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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代教育发展的平民化
试论宋代教育发展的“平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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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宋代的图书出版空前繁荣，各级官府均致力于雕版印书，民间出版活动也十分活跃。
在中央诸部门中，以国子监的出版活动最为主要。
宋代的国子监，不仅是教育机构，同时也是国家出版机构。
拥有雄厚财力的公使库是最大的地方出版机构。
宋代地方上的学校，也雕印了不少书籍。
在民间出版方面，书坊、家塾、书院、寺院及宗教社团等均参与其中。
坊刻代表了图书出版商业化运作的大方向，家刻则多为精品，书院刻书又别具特色。
关键词宋代；图书出版；官刻；坊刻；家刻；书院刻
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宋代教育既有直接的历史承续，又有显著的时代特色。
宋代的兴学运动在教育史上书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其历史性意义不仅在于教育整体规模的空前扩大，更重要的是它开启了教育“平民化”的新时代。
在宋代，“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1]，是许多像苏序（973-1047）那种三世不显、终生未仕者的风雅写照。
一、入学门槛的降低，取士不问家世
宋代各类学校“广开来学之路”[2]，扩大招生范围，与唐代相比，入学门槛降低很多。
唐代的国子学、太学、弘文馆、崇文馆只招收三品或五品以上公卿士族的子弟；四门学一部分招收勋官三品以上、文武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另一部分招收“庶人之俊异者”[3]。
在宋代，由于门阀士族制度的进一步衰落，中央官学中规格最高的国子学的入学资格已降到七品以上官员子弟。
不少低级官僚的子弟以及寒素子弟也进入国子监听读，甚至“远乡久寓京师，其文艺可称，有本乡命官保任，监官验之，亦听附学充贡”[4]。
这说明宋代的国子学已丧失了唐代那种贵胄子弟学校的性质。
宋代的太学也放宽到招收八品以下官员的子弟和“庶人之俊秀者”。
至于地方上的官办学校，其招生范围也比唐代广泛得多。
在宋代现实生活中，如“工商杂类”甚至连处于社会底层的“贱民”，其子孙都可以进入州、县学校读书。
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黄州一位屠户的儿子“易业为儒”[5]。
宋徽宗时，饶州余干县帽匠之子吴任钧，补入饶州州学，被升贡入京，并且以贡士起家，后来官做到提举江西常平。
[6]南宋时，州、县学的招生范围进一步扩大，不分士庶，“濒海裔夷之邦，执耒垂髫之子”均可入学“抱籍缀辞”。
[7]
由于宋代“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8]“取士不问家世”，[9]“显人魁士，皆出寒俊”。
[10]宋王朝的法律一般禁止工商业者本人应举做官，但其中的“奇才异行者”也可参加科举考试[11]，并允许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
这跟西汉规定“市井子孙不得仕宦为官”已经不同。
北宋时，曹州商人于令仪的子侄多人考中进士。
[12]庐州茶商侯某“家产甚富赡”，其子进士及第，后授真州幕职。
[13]南宋时建安人叶德孚买田贩茶，后获得“乡荐”，取得参加省试的资格，娶宗室女，授将仕郎。
[14]饶州鄱阳士人黄安道应举累试不中，改行成为“贾客”，后又预乡荐，参加礼部试，终于登第。
[15]根据朱瑞熙先生对宝祐四年（1256）《登科录》中记载的601名中榜进士的统计分析[16]显示：
这些进士中，除少数情况不明和宗室以外，大多数出身于乡户，其中县坊出身者不到20人；祖或父一代做官的有113人，祖、父两代做官的有23人，曾祖、祖、父三代都做官的有8人，这三部分进士合计为144人。
此外，还有宗室73人。
在这些人中，祖、父两代都不曾做官的有33人，祖或父有一代做官的有23人，祖和父两代做官的有3人，曾祖、祖、父三代都做官的有14人。
这就是说，在601名进士中，平民家庭出身的有417人，官僚家庭出身的有184人。
这一情况说明：
在科举登第者中，世代做官的子弟居于少数，大多数进士来自平民家庭。
二、在科举取士中抑制权贵，彰显公道
对上层官僚子弟科举入仕作适当限制是宋代科举制度的突出特点。
宋代科举制度主要在于从各个方面严防权要培植私人势力和世袭固定官职，使魏晋以来的士族门阀制度不再可能死灰复燃。
开宝元年（968）三月，翰林学士承旨陶榖的儿子陶邴中了进士第六名，宋太祖怀疑：
“闻榖不能训子，邴安得登第？
”于是下诏：
“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委礼部具析以闻，当令覆试。
”[17]从这一年考试起，凡官僚子弟被录取的，皇帝都要派大臣在中书省进行复试，合格以后才算登第。
景祐五年（1038）御试进士的时候，仁宗就因为时议的缘故，密诏陈博古、韩氏四子及两家门下士范镇、宋静的考卷不得参加。
绍兴二十七年（1157），诏令“两省、台谏、侍从有服亲省试合格者，令礼部具名以闻，命后省覆试”[18]。
殿试制度确立后，皇帝在确定殿试名次时，还往往把及第的大臣的子弟排在平民子弟之后，以示奖拔寒俊之意。
于是，有些权要重臣的后代边主动放弃殿试。
叶梦得记载：
范杲是宰相范质的侄子，“见知陶榖、窦仪，皆待以甲科，会有言‘世禄之家不当与寒畯争科名’者，遂不敢就试。
”[19]
此外，宋代别头试、锁院、糊名、誊录及其他科举法规的建立，基本上排除了权贵对科举取士过程的干预，并使主考官无法根据个人的恩怨好恶任意取舍，从而为地主阶级各阶层士人的“平等竞争”提供了重要保证。
宋人有俗语称：
“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
”[20]这与唐代相比，进步是明显的。
虽然实际上开后门等不公正现象不可能杜绝，但在宋代，无论什么人只要书读得好，只要能适应考试的需要，就有可能由科举踏上仕途，正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在宋代，科举登第者多出身于百姓乡户，即一般地主与殷富的农民，也有一部分为工、商的子弟，高官的子弟甚少。
北宋中期的苏辙说：
“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
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
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
”[21]陈襄《仙居劝学文》云：
“今天子三年一选士，虽山野贫贱之家所生子弟，苟有文学，必赐科名。
身享富贵，家门光宠，启无徭役。
休荫子孙，岂不为盛事？
”[22]此言不虚，仁宗朝名士蔡襄就是“以农家子举进士，为开封第一，名动京师”[23]的。
孔延之也属于此类，史载，他“幼孤，自感励。
昼耕读书霸上，夜燃松明继之。
学势大成，乡举进士第一。
”[24]
三、添厨留宿，孤寒学子得到救助
学校降低入学门槛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增加了许多。
北宋中期的富弼讲道：
“负担之夫，微乎微这也，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儿，尚那一二钱，令厥子入学，谓之学课。
”[25]一二钱对许多贫寒家庭来说，却是很重的负担，不少学子在学校的生活难以为继。
据宋人楼钥记载，学生时代的范仲淹在南都（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学舍“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枕。
夜或昏怠，辄以水沃面。
往往粥不充，日昃始食”。
[26]《宋史》本传亦有类似记载：
仲淹读书“昼夜不息。
冬日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
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
”[27]到南宋时期，各地到临安来投考太学的士子，十之七八“无常产”，“居家养亲，不给旦夕，而使茫然远行，售文于一试”。
[28]侥幸被太学录取，初次参斋（入学报到），“贫无从出，未免奔走假贷”[29]。
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宋朝出台了一系列助学措施。
例如仁宗朝对太学生的救助就甚为可观。
一是给太学生增发伙食补助。
仁宗时初建太学，朝廷拨给田地和房缗，充作办学的经费。
[30]当时的太学生都由官府给食，后来一度减少，但一直未曾断供，到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内舍生每人每月尚给300文“添厨”钱[31]。
从熙宁五年（1072）开始，太学上舍、内舍和外舍生皆增给食钱，每人每月达1000文左右[32]。
二是允许贫困太学生在校留宿。
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教育家胡瑗和孙复在太学执教，要求朝廷放宽太学的火禁规定，允许生员在校留宿，获得批准后，“远方孤寒之士”得以寄宿太学，免得长期羁留旅邸。
[33]这一规定为全国各地的平民子弟来京就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四、大师关注小学，启蒙教育的相对普及
宋朝很重视儿童教育，提出“教子当在幼”[34]。
欧阳修更是强调：
“教育之法，始于童子，谓之小学，君子重焉。
”[35]士大夫纷纷参与“小学”教育，编写出适合当时需要的启蒙读物，对宋及其以后各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轼的表兄弟文同（1018-1079）记载了与他同时代一位寡妇办私学的事：
著作郎刘琚之女、太子中允许平施（字益之）之遗孀刘氏（1025-1072），“携诸孤奉輤车还成都。
至则旧产已空，萧然无一椽之屋以居。
寄人舍下，合聚闾巷亲族良家儿女之稚齿者，受训诫，教书字，逾十年。
获所遗以给朝夕，仅取足，不营于他”。
邻居们被投身稚教的刘氏感动，“其所居左右之人，凡过其门，悉俛首遽进，不敢諠谑作高语大笑”。
[36]
南宋人陆游有诗云：
“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
”自注：
“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
所谓《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
”[37]陆游描写的是绍兴一带乡村儿童上冬学的情况，显示当时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从每年十月起，富裕的农户送孩子入冬学，学习《杂字》、《百家姓》等“村书”。
项安世记载：
“古人教童子，多用韵语，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训》之类，欲其易记也。
”[38]赵汝鐩也赋诗记述：
“……农家颇潇潇……群儿窗下读，《千字文》、《蒙求》。
余因拊其背，劝汝早休休：
‘泓颖才识面，白尽年少头，耕食而凿饮，胡不安箕裘？
’乃翁听我言，急把书卷收，遣儿出门去，一人骑一牛。
”[39]上述诗文透露出：
南宋中期的启蒙读物，还有《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训》等适合儿童背诵的押韵文字。
理学家朱熹还编有《小学》、《论语训蒙口义》等启蒙读物，目的在于“取便于童子之习”[40],“资其讲习，庶几有补于风化之万一”[41]。
南宋末年，王应麟也著有《小学绀珠》、《小学讽咏》等少儿读物。
五、乡村教育方兴未艾
宋代教育“平民化”的另一个表现是教育逐步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苏轼总结北宋兴学运动时指出：
“朝廷自庆历、熙宁、绍圣以来，三致意于学矣，虽荒服郡县，必有学。
”[42]
朝廷对地方官学，除了划拨学田外，还派出学官。
尤其是朝廷对学校颁发《九经》，尽管数量有限，但是其导向作用与象征意义却是巨大的。
北宋中期以后，学校向县及县以下农村基层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
南宋时“都城内外，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观、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
弘诵之声，往往相闻”。
[43]福建在南宋时期已经成为教育发达地区。
朱熹说：
“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百人”[44]，南宋后期福州已是“城里人家半读书”，“学校未尝虚里巷”[45]。
刘克庄在《泉州南郭吟》中说：
“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耕樵必业儒”[46]。
宋代的江西，经济上很落后，教育上却是“荒服郡县，必有学”。
[47]江苏吴郡“虽处濒海裔夷之邦，执耒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缀辞？
”[48]张伯玉记载吴郡“师儒之说，始于邦，达于乡，至于室，莫不有学”[49]。
从北宋中期以后，基层的书院成为启蒙教育和初等教育的主体机构，发挥着知识传播功能。
书院培养了一批以学术与文化教育为终生职业的平民学者——“乡先生”，宋人杨天惠在《乐善郭先生（绛）诔》中对“乡先生”有个解释：
“孟子论士，以为入而独善其身，则仁义忠信，乐善不倦；出而私淑诸人，则孝弟忠信，诲人不倦。
如此人者，盖古之所谓天之君子，而今之所谓‘乡先生’者也。
”[①]他们“或教小学养生”，兴办“冬学”，编写“村书”，使得穷乡僻壤也能传出琅琅读书声。
《淳熙三山志》记载：
“凡乡里各有书社，……多至数百人，少亦数十人，间有年四五十者，以不学为耻。
”[50]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描述了一个乡村私塾的办学条件和教学情况：
“乐君……家贫甚，聚徒城西，草庐三间，以其二处诸生，而妻子居其一……每旦起，分授群儿经，口诵数百过不倦。
”至于苏轼八岁时在四川老家上的小学，规模已达几百人，其中许多是平民子弟。
苏轼回忆说，与自己一样经常受到老师张易简表扬的同学陈太初，就是“眉山市井人子”。
[51]
六、余论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平民阶层受教育的机会增加了很多。
据《舆地纪胜》记载，南宋时福建南剑州，“家乐教子，五步一塾，十步一庠，朝诵暮弦，洋洋盈耳”[52]，邵武军“所至村落皆聚徒教授”[53]。
这种农家好学的风尚在福建以外的一些地方也不罕见，苏轼在《谢范舍人启》中说当时“释耒耜而执笔砚者，十室而九”。
叶适也明确地说：
“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
”[54]由此可见，时人“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55]的诗句并非虚妄。
总体而言，宋朝的教育政策，为“农工商贾之家”“舍其旧而为士”开辟了通道，这正是官僚地主阶层“贫富无定势”之特性的本质表现，从根本上体现了整个地主阶级的意愿，也适应了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
当然了，就宋代来说，教育的“平民化”是相对而言的，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发展过程，体现为一种发展趋势，远未达到“平民化”的理性目标，宋代乡村教育的蓬勃发展，也远未达到区域尤其是城乡协调。
宋代教育的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地域性差异。
京城的优质教育资源和良好的学习环境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
《宋史》记载：
“开封府学解额稍优，四方士子多冒畿县户；又隶太学不及一年不该解试者亦往往冒户。
”[56]天圣七年（1029）十一月，有大臣密奏：
近年开封府中进士者多达1900余人，多冒充户籍，请朝廷制定规章加以规范。
仁宗皇帝诏令：
举人有开封府户籍七年以上、不居他处者，听凭应试。
虽无开封府户籍、也未占他州名额者，调查核实后由两名京朝官保举；如若违犯，保举官员以违制论处。
外州举子寄居开封者全部返回原籍参加考试，若行贿而妄冒籍贯及三代者，以违制论。
[57]由于冒籍到开封府学的学生不断增加，开封府学员往往溢额，宋徽宗时开封府学生有1158人。
[58]至于到太学求学的学生，更是一年比一年多，尽管太学员额不断增加，仍然满足不了求学者的需求，于是太学里聚集了许多没有学籍的旁听生。
嘉祐（1056~1063）初年大儒胡瑗在太学讲《易》，“常有外来听者，多或至千数人”；孙复在太学讲《春秋》，“来者莫知其数。
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户外者甚众”。
[59]到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鉴于太学生员爆满，朝廷又在城南专门建立了太学预科班——辟雍。
最多时辟雍生员也达数千。
此外，还有一些学生是跟随自己的老师进京学习的。
例如洛阳人种放（956~1016）曾在终南山一带隐居讲学，咸平五年（1002）应召后，被授予左司谏，直昭文馆。
种放时常往返于朝廷与山林之间，“每至京师，秦雍生徒多就而受业”[60]。
（作者简介：
周宝荣（1964-），男，河南灵宝人，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编审、博士。
）
参考文献：
[①]据邹重华统计，《宋史》中分别在《邵亢传》、《文天祥传》、《范镇传》和《赵良淳传》4处出现“乡先生”，在宋人文集中则频繁出现。
南宋名相虞允文的后代虞集入元后追记故乡四川的教育，对“乡先生”有较多笔墨。
详见邹重华：
《“乡先生”——一个被忽视的宋代私学教育特色》，载邹重华、粟品孝主编《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359-392之361、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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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全集》卷八《答任师中家汉公》。
[2]潜说友：
《咸淳临安志》卷一一《学校·宗学》。
[3]马端临：
《文献通考》卷四一《学校二·太学》。
[4]《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5]陈师道：
《后山谈丛》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洪迈：
《夷坚志补》卷二《吴任钧》。
[7]范成大：
《吴郡志》卷四《学校》，引朱长文记。
[8]陈傅良：
《止斋集》卷三五。
[9]郑樵：
《通志》卷二五。
[10]赵彦卫：
《云麓漫钞》卷一。
[11]《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一二，《锁厅》；一四之一五至一六，《发解》。
[12]王闢之：
《渑水燕谈录》卷三。
[13][明]解缙：
《永乐大典》卷一三至三九《梦字》。
[14]洪迈：
《夷坚丁志》卷六《叶德孚》。
[15]洪迈：
《夷坚丁志》卷一六《黄安道》。
[16]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M].郑州:
中州书画社.1983.
[17]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开宝元年三月癸巳。
[18]李心传：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三《复试权要子弟》。
[19]叶梦得：
《石林燕语》卷五。
[20][宋]苏辙：
《栾城集》卷二一《上皇帝书》。
[21][宋]赵抃：
《清献集》卷八《乞给还太学田土房缗》。
[22]陈襄：
《古灵先生文集》卷一九《杭州劝学文》。
[23]曾巩：
《元丰类稿》卷四二。
[24]陆佃：
《陶山集》卷一四。
[25]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庆历四年六月戊午。
[26][宋]范仲淹：
《范文正公集》附《四明丛刊•范文正公年谱》。
[27]《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
[28]欧阳守道：
《巽斋文集》卷一二《送刘季清赴补序》。
[29]《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八之二七。
[30]赵抃：
《清献集》卷八《乞给还太学田土房缗》。
[31]《宋会要辑稿》崇儒一之三○。
[32]《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八之一○至一五。
[33]张舜民：
《画墁录》。
[34]袁采：
《袁氏世范》卷一《睦亲·教子当在幼》。
[35]欧阳修：
《欧阳永叔集·居士外集》卷八《州名急就章并序》。
[36]文同：
《丹渊集》卷四○《文安县君刘氏墓志铭》。
[37]陆游：
《陆游集·剑南诗稿》卷二五《秋日郊居》之七。
[38]项安世：
《项氏家说》卷七《用韵语》。
[39]赵汝鐩：
《野谷诗稿》卷三《憩农家》。
[40]朱熹：
《朱文公文集》卷七五《论语训蒙口义序》。
[41]朱熹：
《朱文公文集》卷七五《题小学》。
[42]苏轼：
《苏东坡全集·后集》卷一五。
[43]耐得翁：
《都城纪胜·三教外地》。
[44]朱熹：
《朱文公文集》卷八○《福州州学经史阁记》。
[45]梁克家：
《淳熙三山志》卷四○《土俗类二》。
[46]刘克庄：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泉州南郭吟》。
[47]吕祖谦：
《宋文鉴》卷八二《南安军学记》。
[48]范成大：
《吴郡志》卷四《学校》。
[49]吕祖谦：
《宋文鉴》卷七九，张伯玉《吴郡州学六经阁记》。
[50]梁克家：
《淳熙三山志》卷四○，《土俗类二》。
[51]苏轼：
《东坡志林》卷二。
[52]王象之：
《舆地纪胜》卷一三三《南剑州》。
[53]王象之：
《舆地纪胜》卷一三四《邵武军》。
[54]叶适：
《水心别集》卷九《汉阳军新修学记》。
[55]陈傅良：
《止斋先生文集》卷三《送王南强赴绍兴签幕四首》。
[56]《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57]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天圣七年十一月。
[58]赵鼎臣：
《竹隐畸士集》卷九《代乞驻跸府学札记》。
[59]《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七。
[60]《宋史》卷四五七《隐逸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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