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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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

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

陈翰笙

“每当权利失去均等，土地转移到少数人手中的时候，社会与政治，必起绝大的变异，中国历史显示多数朝代的覆亡，皆以此为主因。

”意大利特来贡尼（C.T.Dragoni）教授对中国土地问题这样说。

他应全国经济委员会之聘，由国联来华专意指导作现代中国农村情况的研究。

今年春季，他到湖北兵燹之区，游历一遭，观察所得，曾有郑重的报告说：

“倘若新旧地主，依照旧俗，随心所欲的下去，数年之间，必将重蹈覆辙。

将来新的情况，将更恶劣，因为一切事态皆利于富人阶级掠夺穷人的土地。

我终以为这种情形，必须尽力免除。

”

一贫农需要土地

中国的经济构造，建筑在农民的身上，是人所周知的事实。

殊不知农村中不下于65％的农民，都很迫切地需要土地耕种，中国的经济学者以为自耕农是自给自足的，其实这是远于事实的见解，在黄河及白河两流域间，自耕农很占优势，然而大多数和别处的贫农一样，所有土地，不足耕种。

（1）土地分配不均

白河流域的土地，分配的就很不平均。

河北省定县，自耕农占70％，佃农仅占5％，然而经过调查的14617农家之中，有70％的农家占有耕地不到全数的30％，其余不到3％的农家，占有耕地几当全数l/5。

定县的土地分配表（134村，1930—1931年）

无地可耕者|1725|11.8|||

25亩以下者|8721|59.7|95139|29.4|10.9

25--49.9亩者|2684|18.3|87903|27.1|32.8

50—99.9亩者|1152|7.9|79035|24.4|68.6

100--299.9亩者|302|2.1|46357|14.3|153.5

300—300亩以上者|33|0.2|15481|4.8|469.1

总计|14617|100|323915|100|22.2

定县是河北富庶之区，所以以保定为代表，来研究河北省的土地问题，较为合适。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曾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协同合作，在保定作过一次农村调查，调查者计有10村，凡1565家，其中65％的农家，不是无地可耕，就是耕地不足。

保定土地分配表

（10个代表村中之地主与农民，1930年）

地主|58|3.7|3392|13.4|58.5

富农|125|8|7042|27.9|56.3

中农|362|23.1|8400|32.8|23.2

贫农与雇农|1020|65.2|6686|25.9|6.6

总计|1565|100|25520|100|16.3

以每个农家占有耕地的平均数而论，定县实较保定为多①。

定县的多数农民，每家都有25亩以下的土地，即贫农每家也有10亩土地。

而保定的贫农与雇农，平均每家不到7亩地。

所以65．2％的农家只有耕地的25.9％，反之11.7％的地主与富农，却有土地41.3％。

在保定60％以上的地主，人口占村民2.36％，虽然自家管理产业，但不从事耕种。

其中有3％以下的土地，占地10.57％，是雇用无地或土地不足的贫农与雇农②来代他们耕作的。

—————————————————————

①定县每家平均较保定多36％。

②保定的雇农和普通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劳动者不同，他们自己都占有一些土地。

所调查的203个雇农农家．有6％是有一些土地的。

扬子江下游的情形与河北省大不相同，在扬州与杭州之间的地带，地主完全是收租的。

自己经营的地主，甚属少见。

在杭江平湖，很多大地主，该处土地多为地主所独占的，地主以3％的人口，而占有土地80％。

在平湖，因为尚有4％以下的耕地未曾开垦，所以地主占有耕地的百分数，显见得是耕地分配之十分不均。

中小地主占有耕地40。

52％，大地主占有39．56％。

占有千亩以上的地主，并不是普遍的现象，因为在扬子江流域中，中小地主实占主要地位。

平湖土地分配情形表（1929年）

产业量|农家数目|占有地亩|对全耕地的百分比

小地主（1～99.9亩）|1200|60000|11.63

中地主（100～999.9亩）|380|149000|28.89

大地主|66|204000|39.56

总计|1646|413000|80.08

在江苏无锡，千亩以上的地主仅有耕地8。

32％，中小地主却有耕地30．68％。

该地9％的土地，属于地方公团、庙宇及各宗族。

只有余下的52％的耕地，为600000农民所有。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曾在无锡调查20个代表农村，在1035农家中，其土地分配情形如下表。

无锡土地分配表（1929年20个代表村）

地主|59|5.7|3217|47.3|54.5

富农|58|5.6|1206|17.7|20.8

中农|205|19.8|1418|20.8|6.9

贫农与雇农|713|68.9|965|14.2|1.4

总计|1035|100|6806|100|6.6

无锡的地主，仅有5％是自己经营田产，他们在农村户口中只占6％以下，却占有耕地47％，其余69％的人家，都是贫农与雇农，他们占有的田地，仅为14。

2％。

在杭州西边的临安土地分配，也很不平均。

在1930年全国建设委员会曾派十人赴该地调查，据他们的报告，十亩以下的贫农很多，临安不及无锡富庶，贫农占全人口48％，所有耕地仅13％。

临安士地分配表（1930年）

耕地量|农家数目|农家百分比|占有地亩|土地百分比

1--5.99亩|3113|31.0|16000|7.0

6--10.99亩|1718|17.1|14000|6.1

11--50.99亩|4106|40.8|20000|8.7

51--100.99亩|646|6.4|60000|26.1

101-200.99亩|382|3.8|70000|30.4

201--500.99亩|75|0.7|30000|13.0

501亩以上|17|0.2|20000|8.7

总计|10057|100|230000|100

在淮河流域或扬子江流域之间的山地，土壤的硗瘠，更次于临安。

这一带的土地，分配的更不平均。

河南南阳县，有65％的人口都是贫农，他们所有的耕地，仅当全农地l/5。

该地占有25亩的农家，通常也算作贫农。

中农通常有土地50亩至70亩，富农平均享有农田百亩。

南阳土地分配表（1933年）

产业量|农家数目|农家百分比|占有地亩|土地百分比

1—4.99亩|42279|38.9|126800|7.2

5--9.99亩|28625|26.3|229000|13.0

10--49.99亩|33355|30.6|867100|49.3

50—99.99亩|3487|3.2|263300|14.9

100--199.99亩|850|0.8|127900|7.3

200亩以上|244|0.2|146300|8.3

总计|108840|100|1760400|100

关于福建、云南、广东、广西、西南诸省的土地分配情形，现在没有详细报告，（广东省农业调查报告）一书上卷于1925年由广东大学刊行，下卷于1929年由中山大学农院刊行；该书对广东土地分配情形虽略有叙述，惟对于土地占有情形，则毫未说明。

两位热心的苏联学者，佛林（M．Volin）氏与约克（E．Yolk）氏，曾于1926年夏季到广东，搜集材料，以便研究农民问题。

根据这些材料，匈牙利人马季亚尔（L.Magyar）氏对广东土地分配情形，曾有一种估计。

佛约两氏的材料，完全是从当时的农民协会搜集而来，该会为富农及中农所主持，因之马季亚尔氏的估计决不正确。

因为材料来源的限制，所以他对于贫农的经济情形，没有充分注意。

马氏说广东的贫农之家，平均有田五亩①，是远于事实的估计。

——————————————————

①广东的“亩”本比保定为大，南阳的亩本比临安为小。

以公亩为单位来计算．则保定亩等于6.40公亩。

定县6.15公亩，临安6.144公亩，平湖5.728公亩，无锡则为5.616公亩。

马季亚尔的文章发表于1927年，至1929年重加订正，并有以下的叙述：

“大略计之，西南诸省的地主，占有耕地60—70％，扬子江流域占有50—60％，河南陕西占有50％，山东占有30—40％，湖北占有10—30％，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省占有50—70％。

”因为地主与无土地者同时并存，并且在广东省无土地者尤独多，所以广东省的土地分配情形，我们应重新估计如下：

广东省土地分配表（1933年估计）

地主|110000|2|22360000|52|203.3

富农|220000|4|5460000|13|24.8

中农|090000|2|550000|15|6.0

贫农及雇农|040000|74|080000|19|2．o

总计|460000|100|42450000|100|7.8

74％的贫苦农家，占有耕地不及1/5，同时2％的人家，却占有耕地l/2以上。

这是广东省的普遍情形。

广西的东部，有七县在1926年经塔汉诺夫（Tahanoff）调查过，当地的2％的人家占有土地71％，25％的人家仅有土地29％，其余70％的人家，则贫无立锥之地。

（2）耕地的分散

少数懒惰的地主，占有大块的土地，集合许多贫苦农夫来耕种。

土地分配的不均，在其他各国固然也不是没有，但在印度与中国是更加显著，因为该两国度内的贫农百分数很高，而且耕地太分散了。

同时贫农更因为土地的分散，而更加渴望土地。

在德国的巴登，小农田很为普遍，每家农田的平均面积是3.6公顷（Hectare），日本最贫困农民的农田面积是0.49公顷，但在江苏无锡，所调查的700户贫农，他们的农田的平均面积，只有0.29公顷；河北保定的870家贫农之中，每家农田的平均面积有0.53公顷。

即以所有农民的农田混合计算，无锡的农家平均只有0.42公顷，保定农家平均不过1.06公顷而已。

每家耕种平均面积表

地方|所调查的农家数目|年份|每家平均占有本地亩数|每家平均折合公顷数

定县|790|1928|25.80|1.59

保定|1565|1930|16.54|1.06

无锡|963|1929|7.50|0.42

在殖民地的印度小农占主要地位，大农田很为少见，大部地主的土地租给贫农耕种。

印度的农田都分割成小块，中国也是如此。

以无锡的34农家为例，每家耕有农田16亩有余（90公亩），平均每家有地12块，每块平均二亩半，约合14公亩，同时最小地块只有0.35亩，约合二公亩。

李景汉氏在定县调查一大村，200农家之中，共有田亩1552块。

这些地块通常距离农村约有一英里远近。

200家之中有26家，各占有田地六（为众数）块，最坏的两家，各有田地20段。

经调查而知，每块有田4．2亩，或约26公亩。

其余1552块的69％，每块只有5亩以下的土地。

如印度一样，分散的农田，足以浪费时间、金钱与劳力，耕作者即有改良方法，也无从实行。

无锡34家农田地段表（34村1931年）

16--20.99亩|3|57|32|10.67|1.8亩

21--31.99亩|20|535|236|11.80|2.3亩

32亩以上|1l|444|143|13.00|3.1亩

总计|34|1036|411|12.09|2,5亩

农家耕地地块的数目和大小，可以反映出社会的与经济的意义，经过社会科学研究所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在保定的调查而益为明显。

在所调查的1390农家地块中，4.84％的地块，每块不到一亩，57.09％的地块，每块有一亩到4.99亩，38.07％的地块，每块有五亩至五亩以上。

自己经营土地的地主与富农的耕地地块，大块的占百分数较多，小块的占百分数较少，反之，中农与贫农，尤其是雇农，小块地段占百分数较高，而大块地占百分数较低。

由1929至1930年之间，土地的变动很大，如耕地的售卖、押当、与农家的分产，穷苦农家把较大的地块都丧失了，所余者都是较小的地块。

因为他们在农户中是占大多数，所以大块

地段日益减少，小块地段日益加多。

在1930年，1390家中，有4.92％的地块，每块不足一亩，57.44％的地块，每块为4.99亩，37.64％为五亩及五亩以上。

每块耕地的平均面积，一般趋向，也在减少，在雇农之间，尤其显著。

保定耕地地块平均面积减少表（1390家1929—1930年）

年份|经营地主地块平均面积|指数|富农地块平均面积|指数|中农地块平均面积|指数|贫农地块平均面积|指数|雇农地块平均面积|指数

1929|10.63亩|100|8.1亩|100|4.66亩|100|3.22亩|100|1.88亩|100

1936|10.47亩|98.5|7.99亩|98.6|4.61亩|98.9|3.21亩|99.7|1.8亩|95.7

不管农户所耕田亩减少不减少，而农田却在日趋分散。

这种趋势是农业生产的障碍，并且使合理化的管理及土壤改良，均无从实现。

所以这个趋势是使地质日益硗瘠与枯竭的主要因素。

比较起来，每公顷棉花的平均生产量远不如埃及，烟草远不如苏联（U.S.S.R.），玉蜀黍远不如意大利，大豆远不如加拿大，小麦远不如日本。

在1928—1930年间，中国白米生产是平均每公顷18.9昆特（Quintal每昆特等于100克），在同时期内，美国每公顷之平均生产量为22.7昆特，日本为35.9昆特，意大利为46.8昆特，西班牙为62.3昆特。

小农田天然排斥大量生产的发展、大量劳力的使用、资本的集中、多数牲畜的饲养与科学的应用。

不久以前，由国联来华之意人特来贡尼教授曾对全国经济委员会作报告说：

“在欧美各国，在同一区域内往往可以见到大规模的、中等的、小规模的农田企业。

大规模与中等的农田，常雇用专家指导农事，以最完全的方法收最大的效果，小农耕法取效，颇称便利，以此之故，专门技术才能继续发展。

此等事情，在中国并不难见，因为农家土地狭小，决不允许雇用技术专家”。

在零星片断，连供给一头驴或一只水牛还嫌不够的农田上，而要雇用一位专家，岂不是笑话!

外国观察者，很了然于中国之专恃畜力经营农业之不适宜，印度人鲁易（M．N．Roy）曾用德语指出其对于经济的重大影响如下：

“农民之慢性的穷困，与难以相信的低劣的普遍生计，即是其结果。

一般所谓中国农业的强度，就是用大量劳动力从极小的土地面积上获取极高度的效果，在如此不利的生产条件之下，全部的社会劳动，大多尽用于农业耕作”。

二大地主是促成农村崩溃的主要因素

现在中国的贫农，难有增加其土地之望。

因为在近代的经济影响之下，私人财产的发展，已有一世纪的行程。

国有及公有的土地，为大地主所掠夺，他们非法的然而在事实上垄断了这些土地的地租。

大约在350年以前，中国有耕地701400000亩。

9.19％为兵士的屯田，由兵士自己耕作着，27.24％为各种官田，63.57％为庙田、族田及私田。

当时的私田仅有全数50％。

现在虽未有精确的统计，但私田的百分数一定大有增加。

例如无锡的田产，在1931年分配如下：

官田占0.48％，庙田占0.22％，族田占7．81％,私田则占91．47％。

中国兵士虽早已不从事农耕，但在本世纪之初，尚有屯田7570000亩。

后以承继、转租、典当及种种税务纠纷的关系，这些田地，渐渐转入私人之手。

在这种情形之下，省政当局，乃宣布公卖这些田地，如湖北、湖南、浙江三省，曾出售此项田地，定价较低，每亩之价由七元至十元。

但中国贫农决无此等购买能力。

另外在11世纪时，中国有学田之设。

学田之收入，专为祭祀孔子及补助贫寒学子之用，近则完全移作教育基金。

此等田地，存在于中国的多数地方。

在江苏的灌云，学田占全耕地1.21％，济南学田占3.78％。

云南学田之收入，占全省教育基金55％。

近来江苏的学田有秘密出卖的，而四川竟公开出卖。

此种情形，如同属于旧满洲兵士的旗田一样，政府也公然出卖。

河北省的旗田佃户当不能交偿田租的时候，往往有弃田不耕的事情发生。

公田也在减少了。

庙田在扬子江流域各省对土地关系曾有重大作用，现在多被有力僧人秘密的典当或出卖，或被地方军事当局公开拍卖了。

在广东、广西、贵州、福建等省，族田很多，大都为少数人所独占，这些人实际已经变成大地主了。

最近四川人民呈请省政府，禁止各地驻防军人没收或出卖族田。

因为该省军人不但消灭族田，而且把属于行帮的田产都分裂了。

即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察哈尔、绥远，移民很有希望的诸省，大部官田也极迅速地变为私产。

自1905至1929年，24年之间，黑龙江的95％的土地，皆归私人所有，大部转入大地主之手，这土地有25％以下，都经开垦了。

大地主同时多为军政长官。

自1906至1910年之间，周孝义（ChowShaoYi）为黑龙江省土地局长，他在松花江以北肇东东南一带，占沃土50方里，据为已有，现在大半都经开发，归周氏享有其利。

继而吴俊升为黑龙江省长，自1924至1925年间，吴氏攫得土地，几遍全省，另外在辽北洮南尚有田地2万亩。

绥远省有265所天主教堂占有土地约500万亩。

该省的临河县有杨李二家，有地不下7万亩，另外霸占官田40余万亩，“佃户之种公田，地租则入私囊”。

（《绥远民国日报》）大地主垄断官田，恫吓贫农及中农，不准染指其间。

实则贫农及中农即有机会购买官田，也决无力偿付地价，及其他非法费用。

近年以来，在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及陕西的北部，有成千累万的贫苦难民，受饥馑、战争、苛税、征发及土匪的迫害，向关外等省迁移。

这些无衣无食，无居处，而又不名一钱的农民，无地可耕，不能成为独立的农民。

多数赋闲，有的变为佃农，其余受雇于富农及经营地主，此等地主有大量土地。

据中东路经济局统计员耶希诺夫（E．E．Yashnoff）的统计，1925年，在农业最为发展的52县之中，有佃农30万户，经营地主及自耕农70万户。

70万家的土地分配表（吉林黑龙江，1925年）

类别|农家百分比|土地百分比

经营地主及富农|14.3|52

中农|42.8|39

贫农|42.9|9

总计|100|100

在近代环境之下，饥馑，不可避免的可使土地集中。

中国贫农既多，这种趋势更为显然。

例如绥远萨拉齐的大塞林村（Ta—Se-Ling），在1929至1930——饥馑之年，多把土地售与绥远省政府官吏。

在陕西中部，1928至1930年的灾荒，很悲惨的把土地集中起来，往往以百亩之田，换取全家三日之粮。

1931年的长江流域几省大水灾，又使很多土地集中在大地主及富农之手。

连年的天灾人患，使中国陷于水深火热之境，最近的谷价低落，均直接或间接的使地主的收入减少。

即以秩序较为平定的江苏而论，多数的佃农皆以无力交付地租，而关在牢狱之中。

地主不但感觉收租的困难，而且感觉田赋的繁重。

无锡每亩的田赋表（1915—1933年）

年代|每亩田赋|指数|年代|每亩田赋|指数

1915|0.627元|100|1924|0．726元|116

1916|0．627元|100|1925|0．648元|103

1917|0.617元|98|1926|0．986元|157

1918|0,628元|100|1927|0.936元|149

1919|0.626元|100|1928|0.962元|153

1920|0.632元|101|1929|0.948元|151

1921|0.626元|100|1930|1.118元|178

1922|0.632元|101|1931|1.036元|165

1923|0.626元|100|1932|0．916元|146

——|——|————|1933|1.182元|189

在最近十年之间，就是在江苏田赋也增加90％。

田赋增加的速率远超乎地租的增加速率，尤其当此谷麦跌价的时候，许多地主乐得把他们的田地卖出。

四川许多地主，都放弃田亩，移居成都重庆等城市中，借以逃避交纳田赋。

在长江以北，宣汉蓬安灌县以南一带，为川省最富饶之区，而各地驻军预征田赋至20年到40年之久，另外还有附加税及额外征发。

兹举例如下（见表）。

1929至1930四川田赋预征表

重庆|5|1931年4月|宣汉|22|1932年3月

璧山|7|1930年1月|潼南|2]|1931年9月

合江|8|1930年1月|蓬安|24|1933年2月

邻水|10|1931年6月|隆昌|26|1932年6月

江安|12|1933年1月|成都|28|1933年1月

宣宾|14|1931年11月|温江|30|1931年7月

威远|15|1931年8月|万县|31|1932年12月

荣昌|]8|1931年]月|崇宁|38|1933年1月

岳池|19|1931年7月|灌县|41|1933年4月

另外资中的田赋，在三年（1930—1933）之间，预征至14年之多。

南充的田赋，在一年半（1931年lO月至1933年3月）之间，预征至11年之多。

其他各省虽偶有预征田赋之事，但决不如四川之甚。

就中国各地论，都为繁重的赋税所苦。

例如湖南的附加税当征税之四倍。

江苏北部的沛县现在每亩征收田赋4.774元。

军事的征发常按地亩摊派，实际就是变相的田赋。

据报纸所载，两年之间，全国所有1914县之中，有823县，皆为此等苛税所苦。

至于黄河流域，军事征发更为频繁。

试以山东省五县为例，在1928年田赋正税总数为468789元，而军事征发却达1286395元之多。

换言之，军事征发约当田赋之274％。

这种百分数在有战事的区域更高，如1929年河北省的南部，与河北省的北部将有军事行动的时候，其数增至432％，可以为例。

当1930年4月至10月河南省的东部及中部发生战争的时候，其百分数为4016％，质言之，即军事征发约当田赋40倍之多。

1927年11月至1928年5月，山西北部及长城以北等地，有15县的军事征发，约当田赋的225倍。

赋税繁重，并不能使地主制度趋于崩溃，不过驱无力纳税的旧地主速就灭亡，而新的地主予以产生。

这些新地主能够负担或者避免那些赋税。

中国田赋在名义上是累进的，而实际是反累进的。

许多有势力的在外地主，从不纳税，而这种负担大都加在当地的贫农的身上。

现在纯粹以地租为活的地主，日渐减少，身为地主而经营商业参加政治的日渐加多。

最显著的如陕西中部的土地，经过饥馑之后，多集中在军政官吏、商人及伪慈善家之手，中国的地主，曰趋于活跃，已经跨进新的政治与商业之中，同时随着政治与商业性质的改变。

他们自身的性质也在那里改变。

（1）地主与富农做些什么

中国的地主和法国旧时代即大革命前的地主不同，他们大都是四位一体。

他们是收租者、商人、盘剥重利者、行政官吏。

许多的地主兼高利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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