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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热点事件
社会热点事件
限制"人肉搜索"引热议该立法禁止哪些"人肉搜索"?
据多家媒体报道，目前浙江省人大正在审议的《浙江省信息化促进条例（草案）》第39条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网络与信息系统擅自发布、传播、删除、修改信息权利人的相关信息。
”这被认为是立法禁止“人肉搜索”，引起舆论热议。
应怎么看待“人肉搜索”呢？
在中国的当下，“人肉搜索”有着公民表达、公民监督的特殊意义，比如之前周久耕局长的香烟门。
但作为有责任感的公民，对“人肉搜索”应有理性的认识，保护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是原则，公布、传播个人信息是例外，且应当有法律依据。
所以目前立法的目的在于平衡公众的知情权和当事人的隐私权，而不应一味鼓励“人肉搜索”。
之前某选秀节目中，一位女评委对着一个“伪娘”选手说：
“我要号召网友人肉你。
”里面炒作的成分不提，因为他的“特殊”情况，网友就有权去人肉他，公布其个人信息，并骚扰之吗？
从这个例子里，我们看到“人肉搜索”很容易误伤无辜者，并且很多人没有从公民监督公权、建设成熟舆论空间的高度珍视它，而是将其娱乐化。
事实上，出于公民监督公权的目的，搜集、公布涉及“社会公益”的官员或公共事务的一些信息，与上述“人肉”公民的隐私，完全是两回事。
这种区别在立法中应有所体现。
再看浙江的立法草案的规定：
“采集社会组织或个人的信息，应当通过合法途径，并依法合理利用。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网络与信息系统擅自发布、传播、删除、修改信息权利人的相关信息。
”表述实在太模糊，何谓“擅自”？
是没有征得当事人的同意，还是没有上级命令？
又是哪个上级呢？
立法上的模糊，既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同时在施行中更容易被权力所左右，可能关住了网络民声的“减压阀”。
立法者保护个人信息的良好初衷，容易被公众误解为打压网络舆论。
“人肉搜索”只是当前公民监督公权的权宜之计，并不是制度性建设。
其实，有了完善的政府信息公开，包括官员的财产公开、财政支出公开，假如普通老百姓能从政府信息公开网上查到局长买一支笔花了多少钱，“人肉搜索”还有什么意义？
人肉搜索导致肇事人的姓名，身份，家庭地址等个人资料被广泛公布。
因其侵犯隐私权，而常与所在国的法律相抵触，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但有时也是法律过于落后，民众自力救济的现象。
人肉搜索的发动和参与者通常都是网络上的愤青，他们看见令人愤怒，生气的事就会头脑发热，打抱不平，而失去了理智。
导致以上多起人肉搜索案件发生，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无论是”铜须门"也好，"王菲事件"也好，这些在他们看似正义的行为往往是非正义的，他们的行为给人肉搜索的受害者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失去工作、遭受指责。
换位思考但是如果这些愤青们能够站在他人的角度上想想，假如你是人肉搜索的受害者，人人指着你的鼻子骂，你的感受是什么？
？
这种“类民众监督”的确利弊难取舍。
从监督手段来看，“人肉搜索”确实是让公众公司、公众人物走向更透明、更多人监督的一个过程。
官方监督与民众监督通过网络的信息反馈从而得到互动，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共促监督方式。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毕竟群体攻击的“度”很难把握，这也给监管部门带来了新的课题。
“青歌赛”取消文化分，影响的不只是收视率
第十四届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简称“青歌赛”）正在央视三套直播，往届比赛中最受争议的综合素质考核已在团体赛中取消，接下来的个人赛，综合素质考核将被更专业的表演素质考核所代替。
往年因担任综合素质考核评委而被网友热议的余秋雨也因此“下课”。
（4月19日广州日报）
青歌综合素质考核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历史、文学、时事等方面知识，许多观众习惯把它说成“文化考核”，央视青歌赛加进综合素质考核是1998年，虽然多了一大看点，却也引发了不少争议，有人认为，检验歌手的实力和水平，主要看唱功，文化考试喧宾夺主；也有人认为，优秀歌手就该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文化考试很有必要。
也许是考虑到长期以来存在的争议，央视今年对青歌赛赛制作了调整，取消了文化考试。
不想，观众对此意见很大。
坦率地说，多年来大家一直关注青歌赛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青歌赛中有了文化考试的内容。
一方面，具备音乐专业水平的观众不多，单纯的唱歌吸引不了观众的眼球；另一方面，大家骨子里有一种文化情结，特别是传统文化，一直被国人看重，文化测试既是考歌手，也是在考观众，容易引起共鸣，产生情感认同。
文学大师余秋雨虽然有些唠叨，但往往语出惊人，一针见血，让观众信服，给观众启迪。
“没有了文化考试，没有了余秋雨的精彩点评，少了几分热闹，青歌赛可以不看了。
”有观众感慨。
有专家指出，在“快男”、“超女”等娱乐选秀节目的围攻下，央视青歌赛的文化考试几乎成了挽救其收视率的唯一利器，轻易取消这一环节，节目的娱乐性会大打折扣。
央视青歌赛取消文化考核，影响的不仅仅是收视率。
作为“中国歌手的梦工厂”，央视青歌赛的含金量和影响力是其它任何音乐赛事所不能及的，赛制上些许变化，都会影响声乐事业的发展。
一直以来，搞声乐的学生都特别重视声音技巧，而往往忽视了文化课，央视青歌赛增设综合素质考核后，给不少歌手提了醒，如今，取消这个环节，文化素养的提醒功能也将消失殆尽。
作为一名现代歌手，应该是全面发展的，而不是只懂唱歌，像一个花瓶一样。
不仅要唱，要提高演唱水平，还要具备起码的文化素质。
人文素养直接影响歌手对歌曲内容的理解和歌唱时情感的表达。
文化素养高的歌手，对歌曲内容的理解会更敏锐、更深刻，唱起歌来更容易打动人心。
如果一名歌手连基本的文化素养都不具备，正确理解歌曲内容都吃力，还谈什么情感表达，更不用说在唱歌中融入中国文化了。
作家谷建芬说得好：
一个文化不高的歌手，即使他歌唱的再好，他还是个歌手，而不是歌唱家。
音乐让聆听音乐的人产生心灵感应，靠的是音乐表达者的综合素质、文化素质和人文内涵。
我们见惯了那些红歌星在文化素质方面的捉襟见肘和一曝十寒式的文化学习，这说明，歌星们在文化素质方面还欠缺不少。
如果在这样一档全国性的节目中公然放弃强调和提倡文化素质的重要性，其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虽然青歌赛文化考核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它显示的文化素质提醒功能是不容置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取消文化素质考核弊大于利。
从观众层面讲，央视既然把青歌赛做成一档综艺节目，就应该充分考虑观众的感受。
多了文化素质考核的内容，有了余秋雨信手拈来、精妙绝伦的点评，观众获得了知识，感受了快乐，这样寓教于乐，又有什么不妥呢？
需要“进补”文化知识的不仅是歌手，还有全国的电视观众，把青歌赛的文化考核看作一场“全民的文化普及”并不为过。
我们期待着文化考核能重新回归央视青歌赛。
NBA们能否“一刀切”？
一场“汉字保卫战”，正在央视等主流媒体上展开。
从体育界的NBA、F1、CBA，到经济界的CPI、GDP、WTO，这些英文缩略词都被列入“黑名单”，由播音员、配音员、字幕员负责“屏蔽”，并改译为中文全称。
这类已有相当“知名度”的常用缩写，真的能被全面清理整顿、不留一丝痕迹吗？
恐怕很难。
语言学有多种天然机制，其中包括“经济机制”。
也就是说，语言是最“吝啬”的，能说两个字的，一般不说四个字。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将多音节词简化为更少音节的词。
比如，极少人说“超级市场”而只说“超市”，不说“智力商数”而只说“智商”。
口语更是如此，如“打的”，既是翻译，又是简称。
显然，被简化的词往往更有活力，而且已经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相比汉语，英语更为“吝啬”，一般只用首字母来缩略全名。
要写全被精简的英文缩略词，必然会打破固有的语言机制，反使语言趋于复杂化，使沟通变得困难。
有人说，这种“清理门户”的做法是为了保证汉语的纯洁性。
其实，这种思维方式未免过于保守，因为汉语本身便有极强的兼容性——有时它不露痕迹地同化外来词，如“可乐”就成了碳酸饮料的总称，不论它是可口可乐还是百事可乐；有时它还可以完美地中英混搭，比如“B超”就比译成“二型超声波扫描”要方便得多。
话说回来，就算要“屏蔽”GDP、NBA等这些耳熟能详的英文缩写，那也不必矫枉过正，而应该运用我们的智慧，将其巧译成中文缩略词，而不是机械式地翻译为冗长的全称。
这也许是更积极的汉化手段，更高一筹的英汉互通。
相信汉语的强大和兼容并包，让外来语言假以时日去适应和演变，而不是一刀切地规避、肃清，这是我们应有的科学态度。
“弱者成名”的反思
最近，人们在议论、媒体在热炒“犀利哥”——曾经流浪街头的眼神犀利的男子。
“犀利哥”被媒体热炒后，有了令人欣慰的结果：
在热心人士的帮助下，“犀利哥”找到了家人，回了老家，当地政府给他办理了农村低保一卡通和新农合医疗卡。
经过家人的精心照顾和社会的帮助，“犀利哥”的身心健康有了好转。
可是，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尽管“犀利哥”已经剃了胡子、剪了长发、脱了奇装，回归家庭，社会对他的关注却没有降低：
某网游添加了“犀利哥”套装，某商家注册了同名商标，更有甚者要将其拍成电影搬上银幕使之家喻户晓。
面对“犀利哥”为何走红的追问，众说纷纭，大多归之为审丑之心、赏怪之态、猎奇之好、窥私之瘾。
有的干脆批评追捧一个乞丐，是“网友的冷酷、低俗和麻木”，并将其定位为“八卦盛宴”。
“犀利哥”走红，是不是我们的审美观、价值观、道德观出了什么问题？
任何事件都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都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
不难看到，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时下人们更多地关心或谈论胜者、强者、成功者。
“财富名人榜”、“影响力排行榜”，成为不少人仰慕和追捧的对象，就是例证。
与此同时，弱者、无权、无势、无名的人常常被冷落，有的甚至成为职业流浪者。
这给困难群体造成了很大的“体面创伤”和精神压力。
他们也有个性要表达，有情绪要释放，有焦虑要化解，他们基本的人的尊严，也应该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因此，我们在关注困难群体的时候，应该从善良的角度出发，给予关怀，而不是以低俗的心态，打造“弱者成名”的舞台，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犀利哥”是一个人，但又不是一个完全的自然人，而是社会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把“犀利哥”等社会困难人群看成是“乌合之众”，或讽刺挖苦，或调侃戏谑，甚至恶搞、羞辱，伤害的将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曾经有梦想但屡遭挫折的困难群体。
如何看待“犀利哥走红”现象，一时难以达成共识。
可是，由此引发的审美观、价值观、道德观的讨论还可以继续下去，特别是，在怎样帮扶弱者、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无论如何要率先达成一致。
惟有如此，整个社会才会良性发展。
我们在同情和救助弱者的同时，还要倡导不分贵贱、人人平等的健康向上的氛围、理念，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理解、关心、爱护困难群体的好氛围。
六旬老太抓贼伤贼需多重反思
一名男青年在南京迈皋桥老街一水果店摸走了钱盒里的100多元钱，年过六旬的刘老太发现后，提刀追出百多米，截住男青年，要回了被偷的钱。
但随后，刘老太竟用甘蔗刀对男青年头上连砍三刀。
（4月17日《扬子晚报》）
小偷，在每个城市都有很多，或因盗窃数额有限，只受到治安处罚。
被刘老太砍伤的小偷就对记者毫无愧疚地说：
“我没有抢钱，我就是偷钱。
抢劫是刑事犯罪，我偷的钱不多，顶多就是治安处罚。
”估计刘老太的“冲动”后果比“深谙法律”的小偷要严重得多。
的确，私权越位不可取，除正当防卫外，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利对犯罪嫌疑人实施私刑。
出于对小偷的憎恨，许多人都抱有“小偷该打，打死活该”这样的观念。
对小偷采取剥衣、挂牌示众等过激行为，在很多地方都发生过，打死（伤）小偷的事件也多次发生。
我国《刑法》第20条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抓到小偷应该报警，交由公安机关处理。
刘老太砍伤小偷，实际上是以一种犯罪对付另一种犯罪。
毋庸置疑，刘老太挥刀砍伤小偷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人们法律观念的薄弱。
但是，我们不能把棒子全部打到刘老太和普通百姓身上。
小偷如此猖獗、嚣张，是不是与法律对小偷处罚力度过弱从而引起公众面对小偷时情绪失控的原因有关呢？
相关方面是不是也应该就此加以反思呢？
拾荒老人捐款10万元,让谁汗颜?
4月13日下午，江苏盐城一位常年捡破烂的83岁的老人张忠泉，来到盐城市慈善会把自己多年来主要靠捡破烂积蓄下来的10万元捐给慈善会，并再三要求“这笔款子要用于救灾”。
就在去捐款的路上，老人还陆续捡了3个他人丢弃的塑料瓶，让人感动。
捐赠协议签订后，慈善会向张忠泉老人发捐赠证书时，老人没有接受，他说：
“我不要（捐赠证书）。
我只希望我能够帮助受灾的人，只想留下精神，教育下一代。
”（4月15日《扬子晚报》）
突如其来的玉树7.1级大地震，不仅震碎了桥梁，震塌了房屋，更震痛了一颗颗心灵。
一个83岁老人靠拾荒，无自己的住房，然而，为了灾区需要帮助的人，毅然捐出10万元，这种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让每位有良知的人感动，值得我们学习，耄耋老人的善举，让人看到一份暖暖的真情和一颗赤诚真挚的博爱之心，而这样的善举应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
无独有偶，去年11月，河北石家庄遭遇史上罕见持续强暴雪天气，当年逾古稀的陈广生老人看到雪后许多困难群众正遭受严寒侵袭时，他毫不犹豫地捐出了10万元。
同样都是十万块钱，这种真情和爱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的光辉，更让我们实实在在领略了患难见真情的真谛。
“张忠泉老人一生积善行德，经常把有限的积蓄捐赠给希望工程、残疾人和一些要帮助的人”，可见为灾区捐款一事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老人平时善举的延续。
为了积攒这10万元钱，老人没买过衣服，现在身上的衣服、手套、鞋子都是捡来的，吃的也很简单，只要不饿就行，但老人帮助灾区的心却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大手笔，当我们看到老人布满皱纹的脸上绽放爱心的笑容，听到他不求回报的叮咛嘱咐，心中有种说不出的尊重，老人的义举，不知让多数人汗颜？
张忠泉老人捐给灾区最大的不是十万元，而是无价的爱心和关怀。
相比之下，可再想想那些贪官富豪，看看大腕明星们的表现，光说不做，除了感动，还有什么呢？
“留下精神，教育下一代”，这才是老人捐款的真正目的。
老人捐的不是钱，是精神，一种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精神境界。
笔者希望，老人捐款的义举，唤醒的不止是同情心和人性本初的善良。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对这位老人家的尊重，就让我们大家行动起来，为了灾区，为了灾区同胞，还有那些废墟下孩子们，大家都伸出援手献出爱心。
我想我们每个人生活的肯定不比老人家差，虽然我们不能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但只要稍微节约一点，哪怕就是10块钱，表达我们的爱心，帮帮我们的同胞！
让我们一起为这些灾区的人们祈祷的同时，带着老人的感召把我们的关爱传递到每一个人的心里去……希望灾区早日重建自己的家园，让玉树可爱的孩子们和他们的亲人尽快绝处逢生，让美丽的玉树重新焕发生机。
韩寒影响世界了吗
最近美国《时代》周刊公布2010年“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候选人名单，韩寒榜上有名。
韩寒这些年对公众的影响力增强了，这得承认，但说他影响了世界，感觉有点夸张。
值得思考的倒是，韩寒的声音为什么传得这么快？
难道他是先知？
不是的。
其实，从韩寒那些读着过瘾的博文看，他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解和判断力，并没有超出公众一般的判断水平。
他的影响力，更多地来自于他大胆地、无所顾忌地说出了大实话，来自于他颇具反智色彩的大白话，来自于他的明星效应，或许还来自于媒体对他的解读和期待。
韩寒的博文影响力很大，据说点击量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博文说出了很多人闷在心里不想说出口，想说但又不方便说出口的话，或者即使说出了口，但也已打磨得锃光瓦亮的，像可以把玩在手的玉如意似的，没有任何“成人不宜”的感觉。
在这样的语言氛围中浸淫既久，再读韩寒那种生猛海鲜般的、裸奔似的博文，能没有一点心理冲击吗？
我们一些文化精英写了那么多文章，其影响力不如韩寒在网上喊的那两嗓子，的确有点尴尬，根本原因恐怕还是他们没有真正表达出这个时代的心声。
如果韩寒那些常识层面的发言，能经常性地被我们的精英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不再是没有多大必要的禁忌，那韩寒靠自己极端性的表达，也就很难有多么大的影响力了。
细究韩寒的影响力，也许还有更深的原因。
韩寒的直白、率真，对我们文化中弥漫着的那种有意无意的虚伪、矫情，其实是一种精神反叛。
我相信，人们对韩寒博文的追捧，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喜欢他那种不同于常人的率性，不看人的脸色，有话就说，只求说出真话。
这很不同于我们的生活经验。
通常我们讲究的是为这个讳为那个讳，讳来讳去，最后把是非甚至连最基本的良知也讳没了。
我们的一些人的习惯是，关起门来对亲朋好友说一种话，正襟危坐时说另一种话，不但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反而视之为独特的文化，不这样，反倒不正常了，可能会被目为不遵守“秩序”。
这是一种多么虚伪的文化啊！
韩寒作为一个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对这种文化氛围来一点精神反叛，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至于西方主流媒体说韩寒影响了世界，实在有点夸大其词。
其实真正影响世界的不是韩寒，而是和他同龄的那些拿着低工资的农民工，是他们“物美价廉”的劳动，支撑着我们经济的竞争力，给了各路精英说话的底气甚至傲视群雄的豪气。
但他们也许永远不会发出影响世界的声音，他们劳动着，也沉默着。
教授烧书，尴尬几何
教授是教书的，教书是正常举动，教授烧书就有点像行为艺术了。
13日上午，华南理工大学学术交流中心门前，就上演了这样一把行为艺术。
近20名专家、教授在几分钟内将560多本书付之一炬。
该组织者称，被焚书籍是盗版书、“伪书”或“误导书”，会污染读者心灵，烧书旨在拒绝“心灵垃圾”。
烧书这一行为，最有名的始作佣者就是秦始皇他老人家。
当年咸阳宫前，一把大火，不仅烧了书，还坑了儒，不许百花齐放，只许一股独大。
可惜秦氏股份公司没多久就倒闭了，烧人者，人恒烧之，项羽这个没念过多少书的莽汉将阿旁宫付之一炬。
今天的教授烧书，当然和秦始皇烧书不可同日而语。
一个是大王之火，一个是士大夫之火。
一个烧的是笨重的竹简，一个烧的是轻便的纸张。
一个烧的是诸子百家，学术源流，一个烧的就是文化杂质、“心灵垃圾”了。
生活垃圾可以焚烧，心灵垃圾现在也难逃被火烤的命运。
这些心灵垃圾到底具体何指？
新快报的报道中说，“伪书”是指伪造作者、概念，抄袭内容的虚假书籍；“误导书”则是指那些鼓励金钱至上，做人不择手段的书。
记者注意到，《梦里花落知多少》首先被投向火堆。
开卷未必有益，畅销的未必适合修身养性，有些书里，看不出颜如玉、黄金屋、千钟粟，反而会让人误入歧途。
我们的文化生活中有精华，也掺杂着糟粕。
光靠教授们放放火是烧不尽的。
社会以金钱为标准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于是就有《如何×××××成为百万富翁》之类的书籍问世；社会上潜规则盛行，走门路、拉关系不绝，于是《厚黑学》之类的就被出版商炮制出炉；至于抄袭，大学里的讲师教授博导们抄袭得还少吗，抄一本书算啥？
有些心灵垃圾的污染是潜移默化的，是有形之火难以烧灼的。
教授们烧书的那天，离4月23日的世界阅读日只有十天。
现在还有多少人能静下心来去认真地阅读，去看完一本经典名著？
很多人恐怕连被这些心灵垃圾污染的机会都没有！
这该庆幸呢，还是该悲哀？
假如指望一把火就烧尽一切糟粕，那么这一把火，还是熄了吧。
况且，再过若干年，满街都是电子屏幕，你还能一把火把人家烧了不成？
从李源潮提出的“不伸手不计较不抱怨”说起
近日，中组部开展集中党性教育，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为机关干部讲党课时要求中组部干部“有功劳的时候不伸手、有苦劳的时候不计较、有疲劳的时候不抱怨”。
笔者认为，“不伸手不计较不抱怨”体现出三层意思：
不伸手，就是要求干部要更加耐得住诱惑。
组织工作岗位特殊、职责重大，常常被人高看一眼、多看一眼，组工干部更容易成为一些人拉拢腐蚀和“公关”的对象，面临的诱惑和考验更多。
如果放松自我要求，就更容易迷失人生方向，成为权钱色的俘虏，在干部群众中造成更坏的影响。
不伸手，就是要求组工干部必须时刻加强品行修养，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态磨炼自我，培养清廉至上的为政境界，节制不良欲望，在各种诱惑面前保持清醒、谨慎从事、不乱伸手。
不计较，就是要求干部要更加忍得住寂寞。
人皆有进取之心。
组工干部作为“管党员的党员、管干部的干部”，看干部的升迁去留看得更多一些，内心有时难免会有一些冲击震荡。
如果想得过多、看得过重，就很容易导致心理失衡、行为失范。
不计较，就是要求组工干部要保持一颗平常的心态，把名利看得淡些，让心灵更超脱些，在个人进退得失上不计较、不攀比，经受住名誉和地位的考验；要克服浮躁心理，发扬乐为人梯、甘作“嫁衣”的奉献精神，见贤思齐、举贤荐能，当好党员、干部、人才的“铺路石”。
不抱怨，就是要求干部要更加顶得住挫折。
组织工作任务多、要求高、标准严，加班加点、连轴转是“家常饭”，没有战胜挫折的思想准备和坚强的心理素质，很难走得更远。
不抱怨，就是要求组工干部增强事业心、使命感和责任感，不论面临的问题多么复杂、矛盾多么尖锐，都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做到挫折面前不气馁，挑战面前不退缩，困难面前不低头，不达目的不罢休；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把奉献党和人民事业作为至上荣誉和最大快乐，竭尽全力地履职尽责，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和业绩让群众对工作满意，对组工干部服气。
建筑短命，谁在作怪
中国建筑平均寿命仅为30年！
在第六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上，城乡住房和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透漏出这一消息。
作为对比，在一些发达国家，像英国，建筑的平均寿命达到了132年，而美国建筑寿命也达到了74年。
反观我国，有大量建筑，甚至是地标性建筑，投入使用仅仅10多年，按照设计寿命，尚处在幼年期，就被拆除。
细细分析，我国建筑平均寿命低，无外乎几个原因：
建筑质量较低，规划滞后或规划管理条例缺乏监督实施，更重要的也许是，重视GDP数字、忽略社会财富的考核模式的误区。
2009年，不断出现的“楼歪歪”、“楼脆脆”等建筑质量问题给政府敲响警钟。
去年6月，上海闵行区一幢13层在建商品楼，楼体整体倒塌，引起业界巨大震动。
对此，政府已号召开发企业提高建筑质量，将目前30年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
规划不严肃，“朝规夕改”，也导致短命建筑大量出现。
规划先行、适度超前，是常识。
可时下不少地方规划，只管个三五年，很难保持长期的稳定性。
制定规划后，也不能严格执行，“领导意志”凌驾于规划的法律效力之上。
今天这里建个生活区，明天就改成商务区，建筑怎能长寿？
短命建筑，更折射了当前我国发展模式的弊端。
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20亿平方米新建面积，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而只能持续30年；中国每年拆毁的老建筑占建筑总量的40%。
既产生数以亿吨的建筑垃圾，消耗了大量能源、资源，同时又造成了极大浪费。
当前，科学发展观虽然成为全党、全国上下的共识，但落实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上，还有一段距离。
眼下的经济发展，过于追求发展速度，对各级政府、干部的考核，仍然是强调GDP；片面使用GDP这个“流量指标”，忽视了资产存量和社会财富的有效积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形象地说，我们有的GDP数字很好看，但并不是增加了社会财富，是浪费了社会财富。
建大桥，这是GDP，让大桥塌了、拆了又是GDP，再建一次大桥还是GDP，这样干计算了三次GDP，浪费了大量社会财富，但是真正形成的财富就那一笔。
一些学者很早就指出，西方一些经济较为成熟的国家，GDP增长率不高，但是财富积累较快，人民仍然有较多的实际享受。
而目前，我们的情况正相反，GDP增长率很高，财富损失得也快，不少决策者缺乏财富积累的观念——这必须尽快予以纠正。
一个地区若想持续发展，就不能单纯地追求GDP的增长，更重要的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内涵，促进国民财富的有效积累。
作为执政者，一级地方政府，不能等同于普通商人，更不能把自己看作“城市CEO”，简单的算经济账，追求在大拆大建中产生的GDP，而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除了关注GDP数字的增长，更要关注为社会创造了什么财富，为后人留下了多少财富。
官员复出不能离开公众视线
干部受到调离岗位处理的，一年内不得提拔；引咎辞职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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