焉”[7],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8],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9],等等。
虽然这些有关“和”的思想是几千年前农耕文明的产物,但它的核心理念和普世价值仍然是今天建设和谐文化的基石,表达了国学先哲“尚中贵和”的思想。
如果我们的“和谐文化”脱离了传统、背叛了经典,
就成了空中楼阁。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认同的基础和精神的归宿,是中华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根本所在。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优良的文化传统和特有的民族性格,并深深地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记忆,这无疑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撑和共有家园。
而在文化全球化趋势日益发展的今天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就必须坚持以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保持民族性,充分认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从而返本拓新,不断推陈出新。
如果否定传统、割断历史,民族就会成为无根的浮萍,民族精神家园也无从安置。
(三)国学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资源
国家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10]而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再提“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4]。
这既是党中央对文化软实力作用高瞻远瞩的认识,也为“十二五”时期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说明党和国家已从战略高度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纳入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当前实现民族振兴的必然要求,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必然要求。
现在,如何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高度,增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
硬实力能赢得战争,软实力能赢得和平。
经济中国、科技中国、生态中国、和谐中国的建设都离不开文化中国的强势。
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首先就必须着眼于“文化”。
而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脊梁和灵魂,是维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强盛的精神源泉,也是当下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根本所在。
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崇尚暴力和战争的民族,故其文化思想和政治主张中虽然没有“软实力”的概念,但却蕴涵着丰富的“软实力”的思想资源。
像儒家所倡导的“以理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的仁政思想,道家“柔弱胜刚强”的哲学思考,等等,莫不如此。
而只有将这些优秀思想价值融入人类的本能,成为共同的文化价值,中国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文化软实力,中国才能真正成为强国,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实现伟大复兴。
如果离开了我们民族几千年传承下来的国学,离开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四)国学是实现中华文化复兴,继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每一个有着拳拳爱国心、殷殷报国志的中华儿女共同的愿望。
而一个民族的复兴,常常以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一个民族的没落和覆灭,则往往以民族文化的颓废和民族精神的萎靡为先兆。
一个国家文化的失落,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历史的中断、民族精神和传统的丧失,“欲灭其国,先灭其史”,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以中华文化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精神的振奋为先导。
庄子说:
“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11]历史不能割断,文化无法终结。
就文化的继承性而言,传统文化是走向新时代的起点,是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摇篮,是建设新型先进文化的
重要资源。
中华文化复兴必须建立在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之基础上,切不可将有着几千年文明积淀的文化精髓抛弃或冷落。
当代中国文化的复兴,绝不能割裂传统,现代化决不能建立在全盘西化的空中楼阁之上,21世纪的中国人决不能成为无根之族。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等物质基础,更离不开文化软实力等精神力量,离不开振奋的民族精神和高尚的文明风貌。
当今世界,虽然文化多样性的要求已成为全球的一致呼声,多元文化并存已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但文化霸权主义与文化割据主义依然存在。
在与强势文化竞争中,如果放弃了自己固有的传统,言必称“希腊”,行必求“国际接轨”,就意味着丢掉了自己的优势,挖空了自己的心脏,辱没自己的国格。
不但不会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领文化的制高点,掌握主动权,赢得话语权,反而会患上“失语症”、“盲从症”,不知道自己姓“中”还是姓“西”。
果真如此,何谈国家振兴、民族复兴!
因此,研究经典,重振国学,不仅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题中之义,也是应对日趋激烈且多样的国际竞争,增强综合国力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必然要求;不仅为中华文化复兴提供了精神支撑,
也为提升国民素质和国家软实力,继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精神支撑。
(五)国学智慧———人类文明进步的宣言书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享受着工业文明所结出的“累累硕果”之时,却也给后人留下了“堆堆毒果”。
当前,人类正面临着生态、社会、精神等多重危机,说明这些毒果已开始释放“毒气”了。
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粮食短缺,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日
益严重,物质和精神的严重失衡,精神危机与精神疾病日益严重,战争与冲突此起彼伏,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肆意横行,人性丧尽,兽性大发,精神失调,道德失范,心理失衡,行为失态,权利失控…这一切,使我们不得不反思:
未来,人类文明将向何处发展?
拯救的希望在哪里?
我们正在走过的21世纪,是人类文明生死存亡最危险也是最关键的世纪,是人类文明史上既存在深重危机又充满希望的世纪。
1988年,全世界75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集会,共同思考摆在人类面前的重大问题。
出席大会的智者们认为:
“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12]而在20世纪早期,西方一些远见卓识之士就在尽力研究中华文化,并提出西方的病,用东方的药来医。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20世纪20年代末,在实地考察了中国后,在《中国之旅》一书中高度评价了中国文明。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面对西方现代化带来的种种弊病,进入晚年的汤因比通过反复比较后指出:
世界必须走向统一,希望就在中国,就在儒家和道家思想中[13]。
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在1922年出版了《中国文化》一书,代表了当时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水平。
他认为中国文明的特点则在于“宽容友好”,在于对人生终极目标和意义的洞察上。
“道家”哲学使罗索心醉神往,如梦如痴[14]。
还有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14],日本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14],澳大利亚原资深外交官李瑞智[14]等,都认为21世纪将回到龙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儒家文化的世纪。
解决工业社会矛盾问题,最先进的钥匙就是中国的儒家智慧;医治高科技时代社会疾病的正确药方之一就是中国的道家学说。
诚如多位外国学者所言,在人类文明史上,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家思想,第一次揭示了人的本质。
人的本质是“仁”,人与禽兽的区别是有仁爱之心。
做人最根本的道理是“仁”和“义”,义是仁的外在表现。
只有仁者才能称其为合格的人。
仁的最低要求是“已所不欲,勿施与人”;高一层要求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最高境界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仁者的胸怀是“民胞物与”。
这与西方“毫无节制的生活最快乐”、“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人对人是狼,他人就是地狱”等把人类推向毁灭性深渊的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
于是西方的大思想家、大科学家惊呼:
西方文明的路子不能再走下去了。
他们在比较了各种文明之后,达成共识:
唯有孔子创立的以人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才能拯救人类。
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
“孔子创立的以人学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世界文化的早熟者”[15]。
在2500年前,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都不具备实践这种文化理想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而在今天,儒家文化充当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宣言书。
三、国学何去何存
百余年来,国学地位遭贬低、国学价值遭否定、国学意义遭质疑、国学前途遭抹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而国学中所蕴含的深邃思想、永恒价值、人文精神、处事之理、做人之道等,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共性,在今天依然有着不可估量的现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但是今天,对于国学的争论仍然不少,分歧依然存在,重振还需努力,复兴尚待时日。
回顾百余年来关于国学问题的争论,主要围绕着两大主题:
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判断;二是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价值定位。
而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今天,要研究国学,重振国学,除了解决好这两个惯有的问题外,还要协调好与市场的关系。
这是关系国学存在价值和发展方向的问题。
(一)运用辩证的方法,处理好古今对接的问题
处理好古今对接,就是要沟通历史与现实的畛域,把握继承与创新并重的原则。
任何事物包括传统文化都有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
国学传承到今天,它是历经不同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的历史的产物,自然离不了精华与糟粕并存,先进与落后同在。
我们切不可因其精华而包容糟粕,也不可因其糟粕而丢掉精华,而要用辩证的思维和分析的态度正确对待,从两个方面去整体把握。
目前,已被冷落多年的国学刚刚初露端倪,有人热衷,有人反对,有人困惑,有人质疑,有人“数典忘祖”恶意抹杀,有人“杞人忧天”善意疑虑,有人“抱残守缺”自我设限。
这都不是对待国学的正确态度和科学方法。
任何一种文化思想体系,其生命力的来源在于与时俱进,在肯定中自我否定,在保留中自我更新,在传承中自我创造。
我们要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国学进行科学的分析、解构和重建,对于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什么是民族荟萃,什么是残渣余孽,要慎重分析。
不要把国学当作是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王权主义的代名词,看作是阻碍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绊脚石,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棍子打死;也不要把国学视为人类的救世主,大讲“儒学救国论”,宣扬“国学万能论”,不加取舍,不加批判地供上圣坛。
今天,我们重振国学、研究国学、复兴国学,不是回到过去或守旧复古,而要以充满活力的创新意识和与时俱进的当代精神指导国学的研究与发展。
要摆脱为整理国故而研究国学的思路,立足新的实践,顺应时代潮流,从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中寻求启迪,不断地进行更新创造,避免陷入单纯复古主义的泥淖。
只要我们对国学进行科学梳理、精心萃取,深入挖掘和提炼其有益的思想价值,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反本开新,就一定会打开国学研究的一片新天地,使之不断发扬光大,成为培育民族精神的不竭源泉。
(二)坚持开放的原则,解决好中外交流的问题解决好中外交流的问题
解决好中外交流的问题,就是要协调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国学与西学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中、西、马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
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不同文明的相互激荡、相互补充,实现文化的跨越与对话已成为一大趋势。
而任何的闭关自守和盲目排外不但无济于事,而且只会把局面搞得更糟。
罗素曾说: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的发展的里程碑。
”[16]中国文化要想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开辟一片天地,求得一席地位,就不能独居于本国一隅,自绝于世界潮流,而必须突破国界,冲出尘封,走向世界,吸收异质,才能适时发展,不断更新,实现超越。
而文化更新的一个主要动力,就是异质文化的接触与碰撞。
一方面,必须克服文化虚无主义极力夸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从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必须克服一些人所主张的无条件地尊孔读经,倡行复古主义,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先进文化思想的倾向。
我们只有以博大的襟怀、坦荡的气魄,把国学置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大局之中,使今天的国学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充分汲取和借鉴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成分,才能为国学注入新的生机、升华新的境界、开拓新的视野,才能把中华文化发扬光大。
但我们绝不能照搬照抄,全盘复制西方文化,而要辩证取舍,择善而从,为我所用。
只有把西方科学的基因融入中华文化的血液之中,实现“中国化”、“本土化”,才能使之适合中国国情,适应现代化需要,才能枝繁叶茂,开花结果。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座高峰。
它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在中国的西学中,马克思主义是主导思想、主流学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给中华文化注入了先进的思想内涵;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传统国学有了“凤凰涅槃”般的新契机。
在新形势下,只有以中国文化为根基,以西方文化为补充,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变抽象为具体,实现西方文化本土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发展着
的马克思主义扎根于国学的深厚土壤,汲取国学的丰富养分,熔传统与现代于一炉,集中西于一体,才能保持国学的不竭源动力和恒久生命力。
(三)保持理性的态度,协调好与市场的关系。
与一个世纪以前国学初兴时相比,时下的国学似乎有点“热”了。
而这种“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
国学虽然不是在市场中诞生的,但却是在市场中成长发展着的。
而市场对于国学的发展既有作用力,也有反作用力。
一方面,市场为国学的复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物力援助。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巨大腾飞和空前繁荣,极大地丰富和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但精神需求却极度空虚和匮乏。
这就需要用精神层面上的文化来充实与提升,于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核心的国学就有了市场需求和“销量”。
第二经济的腾飞与繁荣却也诱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弊病,这也是市场作用力中反作用力的结果。
人们的伦理观模糊、价值观错位,亲人之间相互猜忌、朋友之间相互算计、同事之间关系冷漠,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最基本的和善、信任、道义,只好以法律为准绳,以合同为依据作为最基本的约束,人类所有复杂的情感,全部被压缩在了一张薄纸上面,彼此在上面签字、盖章、生效。
这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发展史和深厚文化底蕴,追求“礼、义、仁、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勇、孝、悌、廉”的国家与民族来说是大相径庭的。
于是人们需要回到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在我们的国学经典中寻回文化家园,确立人生价值,重建精神信仰。
第三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与影响力日益扩大,各国对创造经济奇迹的中国文化土壤投入了更大的关注和浓厚的兴趣。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认为中国在经济上的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吸引力越来越大[17]。
这就唤起了国人对自己悠久历史文化的自信和自豪,并在国际对话中寻求与实力相媲美的文化辐射力和竞争力,增加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
于是文明古国的深厚情结再次被激发,捍卫与提升传统文化的价值近乎成为本能诉求。
另一方面,市场使国学走向了商业化、快餐化、娱乐化、庸俗化。
众所周知,市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讲求经济效益,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而学术一旦与经济相挂钩,与利润相关联,就失去了它的本真性、系统性和严肃性。
“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担忧,那就是传统文化一热,迅即被商品化、市场化,这种只问价格不问价值的做法万不可取。
”[18]钱文忠教授的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时下,国学日益受到大家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进国学,学习国学,这固然是好事。
但有人利用人们的这种关注和重视,把国学当成赚取钱财的手段、攫取利润的工具。
开设“国学班”,给企业家讲授“国学课”。
而这里面到底有多少东西是真货色?
有多少东西是兑的口水?
一些连国学的门还没找到的营销先生,摇身一变成了“国学大师”,还标榜为某些著名大学的客座教授,把“佛”说成是一个“人”字加上一个上下对调美元符号,因此佛是最能赚钱的;一些标榜“易学大师”者把《周易》说成是算卦的工具,装神弄鬼地给房地产老总上“风水课”;有一些人把道教经典说成是祈福和养生秘笈,把佛教当作超越生死和轮回转世的指路明灯,唆使人们求神问卜、烧香许愿、祈福求丹。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如果我们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贝,粗暴地装进钱袋,国学、经典则成为文化玩偶。
国学是无价的,但传播国学却是有偿的。
不可否认,大众传媒的兴起,特别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学的生存载体和传播的方式与途径,在国学的推广和普及过程中功不可没。
但是为片面地追求收视率和点击率,传媒一哄而起,崇尚享乐、追逐时尚、玩味感官,要么把国学吹得神乎其神,以国学的名义兜售假、冒、伪、劣的文化产品和文化糟粕;要么就是耍嘴皮子,对国学进行恶搞、曲解,把国学低俗化、庸俗化、娱乐化。
如张岂之教授所言:
“如果对传播的内容不加规范,国学也可能会沦为一种文化快餐,文化快餐虽然有其合理性,但它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深度的理性思维,仅仅停留在了表层的视听享受上。
长期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