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特点与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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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特点与问题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特点与问题
作者：
童玉芬武玉来源：
《人口与发展》（京）2013年4期第37～45页添加日期：
14年04月22日
【作者简介】童玉芬，武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人口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70童玉芬（1961—），女，陕西延川县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玉（1988—），女，山东济宁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主要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结合往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和统计数据，采用统计分析和对比分析方法，对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变化特点以及在城市化发展阶段过程中的主要人口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
当前城市化中人口变动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
城市化带来人口过度向东南部大城市集中，造成城市资源超载和环境问题加剧；人口空间分布不均导致西部人口较少，影响国家安全与稳定；家庭规模小型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给我国养老事业带来严峻挑战；城市化发展同时加剧了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社会融合问题。
【关键词】城市化；快速发展；人口特点；人口问题
中图分类号：
C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668（2013）04-0037-09
城市化是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不断演变的普遍动态过程，通常指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的一种重大变迁，其表现包括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并向城市集中、城市在空间数量上增多、在人口规模上扩大，城市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等[1]。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化迅速发展，1978年到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实现了从18％到51％的快速增长。
城市化的发展将必然带来人口方方面面的变化。
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中国，国际上发达国家也不例外。
但是，中国特殊的城市化发展阶段以及特殊的国情，使得我国在城市化水平达到一半的现在，人口的变化也具有一定的发展阶段性和中国特色。
1 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与特点
1.1 当前我国城市化进入最快的发展阶段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
中国城市人口比重在建国初期只有10.6％，仅0.58亿人生活在城市，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城市人口已经达到6.65亿人，城市人口比重为49.68％，同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上升13.46个百分点。
进入21世纪以来，城市人口每年以大约3％到4％的速度递增，远远超过同期1％的总人口年增长速度。
综合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发展规律可以看出，城市化发展大致遵循诺瑟姆S型曲线：
第一阶段，城市化水平小于30％，城市人口增长较缓，其发展态势反映为S型曲线的左下段；到第二阶段，城市化水平逐渐介于30％-70％之间，当城镇人口比重超过30％时，城市化进程会进入加速发展时期，人口向城市迅速集聚，其发展态势反映为S型曲线的中间段；到第三阶段城市化发展后期，城市化水平大于70％，这时社会经济发展逐渐趋向成熟，城镇人口将保持平稳，其发展态势反映为S型曲线的右上段[2]。
当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也是发展最快的时期。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伴随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从1996年起农村人口首次出现连续的负增长，与此同时城市人口比重开始大幅提高并且速度加快，自1980年我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20％，之后上升到30％，用时16年，到2003年城市化率达到40％，用时8年，再到2010年城市化水平提高到49.9％，仅用了6年的时间。
图1 1949-2011年中国人口城市化柱形图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Z].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1.2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市化水平依然较低且差距较大
2010年，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已经达到57.9％，这说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主流，然而两类国家经济实力上的巨大悬殊，决定了它们在城市化道路上的时间差异。
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始于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欧洲，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生产方式，造就了现代世界城市化的格局。
这种变化最先出现在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英国的城市化发生最早且发展最为广泛，历时超过130年。
1760-1851年，90年间英国的城市人口比重率先超过了50％；至19世纪末，该比例已达72％左右；到如今，英国全国城市人口比例已达到90％以上；伴随工业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城市化也开始波及全球。
首先是北美地区，然后是亚洲和非洲。
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始于1840年，至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超过农村，城市人口比重达到51.2％；到1940年美国成为大城市占主导的国家，城市化率达56.5％，再到1970年美国城市的郊区人口超过城区人口，这一时期城市化率达到73.6％，城市化基本完成，历时超过120年。
而在亚洲最先开始城市化的国家当属日本，自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城市化发展，1908年城市化率为18％；到1955年，日本城市化率达到56％，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至1970年日本城市化基本完成，用时接近100年。
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是十分巨大的。
截止到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超过50％，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而该比率却只相当于英国1851年的水平、美国1920年的水平、日本1950年的水平和韩国1970年的水平。
1.3 城市化发展不平衡，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
中国城市化水平总体上呈梯次变化，具有鲜明的地带性特征。
东部沿海和东北地区的人口城市化程度较高，其次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根据对东中西部的划分，对各省区的城市化率进行计算，结果显示，2010年东部地区的城市化率为58.36％，中部为45.85％，西部为40.45％，从表1数据看出虽然三个区域的城市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但东部的增长速度远高于中部和西部，15年间，东部地区城市化比重提升了45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地区仅提升了30个百分点左右，并且差距不断拉大。
再者，城市化发展的省际差异显著，基本形成东高西低的格局。
根据对1982年到2010年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得出，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天津、上海城市化发展最快，均达到65％以上，而城市化水平最低的西藏仅为9.6％。
到1990年，大部分北方省份和南方的浙江省、广东省开始步入城市化发展的加速时期，而西部大部分省区仍处在起步阶段。
到2000年南方大部分省区如福建、海南已进入城市化的加速阶段，与东部其他省份基本连成一条东部城市化类型分布带，而西部的西藏、甘肃等省份的城市化仍处在起步阶段。
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北京、天津和上海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跨入相对稳定的发达阶段，东部、中部和南部大部分省份均已处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时期，而西部地区如西藏、贵州、云南等省份才刚刚跨入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因此，可以说我国城市化水平的省际差异已基本形成东高西低的格局。
2 我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主要人口特点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到现在，对人口过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加剧了中国人口的转变，在人口的空间分布、结构和增长上都打上了城市化发展的烙印。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人口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特点：
2.1 伴随着城镇人口规模的急剧增长，总人口规模增长趋于减缓
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显示，人口增长率的高低与这一地区城镇化水平有必然联系，城镇化水平越高，人口增长越缓，反之城镇化水平越低，人口增长速度越快[3]。
如今的英国、美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都已达到90％～98％以上，而他们的人口增长率却几乎为零或是负增长，原因是这些国家在历史上都曾经历过工业革命，鼓励农村人口离土离乡到城市就业，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变为城市人口，不仅使这些国家最终摆脱了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并且还利于人口城镇化和国家工业化的发展。
我国的实际情况，也充分印证了城镇化发展是控制人口高速增长的有效途径。
图2是建国以来我国城乡人口规模及总人口年增长率的变动趋势：
1957年我国城镇化率仅为15.4％，由于多年战乱恢复后出现的补偿性生育以及当时人口自发的无计划状态，人口年增长率达到建国后的最高值29.1‰，而且增速很快；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国人口增长率仍高达28.7‰以上；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家对流动人口的限制开始放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开展，城镇化率开始大幅提高，与此同时，伴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升，人口年增长率呈现出整体下降趋势，除了受80年代初期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的影响，人口年增长率略有提高之外，大致从1987年开始，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由16.7‰下降到2010年的4.8‰。
上述现象可以说明，伴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中国人口总量的增长规模呈现逐渐放缓的趋势。
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他们的价值观和生育观都有了明显改变，人们开始摒弃多子多孙多福气的落后观念，注重实现当代人的自我价值；另外，城镇化带来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不同于以往的小农经济，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压力都使得生育子女的成本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减缓总人口的增长速度。
图2 1949-2010年城乡人口比重变化及人口年增长率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3 1982-2010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人口密度变化趋势图
资料来源：
根据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数据计算而来。
2.2 人口逐步向东部大城市集中，城镇化重心和人口重心均向南移动
城镇化的加速发展不仅带来人口由农村向城市大规模的流动，同时区域优势的集中分布对人口集聚式流动的吸引力也大大增强，六普数据显示，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东部地区人口比重明显提升，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人口数量逐渐减少，人口不断向东部发达地区集聚。
图3是1982年到2010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人口密度变化图，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密集，每平方公里超过550人，30年中人口密度迅速增加；而西部高原地区人口稀少，每平方公里仅有约52人，仅为东部地区的1/10，随着国家对西部地区扶持力度的不断增加以及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30年来西部地区人口密度略有增加但趋势并不明显。
值得一提的是，伴随城镇化的加速发展，东部地区无论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优化还是就业的机会和条件上，都无疑成为我国最具竞争优势的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的三大城市群，即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三大城市群的人口规模占总人口的比例就达到18.1％，比五普时期提高了2.9％[4]。
利用物理学中的重心概念更能直观地看出我国人口规模重心和城镇化重心的变动轨迹①，由于我国各个省会城市均是各省的人口、经济发展的集中地带且城镇化水平较高，因此文章选取的n个小区坐标（xi，yi）为32个省、市、自治区省会的地理坐标，计算所用pi分别选取1982-2010年四次人口普查的城镇化率数据和人口规模数据。
计算得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重心大致位于（N33°50′，E113°20′）到（N35°70′，E114°40′）之间，而人口重心则大致位于（N32°30′，E113°30′）到（N32°50′，E113°40′）之间，但两个重心点都向东南偏离了我国区域的几何中心（N36°，E103°50′）。
根据图3中1982年和2010年的数据，在地图上绘制出城镇化重心和人口重心的移动方向，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出，30年间城镇化重心大致从河南省鹤壁市浚县白寺乡韩村向西南移动到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瓦店村，移动幅度较大，而人口重心略偏向东南，移动幅度较小，仅向南移动了23′的纬度、向东移动了5′的经度，2010年大致位于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城郊乡吴湾村附近。
图4 1982-2010年我国城镇化重心和人口重心的移动轨迹
资料来源：
根据1982-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人口数量与城镇化率指标计算得出各年份地理位置坐标，通过地理坐标查询定位系统绘制图示。
图5 1982-2010年我国城市化率与老龄化指数相关分析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2011[Z].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3 城市化加速了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以及家庭规模的小型化
伴随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国老龄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已经由1982年的4.9％上升到2010年的8.9％，提升近一倍。
图5是1982年到2010年我国城市化率与老龄化指数的相关分析，可以看到两类比率拟合程度很高，相关性达0.9889，足以说明城市化快速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
分城乡来看，2010年我国城镇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8％，农村为10.5％，相比2000年城镇老龄化程度上升1.6％，农村上升3％，农村老龄化上升更快，这主要是由于在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这一特殊阶段，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迁入，他们特殊的年龄结构使得城镇整体的老龄化程度受到推迟，农村老龄化程度相对提升，出现城乡倒置的现象。
同时，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也使得城乡之间人口流动更加频繁，造成家庭成员之间的地域割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了家庭规模和结构的转型。
根据六次人口普查时期我国家庭户总量的变化情况得出，建国以来我国家庭户总量随人口规模的上升而逐年增长，由1953年的约1.34亿户上升到2010年的约4亿户，增加了近4倍；平均家庭户规模已经由1982年的4.41人下降到2010年的3.08人；家庭结构方面，自1990年以来，我国一人户和二人户家庭比重逐年上升，三人户家庭比重以2000年为界经历了先抬升后又下降的过程，四人户和五人及以上户家庭比重则逐年降低，家庭规模缩小和家庭结构简化已成为必然趋势。
图6 1990、2000、2010年全国家庭户规模变化
资料来源：
根据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计算而来。
图7 1982年和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对比
数据来源：
段成荣，杨舸.改革开放以来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J].人口研究，2008，（6）；2010年数据引自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2.4 劳动力整体素质得到很大提高，城乡人口素质差距逐渐缩小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我国劳动力素质，尤其是城镇的劳动力素质，得到普遍提高。
2010年我国劳动适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4年，较2000年提高了1.5年，其中，城市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为11.3年，农村为8.2年，分别较2000年提高2.3年和1年。
另外，2010年，在三大产业从业人员中，专科以上学历人员的比重为7.4％，较2003年第一次统计的数据提高了1.4个百分点；具有职业技术等级证书的从业人员达到163.6万人，比2000年提升了一百多万人次。
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上看，自1982年到2010年我国流动人口中文盲已基本消除，其比重已由1982年的28.56％下降到2010年的1.9％，接受过初中、高中教育和大专以上高等教育的流动人口比重都在大幅提升。
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由1982年的5.58年上升到2010年的10.3年，增加了4.7年，并且当前流动人口中接受过大学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比例也分别达到了7.5％和0.6％，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
这是由于城市化的发展使城乡之间交流和开放程度加大，不仅可以使更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接受城市的现代教育，使高素质的劳动力逐渐增多，同时农村劳动力素质也会在城市的带动下逐渐提升，使城乡之间的差距日渐缩小，从而促使我国整体劳动力素质的提高[5]。
3 城市化进程中的主要人口问题
随着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和所处的发展阶段，上述的人口特点如果不能很好地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协调一致，也会产生一系列严重问题。
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主要的人口问题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3.1 人口向东南部大城市快速集聚，造成城市资源超载和环境问题加剧
伴随大城市人口的快速和高度集中，人口资源的空间矛盾进一步加剧。
首先就城市自身而言，城市人口过快增长对土地资源的压力不容小觑。
人口对土地资源的压力可以用城市人均拥有土地面积，即建成区土地面积与市辖区年末总人口的比来衡量。
按国际通用标准，当城市辖区内人均建成区面积大于等于250平方米时，通常认为城市无土地资源压力。
表2是2006年到2010年我国两大一线城市的人均土地面积变动情况，可以看出五年来北京市人均土地面积在不断缩小，2010年缩减到82平方米/人，上海市仅有56.6平方米/人，虽然近年来城市化的发展使得上海市城市建成区面积在不断扩大，而且基本超过了城市辖区内人口的增长速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但距国际通用标准仍差距甚远。
其次，人口和产业不断向城市聚集，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需求量大增，并且污染加重，给城市水资源带来了巨大压力。
按照联合国标准，人均水资源量小于1000立方米则为缺水地区，小于500立方米即为严重缺水地区。
现在全国每年缺水约400亿立方米，其中城市年缺水量为60亿立方米。
655个城市中，已有400多个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其中又有110个城市严重缺水[6]。
另外，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使城市规划和建设盲目向周边摊大饼式的扩延，而城市市政设施、公共交通以及城市绿化等公用事业却没有跟上。
比如，当前公共交通的发展仍无法满足城市居民的生活需要，截止到2010年我国城市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还不足10辆，这就使得城市私人小汽车拥有量与日俱增，导致市区交通严重阻塞，其中最直接的影响是增加了居民的出行时间和成本，降低了生活质量。
从城市绿化建设方面看，201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绿地率已分别达到38.62％和34.47％②，城市人均拥有公园绿地面积11.2平方米，较2000年提高了7.5平方米，但仍远低于联合国规定的城市人均绿地50～60平方米的标准，与发达国家的绿化指标更是相差甚远。
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除了造成城市本身的资源超载外，城市环境污染问题也进一步加剧。
数据显示城市化水平与环境污染物排放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城市人口越集中的地区，三废的排放量就相应较高。
以东、中、西部的划分为例，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的东部地区，2010年城市化率为58.36％，生活污水排放总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生活垃圾清运量分别占全国总排放量58.2％、41％、54.7％；而西部地区城市化率为40.56％，三者的排放比例仅占全国总排放量的14.6％、25.1％、16.2％。
另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截至2011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为2.25亿辆，近五年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其中北京市的2010年民用汽车拥有量达449万多辆，居全国之首。
大城市私人小汽车的增加，将直接造成市区交通严重拥堵，增加了尾气排放量和噪音，我国的城市环境问题尤为严峻。
3.2 人口空间分布不均导致西部人口较少，给国家安全与稳定造成隐患
伴随着城市化的进展，我国东部地区人口比重不断提升，特别是东部沿海的三大城市群人口密度显著增长，而西部原本地广人稀的省区人口比重连续下降，这将对我国的边境安全造成一定的隐患。
我国西部地区有5个省份地处边疆，陆地边境线长达12747公里，与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印度、巴基斯坦等14个国家接壤，而这些边境地区一般人口相对稀少。
人口的大量内迁，是造成边疆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
然而，我国西部大部分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的不断减少将会给这些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安全带来不利影响。
从表3数据可以看出，1990年到2010年20年间，西部边疆地区五个省份每十年的人口增长率均有着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云南省下降幅度最大，达7.4个千分点；从民族构成来看，与2000年相比，部分省区的汉族人口比重不断下降。
例如土地面积占全国1/6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其汉族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比重2000年分别为40.6％、59.4％，2010年汉族人口下降为40.1％，其中2010年兵团汉族人口占全新疆汉族人口的比重为25.5％③，相比2000年的27.6％下降了2.1个百分点，分布在边境团场的汉族人口近年来更是出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众所周知，在新疆，汉族人口主要是驻守在兵团的人口，而兵团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建设、边防巩固、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一支重要的屯垦戍边力量，兵团中汉族人口大量流入内地会给我国新疆边境地区的安全造成很大的隐患。
3.3 家庭规模小型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给我国养老事业带来严峻挑战
城市化发展带来的人口迅速转变使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极具特色。
但同时，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的人口转变使生育率下降带来的底部老龄化和死亡率下降带来的顶部老龄化同时发生，加速了我国少子老龄化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未富先老”等诸多社会经济问题，给我国的养老事业带来了空前的压力。
伴随城市化的迅速发展，流动人口规模日益剧增，子女外出求学、婚嫁、工作等在客观上使独生子女家庭成为空巢家庭的高发群体。
表4是我国“五普”和“六普”时期各类老年人家庭所占比例的变化，可以看出，相比2000年，2010年我国空巢老人家庭户所占比例在明显提升，其中城乡独居老人户和老年夫妇户比重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城市空巢老人家庭比例整体高于农村，2010年已经占到65岁及以上老年人家庭户的三分之一以上。
从另一方面讲，目前我国独生子女数量已经达到1亿以上，其中农村独生子女数量也已突破3000万，家庭人口结构已由原来的金字塔变为倒金字塔模式，每对年轻夫妇至少需要赡养4位老人，并且在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的情况下，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所占比例越来越多，高龄老人的子女也即将跨入老龄行列，届时数以亿计的独生子女将面临着沉重的养老负担。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分配和福利制度的不断完善，城乡家庭养老的经济压力在逐渐减弱，而子女在日常照料、精神赡养和健康保健等方面的非经济养老行为将会直接影响父母晚年的生活质量[7]。
研究表明，当前独生子女对家庭养老的支持力度在不断降低，子女数量减少所带来的家庭人力资源短缺是造成现阶段养老困境的主要原因。
3.4 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十分突出
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流动人口达到2.21亿，虽然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9.7％，但是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29.1％，也就是说仍然有约21％的流动人口虽然已经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但未能真正地融入城市社会。
因此，虽然从统计数字上看，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已有很大的提高，但是城市化的质量并不高，半城市化现象非常显著。
在我国，由于土地制度仍具有经济和保障的双重功能，因此大部分农民既想外出打工挣钱，又不愿放弃自己的土地承包权，而在城市，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又将流动人口隔离在城市体系之外，他们生活在城市，却无法得到城市社会的认同，成为介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边缘人。
这种城市二级分化的现象首先表现在经济上的不平等，农村劳动力通常受到城市就业政策的限制，使他们无法进入一些正规、高层次的行业工作，且劳动报酬很低，从而拉大了城市中不同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其次在享有社会权利方面，户籍制度及其连带的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也将流动人群排斥在体制之外，并且大多数流动人口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文化素质不高，他们在生活方式、社会心理和消费习惯等方面与城市居民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城市居民对其无法产生心理上的接纳和认同。
农村转移劳动力在社会中的这种边缘地位，使他们极易产生对城市生活和对管理者的仇视心理，给社会安全与稳定带来隐患。
另外，大规模农村转移劳动力引发的社会问题不仅存在于当代农民工身上，作为农民工子女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他们的成长教育、心理健康等问题也格外引人关注。
据2005年全国5％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全国14岁以下的流动儿童已经达到1834万人[8]，留守儿童更是多达5861万人次[9]，并且数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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