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二套《大市中国》解说词全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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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二套《大市中国》解说词全集
八集大型电视纪录片
大市·中国
解说词全集
简介：
继《公司的力量》和《华尔街》之后，央视财经频道的又一力作——八集大型电视专题片《大市中国》于2011年春节期间与观众见面。
《大市中国》节目组历时一年时间，收集了近万张图片、几十件珍贵的实物，录制了100多位当事人、亲历者长达200小时的珍贵资料，采访了20多家上市公司。
一次对中国资本市场20年的全面梳理，精彩不容错过。
《大市·中国》借鉴“纪事本末体”体裁，每集一主题。
每一主题以中国资本市场二十年来走过的风雨历程为叙事载体，展现中国资本市场创立之后，给中国社会相关层面带来的重要变化。
《大市·中国》的分集主题是：
从头开始——思想之变；大门开启——市场之变；不一样的路——进程之变；规矩方圆——规则之变；锻造蓝筹——国企之变；走出家门——民企之变；引领创新——战略之变；股市人生——民众之变。
而这八大主题的核心是：
资本市场引领下，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
对于该片八大主题的形成，总导演王乃伟为我们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如果，用一个坐标系的横轴来代表中国经济的发展，纵轴代表资本市场的演进，那么就会发现，资本市场在中国创立后，横纵轴上所有重要的点，都是相互呼应的。
而横纵之间所夹的那根斜向上的直线，就是中国社会的进步、百姓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国人思维观念的转变。
在表现形式上，不同于“政论片”，它将影响中国资本市场进程、经济进程和社会进程的重要的事件和人物，以故事的形式加以展现。
通过这些鲜活的人和事，观众将和我们共同去感受市场参与者的喜怒哀乐，共同感悟市场的成熟和成长。
我们可以看到，资本市场在怎样改变着中国，改变着每一个人。
公元1602年，明朝万历三十年，当中国的君臣依旧在紫禁城里三跪九叩之时，几万公里以外，欧亚大陆的最西端，荷兰人已经在忙于第一只股票的交易了。
正是这种叫做股票的东西造就了当时世界上最赚钱的公司，也成就了荷兰的帝国梦想，并最终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
当这种脱胎于资本主义经济之下的东西最终进入中国时，那已经是两百多年以后的事了。
第一集从头开始
【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全文播发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今天的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似乎都应该以那次会议作为起点，那一年，是公元1978年。
1978年对于中国来说的确是不同寻常的一年。
那一年，《光明日报》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国人沉重的精神枷锁开始被打破。
那一年，安徽小岗村18户贫困的农民在一盏昏黄的煤油灯下签下了包产到户的契约，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迅速蔓延。
那一年，中断了10年的高考制度重新恢复，40万莘莘学子走进了大学校园。
也是在那一年，邓小平出访日本，参观了大型的现代化企业。
还是在那一年，中国开始引进外资，最大的合资项目，上海宝钢在长江口打下了第一根基石。
就在那一年的年末，新中国第一次向大洋彼岸的美国派出了50名访问学者。
1978年，属于中国的时代开始了。
2010年，已经80岁的厉以宁，每天的生活依然显得有些忙碌。
30年前，就是这位被称为“厉股份”的老人，率先提出了要搞“股份制”，耐人寻味的是，其初衷却是为了解决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
上个世纪70年代末，近两千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开始陆续返城，一时间，解决这些人的就业成了当时很多城市的燃眉之急。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
哪有那么多工作好分配呢？
所以当时我就想，能不能让群众自己想办法，用集资的形式去办股份制企业，这样的话就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就业。
在许多人的记忆中，两分钱一碗的大碗茶依旧散发着浓浓的醇香。
其实，早在厉以宁提出制之前，北京几个返城知青已经采用集资入股的形式组建了大碗茶青年茶社，他们这种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为之的事情，却催生了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的萌芽，新生的事物往往就开始于人们的这种无意识。
1980年1月1日，身为国有企业的辽宁抚顺红砖一厂，为了募集到扩大生产急需的资金，情急之下，他们向相关企业公开发行了260万股红砖股票，这是新中国出现的第一张股票。
其实红砖一厂或许并没有今天人们所赋予的开创意义，股份制之于他们还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
成都，四川省省会，就在北方的抚顺红砖股票发行六个月之后，基于同样的目的，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股份公司成立，并尝试发行了股票，有意思的是，在他们的请求报告和政府批复的文件上都统一地写着“股分公司”，分家的分。
股份制在当时人们的心中是何等的陌生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实，即便是在中国的理论界，对于股份制也是充满争议。
【采访】厉以宁——
股份制上市有争论的，有人认为中国股份制是早产儿，你市场经济还没有搞起来之前，你就把股份制这个事就先拿出来，不是早产儿吗？
这是1980年9月25日的《工人日报》，在同一版面上刊登了两篇有关“股份制”的文章，观点针锋相对，其中的一篇文章认为“股份制是社会主义企业一种可行的模式”；而另一篇文章则认为“股份公司的私有制性质决定了它的分配原则是按资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
”这从根本上否定了股份制。
其实这种关于股份制到底姓“资”姓“社”的争论一直就没有停止过，直到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才一锤定音，股份制，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电影】《邓小平》片断——
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搞个特区，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深圳，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1983年7月，深圳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第一次公开向全社会发行保本付息的股票，他们大胆地把招股启事刊登在了深圳市委的机关报《深圳特区报》上，这是企业招股启事第一次在媒体上公开，《深圳特区报》也成为第一家刊登企业招股启事的党报。
1984年是一个躁动而热烈的年份，从年初邓小平的第一次南巡里，人们感受到了政策气候的变化，那一年，中国第一次出现全民经商的热潮，“我们都下海吧”成为那一年的流行语，各种五花八门的公司争相注册，包括日后如日中天的万科、联想、海尔等，1984年也因此被称为公司元年。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试点工作也在那一年开始了。
李顺考，他见证了天桥商场股份制改造的整个过程。
【采访】时任天桥百货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顺考——
当时我们想，出发点就是咱们商业企业、国有企业闯出一条新的路子来，怎么让它更适用国有资产，迅速让它发展增值，别老处于这么一个状态。
天桥百货商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是全国“第一面商业红旗”，典型的国有企业，科级单位，它的经理只有“一把条帚”的审批权，修个厕所都得拨款，而且30年未做过修缮的天桥商场也早已是破旧不堪。
1984年，做为“红旗”的天桥百货商场开始了自发的股份制改造。
【采访】李顺考——
那时候那股份制不敢（提），好多人反对，人说你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有嫌疑，姓“资”的嫌疑。
公司成立之后，李顺考负责到工商局办理公司的营业执照，而工商局却为如何界定他们的企业性质左右为难，因为在当时的中国，企业性质只有国营、集体、个体这三种形式，股份制还是一个空白。
【采访】李顺考——
人家说了，你让我怎么写？
没法写，你这算什么呀？
我给你说你是国营吧，你这里头有集体成分，那还有个体成分呢，这个企业定性就很难，就难着你了，不是人家不给办，是因为把人家给难着了。
为了给公司一个合适的名分，李顺考跑了三天工商局，而工商局为此也开了三天的会议。
【采访】李顺考——
最后我说咱们这么着吧，就按照资金性质来给它写，国营、集体、个体联合。
在今天看来，这或许是非常奇怪的一个营业执照，但在当时的中国却是一个极大的突破。
1984年7月25日，天桥商场的股票正式发行，但也仅限于向内部职工和相关单位发售，而且股票依旧带有还本付息的承诺。
两年后，当邓小平赠送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梵尔林股票时，天桥的股票也因此与之失之交臂，而有幸被选中的是另一只上海的股票——飞乐音响。
上海，中国的金融重镇，国际化的大都市，然而今天，人们眼中不足为奇的事情，在1984年的上海却经常被人们当作新闻来谈论。
【采访】《新民晚报》总编办主任潘新华——
现在看起来是很一般的报道，但是在当时的确有点从无到有、从零到一的，比如说我随便举一个例，上海第一家五星级的酒店就在这一年开工；上海一家中外合资的汽车厂——大众，上海大众——在安亭这里开工。
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钢琴也好，支票也好，五星级酒店也好，汽车合资也好，包括股份制的成立，好像时代潮水走到这一步，总会汹涌向前。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人们对于股份制的认识，上海和全国的其它地方也还没有什么两样，股份制还依然是个敏感的话题。
1984年，年仅43岁的秦其斌走马上任上海飞乐电声总厂厂长，就是他，一手创建了上海的第一家股份制公司——上海飞乐音响公司。
当年上海的音乐茶座就像今天的酒吧一样，异常的火爆，音响随之也变得炙手可热。
秦其斌不想失去这样的市场机会，他提出用集资入股的形式创办一家生产音响设备的公司，这就是日后的“小飞乐”。
【采访】上海飞乐音响公司首任董事长秦其斌——
那个时候很简单啊，胡弄的，激动之下的产物，激情之下的产物，也不是创新，那个时候没有意识到这就是一种创新。
搞股份制在当时还面临着一种政治上的风险，出于谨慎，秦其斌在给公司取名字时有意地避开了“股份”的字样，但“公司”这样的称谓还是受到了主管部门的严厉批评。
【采访】秦其斌——
啊，你们叫公司？
秦其斌你是不是有野心？
你感到你这个飞乐电声总厂厂长太小了，是不是你有意识要自我抬高？
哎呀，那个时候有嘴巴说不清了。
秦其斌为此作出了深刻的检讨，因为在当时，公司是带有行政管理职能的，需要局级以上的部门审批才能设立，等到秦其斌为公司注册时，他又碰到了和天桥商场同样的麻烦，不同的是，“小飞乐”选择了“集体所有制”的性质，但这又为日后埋下了隐患。
1984年11月15日，上海的《新民晩报》刊登了“小飞乐”准备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的新闻。
【采访】潘新华——
我的理解的社会公众，我想市政府批准人民银行这个决定里面，这个社会它应该是更加广泛的含义。
其实“小飞乐”原准备只是向企业内部职工发行，但这篇报道却引起了普通民众的关注，人们争相咨询发售股票的事。
【采访】秦其斌——
《新民晚报》党委书记直接给我一个小小的厂长打电话，老秦啊，帮个忙吧，帮帮忙吧，我们这儿压力很大，你一定要向社会发行股票。
不发股票，我们《新民晚报》的这个信誉就没了，无论如何请你帮个忙。
三天之后，一万股“小飞乐”股票正式发行，而向社会公众发行的只不过一千股而已，但正是这一千股，却改变了“小飞乐”股票的意义。
1986年初，上海静安区税务局稽查大队找到了飞乐音响公司，而就在前一天，秦其斌才刚刚通过股东大会，给所有的股东派发了第一年的红利，当年公司注册时埋下的隐患爆发了。
【采访】秦其斌——
你们私分国有资产，犯法的，知道吧？
我在讲，我们还是集体性质的嘛，不是国营性质，怎么叫私分国有资产？
私分集体财产也是国有资产，集体就是国有。
我们说不搭界的，我们是集资出来的。
不管的，就是要罚款，写检查。
公司被罚款4万元，而秦其斌又做了一次深刻的检讨。
【采访】秦其斌——
唉，一辈子做检查了，但是你既然干了，干了这件有震动意义的、有标志意义的事情，那么你应该享受它正面的一面，你也应该承担它负面的一面。
公平的，老天是公平的。
现在的“小飞乐”已经发展成为以生产节能光源为主的大型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70亿元，而这一切都起源于当年那一万股股票。
从深宝安大胆的招股启事，到天桥商场还本付息的股票，再到荣登国礼的“小飞乐”，股份制已初步显示了它的活力与力量，资本市场的面纱在慢慢揭开。
【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
因为股份制它多种含义，它使得人们对于产权本身有了重视，这一点我觉得它的意义非常重大的，因为它不止是一个企业制度的变化，经济制度的变化，也是对人的思想观念的一个冲击。
这是位于上海西湘路的一家私人博物馆，这里收藏着中国从晚清到改革开放初期发行的大量股票和企业债券。
从1984年起，更多的像天桥商场、“小飞乐”这样的企业都陆续发行了股票，持有股票的人越来越多，1985年1月，延中实业股票公开发行时就曾引发过抢购风潮，但在当时，人们手上的股票并不能流通，它更像是一个定期的存折，给急需现金的人们带来很多苦恼。
黄贵显，当时在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任职，1985年初，迫于人们要求股票流通的呼声，他向上级领导提出了创办股票交易柜台的设想。
【采访】时任上海静安营业部经理黄贵显——
你打算怎么干，你写一个东西，要我保证几条东西，你态度你要表一表。
他们讲什么军令状三条，我还是很保守的，绝对不搞内外勾结，绝对不投机倒把。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股票交易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在当时，股票本身还存在着姓“资”姓“社”的争论，交易的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1986年9月26日，在一个被改造过的理发店里，全国第一个股票交易柜台开业了，这就是具有时代坐标意义的上海静安营业部。
随后，全国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了静安营业部进行股票交易的新闻，一些境外媒体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一个小小的股票交易柜台的开业，竟成了那一年度的中国十大经济新闻。
【采访】黄贵显——
就那天，就开门，你看那柜台忙的，都要买的，卖出的很少，过了几天就没人，没东西卖了，就很冷清了。
外国报纸说，他们说一个没有交易的交易所。
其实，静安营业部开业当天，也只有“小飞乐”和延中实业这两只股票挂牌交易，共卖出股票1700股，此后每天的交易量仅维持在30股左右。
在很多人看来，热闹一时的上海股票交易市场实际上还是一个不太确切的名词。
今天，位于南京西路第1806号的静安营业部已不复存在，但中国的资本市场却是从这里迈出了第一步。
1987年，中国再次掀起下海经商的热潮，中国人的财富意识慢慢觉醒，但普通的老百姓对股票依然不能认同。
1987年5月，被誉为深圳第一股的深发展开始向社会公开发行，但有意购买股票的人却寥寥无几，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发行单位甚至还搞起了商家惯用的有奖促销活动，但即便如此，股票依然很难卖出去。
【采访】时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禹国刚——
因为大家心想，我买你这个股票，我又不知道你企业未来到底怎么样？
弄不好，几天关门了，我拿的是钱买的你最后是变成一张废纸，是不是？
这个事我不敢冒险呀。
杨建西，原是深圳特区证券公司市场部的一名工作人员，现在他开了一家与证券收藏有关的文化创意公司。
1988年4月，遭到冷遇的深发展股票开始委托他们公司来负责代理发行。
【采访】原深圳特区证券公司市场部员工杨建西——
就是从发展银行，我们就开始要推销这个股票了，但是推销的成果是很差的。
【采访】禹国刚——
这个特区证券，就弄了个解放牌大卡车，车上安了几个大喇叭，弄上几个工作人员，把这个车装上发展银行的股票，开到盐田，开到农村，开到蛇口，大喇叭喊着“来买发展银行的股票啊”，还是卖不完。
【采访】杨建西——
骑着自行车，我们就挨家挨户地弄，进去了以后说了半天，嘴皮子直冒泡，我们都一头汗啊，不知道要交流多少次，而且最后还跑了的也有，就基本上都快谈成了的，然后又一个什么原因最后没买了。
大部分时间就是一天白跑，几个人白跑。
就是那样子过来的。
就在特区证券一筹莫展之时，有人提议，让领导干部做表率，带头买股票，这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采访】禹国刚——
有些人说，叫领导带头。
于是就把那个股票拿到市政府去，叫市政府的领导们带头来买。
【采访】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
推销，起初的希望，你们国企的领导都买一点，1000块到4000块（都行）。
深发展的股票最后还是全部发行了出去。
其实，在当时全国已有几千家企业实行了股份制，并发行了股票。
起初它们几乎都碰到过像深发展这样的问题。
首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曾说过，在当时的中国，对于已经习惯了计划经济体制，毫无风险意识的老百姓来说，要他们相信一张不还本不保息的纸，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就在人们对资本的投资意识还懵懵懂懂的时候，上海一个叫杨怀定的人已经挣到了100万。
杨怀定，人送外号“杨百万”，在上海鼎鼎大名。
1988年4月，国家出台了放开国库券交易的政策，杨百万就靠买卖国库券赚取差价，一年的时间便迅速致富。
【采访】上海投资者杨怀定——
钱挣到了以后，思想压力挺重，重在哪里呢？
如果政策倒退，我就变成了典型的投机倒把——怕！
“杨百万”害怕自有他害怕的道理，就在他刚刚挣到100万的时候，靠傻子瓜子致富而闻名全国的年广久，正在因经济问题接受审查。
于是，挣到钱之后的“杨百万”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税务局交税。
【采访】杨怀定——
其实我看过规章，国债是免税的，作为它的支息也免税，但不放心。
后来“杨百万”又跑到人民银行去咨询，他得到了公民买卖国债完全合法的答复，这时他才放下心来。
后来他还投资了股票，并大胆地称自己为“平民股票证券职业投资者”。
在今天的资本市场里，身份百万早已不足为奇了，但“杨百万”这个名字已经在特定的年代里成为一个特殊的标志。
“杨百万”们的成功，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到股票投资当中。
1990年5月，深圳股票交易骤然升温，全国股民纷纷涌入深圳，当地的很多人也开始热衷于炒股。
【采访】刘鸿儒——
深圳的股票热了以后，我受国务院委托，带领工作组多次去调查，帮助规范整理。
1990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参加完深圳和珠海经济特区十周年庆典之后，同当时担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刘鸿儒，在回京的飞机上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
【采访】刘鸿儒——
我说，总书记啊，这个股票市场的实验风险很大，但是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必不可少的，这个上海、深圳的改革实验不能后退，更不能取消，你相信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会探出一条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市场发展的道路来的，不会搞个私化的。
最后临下飞机前就表态了，说改革实验继续，但暂不扩大。
随后，加快建设集中统一的证券交易被提上了日程。
华尔街，美国金融中心的缩影，1988年5月，是在这条街上，两个年轻的中国留学生相约回国，立誓要促成建立中国的证券交易所，他们一位是高西庆，另一位是王波明。
【采访】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王波明——
当时的梦想，确实是跟今天的这个证券市场是有关系的，当时有一批人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的激励，所以他们就认为，应该是时候，中国已经到企业改革的股份制关键时刻，所以建立中国资本市场要素市场之一，非常有利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
1988年7月9日，人民银行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证券市场座谈会，会议决定，责成专人起草《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高西庆和王波明，就在起起草人员当中。
在这份中国证券史上有名的“白皮书”里，提出了建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和可行性报告。
万寿宾馆会议还决定，成立证券交易所联合设计办公室，简称“联办”。
1988年12月和1989年1月，国家体改委相继在西直门宾馆召开座谈会，最后决定要在上海和深圳建立正规的、集中统一的股票交易所。
1990年12月，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继开业，中国证券市场翻开了新的一页。
（本集完）
第二集大门开启
1983年的夏天，一个在深圳中日合资企业工作的年轻人，因为一个偶然的机遇被选派到日本去学习有关证券的知识，他的日本之行曾在当引起媒体的关注，这个人就是后来负责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禹国刚。
【采访】时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禹国刚——
《朝日新闻》就来采访我们了，就问到这个问题，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你们又用不到这个东西，你们为什么要到东京来学习证券？
我就用日文跟他讲了一句话，翻译过来，用我们中文来说，就是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学习不会是白学的。
1985年，禹国刚学成归国，然而当时的深圳并没有他在证券领域施展拳脚的地方，他只能回到原先的单位。
当时的中国，股份制试点才刚刚开始，全国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企业出于集资的目的发行了股票，而股票的交易场所直到1986年才出现，它就是上海的静安营业部。
在开业之初，静安营业部只有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两只股票挂牌交易。
1986年11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接见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凡尔霖的时候，送给他一张飞乐音响的股票。
11月16日，这位世界上最大证券交易所的主席专程来到上海，在静安营业部将这张面值50元人民币的股票过户到自己的名下。
在当时的中国，股票的过户手续只能在股票的发行地才能办理，而这种情形的改变，还需要若干年的时间。
凡尔霖的那张股票已经永久陈列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橱窗里。
这是上海一条普通的街道，1988年上海静安营业部搬到了这里，当时在这里进行交易的股票已达到了七只，到这一年年底，中国已拥有了6000多家股份制企业，并发行了股票，股票集资额达到60多亿元。
这么多的股票、债券却没有足够的营业部进行买卖，于是私下交易开始出现了。
在静安营业部门口，当年股票的私下交易有时比这个由政府批准的正规的股票交易柜台还热闹，而且这热闹的场面一直持续到1993年不再发行纸质股票，才销声匿迹。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深圳。
园岭公园当年曾经是深圳最主要的股票私下交易场所，自1987年深发展发行股票之后，万科、金田、安达、原野也先后发行股票，并进入柜台交易。
深圳证券市场的雏形开始形成，而这时的深圳，只有一家特区证券公司可以进行柜台交易，因此私下交易也就在所难免了，这里最火爆的时候，交易不分昼夜。
【采访】禹国刚——
月光下，一边是股票的黑市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一边是市政府的大喇叭，在那儿大声疾呼，不要从事股票的内幕交易，小心上当受骗。
【采访】深圳投资者阮华——
当时治安也不错，这个钱都放在手提袋里，鼓鼓囊囊的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有的人挂着一块牌子，这个牌子正面是求购，比方说求购（深）发展多少钱一股，金田多少钱一股；翻过来是卖，就是说你要买卖股票他都有。
【采访】深圳投资者黎东明——
在旁边有一个工行，由于证券市场场外交易，就在园岭，就在它附近，所以那一家银行生意特别好，存款的，取款的，非常的热闹。
在这条并不太宽的街道上，有一家开业二十多年的证券营业部。
70多岁的徐阿姨几乎在每一个交易日都会到这里来，看看股票行情。
【采访】上海投资者徐洪秀——
我在上海长大的，1990年大概是12月份的时候开始炒股票的，我天天来，跌也要来，涨也要来，我没有股票睡不着觉。
看国家怎么讲我就怎么跟它，因为我关心国家大事的。
这里曾经是非常有名的万国证券黄浦营业部，早在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各省市的证券公司开始纷纷建立，上海的三大证券公司——申银证券、万国证券和海通证券也在那一年成立。
今天，这个营业部门前自发形成的股市沙龙，依然还聚焦着众多热情的投资者。
当年由于还没有集中交易的场所，股票的价格往往会因为营业部的不同而有差异，这里就成了人们交流股价信息的地方。
像这样规模不等的民间股市沙龙，在全国很多城市都出现过，那是普通投资者买卖股票最重要的信息渠道，在口耳相传中，中国百姓的财富意识慢慢苏醒。
1990年，深圳“老五股”的股价大幅飙升，半年时间，深发展涨了九倍，涨幅最小的金田也超过了两倍。
【采访】深圳投资者阮华——
这样的情况，是从1989年底以后火起来，到1990年一直是大概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当时也采取了很多办法也没有能够把股市压下去。
【采访】深圳证券交易所前副总经理王健——
那时候特区还没有真正开放，所以来的人还不是特别多，但是传出去以后，这个效应又开始发酵了，就是都跑到深圳为买股票，一票难求，所以（人）是越来越多，但是就变成了无序化了。
巨大的财富效应吸引着全国各地的股民涌向深圳，当时的深圳，证券公司门外人山人海，面对这波炒股热潮，深圳市政府开始出手调控股市，严厉禁止机关干部利用上班时间炒股票。
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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