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能力和外部关系怎样影响创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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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能力和外部关系怎样影响创新

内部能力和外部伙伴关系怎样影响创新？

摘要

企业的内部能力和外部创新怎样影响企业的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呢？

它们的影响有什么不同吗？

基于探索和利用的理论框架，我们开发了一个内部能力和外部关系对企业创新影响的整合模型。

对台湾生物技术公司的调研表明研发、影响和制造能力对产品和过程创新有不同的影响。

在四种外部关系中，只有与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关系对企业的创新有贡献，而与供应商、顾客和竞争者是关系对创新没有影响。

而且营销能力和顾客关系的交互作用对产品创新有正向的影响。

引言

企业怎样创新？

研究创新有两种主导的方法。

一种观点认为内部能力是创新的主导驱动因素（Dosi,1982）,而另一观点认为创新是由企业的外部关系驱动的（vonHippel,1988）。

每种方法都强调了创新的关键方面，但是内部能力和外部关系并不一定是互斥的。

将这两种方法相结合可能会产生更好的观点。

最近，“开放式创新”模型认为有价值的想法可能来自于企业内部或者外部（Chesbrough,2003;Laursen&Salter,2006;Lu,Tsang,&Peng,2008）.。

然而很少有实证研究来建议这个模型。

还有两个关键问题有待解决：

企业的内部能力和外部关系怎样对企业的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作出贡献？

他们的影响有何不同？

本文将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

使用探索和利用的框架（March,1991）,我们提出了一个内部能力和外部关系影响企业创新的整合模型，这里的创新是指企业的创新倾向（Ettlie,Bridges,&O’Keefe,1984;VandeVen,1986）。

我们利用从生物技术行业收集的数据来测量这个模型。

生物技术行业的许多产品都商业化了，如药物、食品、农业、化学，以及环境和污染控制。

这个行业主要是由创新驱动的，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合适的背景。

在西方国家有很多研究是基于这个行业的（Junkunc,2007;Phene,Fladmoe-Lindquist,&Marsh,2006;Powell,Koput,&Smith-Doerr,1996;Rothaermel&Deeds,2004,2006;Shan,Walker,&Kogut,1994）.。

和以前的研究不同，我们的对象是台湾的生物技术行业，它开始的晚但是发展非常迅速。

总的来说，本文的贡献不仅仅是开发并检验了内部能力和外部关系对创新影响的整合模型，还解释阐明了以前没有被研究过的新的情境。

理论背景

管理创新是管理一致性、控制和可变性（Rogers,1995;Tushman,Anderson,&O’Reilly,1997）.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创新的知识一般来自于利用企业内部的资源，就像技术创新通常是局限于企业已有能力的轨迹（Dosi,1982;Junkunc,2007;Katila&Ahuja,2002;Winter,1984）.相反，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创新的知识可能来源于外部——企业与大学、研究实验室、供应商和顾客之间的关系界面（Baum&Silverman,2004;Rothermael&Deeds,2006;vonHippel,1988）.后一种观点认为企业的外部关系为企业进行知识探索提供了机会，对企业的创新绩效有重要影响（Baum,Calabrese,&Silverman,2000;Powelletal.,1996;Shanetal.,1994）。

很少有研究同时检验这两种来源。

例如，Junkunc（2007）指出，在生物科技行业，内部专业知识对突破式创新有重要影响，而没有考虑外部知识源的影响。

而另一方面，Baumetal.（2000）,BaumandSilverman（2004）,andRothermaelandDeeds（2006）发现生物科技行业中，利益联盟影响着创新绩效，而没有研究内部能力（除了管理联盟的能力）怎样影响创新绩效。

只研究内部能力或者外部关系不能全面的解决是什么决定着创新的绩效。

实际上，他们的研究结果可能会有偏差，因为其他的研究发现内部能力和外部关系都会影响绩效。

例如Lee,Lee,andPennings（2001）发现内部能力和社会资本交互作用影响着韩国高科技新创企业的绩效。

相似地，ZaheerandBell对加拿大基金公司的研究表明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它的社会网络加强了企业绩效。

Galoghirou,Kastelli,andTsakanikas（2004）对欧洲7个国家的调查发现内部能力和对外部知识的开放性都是创新绩效的重要驱动因素。

March（1991）的探索和利用框架阐明了内部能力和外部关系的互补特征。

March认为，利用现有的能力和探索新的机会之间的区别可以解释企业行为和绩效之间的根本区别。

保持探索和利用之间的平衡是最关键的（Gupta,Smith,&Shalley,2006;O’Reilly&Tushman,2004）.同样的，StieglitzandHeine（2007）认为互补性是企业战略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管理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协调互补资产和能力。

知识整合对企业的创新能力有着重要作用。

Schumpeter（1934）认为对现有概念和物质的重新组合能导致创新。

组合能力（Kogut&Zander,1992）和架构能力（Henderson&Cockburn,1994）能够使得外部知识和内部能力相结合，从而产生创新。

遵循这条路径，我们认为利用内部能力的和探索外部关系都会对企业的创新产生积极影响。

而且我们认为内部能力是识别和探索外部关系的基础，这反过来又会促进内部能力的利用。

尽管对创新有不同的分类方法，但是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可能是最流行的分类方法，以前有很多研究是这样进行区分的（Adner&Levinthal,2001;Damanpour&Gopalakrishnan,2001;Lim,Garnsey,&Gregory,2006;Utterback&Abernathy,1975）.产品创新指开发新产品或者新服务以满足外部市场的需求；过程创新是指将新的要素引入操作过程中（Ettlie&Reza,1992）.产品创新是关注于市场并且是由顾客驱动的，而过程创新关注于内部，主要是由效率驱动的（Gopalakrishnan,Bierly,&Kessler,1999）.而且Weiss（2003）认为当企业竞争激烈的时候，更关注于产品创新，而当竞争不太激烈的时候，更加关注与过程创新。

以前的研究都是分别研究者两种创新，只研究产品创新（Danneels,2002）或者过程创新（Reichstein&Salter,2006）.这种独立研究使得许多创新研究者对组织的创新行为的研究不一致，研究结果前后矛盾（Fiol,1996;Gopalakrishnan&Damanpour,1997）.。

尽管一些研究者在行业层面上，从行业生命周期的视角研究了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的驱动力（Adner&Levinthal,2001;Limetal.,2006;Utterback&Abernathy,1975）,，但是还没有人在公司层面上研究它们。

DamanpourandGopalakrishnan（2001）是为数不多的在企业层面上讨论两种创新的研究之一。

然而他们的焦点是创新类型的选择而不是研究影响创新绩效的因素。

为了填补这个空白，并使人们对创新有一个全面理解，我们的整合框架联合了两种类型的创新，并认为内部能力和外部关系对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创新有不同的影响。

、

假设

内部能力和创新

Dutta,Narasimhan,andRajiv（2005）将能力概念化为企业将可获得的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能力。

企业创新的能力受制于它已有的能力（Dosi,1982;Teece,1986）。

有三种内部能力：

研发、营销和制造。

每种能力都有其独一无二的特征，我们认为这三种嫩两个对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有不同的影响。

企业的研发能力反映了它产生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的能力。

Danneels（2002）认为研发能力是二阶技术能力，他在对5家高科技企业的研究中发现研发能力对产品创新有重要作用。

研发能力指导和支持新产品和过程的开发（Dosi,1982;Helfat,1994）.企业倾向于在已经积累的研发能力附近搜索新的产品和过程。

简言之，研发能力对产量创新和过程创新都很重要。

因此，

假设1a：

研发能力对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有积极影响。

企业的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需要在企业从研发能力中获取回报之前就成功的商业化（Cohen&Levinthal,1990;Teece,1986）。

高水平的研发能力并不能保证成功的获取回报。

企业可能还需要互补资产或能力来成功的进行创新商业化（Teece,1986）.这些能力包括营销能力和制造能力。

这里将营销能力定义为一个整合的过程，它应用集体的知识和技能来为市场营销领域增加价值（Day,1994）.它建立一个顾客需求和市场趋势的知识库，并提高企业增加新价值的能力。

在产品生命周期短的行业中，例如生物技术行业，成为市场领先者的能力非常重要（Hatch&Marcher,2004）.。

既然产品创新聚焦于市场，（Utterback&Abernathy,1975）,那么营销能力会使得企业利用市场机会（Atuahene-Gima&Evangelista,2000）.因此，强的营销能力可能会促进产品创新。

相反，过程创新是关注于内部，并且主要是由效率驱动的（Tornatzky&Fleisoher,1990;Utterback&Abernathy,1975）.因此制造能力可能对过程创新的影响更强烈。

制造能力是一种复杂的能力，它整合了大量的与零部件制造、供应链管理、生产进度、组装过程、质量控制、库存管理等相关的具体技能（Grant,2002）.。

…………总的来说，营销能力和制造能力可能会分别对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有重要影响。

因此：

假设1b：

营销能力比制造能力对产品创新的影响更大；

假设1c：

制造能力对比营销能力过程创新的影响更大。

外部关系与创新

当企业努力进行创新时，会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战略考虑：

利用现有的能力可能会带来短期的成功，但是会阻碍企业探索新能力，从而危害企业的长期生存能力（Leonard-Barton,1992;Levinthal&March,1993）.。

许多企业同时进行探索和利用（Dougherty,1992;O’Reilly&Tushman,2004;Peng,2001）.。

Millson,Raj,andWilemon（1996）认为，为了克服企业内部资源的局限性，企业需要更多的利用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伙伴关系来完成他们的目标。

战略联盟为组织学习提供了平台，使得合伙企业能够获得新知识。

通过分享决策制度、共同执行联盟任务、相互依赖，企业可以向他们的合作伙伴学习，或者共同学习。

实际上，联盟管理本身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Inkpen&Tsang,2005;Kale&Singh,2007）。

研究已经清楚的展示了在生物技术企业，组织间合作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Baumetal.,2000;Shanetal.,1994;Walker,Kogut,&Shan,1997）.。

而且不同的伙伴类型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创新绩效（Owen-Smith&Powell,2004;Powelletal.,1996）。

根据Germunden,Ritter,andHeydebreck（1996）,我们将生物技术公司的外部关系分为四类：

上游供应商、下游顾客，横向竞争者、大学和研究机构（URIs）。

前两种伙伴关系可能与外包有关。

总的来说，我们假设：

假设2a:

与供应商、顾客、竞争者和URI的外部伙伴关系对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都有积极影响。

这四种类型的伙伴关系对生物技术公司的价值可能不是一样的。

我们认为与URI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公共研究部门通过提供基础科学知识来做出贡献，而以利润为导向的私有部门没有这个动机。

生物技术公司的专利大量引用科学期刊表明他们非常依赖于基本科学（McMillan,Narin,&Deeds,2000）.CockburnandHenderson’s（1998）对美国制药行业的访谈也表明私有企业的研究者需要紧紧跟随公共部门的研究成果。

更重要的是，为了获得这些研究成果，这些研究者必须与公共部门的同事建立积极的合作伙伴。

简言之，与URI的伙伴关系会给企业提供基础科学知识，这些知识是企业创新所必须的。

第二，与URI的关系和与其它三类关系是完全不同，其它三类合作伙伴是以利润为导向的，会有更多的利益冲突。

最后，已有实证研究表明，在生物科技行业，与URI的合作有利于企业进行创新。

例如Zucker,DarbyandBrewer（1998）的研究发现在美国的生物科技行业，企业新产品的推出率和企业与“明星”大学科学家的合作密切相关。

假设2b：

在四种类型的伙伴关系中，与URI的关系对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的影响最大。

内部能力和外部关系的交互作用

以上的假设都是关于内部能力和外部关系对创新的独立影响。

一些学者认为内部能力和外部关系的影响通常是相互作用的。

例如，Park,Chen,andGallagher’s（2002）对美国半导体行业的研究表明，企业运用战略联盟来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依赖于企业的内部资源条件。

LavieandRosenkopf认为组织惰性会促使利用联盟的形成，而吸收能力会促进探索联盟的形成。

沿着相似的脉络，最近的战略实证研究检验了组织之间的关系怎样影响企业获取必要资源的能力（e.g.,Dyer&Hatch,2006;Kale,Singh,&Perlmutter,2000;Stuart,Hoang,&Hybels,1999）。

企业参与战略联盟可能是源于探索或者/和利用的动机（Koza&Lewin,1998,2000;Rothaermel,2001）.。

在合作初期，企业大部分是进行探索活动以发现新事物，然后可能会通过专利对发现的新事物进行编码。

通过成功的探索，企业将新知识进行商业化，这将要求企业利用现有的互补能力，例如制造、营销和分销（Rosenkopf&Nerkar,2006;Rothaermel&Deeds,2004）.。

换句话说，企业的内部能力是其进行识别和探索外部机会的基础，然后反过来又要利用内部能力。

我们认为，由于创新的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互补性，两种来源的某些因素会交互影响创新。

由于产品创新聚焦于市场（Utterback&Abernathy,1975），营销能力可能会使新产品开发团队考虑到市场机会和威胁，并加深对新产品商业化战略的理解（Atuahene-Gima&Evangelista,2000）.。

另外，ChristensenandBower（1996）认为受到激励的顾客能够表达他们对产品创新的需求。

顾客通常是产品创新观点的重要来源，而顾客在过程创新中的作用不明朗（vonHippel,1988）.。

良好的顾客关系会促进企业对营销能力的利用，并产生符合顾客需求的产品创新。

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协同效应假设：

假设3a：

市场营销能力和顾客伙伴关系的交互作用对产品创新有积极的影响。

由于过程创新通常是指由依赖高技能的劳动力和通用的设备转为由低技能的劳动力操作的专用设备的进步，过程创新通常涉及到制造能力（Utterback,1994）。

供应商是改善制造的重要观点来源，因此在过程创新中扮演者重要角色。

Rouvinen’s（2002）对芬兰制造企业的研究表明，过程创新的知识很有可能来自于上游供应商伙伴。

CockburnandHenderson（1998）认为，企业自己的制造能力影响其吸收供应商知识的能力。

这种交互动态性表明，将制造能力和供应商伙伴关系相整合会促进企业的过程创新。

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3b:

制造能力和供应商伙伴关系的交互作用对过程创新有积极作用。

最后，我们检验研发能力与URI伙伴关系的交互作用。

McMillanetal.（2000）认为，生物技术行业比其它行业更加依赖于公共的新知识。

与大学和其它研究机构联盟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将最先进的科技知识纳入生物技术企业的产品和过程中（Rothermael&Deeds,2006）.而且与大学联盟能够通过学习、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以及克服企业内部研发的弱点而提高企业的吸收能力（Georgeetal.,2002）.。

按照假设1a，研发能力对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都很重要，我们提出研发能力与URI的伙伴关系的交互作用对两种创新都有影响：

假设3c:

研发能力和URI伙伴关系的交互作用对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都有积极作用。

方法

行业背景

台湾的生物技术行业可以追溯到1982年，那时台湾政府推出“科学和技术发展计划”。

这个计划将生物技术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8项关键技术之一。

最近，生物技术行业被指定为“TwinStartIndustry”。

台湾生物技术行业以前从来没有被研究过，我们认为研究西方生物技术行业的情况是否适用于台湾是很有趣的。

样本和数据收集

我们从2002年BiotechnologyIndustryAnnualReportofIndustryandTechnologyIntelligenceServices中列举的187家生物技术公司中获取样本，将问卷邮寄给企业的高管。

另外邮寄给了台湾大学生物技术中心列出的21家生物科技企业。

最终获取了84份有效的完整问卷，有效回收率40.38%。

这84份问卷来自79家企业，其中有5家企业有两个人填写了问卷。

填写问卷的有19人是CEO，10人是副总经理，55人是管理者。

分析那5家有两个回答者的问卷发现，单个回答者的偏差并不严重。

5家两个回答者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9,0.85,0.67,0.55，0.45.

我们根据文献和行业专家的讨论，构建了问卷条目，见附录1.我们对生物技术行业的3个CEO进行了前测，并根据他们的返回进行了修改。

除了企业规模和年龄，其它的条目都是7点Likert量表，从

（1）强烈不同意到（7）强烈同意。

关键变量的操作化

因变量创新是指企业参与和支持新观点、新奇事物、新产品或者新过程实验的倾向和趋势（Lumpkin&Dess,1996）.根据UtterbackandAbernathy（1975），我们将创新分为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每个都用5个条目测量。

有两类自变量：

内部能力和外部伙伴关系。

我们将能力分为三个职能领域：

研发、营销和制造，每项由四个条目测量。

探索性因子分析，见附录2，支持了这个分类。

外部伙伴关系是指企业与合作伙伴互动的程度。

探索性因子分析，见附录2，支持了我们的分类。

我们有几个控制变量：

企业年龄，公司规模，财务变量，市场动态性、技术动态性和子行业类型。

第一，我们用企业成立的年限来测量企业年龄；将年龄分为7个间隔。

第二，用雇员数量来衡量企业规模，也是分为7个间隔。

第三，既然财务绩效可以与创新绩效有关，我们控制了三个财务变量——销售增长、净利润率和市场份额。

第四，我们控制了市场和技术动态性，每个由四个条目测量。

最后，我们将被调查企业分为9个子行业类别：

（1）biopharmaceuticals,

（2）pharma-ceuticals,（3）diagnosticagents,（4）biomedicalmaterials,（5）Chinesemedicine,（6）dietarysupplements,（7）agriculture,（8）biotechservices,and（9）others.。

因此，创建8个虚拟变量。

分析过程

我们将所有的因变量和自变量放入一个因子分析，用Harman的单因子测试来检验共同方法偏差。

这个方法的基本假设是如果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那么将会从因子分析中产生单因子；或者一个因子能解释大部分协方差（Podsakoffetal.,2003;Podsakoff&Organ,1986）.。

在本研究中，第一个未旋转的因子只解释了方差的30.86%，其它的9个因子解释了78.92%。

这说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是一个严重问题。

另外如上面提到的，有5家被调查企业有两个回答者。

在计算交互项之前，我们将变量标准化，以提高它们的解释力度并降低多重共线性（Aiken&West,1991）.。

另外我们计算VIF来检查多重共线性。

所有自变量和因变量的VIF都小于4，显著小于典型截止值10。

因此我们的模型几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结果

表1展示了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显示了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的结果，模型1和模型5只包括控制变量。

…………

讨论

贡献

基于探索和利用的理论框架，我们开发了一个内部能力和外部关系对企业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的影响的整合模型，并用台湾的生物技术企业检验了这个模型。

总的来说，本文有四个贡献：

第一，对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理论做出贡献。

由于不同类型的创新是相互关联的，独立研究产品创新或者过程创新会导致有偏见的结果。

本文同时检验了内部能力和外部关系对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三种类型的能力和URI关系对创新有显著影响。

除了利用现有的能力，企业还可能从与URI的合作关系中获得创新的想法。

第二，我们的研究表明需要将职能能力与绩效结果相整合。

与Danneels（2002）的研究一致，研发和营销能力对产品创新有积极显著影响。

另外，我们的结果表明过程创新依赖于同时利用研发和制造能力。

我们发现只有与URI的关系对产品创新或过程创新有显著影响，这个结果是很有趣的。

这个研究的结果与本行业的已有研究是一致的

第三，除了主效应，我们的研究表明内部能力和外部关系有协同作用。

特别是当一种能力和一种关系与某特定创新类型相结合时，协同效应非常显著。

我们识别了两种协同效应。

O’ReillyandTushman（2004）强调了保持利用和探索平衡的重要性，我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企业应该关注于探索和利用之间适当的结合。

最后，我们的研究阐明了影响非西方国家生物技术行业创新的影响因素。

Bartholomew（1997）认为国家特有的制度特征影响了国家创新的模式。

已有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在西方国家进行的，其结论是否适用于非西方国家还是不确定的（Meyer,2007）.。

我们的研究填补了这个知识空白。

具体来说，台湾的生物技术企业在产品创新上比较弱，而更关注于过程创新，因此它提供了一个研究平衡两种创新的合适情境。

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

关于局限性，首先，我们是使用传统的调查方法。

尽管我们事后几乎没有检查出共同方法偏差，但是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自我报告调查的潜在影响（Podsakoffetal.,2003;Podsakoff&Organ,1986）.。

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将来的研究影响可能使用二手数据或者将二者相结合。

第二，我们的样本规模只有来自于79家企业的84份问卷，具有局限性。

尽管我们想提高样本规模，但是台湾生物技术行业企业数量不多（共187家），回复率也相对比较高（40.38%）。

将来需要在更大的经济体下调查更多的企业，例如中国和美国。

第三，我们使用的是横截面数据，将来的研究可以使用纵向数据来研究创新的内外部来源的变化情况。

尽管内外部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