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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术研究的优秀论文范文欣赏共4篇
关于学术研究的优秀论文范文欣赏（共4篇）
学术研究的论文应该怎么写？
对于很多的学者来说应该对这个问题都不怎么清楚的吧，所以在进行写作的时候总是特别的迷茫，不知道应该怎么下笔，本文就整理了关于学术研究的论文范文，一起来欣赏吧。
第1篇：
民国时期武术学术研究及其启示
张修昌1，唐守彦2
摘要：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变革趋于稳定的关键节点，以我国固有武术为代表的民族传统体育在“土洋体育之争”中，找到了“兼容并包、东学西渐”的转型发展之路。
此时的武术研究具有四个重要特点：
一是充分利用和发挥两大武术组织的主渠道，宣传、研究与推广武术；二是倡导和鼓励以武术家为主体，结合行政、文化、教育、体育等人士自愿参与著书立说，宣传、研究与推广武术；三是运用社会学、自然学、考据学、历史学和逻辑学等知识，认识与分析武术界的门派之争和“造神”现象等；四是限于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多数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疏漏现象难免。
关键词：
武术；学术研究；民国时期
民国以来，武术文献呈现大膨胀的状态，“属于系列丛书的书籍为167本，丛书可分为三类：
专业武术类丛书27种、体育类丛书10种、文化类丛书17种”[1]。
1927年至1937年，武术书籍文献出版达到高峰期，并有“四多”的鲜明特点：
即作者以武术名家居多；作者以独自撰写居多；高产作者来自中央国术馆组织的居多；涉及少林拳、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潭腿内容居多。
这些文献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成果，这无疑为关注武术的人们提供了相互学习、交流、争论、研究的平台，为宣传与传播武术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然而，武术文献的膨胀，也蕴含着失实的并存，如良莠难分、鱼目混珠现象。
因此在研究民国时期武术及相关问题时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民国时期是社会变革，并逐步走向稳定的特殊时代，体育与武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转型，这种转型是以学术争鸣与研究为前提的。
倘若没有“土洋体育之争”，就不会有西学东渐、中西合璧、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结果；倘若没有“武术文献膨胀”，至少要减慢武术传播的速度与频率，减少武术交流的平台与渠道，减弱武术研究的力度与深度，减少武术问题的探索与争鸣。
可以这样概括，民国时期是武术研究的先声，具有异军突起的样式，也是出现研究成果最多的季节，有的成果至今为武术界所享用，很值得认真梳理与仔细回味。
1两大武术组织重视武术书籍的编辑与整理
1.1精武会本着“无文不能行远”的原则编辑书刊
创立于艰苦年代的精武体育会本着“无文不能行远”的原则，先后编辑出版了《潭腿》《功力拳》《十字战》《达摩剑》《五虎枪》《降龙棒》等书籍。
当时，为了更有力地宣传尚武精神，树立“以武卫国，强种强国”的民族意识，在精武会成立10周年的1919年创办了《精武本纪》会刊，孙中山先生亲自作序，并题写“尚武精神”牌匾，以资鼓励所有的精武之人。
本会刊为传递精武信息初步搭建了平台，并在随后的岁月里又创立了《精武特刊》（1923）、《精武》（1924、1934）、《精武杂志》（1926）、《精武画报》（1927）、《精武春秋》（1929）、《精武年报》（1931）和《精武丛报》（1933-1947）等。
从所掌握的资料来看，30年代前的报刊经常介绍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的武术丛书。
诸如“少林宗法”“少林棍法阐宗”“剑法真传”“拳术精华”“中华新武术”“易筋经”“剑拳经长枪牌筅”“拳术学教科书”“拳艺学初步”“五行连环拳谱合璧”“石头拳术秘诀”“女子拳法”“拳艺学初步”“实验拳法讲义”等等。
这些书籍是以技术操练为主体的，强调对练习方法、技击方法、实用原理、基础知识的总结与整理，还难以称得上为学术研究。
而30年代以后，除了介绍多种套路和技法外，还刊登少量的名家言论、精武消息、精武随笔、考证连载等，武术研究氛围有所体现，并带动一些分支机构办会刊，扩大精武会的影响。
如创立于1925年的《佛山精武月刊》除了宣传上海精武会总会的信息外，更多地是反映本地区的武术纪事，还特别设置了“论说”栏目，刊登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
如精武究竟是什么；大精武主义；精武真义的所在；我入精武后所得的新观念；自述精武体育之裨益；论精武教育；精武操在教育上的价值；求神不如习国技；拳术铸人；精武之人格；精武与人格；拳术疗病的管见；精武体育应加检验议；论拳派宜和衷共济；技击与学校之关系；论精武体育与国文专修之有关系；精武会与青年会；精武与世界语的关系；精武与各界的关系等[2]。
这些有益的探索最终落实到精武的教育功能上，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
精武会在不断传播“大精武主义”的同时，重视精武人与国家命运结合起来，提倡“男女平等”，并从“强种强国”的高度看待开展女子体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精武会先后成立了女子部、女子模范团、上海精武女子体育会，各地精武女子分会，为武术的传播和推广起到了特殊作用，并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研究，曾有人专门发文探讨这样的问题，诸如蔡梓丹的《辨女子为弱质说》，黄文华的《精武事业与女子教育》，栾秀云的《提倡女子国术》，黄葆荷的《妇女与国术运动》，蒲芳杰的《劝女同胞练习国术》，张之江的《劝勉女同胞应注重体育国术》等。
虽然文章不多，但代表了千百万中国妇女的心声，呼吁“生当乱世，弱女子尤应锻炼国术”“健全女界，才能养育健全民族”，从而达到逐步解放女性的目标。
在《上海精武女会章程》的引导下，各地女子精武会都在效仿“练武忙”的行为。
这些举动对近现代女子体育的健康开展具有示范和导向作用。
1.2国术馆专门设置编审处编辑与整理武术类书籍
中央国术馆成立之初，就专门设立了编审处，并负责编辑整理出版武术图书的工作。
从创立到1935年共出版22种图书。
如吴志青《查拳图说》（1927）、黄柏年《形意拳械教范》（1928）、金一明《三十二势长拳》（1929）、姜容樵《写真太师虎尾鞭》和《形意母拳》（1930）、米连科《青萍剑图说》（1931）和朱国福《六合潭腿图说》（1933）等。
此外，已完成编辑的有《练步拳》《八极拳》《形意拳摘要》等12种，当时正在编辑的有《太极拳》《八卦掌图说》《内功正轨》等11种。
1929年中央国术馆创办了《国术旬刊》，后改名为《国术周刊》（1930）、《国术半月刊》（1932）、《国术统一月刊》（1934）和《国术月刊》（1934）。
标志着新一轮的信息平台已经建立起来，并以此为核心先后出版了相关刊物，也带动了部分省市国术馆办刊的积极性，为各地的武术传承与交流起到了推动作用。
《中央国术旬刊》的“论文”栏目，主要刊登武术名家、社会名流、国民政要等的言论和观点。
如蒋中正的“发起提倡国术之本义”；陈家轸的“国际武术比赛之感想及主张”；胡异军的“国术的新生命与其新趋势”“为‘国术的讨论’而讨论”；张之江的“提倡国术之主旨”等。
《国术周刊》是出刊周期时间最短、信息量最大的刊物，所设的“研究”栏目，涉及到金警钟记、孙锡堃讲的“太极拳精义”“太极拳走架打手之诀征”；金一明的“国术打法之研究”；宋三杰的“宋氏家传太祖拳系统概略”；吴图南的“国术部位名称之研究”；郑振汉的“国术运动与国民性的探讨”；楼际霄的“国术与现代精神”等。
在后续的《国术半月刊》《国术统一月刊》和《国术月刊》中时常出现武术（国术）与“科学、科学化、研究”的词汇，如陈泮岭的《国术科学化》，万慕超的《国术科学化运动》，章乃器的《科学的内功拳》，吴江、唐范生的《内功拳丹田的研究》，黄葆荷的《国术与科学》，并发表了他的《反射动作与国术的关系》《国术运动的生理分类》《国术运动与筋肉的效果》《国术运动与脊柱的发育》《国术运动与骨骼的发育》系列文章[2]。
这些关注武术的人们开始用西方科学认识武术、研究武术，一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开始运用于武术研究，促进了传统武术的整理，也加强了各地武术组织和传习者间的交流。
不仅如此，中央国术馆自成立起，就尝试着对武术的挖掘整理工作。
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接收到10个省的国术馆和武术机构递交的各种武术图书达9000多卷。
其中最为珍贵的首推南宋建炎二年山西平阳府洪洞县裴道人（裴休宁）手抄孤本系列——《秘本六合大枪释升》《秘本六合手释升》《秘本九门拳》《秘本燕青拳》《秘本短八棍》《秘本达摩棍》《秘本校扎枪》《秘本老祖双拐》，计2部8卷[3]，另有明代崇祯年间手抄孤本系列8卷和清代乾隆年间手抄孤本4卷。
这些均属世间少见或目前未见著录的品种，十分珍贵，为梳理当时武术套路传承脉络提供了重要依据。
2武术家以著书立说的方式阐发其学术观点
2.1借助易理阐发拳械理法
以陈鑫《陈氏太极拳图说》（开封开明书局，1933年版）为代表作。
借助易理阐述拳术之理，以此解释古老拳术所具有的哲学道理和文化意蕴，试图改变以往口传身授的传统。
从该书的首卷目录看，与太极有关的词汇就不下20个，如无极图、太极图、太极生两仪四象生八卦图说、太极生一百二十八卦象错图说、古太极图叙、古太极图说、太极黑白图说、河图太极图说、洛书太极图说、太极拳内精圆图说、太极拳外形方图说、太极拳缠丝精图说、太极拳缠丝精论、太极拳缠丝法诗四首、太极拳经谱、太极拳经论、太极拳名义说、太极拳推原解、太极拳著解、太极用拳说等[4]。
同时，书中还附有大量的“八卦图说”。
这是自1852年发现王宗岳《太极拳论》以来引用易理最多的书籍，也较为复杂，这也是“引文入武”的重要节点。
若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最早要算越女的“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
道有门户，亦有阴阳。
开门闭户，阴衰阳兴。
[5]”可见，陈鑫的“图说”对后世的“引文入武”研究起到了长久的作用。
在当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首推孙禄堂的“三部学”，即《形意拳学》（1915年版）、《八卦拳学》（1916年版）和《太极拳学》（上海中华书局，1919年版）。
他在《形意拳学·自序》中认为：
形意一门，内涵无极、太极、五行、八卦、起点诸法。
探源论之，与彼太极、八卦二门及外家、内家两派，虽谓同出一源可也。
孙禄堂以中国的古典哲学思想为指导，论述了合形意、荡八卦、揉太极的整体观，以此来构建形意拳、八卦拳和太极拳的技术体系和理论基础，并具有重要的武术理论导向作用。
2.2沿袭传承整理传统拳械
这类书籍是最多的。
具有代表性的有刘殿琛《形意拳抉微》（1920年版）、许宠厚《太极拳势图解》（京城印书局，1921年版）、吴志青《教门弹腿图说》（中华书局，1922年版）、陆师道《北拳汇编》（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陈微明《太极拳术》（上海致柔拳社出版，1925年版）、《太极剑术》（1927年版）和《太极问答》（1929年版）“三部曲”等。
姜容樵借助中央国术馆的力量，他在民国中期共编著了20多种拳械专著。
其中包括有形意拳、八卦掌、太极拳、秘宗拳、少林拳等拳术套路以及刀、枪、剑、鞭等兵械套路。
他还将这些流派中名手们的故事演义成《当代武人奇侠传》（共12册），以文艺形式介绍拳派的传承和发展。
这类著作的内容比较丰富，主要包括套路图示与解说；拳械原理、拳械用法；练习要领、练气方法；武术家传记、武术家习武体会、武术源流、技法歌诀等。
虽然多为套路及习武经验之谈，但此番的整理和总结无疑是对传统武术的再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著作已涉及到武术与自然科学的问题。
如《形意拳抉微》中专立“运动筋肉说”一章，讲述了形意拳的肌肉运动特点，并附有人体肌肉分布图。
而《太极拳浅说》中有“太极拳与心理学之关系”“太极拳与生理学之关系”“太极拳与力学之关系”三章，并指出太极拳对心境、健康、发力点等都有不同的要求。
而陈微明“三部曲”中的《太极问答》，是针对太极拳的源流、要领、推手、导引、练法、功效等一系列问题，以问答的形式加以解释和说明，很利于习武者接受。
这些内容在当时是个极大的突破，反映出武术家已经开始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观点去认识武术相关问题了。
2.3依托考据探索武术源流
依托考据探索武术源流的论著最少，主要出自唐豪和徐震之手。
唐豪先生从20年代末起，就广泛查录文献，收集民间武术抄本，深入实地考察，发愤著书多部，来揭示传统武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荒诞的、邪魔的、神秘的”问题。
仅以《少林武当考》一书为例。
唐豪以求实的精神，运用多种史料，通过综合考辨与分析，彻底否定了流传已久的“达摩创少林拳”“张三丰传太极拳”等不实讹传。
他认为：
“中国的武术，于古已盛，正不必附会天竺沙门、邋遢道人之流[6]。
”为武术界扬弃附会玄虚之说，提供了依据。
为后续者提供了考察拳术流派的方法和研究武术史的重要资料，为现代我国武术史学建设打下了基础。
徐震是继唐豪之后又一位声名卓著、治学严谨的武术家。
他十分重视田野调查，不断挖掘民间武术谱籍，并加以研究和考辨，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以《太极拳考信录》为代表的力作，并否定了太极拳缘起于明代以前的说法，“羌无故实，其为伪托，不待深辨”[7]。
可见，二人在太极拳研究方面是存在着不同观点的，这是学术争鸣的具体体现。
2.4参照西学普及武术运动
参照西学普及武术运动的专著包括两类：
一类是参照西方兵操和徒手教练法，将传统武术套路改变成按口令进行教练的范本。
马良（1878-1947）所编的《中华新武术》（1914年版）是中国武术在改变传统教学方法向现代体育教学转变过程中的产物，可谓是创新之举。
《中华新武术》是依马良生平所习，兼辑诸家精粹编成的，包括摔角科、拳脚科、棍术科和剑术科四门。
各科在教学步骤上，由基本教练、连贯教练、对手教练和连贯对手教练四部分组成。
这个完整的过程遵循了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教学原则，所以为武术的推广与普及开辟了一个新途径。
马良在提倡新武术的过程中，以武术为“我国之国粹”，主张“演尚武之历史”，并拟实施佩剑制度。
这些作法迎合了当时复活封建主义思潮，同时也受到了激进战士鲁迅先生的严厉痛斥。
鲁迅很反对“竭力提倡打拳”者认为可将“新武术”用于“体育上”和“军事上”的观点。
鲁迅的言论，立即遭到精武会人士陈铁生的坚决驳斥。
主要观点有三个：
其一，陈铁生反对鲁迅竟然把“拳匪”同技击术混在一起；其二，陈铁生以自己的医病体会，认定拳术有“起死回生”的健身功效，并远胜过西洋体操；其三，陈铁生反对那种认为已有枪炮就可以不要武术技击术的论调。
另一类是参照西方体育运动的基础学科，阐述拳术的技法和科学性。
徐致一《太极拳浅说》一书具有代表性。
作者在书首明言此书“志在普及”“以说理为主”。
书中以心理学、生理学和力学原理解释太极拳的意识、呼吸、人体姿势和发劲规律等。
这类著作促进了武术对西方体育学科的借鉴。
3民国时期武术的学术争鸣带来的基本启示
3.1两大武术组织所起的重要作用
民国时期，较大规模的武术研究兴起与学术争鸣，得利于两大武术组织的引领示范作用。
两大武术组织从艰难的创业开始到抗日战争中的衰落，始终怀揣总理“尚武精神”“强国强种”的遗训，为社会、军队、体育培养了无数有用之才，在甩掉“东亚病夫”耻辱帽子的征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两大武术组织都将“提倡中国武术，研究武术与体育、增强全国民体质”为第一要务，其中的“研究武术与体育”就体现了学术争鸣和探讨问题之事宜。
两大武术组织利用武术资源较为丰富、武术人才聚集、社会声望高、影响好的先决条件，从创编武术教材入手，有效传承和传播武术技能。
现阶段所能见到的武术文献几乎都来自于民国时期。
不仅如此，两大武术组织为致力于武术研究搭建学术平台，创办《精武本纪》和《国术月刊》等刊物，并鼓励武术家们著书立说，发表言论，展开学术争鸣。
武术著作的大量出版，其理论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必然涉及到当时所谓的“大是大非问题”，并以此为研究线索。
诸如少林与武当的门派之争；主要拳种的“神传”；宗教崇拜的“神授”；不可思议的“神功”等等，强调武术要走科学化之路。
这种观点对近现代武术研究仍有启示作用。
3.2武术家内部有一股探索的精神
武术家是中国武术赖以传承的最直接资源，他们的技能水平和理论学养关系到武术发展的质量。
1933年金恩忠编著的《国术名人录》一书，较详细地记述了108位近代武术人物的习武经历、宗派渊源、武功精奥、主要成就等。
虽然较为简单，但毕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武术史料。
在当时，为两大武术组织任职的武术家较多，他们能同心同德，求真务实，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是难能可贵的。
据顾留馨回忆：
“多天后，我收到唐豪来信说：
现到汜水，无旅店，一商店有空屋留客。
时遇大风霜，三天不能渡河。
风稍止，急雇小舟敲冰渡黄河去陈家沟，正是旧历年末的一天。
唐豪他们在陈家沟查阅族谱、家谱、墓碑、走访遗老，认真仔细，刨根问底，并携回‘陈氏家谱’、‘陈氏家乘’，以便弄清楚陈王廷造拳的历史。
”唐豪考据武术史的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国时期武术家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勇于探索的开拓精神。
毋庸讳言，在众多的著作中也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疏失，在当时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能做到这些实属不易，今人大可不必横加指责，重要的是深刻认识先人的开拓精神和学术成就，学习其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和勇于探索的开拓精神，并将先人开创的武术事业发扬光大。
3.3西方体育的介入为研究注入动力
自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中国朝野上下充满了矛盾与争论，是排斥，是吸收，还是融合，整个社会是在相互矛盾中生存与发展。
暂且不论社会形态、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和文化因素等差异，面对西方体育的强大攻势，如何保有自己的本土体育，可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从早期北洋军阀的“新武术”到西式兵操，从精武会的拳脚到西方的拳击，从国术馆的武术内容到西方体育的内容，经过两次大规模的“土洋体育之争”，人们逐渐明确了以武术为主体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基本方向：
我们中国人对固有的武术等民族传统体育仅有民族情感是不够的，挖掘它的锻炼价值和教育作用是更为重要的。
对于西方体育既不能全盘照搬，也不能全盘否定，应有选择地借鉴，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这是20年代争论的结果。
而30年代争论的共识是：
单一强调任何一种体育的作用都是不客观，更是不全面和不科学的，只有兼容并包、东学西渐，才是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根本道路。
3.4武术的科学化必定破解其神秘化
自明清以来，传统武术的“神传”开始逐渐蔓延，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流行最广和影响最深的莫过于“达摩创少林拳”与“张三丰创太极拳”之说。
尽管《少林武当考》做了大量翔实的论证，并予以否定，但其余毒并未减少。
如1930年有《达摩剑》问世，并演化出达摩杖、达摩铲、达摩棍的传说。
陈微明在《太极问答》中依然回答“太极拳自可断定是三丰所传无疑”，后又相传四派（唐代许宣平、夫子李、韩拱月和殷利亨）；在《太极剑》中还记述“杨露禅能踏雪无痕”和“少年之使几椅悬空”的神功等，令人难以置信。
近代以来，不断有西洋大力士向中国武术拳师挑衅的报道，究竟有几桩是真实可信的？
又有多少是人为编造的？
松田隆智在研究中国武术史时尖锐地指出：
“人们抱着传说就让它传说这种等闲视之的态度，有的甚至从传说中又产生传说。
”久而久之，这种小说家言长期积淀的错误定势并存在下来，谬误变成了真理。
有人认为：
西方学术界相当重视经验论证，理论研究的成果最终必须经过事实验证，否则高明的理论也不能视为科学的。
上文中的“依托考据探索武术源流”内容就具有这样的特点，从考据的全过程来看，证明了当时的武术界已开始持冷静的态度、实践的标准、科学的知识、长远的打算来研究武术的发展问题，并与近代体育交融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2篇：
地方文献在学术研究中的价值及规范运用
张长琳
摘要：
地方文献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政治经济价值和文化教育价值。
加强地方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不但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还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本文从文献学的视角探讨了地方文献在学术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客观分析了学术研究中运用地方文献的不足及存在的问题，对合理规范地运用地方文献推进学术研究进行了学理思考，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
地方文献学术研究学术创新规范运用
地方文献是地方文化在一定历史时间中的浓缩和沉淀，是留存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
总体来讲，地方文献详实而深刻地反映出一个区域的文化，是了解地域文化的重要媒介。
在当前的学术研究进程中，我们一定要重视地方文献，在深度挖掘其蕴含的学术价值同时，合理开发利用地方文献，实现对地方文献的传承和创新，助推学术研究纵深发展，助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一、地方文献在学术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
人类历史绵延流长，从远古社会到近现代社会，人类通过各种文字和图像等形式将思想、经验和社会生活的内容记录与保存，进行一种信息的传递，这就是所谓的文献。
而地方文献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国家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地，地方文献也具有内容广泛、形式多种多样的特征，是一个特定区域内的信息资源的集合。
但是关于地方文献的定义，人们长期以来存在着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
广义的理解是：
地方文献指地方出版书籍、地方人物著述、地方的历史资料；狭义的理解是：
地方文献就是地方的史料，即内容上具有地方上某些特征的区域文献。
而现实生活中人们所谓的地方文献（LocalLiterature）通常指图书馆收藏的有关某一特别地区及其居民的书籍、印刷品、图片、相片和其他资料，包括一个地方的历史、天文、经济、军事、文化、风俗习惯、特产、人类、名胜古迹等，是用来反映特定区域内的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
地方文献中的地方区域性一般来讲是相对一个国家而言的，是一个国家的领土所辖的某一个部分，如地方文献、广东地方文献、河南地方文献等，但似乎没有“中国地方文献”“日本地方文献”之说。
（一）地方文献与地方文化的关系
之所以说地方文献具有文化价值，主要是基于地方文献和地方文化的关系视角。
地方文献和地方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渊源，两者不可分割、互为一体。
地方文化是地方文献产生的“土壤”，缺少地方文化，地方文献将成为无根之木；地方文献是地方文化的反映和具象化呈现，对地方文化的发展、传承有着清晰的记载，能够有效地推动地方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具体来看，首先，地方文化是地方文献产生的基础。
地方文化展示的是一个地域的政治经济发展和民生百态。
而地方文献则是能够记录这些地方文化的媒介，离开了地方文化，地方文献则失去了基础和记录来源。
其次，地方文献反映地方文化。
上述文中已经阐明地方文化是地方文献的基础。
换言之，地方文献是地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它记载着一个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领域的发展历程，是地方文化的浓缩，同时对地方文化的未来发展起着链接作用。
从这一点来看，地方文献的内容反映了地方文化。
最后，地方文献与地方文化之间又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
两者都是一个地域民生百态和各领域发展的反映。
地方文献能够记录并传承地方文化，地方文化又能够不断丰富地方文献的内涵和体系架构，因此地方文献与地方文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地方文献在学术研究中的价值
地方文献是公共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近几年来，对地方文献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重视。
研究一个地区的文化，对于认识一个地区的发展特点和文化的形成过程，对于一个区域经济、科学、文化和社会发展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同时，这种认识也有助于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和理解。
所以，在不久的将来，地方文献将会以一个新的形态出现在学术之林，而对学术研究提供全面的帮助和服务必将成为文献管理部门的重要任务。
地方文献的功能是收藏、开发和利用某一特定地区内的人类社会的实践文化成果，是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缩写，具有重要的历史信息价值。
它对促进地方区域文化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比如杂交水稻的研究基地建在湖南，我们可以说杂交水稻是从湖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
而对杂交水稻的研究、推广以及所产生的经济情况等方面的资料提供巨大帮助的就是地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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