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专题研究综合练习题413.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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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专题研究综合练习题413
1、阿Q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农民典型。
他是赤贫的雇农，社会地位低下，受压迫受剥削，被侮辱被损害，生活十分悲惨，阿Q的性格十分丰富复杂。
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
所谓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但不正视现实，用盲目的自尊自大、自轻自贱、畏强凌弱、健忘、忌讳缺点、以丑为荣等种种手法来自欺自慰，自我陶醉于虚伪的精神胜利之中。
精神胜利法是一种麻醉剂，它使得阿Q不能正视自己的现实处境，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的悲惨命运，虽然受尽欺凌，却并无真正的不公平。
即使是被押赴刑场，他仍然有办法派遣烦恼，“他一急，两眼发黑，耳朵里哩的一声，似乎发昏了，然而他又没有全发昏，有时虽然着急，有时却也泰然；他意思之间，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
最后关头，他还在寻思要不要唱两句戏文，满足坎坷的期待。
这些农民一方面是沉痛不堪地生存着；另一方面是没有觉察自己真正的处境和痛苦所在，更找不到摆脱现状的出路。
因此他的性格是复杂的，矛盾的，多元化的，被扭曲的，在他身上，凝聚着劳动人民与非劳动人民的性格和品质，交织着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意识，表现出本质与非本质的矛盾和统一，体现了二、三十年代落后的中国国民的灵魂。
农民与革命的关系，成为鲁迅对现实思考的一个重要关节点。
革命，是改变现实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农民争取自我解放的必由之路。
而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没有能够唤起千百万农民，未能革除建基于广大农村的封建体制。
阿Q虽然是一个贫苦农民，但他对革命毫无认识，甚至盲目的“深恶痛绝之”，但是辛亥革命的风刚刚催到未庄，赵太爷就威风扫地，连城里的举人老爷也悄悄地连夜把家私运到乡下来。
阿Q从他的阶级地位出发本能的感到，革命既然使统治者惊恐万状，那么革命对他肯定有利，于是，他就强烈地“神往”革命。
在许多年间，论者评价阿Q，都采用以此论述农民身上蕴藏着个人的积极性的观点，今天看来，阿Q与革命的关系并不那么直观和简单。
鲁迅描写的阿Q对革命的想象，是任意掠夺他人的财富，任意占有乡村的女性，阿Q是流氓无产者而不是本分老实的农民。
赤贫的状况让他无法安分守己，道德约束对他也是毫无效力的。
走出未庄的经历给他增长了见识和蛮干的勇气，他天然地认为这是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
对阿Q，不准革命要不得，如何引导其走向更远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阿Q这样的乡村流氓无产者对革命的危害性，在鲁迅笔下只是一种潜藏的威胁，却被他不幸而言中。
“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到。
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
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
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
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
”果然，阿Q式的流氓无产者，对革命和社会的危害，到20世纪40年代的赵树理《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20世纪80年代古华的《芙蓉镇》、张炜的《古船》中，才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这也是鲁迅先生依了自己的觉察，所写出的在他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一句话，阿Q形象，是作者笔下中国国民性的综合写照。
阿Q是不朽的典型，阿Q性格，是中国国民的一面镜子。
如今，阿Q生活的时代虽然已经一去不再复返，但阿Q形象表现出的国民弱点，至今仍有普遍意义。
2、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白话短篇小说，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
鲁迅以第一人称的写法，成功塑造了一个狂躁而又清醒的狂人形象。
在小说中，狂人以神经质的病患特征为掩护，来展示作家的怀疑意识的。
在一个虚伪成性而又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里，或许只有通过狂人狂语，才能揭开掩盖问题症结的面纱。
小说中一再描写狂人晚上睡不着觉，以一种“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的精神，去探求真相。
怀疑和发现使狂人成为最早的觉醒者，觉醒了的狂人也必然会成为封建家族制度和吃人封建礼教的最坚定、最犀利的批判者。
可一个从旧文化传统中走出来的批判者，是很难脱胎换骨，重塑新身的。
当狂人经由自我来发现自己也是吃人的人时，其中是饱含着深深的自省意识和忏悔意识的。
正因有着对传统的负重之深的深切认知，小说中的狂人才会更多地把希望寄托于未来；他一面做出”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活在世上“的论断，一面还要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
而《狂人日记》的反封建的意旨也正借此得以彰显和强化。
然而，《狂人日记》的真正结尾不在小说最后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吁，而在前面文言写成的序里：
被视为“病人”的狂人被治愈了，而且去某地候补做官，即将加入到统治者的行列，去维护那个吃人的世界。
这就使得狂人形象在患病者、怀疑者、发现者和批判者多重形象之外，又增添了一重失败者的形象。
这是最令人伤心之处，也是狂人形象的悲剧意义所在，更是鲁迅思想的深刻性所在。
在白话的日记体正文里，表现的是一个“狂人的世界”，而主人公却表现的异乎寻常地清醒，在“疯言狂语”之中，却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处处显示了对旧有秩序的反抗；在文言写成的序中，表现的是一个所谓“正常的世界”，曾经生病的狂人被治愈了，而且去某地候补做官去了。
至此，《狂人日记》这一小说文本便具备了一种内在的分裂和对抗；白话的世界可以看作是现代的正常的世界，一个人的意识获得了觉醒的世界，一个意识到不能容忍吃人的人存在的世界，可这个世界却被视为“不正常的世界”，觉醒了的人却被视为“狂人”“病人”；文言的世界象征了传统的吃人的世界，一个表面上仁爱本质上却凶残的虚伪的世界，一个对觉醒者进行压制和“救治”并最终使其成为帮凶的世界，可这个世界却被视为“正常的世界”。
在这种黑白颠倒、正反错位的斗争里，狂人终于回归于“正统”，被所谓正常的“吃人”世界所治愈、同化或湮没了。
这是令人悲哀的一种结局，可恰是在这种悲哀里，会使我们认识到反封建的艰难性和复杂性，会令我们体会到鲁迅式的深刻与绝望。
正如鲁迅自己所认为的，单纯为希望而奋斗的不是真正的勇士，真正的勇士应该直面虚无，反抗绝望。
3、《在酒楼上》被认为是最富有鲁迅气息的小说代表作。
里面的两个人物，实际上是鲁迅的两面，《孤独者》也可以这样理解。
《在酒楼上》里面鲁迅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明知道没有用，为什么还要去做？
吕维甫做了两件事情，意见是牵莽小弟弟，一件是买剪绒花，但小弟弟尸骨无存，而要剪绒花的顺姑也死去了。
这两件事具有象征的意义，可以理解为鲁迅对五四退潮等重大事件的态度，文中说昔日的伙伴走的走，逃的逃，有的人妥协了等等，真是鲁迅的自我怀疑。
然而这篇小说的结尾是告别，基调确实积极的，因为感到“很爽快”，也就是鲁迅和那个怀疑的自我的告别，而他还要继续走下去。
《孤独者》基调是阴暗的，魏连殳是鲁迅本人的投射。
像匹荒野上的头狼，黑色的孤独充斥着。
而魏连殳的妥协是彻底的，由于现实所迫，当了军官的师爷，从而发达了，但是他却说自己是“真的失败了”，因为放弃了自己先前的信仰的一切，转而去做自己反对过的一切事，原因只是他要“活”，这个是哈姆雷特式的命题，生存还是死亡，魏连殳选择了苟且偷生，但是他的偷生却是一种自杀性质的，发达后他故意糟蹋自己的身体，以驱遣自己的不平，这反映了鲁迅的自我矛盾。
从整体的文艺思想而言，鲁迅属于现实主义范畴，这使他的作品始终直面黑暗、严酷的社会现实，揭析、透视根深蒂固的国民劣根性及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对人民的毒害、摧残，全身心地疗救国民精神的瘤疾，其所达到的深刻程度是现当代作家所无法企及的。
但是，鲁迅的深刻，是带着自己对社会、历史的深层体验，在超越现世的同时又把自己留在现世、在审视社会、历史的同时也审视自己，并使之成为疗救国人精神重疾的整体行动中的重要动作的深刻。
或者说，在审视他人的同时自审、在疗救国人精神的同时自疗，使鲁迅前、中期的文学实践，达到了十分深刻的程度。
这种深刻，是难能可贵的自觉的深刻，它使鲁迅最终摆脱了一切羁绊，勇往直前，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人民却忽视了自审对鲁迅深刻的影响，这不能不影响人们对鲁迅的理解和对其创作个性的客观、透彻的把握，为此，我们仅就《狂人日记》、《阿Q正传》、《一件小事》及《伤逝》，对鲁迅的自审意识作粗浅的探讨。
（一）对一个作家来讲，将笔触伸向生活的腹地，忠实地记述自己的感受和发现并不是一件难事。
然而，把自己投放在时代、社会、历史及人的宏阔背景中，在自己的躯体中找寻出国家、时代、社会所蕴含的特质，尤其是其中的负面。
鲁迅和百年以来众多知识分子不同，他对国民性的思考与批判，不只是给别人动手术，往往也是给自己开刀。
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建立在严峻的自审意识和痛苦的自我剖析的基础之上的，所谓抉心自食，鲁迅的文章与作品中常常看到的是，伴随着国民性批判，是对自我深层人性和阴暗面的探索和挖掘。
当前，我们不缺乏“批判”，缺乏的就是鲁迅那样的自审意识和忏悔意识。
今天学习鲁迅，就是像鲁迅那样对民族性格的改造和民族历史的现代化进程进行认真的自我反省和历史忏悔。
4、我们认为，鲁迅文本中的“看客”情结或“看/被看”模式就是那把可以打开“幻灯片事件”的钥匙。
鲁迅研究界已公认鲁迅文本中有一“看/被看”的模式。
在鲁迅笔下，与其他形象相比，“看客”形象出现的频率更高，占的篇幅也最多。
从文体方面看，无论是在小说、杂文和散文中，还是在散文诗、演讲和通信中，都有“看客”的身影，而从时间跨度方面看，在整个文学创作生涯中，鲁迅对“看客”一直都难以释怀。
“鲁迅先生倾注如此之多的激情，花费如此之多的篇幅，历经如此长久的时间去集中、反复、多侧面地描写和批判同一类型的形象，这不仅在鲁迅的作品中极为罕见，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一个值得深究的特例。
”据笔者统计，分析鲁迅文本中“看/被看”模式的专题论文已有30多篇，但研究者基本上都陷入启蒙立场的思维定势，结果大抵不多是重复鲁迅对看客的批判而已。
由于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叙述其从文的目的是改造哪些“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的“国民”，从启蒙立场分析鲁迅文本的“看/被看”模式的解释路径只会反过来强化“幻灯片事件”的民族国家启蒙色彩，从而干扰我们对“幻灯片事件”作出更有效的解释。
很多论者都摸到了这把可以打开“幻灯片事件”的钥匙，但是很遗憾，他们转动钥匙的时候却弄错了方向。
只有在摆脱民族国家启蒙立场的惯性思维之后，鲁迅文本中的“看客”情结或“看/被看”模式才能真正成为我们解开“幻灯片事件”之谜的钥匙。
实际上，鲁迅对“看/被看”的反复书写从心理学角度看几乎达到了强迫症的程度，他对“看客”们一直都耿耿于怀。
在《示众》这篇小说中，他把“看客”们拉出来“示众”，在《野草·复仇》中更是书写了一种向“看客”们“复仇”的奇特方式……鲜为人所注意的是，著名的《狂人日记》写的其实是“被看”的恐惧，“吃人”的恐怖主要是通过目光来体现的，或者说，“我”最害怕的是“吃人”的人的目光。
笔者初步统计一下，文本中“眼”、“眼光”、“眼色”之类的词一共出现20余次。
这些“眼光”不管来自于谁，都是一样地“吃人”。
不分阶级：
赵贵翁以怪眼色看我，佃户的眼光也和他一样，他们有给知县打枷过的，有给绅士掌过嘴的，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但“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昨天这么怕，也没这么凶。
”也不分性别：
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打他儿子，嘴里说道，“老子呀！
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
”然而“他眼睛却看着我。
”不分长幼：
小孩子们“眼色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
”不分亲疏：
家里人“都装作不认识我；他们的眼色，也完全同别人一样。
”也不分职业，本该治病救人的医生也“满眼凶光”。
除人以外，动物也以同样的吃人眼光看我，不仅赵家的狗“看我两眼”，而且即使已经死了的“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伙想吃人的人一样。
”甚至，连“书上写着这许多字，佃户说了许多话，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睛看我。
”“我”身边的所有人（不分阶级、性别、长幼、亲疏及职业）、动物（不分死活）甚至语言、文字都以“吃人”的“眼光”看着“我”，“我”无论如何也避不开这种目光，这是何等的可怕呢？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所写的其实是“被看”的恐惧。
在鲁迅的文本中，对“吃人”目光之恐怖的精彩描写还有两个不得不提的例子，一处是《药》中康大叔的“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
”另一处则是在《阿Q正传》中，临刑游街的阿Q起先似乎不怕死，但那些喝彩的看客的目光使他想起了狼眼睛，四年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地跟定他，要吃他的肉。
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
“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
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远是不远不近地跟他走。
”看客们得眼睛比狼眼睛更可怕，“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阿Q想喊“救命”，然而还没喊出来，“他早就两眼发黑，耳朵里嗡的一声，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
”“吃人”的眼光比行刑本身还要恐怖，鲁迅这种对“被看“的恐惧的描写可谓达到了极致。
结合鲁迅文本中“看/被看”模式，我们可以推定：
鲁迅对于“被看”有很特殊的难以割舍的情结，仅从启蒙角度加以解释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幻灯片事件”中民族国家层面上的“被看”之辱与鲁迅的这一特殊情结并不相称，因此，笔者认为，“幻灯片事件”是鲁迅故意使用的障眼法，以掩饰他抨击“看客”的真正动机。
为了更有效地解释“幻灯片事件”，我们需要暂时绕开“幻灯片事件”本身。
5、所谓“故事新编”，顾名思义就是讲故事，就是讲古代的神话传说和古代的历史记载。
“新编”是鲁迅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古代的神话传说和一些历史史实进行重新书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鲁迅和古人的一次对话，一次精神的交流。
既然是对话，就必然地在对话中会渗透鲁迅自己精神的某些方面，也把当时的时代精神的某些方面渗透到这个作品里面去。
整个《故事新编》虽说以浪漫主义为基本线索，但也错综着现实主义和某些现代主义的成分，也就是说，《故事新编》在创作方法上，与《呐喊》、《彷徨》一样，都具有不纯性（前者的不纯性更高）。
这一点，既有个人心理结构上的原因，又有时代的原因。
鲁迅很多描写都出于我们的意料之外，很多神来之笔，和我们见到的其他小说不太一样。
所以鲁迅很多作品，特别是《故事新编》给我们的审美享受一是惊喜一是惊奇，一种惊喜感和惊奇感。
他的小说充满了层出不穷的奇思异想，充分显示了鲁迅非凡的想象力，所以《故事新编》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它充分显示了鲁迅非凡的想象力。
另外鲁迅《故事新编》这八篇小说中有五篇是写于1935年到1936年之间，1935年到1936年意味着什么呢？
是鲁迅的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中鲁迅时刻面临死亡的威胁，是一个内外交困、身心交瘁的境况。
他身处在内外交困、身心交瘁的境况中但他的小说写得如此的从容，如此的洒脱，又如此幽默，是鲁迅小说中少有的从容之作，这就涉及鲁迅对自己作品的评价，他对自己作品有一个批判性的评价，大家都不太重视，我觉得非常值得重视。
那么，回到《故事新编》来看，《故事新编》有内在的紧张感，两种声音互相纠缠互相颠覆，但他传达出来却是如此的从容，如此的洒脱，又如此幽默，在讲课的效果当中也能感觉出来，大家在哄堂大笑或者发出会心的微笑中，感受它内在的紧张感。
作品既有内在的紧张表达又如此的从容，这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张力。
鲁迅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很成功，当他没有很好地处理内在的紧张和表达上的从容这种关系时，就会露出艺术上的破绽。
他真正成功的小说就很好地处理了这样一个内容上内在的紧张和表达上的从容与舒缓，这之间取得一种张力，这样的作品就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使读者在大笑中或微笑中感受内在的紧张，而我们自己也感悟到一种内在的紧张，所以幽默是一个大境界，不仅是文学大境界，更有生命的大境界。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故事新编》是鲁迅思想和艺术上的超越。
鲁迅的小说以《呐喊》、《彷徨》开始，以《故事新编》结束，这本身是非常有意义的。
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故事新编》仍然没有达到非常完美的境界，因为他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已经病重了，写小说是一种生命的气，他的气不足了，写得匆忙了，所以也留下了很多的遗憾，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故事新编》是一个没有完成的杰作。
读鲁迅的作品我们会时时刻刻为鲁迅的才华所折服，同时我们也会一种千古文章未尽才的遗憾，因此像鲁迅说他自己是中间物一样，他的小说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中也仍然是一个中间物，它只是一个阶段，它不是顶峰，它不是完成，但是我们应该承认这个阶段十分的辉煌，而且让我们后人永远地怀想。
现实主义的采用，于鲁迅是十分自觉的，与他疗救国民性、改造社会的伟大目标联系着，但它的居于主导地位，必意味着主体心理结构中浪漫主义成分要受到自觉不自觉的压抑。
从心理结构的内在需要讲，鲁迅无形中也有导泄自身浪漫主义的要求。
特别当他日常心理中情感活动处于活跃状态（精神苦闷时往往如此）时，或因为多种原因不能活不愿写作以现实为题材的作品时，心中埋伏和压抑已久的浪漫主义情愫，便会涌动，要求表现。
6、郁达夫的小说，以主观抒情见长，充满了愤懑、忧郁、叛逆和自我倾诉，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我小说”，如《沉沦》、《南迁》、《茫茫夜》、《过去》、《莺萝行》、《迟桂花》等。
郁达夫曾经这样说：
“至少我的对于创作的态度，说出来或者人家要笑我，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真的。
客观的态度，客观的描写，无论你客观到怎么样一个底部，若真的纯客观的态度，纯客观的描写是可能的话，那艺术家的才气可以不要，艺术家存在的理由，也就消灭了。
”在现实、心灵与文本之间，郁达夫找到了心灵剖白的问题，并且形成了他此后一系列自叙传式小说的写作路径。
郁达夫的短篇小说《沉沦》，描写的是一个患有忧郁症的留学生，故事发生在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上个世纪清朝末年，那个时候东渡求学的爱国青年很多，然而本篇的主人公虽然东渡，却不是寻访救国的道路的，封闭孤独的生活加上长期压抑的青春的冲击，使他不免忧郁竟由于性格扭曲的发展，最后就到了自己也不相信的猥琐沉沦，以至于才21岁的他就要走向自裁。
在《沉沦》问世十余年后，苏雪林对其仍然充满不屑，她称郁达夫小说是蒙着新文艺外衣的肉麻猥琐的小说，贬斥其为“色情狂”、“颓废”。
创造社同仁郑伯奇也把郁达夫的部分小说称为“狭邪小说”。
郭沫若则说，郁达夫的笔“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万年的背甲里面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
为什么？
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以上三人都是时隔十年或更久之后的追述。
五四时期新文学的重要人物周作人，在当时就严词反驳了道学家们所谓《沉沦》“不道德”的谬论，《沉沦》“虽然有猥琐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但是“在已经受过人生的密戒、有他的光与影的性的生活的人，只能从这些书里得到稀有的力。
”
小说中的“他”青年人所特有的热情渴望着和追求着真挚的友谊和纯洁爱情，但受到“弱国子民”的身份的拖累，这种热情受到侮辱和嘲弄，在异国他乡倍感孤独和空虚，成为了“忧郁症”的患者。
他不甘沉沦，但又不可自拔地沉沦下去了。
他在异国的遭遇，与祖国民族的命运密切相联，因而主人公在自杀前，悲愤地疾呼：
“祖国呀祖国！
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把！
你还有许多女儿在那里受苦呢！
”小说强烈的表达了一代青年要求自由解放、渴望祖国富强的心声。
在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屈辱地位的中国青年中所引起同病相怜的强烈共鸣。
这部小说是一部“私人化”极强的作品，如果说它反映了什么时代进步思想的话，那也只是由于作者对“性欲骚动”和内心隐秘的大胆揭示，所表现出来的，对“个性”自由、解放的强烈追求。
7、郁达夫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个备受争议的文化名人，他在人生的道路上走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从这个作家的作品和他个人的人生历程上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矛盾的现象。
他对现实的黑暗是反抗的，但他有时也有逃避妥协的倾向；他也有自己的美好理想和人生追求，内心燃烧着火一样的激情，但时刻有着颓废感伤的情绪相伴；他在文学上市勇敢的斗士，创作出许多大胆揭露自己内心世界的小说出来，如《沉沦》，但又常常表现出软弱和犹豫；他是自信的，但同时又被自己的自卑心理和感情生活所驱使；总之，许多截然相反的性格素质统一在郁达夫身上，表现在他的作品中，显示出当时其他作家所不曾拥有的特征。
郁达夫一生创作了许多作品，如《银灰色的死》、《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迷羊》等等，都是郁达夫内心思想世界的写照，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显现了作家的反传统道德病态人格和苦闷心理，这是大多数看过郁达夫作品的人得出的一个共识。
郁达夫的早期作品《沉沦》就是其中反映传统道德病态人格和苦闷心理的典型，小说一发表就入一颗定时炸弹就引来当时社会上的思想纷争，但这不能抹杀他的贡献。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探索其病态心理表现的根源：
从郁达夫的出身来看，郁达夫1896年出生在浙江富阳县城内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郁达夫的“书香人家”也就此破落。
他出生的第三年，父亲去世，卖光了田地，祖孙六人全靠母亲缝补洗衣，节俭度日。
才九岁的姐姐，也被迫当童养媳。
“只有孤儿寡妇的人家，受邻居亲戚的共同欺凌，是免不了的”。
社会的腐败和时代的黑暗所造成的具体的痛苦和辛酸，自然给郁达夫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忧郁、苦闷的伤痕。
从郁达夫留学日本的经历看，1913年郁达夫随长兄去日本，开始了他痛苦的留学生活。
应当说，近十年的留学生活，加深了郁达夫思想中的忧郁。
“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地想象不出来的”。
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已日益膨胀，滋生着吞并贫弱国家的野心，“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是在日本，我早就悟到了今后中国的命运，与夫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
中国留学生作为弱国子民，到处受到欺凌和侮辱。
由于时代的黑暗，祖国的贫弱，郁达夫因此饱尝着长期的痛苦，使他的忧郁感伤情绪与日俱增。
正如郁达夫自己所说：
“在那荒淫残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面……眼看到故国的陆沉，身受到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历的一切，概况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丧失了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的，就是那一卷那时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
他这由于切肤之痛所发出的忧郁感伤的基调，就必然在他的作品里得到反映。
由于上述原因，锻造出郁达夫个人性格的与众不同，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往往不自觉地灌注了其思想感情元素，使得作品达到了主观与客观的和谐统一，作者的爱憎别恨都深刻融入了作品之中。
所以说，郁达夫作品中显现的反传统道德病态人格和苦闷心理与郁达夫本人不无关系。
以《沉沦》为例，我认为这是郁达夫小说对病态心理的大胆揭示，他的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有着严重忧郁症的零余者，因而小说充满了感伤和颓废之气。
他对人物病态心理的表现主要是被压抑的生命本能的宣泄。
颓废的气息，色与欲的描写，花街柳巷，秦楼楚馆……在其作品中屡见不鲜。
但是我认为，郁达夫作品中表现的反传统道德病态人格和苦闷心理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而并不是他小说所要表现的实质，仅仅看到他作品中的颓废和感伤是肤浅的，“在消极的表象下隐伏着积极进取的本质因素”。
8、谈到曹禺戏剧《雷雨》中的人物周朴园，人们总是将之与冷酷、专制、刚愎、自私等性格特征联系在一起，至于周朴园与梅侍萍的“旧情”，更是被解读为黄世仁与喜儿般的关系。
事实上，通过对戏剧《雷雨》的文本细读，我们能够清楚地体察到“周梅”之间曾经存在的真挚情感。
一、“三十年前”的潜意识话语呈现
在剧本《雷雨》中，周朴园与梅侍萍一再提及“三十年前”这一时间点，“三十年前”并不是整好是三十年前，只是便于记忆的概数，而体现出周朴园与梅侍萍两个人内心深处的情感记忆，是潜意识的话语表露。
二、周公馆的摆设
周朴园与梅侍萍的爱情不是偷偷摸摸的，他们在周家同居，有自己的房间，有自己的孩子，并且在梅侍萍被赶出周家后，周朴园保留了梅侍萍当年所有的家具和摆设，从无锡搬家到天津后也一直保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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