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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安全观及其三层次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系统安全观及其三层次
刘跃进
摘要：
现时代安全形势的复杂化，需要人们运用系统思维方法认识国家安全问题，确立一种系统安全观。
系统安全观包括三个层次，一是以普遍性安全问题为对象的“普遍点”层次，二是以现时代安全问题为对象的“时代点”层次，三是以特定国家（例如中国）安全问题为对象的“国别点”（例如“中国点”）层次。
关键词：
国家安全；系统方法；国家安全观；系统安全观
一、安全研究与系统方法
在提到安全观时，人们常把它们划分为“传统安全观”和“新安全观”两大类，并把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所包含的安全思想看作是传统安全观的主要代表。
但是，从“传统”一词的严格意义也是广义上讲，传统安全观包括了冷战结束之前中外的所有安全观，甚至包括中国古代儒家的安全观，法家的安全观，特别是以《孙子兵法》为典型的兵家的安全观。
这说明，安全观不是在近代西方才出现的，不只是存在于国际问题专家的理论著作中，安全观的范围要比这些大得多。
安全观范围的扩展虽然对研究传统安全观提出了更多的任务和更高的要求，但粗略来看，中外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安全观的一个基本特征却是明显的，这就是：
把消除外部军事威胁作为安全的首要目标，把强化自身军事实力作为保障国家安全的第一的、也是最后的手段。
然而，人类的进步，形势的变化，时代主题的转换，使传统国家安全观很难对国家安全领域的新问题作出合理有效的解释，更难被用来解决各种各样新的国家安全问题，这便使人们不得不考虑确立新的国家安全观的问题。
无论是国际问题研究人员，还是国家首脑和政府官员；也无论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还是其他发达国家和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都在思考并试图采用或提出各种各样新的安全观，以便能够对国际国内各种新的安全问题作出更加合理的解释，为各种各样的国家安全问题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这就形成或者强化了各种新安全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
（1）70年代末由日本政府提出，80年代被东盟国家认同和倡导，90年代后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关注的“综合安全”思想；
（2）80年代初由瑞典首相帕尔梅主持的非政府组织“裁军与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提出，并很快被联合国接受和倡导，冷战后继续兴盛的“共同安全”学说；（3）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提出并系统阐发，同时被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接受的“合作安全”观点。
“新安全观”虽然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而是对在新时代兴盛的各种安全观的统称，但这些能够被称作新安全观的各种安全思想，与传统安全观相比，特别是与建立在“冷战思维”基础上的安全观相比，或多或少地都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和需要，并在特定时期和特定范围内，对于解决特定国家在特定情况下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对国际安全也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
这是各种新安全观最大的优点和强项。
但是，新安全观自身也有不及传统安全观的弱点，其中最突出的是缺乏深厚的理论性和广泛的解释力。
这是因为，人们经常讲到的几种传统安全观，都是国际关系研究者从理论研究中推导出来的，从属于某种具有深厚哲学基础和特定研究方法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而新安全观基本上是直接为应对特定国家或地区在某些方面的现实安全问题而提出的，因而在具有较强现实针对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缺失了深厚性和普遍性。
然而，新时代不仅需要安全的“急就章”，而且更需要安全的“理论篇”。
从整体上认识安全问题，制定全局性的安全战略，建立与时代及国情相一致的安全机制，开展有效的安全活动，都需要人们确立一种反映时代发展和安全形势变化，能够对日益复杂化的安全问题作出更加合理的解释，能够更有效地指导安全活动，具有深厚理论性和广泛普适性的安全观。
从人类历史发展和当代国际形势的客观状态来看，制约国家安全的因素越来越广泛和复杂。
一些在热战和冷战的历史时期被掩盖起来的问题，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已经非常明显地成为制约国家安全的因素。
一些在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的时代还没有出现的情况，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也已经成为现实。
如果说国家安全在国家产生的时候就是一个社会系统，国家安全活动在国家产生的时候就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那么到了今天，国家安全已经成为一个比其他任何时代都更加复杂的社会系统，国家安全活动也已经成为一项比其他任何时代都更加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这就需要我们掌握和运用对处理复杂问题具有重要方法论功能的科学方法。
系统科学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方法。
系统科学的方法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方法，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到包括自然、社会、思维三大领域的不同部门之中并取得了非常有效的成果。
系统科学方法在各个领域广泛而有效的运用，以及由此产生的积极效果，使我们确信，系统科学方法对于研究国家安全问题，对于确立科学的国家安全观，对于制定有效的国家安全战略，能够发挥效果显著的方法论作用，并产生积极的成效。
没有系统的思维方式，不运用系统科学的具体方法，对于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活动的认识就容易陷于片面性、机械性、孤立性、静止性，就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国家安全问题，难以形成科学的安全观。
由于科学方法对于探讨和确立新安全观具有的特殊重要性，而且系统科学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被广泛接受，系统方法在众多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运用，因而从方法论的角度，在科学方法这个层次上，我们把建立在或力图建立在系统科学方法基础上的新国家安全观，命名为“系统国家安全观”。
在把国家安全与地区安全、国际安全以至整个人类安全联系起来考虑时，也可以把系统国家安全观简称为“系统安全观”。
二、系统安全观的普遍点
由于国家安全在客观上具有普遍性层次，即具有一些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存在的普遍性安全问题，因而系统安全观也需要这样一个普遍性层次，需要在科学认识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普遍存在的安全问题的基础上，得出一些对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观点。
我们把系统安全观这一层次上的观点，称作系统安全观的“普遍点”，即系统安全观针对普遍性国家安全问题确立的普遍性观点。
这是系统安全观的第一个层次。
这个层次上具有普遍性的观点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国家安全是一个社会系统，国家安全活动和国家安全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因而必须运用系统的观点、原则和方法认识和分析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活动，以及各种安全要素之间的关系。
国家安全的系统性不仅表现在国家安全涉及国际国内两个方面，涉及国民、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科技、信息、民族、宗教等等各种要素，而且更表现在这些不同的方面和要素不是机械地“综合”起来的，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互相渗透，并有机地统一在国家安全大系统之中的。
国家产生初期的国家安全较之当代虽然比较简单，但也是一个统一的社会系统。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国家安全系统内外要素都在不断增加，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互动而更加复杂。
这就更需要人们运用辩证的系统思维来观察国家安全问题，用辩证的系统思维来制定安全活动的计划、方针、政策、措施，用辩证的系统思维来从事国家安全工作，开展国家安全活动。
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用系统的观点观察和认识客观存在的古今中外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活动，另一方面需要用系统的观点和方法来指导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和国家安全工作的开展。
第二，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活动系统中，各要素所处地位和所起作用是不同的，同时又是可以转化的，因而既需要对国家安全系统中的各要素进行系统化的战略性定位，又要根据系统的运行情况对各要素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具体分析。
从人类进步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看，从本质和规律性的高度来认识，在国家安全大系统中，国民的安全和利益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和国家安全活动的最终目的，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保障，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精神载体，科技安全是知识经济时代国家安全的最强大的能源和动力。
这是系统安全观对国家安全系统中的一些主要方面的战略性定位。
但是，系统安全观还认为，从社会运动的波动性、曲折性和复杂性来看，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在不同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国家安全诸要素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因此，系统国家安全观既从宏观战略角度和整体长远视野上，认定国家安全诸要素之间本质的必然性关系，又承认在微观战术角度和不同时代不同范围内，国家安全诸要素的地位和作用是可以转化的，它们之间是互相联系、动态制约的，因而在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和开展国家安全活动时，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第三，国家安全不是一个封闭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系统，国家安全既具有内包性，也具有外涉性，在内包国民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等内容的同时，又外涉他国安全、地区安全、国际安全、全球安全，甚至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
在全球化浪潮已经使地球成为一个“地球村”，各个国家正在密切联系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整体的今天，任何国家及其安全都不是封闭系统，也不可能人为地封闭起来，而必然是程度不同且不断扩大开放程度的开放系统。
一国安全总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国安全、地区安全、国际安全、全球安全的影响，同时必然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他国安全、地区安全、国际安全、全球安全，甚至在涉及各种社会要素的同时，还会涉及到各种非社会性的自然条件，比如生态环境及其安全，涉及到地球之外的球外环境及空间安全。
这就更需要人们运用开放性的系统思维和方法，解释和保障开放性的国家安全。
第四，高水准的国家安全状态，不仅在于通过强力来“维护”，更在于通过合理的系统化的社会制度和安全机制来“保障”。
从历史上看，强力可以维护国家安全于一时，但无法保障国家安全于长远，而只有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特别是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发展要求，符合人民群众意愿的合理的社会制度和安全机制，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制度和体制的合理性，是从根本上保障国家安全的关键。
那些能够顺应时代要求不断地适时改革、改良和完善其社会结构和体制的国家，就能够安全地立于世界；相反，那些守旧不变，抱残守缺，不思根据时代发展进行制度和体制方面的改革调整的国家，极可能从安全走向不安全，甚至走向动乱和灭亡。
中国之所以能够有今天较好的安全形势，就是因为20年来在社会制度、体制和结构等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和调整，而中国之所以还存在着一些内部安全隐患，除了国际因素之外，更主要的还在于对内部的旧体制、旧结构、旧机制的改革和调整还没有完全到位，还有一些方面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需要。
系统安全观在从整体上和宏观上强调机制的“软作用”的同时，也强调系统内外各种不同的“硬要素”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强调“软机制”与“硬要素”的互相作用、互相制约。
合理的社会制度和体制对国家安全具有系统性决定作用，但国防建设、军事力量、警察队伍等强制性国家机关，在不时发生的某些特殊情况中，对国家安全来说具有重要的屏护作用。
三、系统安全观的时代点
系统安全观的“时代点”，就是把系统安全观的一般方法和观点运用到对现时代安全问题的分析中，对现时代的安全问题作出系统的分析和解释，并提出保障现时代安全的思路和措施。
这样的时代点具有国际普适性，能够用于解释现时代全球不同国家的安全问题及国际安全问题，但它不具有历史普适性，不能用来解释以往历史中的安全问题，因而具有历史的特殊性。
在当代世界，系统安全观的基本点包括如下基本内容。
第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人们不仅需要把国际安全作为国家安全这一开放大系统的外部环境来看待，而且需要把国家安全作为全球安全和国际安全这一更大的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来看待，必须从国际安全的广阔视野中审视国家安全。
系统国家安全观强调安全根据的内在性，同时强调外部安全条件的重要性，强调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信息国际化、文化多样化的现时代，在世界各国已经被密切联系在一起，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社会大系统，已经变成了“地球村”这样一个大村庄的时代，人类之间的联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都已经无法用国界线隔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动乱和不安定，都不仅仅会波及到邻国，而且会波及到远在万里之外的其他国家。
因此，国家安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自己的事情，也不仅仅是地缘相邻的几个国家之间的事情，而成了国际性的事情，成了全人类的事情。
国家安全由此与全球安全、国际安全、地区安全密切相关，人们需要从国际安全的大视野中审视国家安全，从国际安全环境中思考自己国家的安全。
第二，由于各国的安全和利益的系统性联系，各国在追求自己的安全和利益时，必须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以“共赢”的思维方式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安全及利益关系。
在传统国家安全观中，一个国家的安全度的提高，常常会导致其他国家安全度的降低，国家之间的安全关系是所谓的“零和”，一个国家要追求自身的安全，就要一方面不断强化自己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设法阻止、干扰甚至破坏其他国家的发展。
这种安全思维方式导致冷战期间军备竞赛不断升级，使对立的各国都深感不安，最终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安全困境”之中。
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解体，美国在世界本来已经没有了真正的对手，但一方面由于冷战思维的惯性，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对把自身的安全线无限度地扩大的世界各地（特别是有各种利益关系的地区和国家），企图获得一种经常会损害他国利益和安全的而且根本不可能最终实现的“绝对安全”，结果人为地增加了各国之间的不信任和磨擦，使世界面临陷入新的“安全困境”的危险。
在当代世界一体化的国际安全大系统中，要保障国家安全，就必须保障国际安全，而要保障国际安全，各国特别是超级大国必须放弃只想获得而不想作出相应的付出这一追求绝对安全的奢望，必须彻底抛弃冷战思维，坚持系统思维方式，以互信、互利、互谅、互让、平等、合作的态度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营造全球范围内的共同安全，以防止各种威胁国家安全的国际冲突和战争，最终在不同国家之间实现“双赢”，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共赢”。
第三，维护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当今世界保障全球安全、国际安全、地区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任务。
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主题，但在世界的一些地区和国家还不断发生暴力冲突甚至局部战争，和平无法实现，同时世界上还有一些地区和国家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发展速度缓慢甚至发生经济倒退，从而影响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安全。
概括起来，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东西南北”问题。
就东西方来说，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真正实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意识形态的和平共处。
在当代，只有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平共处，才能保证世界的和平，也才能有广泛的国际安全和相关国家的安全。
为此，必须摒弃以对抗为主要内容的冷战思维，把全人类的安全作为一个社会大系统来思考，本着求同存异、互谅互让的精神，通过合作求得全人类的共同安全。
南北之间在发展上存在的巨大差距是更严重的安全隐患，它需要通过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得以解决。
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改革和强化自身的造血功能培植自己国家内部的发展动力，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并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加速发展民族经济；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也需要作出一定的努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提升素质。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由此带来的稳定，不仅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安全，而且有利于国际安全和世界安全，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安全，甚至给发达国家带来长远的、更大的利益。
发达国家有必要克服害怕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后威胁其安全的片面性思维方式，认识到只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才会使世界更加稳定、人类更加安全，从而减少发达国家外部的安全隐患。
第四，在维护国际安全、地区安全和国家安全方面，必须充分发挥以联合国为龙头的各种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国际组织的积极作用，同时避免由于大国强国操纵利用国际组织强制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而引起的国际性和地区性动乱，使已经发生的冲突扩大化、复杂化、持久化。
在当今世界上，联合国是唯一真正具有普遍性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会员国已从最初的51个增加到20世纪末的189个，活动范围涵盖了人类生活的众多领域。
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任何一个机构具有像联合国这样广泛的代表性，也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够通过国际合作对世界产生如此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根据《联合国宪章》，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负有首要责任，因而应该进一步加强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领导作用，特别是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领导作用。
根据联合维和行动的实际情况和遇到的问题，各会员国应该共同维护安理会的权威，维护安理会在国际集体安全体制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在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上，防止任何国家绕开安理会采取单边主义行动的危险做法。
四、系统安全观的中国点
根据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系统安全观的最后落脚点是系统安全观的“国别点”。
这是系统安全观的第三个层次。
系统安全观的国别点就是把系统安全观用于分析现时代不同国家具体的特殊安全问题上，并对具有国别特殊的安全问题作出解释，制定具体的国家安全战略，开展具体的国家安全活动。
当运用系统国家安全观来分析当代中国国家安全问题，制定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开展中国国家安全活动时，所形成的就是系统安全观的“中国点”。
我们需要在系统安全观的普遍点的基础上，根据当代世界安全形势的特点，根据中国国情，特别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把一般系统安全观具体化为系统安全观的“中国点”。
我们认为，系统安全的中国点在当前应该包括如下一些方面。
第一，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安全系统中，需要把国民安全是国家安全之核心和国家安全活动之根本目的的一般观点，具体化为以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安全为根本出发点，用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指导国家安全活动，既把人民群众的安全和利益作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和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目的放在头等重要位置，又把人民群众作为国家安全活动的依靠力量，坚持群众路线，使全国人民都关心国家安全，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和支持国家安全活动。
中国几千年封建国家虽然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摆正民与君、国民与国家的关系，但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的民本思想，例如“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却是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意义的精华。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强调物质生产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邓小平在讲到社会主义本质时，一方面从社会结构上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另一方面从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目的上，把满足群众日益丰富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思想，将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了重要地位。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人民群众的安全和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因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安全观，就是要把人民群众（国民）的安全和利益作为整个国家安全的核心，作为一切国家安全活动的最终和最根本的目的。
第二，在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安全体系中，需要把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基础地位，化为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认清发展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硬道理，从而把经济建设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作为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活动深层次的和长远的战略性基石。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共产党本应及时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大力发展经济，并由经济的发展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以此来保障社会中国的国家安全。
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包括国际上的冷战氛围，以及主观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新中国长期以来过度地强调了阶级斗争，强调了世界大战爆发的危险性，从而对国家安全形势作出了过于严重的估计，甚至在一些做法上自己把自己推向危险境地，结果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紧张局势，反而恶化了中国的安全形势。
这一时期，新中国在维护国家安全中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也由于安全观上存在的偏差而造成了国家安全形势的自我恶化。
“文革”结束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从战略高度对国内国际形势进行了冷静科学的分析，及时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基本路线，作出了世界大战短期内不会爆发的判断，从而在国家安全观上来了一个大转变，使中国能够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及时调整国家安全战略，把经济建设放在了一切工作的中心地位上，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富民强国的战略性安全思路。
后来，邓小平又根据形势的新发展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在1992年南巡谈话中强调要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并强调发展是个硬道理，一切问题都只有在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最终得到解决。
没有发展就没有安全，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
第三，国家安全的各要素在整个国家安全系统中既具有地位、作用及重要性的不同，同时又都是紧密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因而对于当代中国国家安全来说，我们既要看到经济建设的基础地位和发展这个硬道理，坚持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同时要看到整个社会系统各要素的密切联系，根据系统观点和要求，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建立起具有系统合理性的社会运行体制，使中国社会成为一个具有高度自组织能力，能够防范抵御各种内外安全风险，自行平稳消解各种安全隐患的社会大系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一切不合理的社会体制进行改革的大政方针后，通过20余年艰难改革，经济体制逐步焕发了活动，推动了经济发展，强化了国家安全的经济基础。
但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有许多重大问题没有解决，经济运行还没有从根本上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同时政治体制又大大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其他各方面的改革与完善也还不能满足从根本上稳定社会、安定国家的需要，国家安全在系统性方面还存在着许多深层次的机制性问题。
因此，合理地加快改革步伐，积极推进社会机制向系统性合理化方向前进，是我国当前从内部机制方面保障国家安全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这就需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第四，把系统的开放性与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联系起来，在人类安全、国际安全、地区安全的广泛背景下思考和处理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为中国改革开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
虽然系统内部机制的重要性，要求我们在与国际事务比较中，应该把建立一个最佳的社会系统和国家安全系统放在第一位，但系统的开放性同时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安全观必须注意中国国家安全的国际环境，并在工作中根据国家发展的大战略制定恰当的国际战略，通过各种措施优化中国国家安全的国际环境。
我们要继续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认清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并根据中国的工作重点和实力，采取“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策略，在国际舞台上不锋芒毕露，不扛旗，不称霸，不事张扬，少说多干，努力营造对中国发展有利的国际环境。
当然，“韬光养晦”并不是无所作为，更不是无原则退让，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有所作为，必须承担起自己必要的国际责任，特别在涉及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又必须“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有决心和能力通过各种手段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第五，系统的自我保障和维护，要求中国拓展、改善、强化国家安全活动，其中包括国防建设、外交活动、隐蔽战线等方面的国家安全工作，以应付和处理可能的突发性安全事件，同时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国家安全问题，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发挥包括经济、科技、文化、教育、民族、家教等等在内的各有关部门的作用，使其在国家安全活动中相互配合，协调行动。
中国直接的安全环境虽然较冷战期间大大改善，但也还存在着许多或明或暗的隐患。
虽然冷战结束以后中国的安全形势与国际大势一样，向好的方面大大地发展了，但这并不说明世界上已经不存在对中国安全的直接威胁了。
事实上，不仅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没有彻底消除，而且对中国安全的现实侵害也还时有发生。
冷战结束后，世界从两极对峙变成一超多强或一超多极，并且呈现出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
但是，美国为了维护其狭隘自私的民族利益，实际上在竭力阻止世界的多极化，拼命维护其在全球的单极霸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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