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后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及其反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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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后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及其反复
20世纪50年代后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及其反复
任晓伟
［内容提要］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改革苏联模式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主题。
从1956年《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到1963—1964年“九评”期间的重要文献来看，毛泽东在探索改革苏联模式的过程中取得了重要的认识成果，但也出现了重大的认识反复。
导致毛泽东最终走向对苏联模式维护和强化的原因主要是毛泽东没有构建起对时代发展新的理解，以及在旧的时代观念下长期养成的从矛盾、形势、阶级斗争的线索来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范式。
［关键词］毛泽东；苏联模式；社会主义；
［分类号］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505（2011）02-0179-05
1956年后，随着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探索马克思主义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任务重新提到了时代发展的面前。
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开始了对改革苏联模式和创新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积极探索，但毛泽东在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经历了重大反复之后，最终并没有成功地领导中国走出苏联模式，留下了许多教训，值得我们在今天认真总结。
一、《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毛泽东反思苏联模式的开端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在“非斯大林化”的过程中客观上暴露出了苏联模式的弊端。
苏共二十大后，改革苏联模式逐渐上升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主题。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下称“一论”）。
这是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问题公开发表看法，也是第一次围绕着斯大林问题对苏联模式进行理论反思的开端。
“一论”反对全面否定斯大林，坚持正确认识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和斯大林的错误，指出：
“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
”在此基础上，“一论”对斯大林的错误从两个层面进行了分析。
从制度层面来看，斯大林违反了党和国家的制度。
“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从社会层面上来看，斯大林的错误根源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与集体的矛盾，这“并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而任何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如果脱离集体领导，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实际生活，他们就必然会使自己的思想硬化起来，以致作出严重的错误”。
“一论”提出从斯大林的错误中汲取教训是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的责任，必须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坚持反对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只是思想懒汉才会加以欣赏的东西，它对于革命，对于人民，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1]
从“一论”的逻辑看，它的重点是在坚持全面、客观评价斯大林的基础上，科学分析斯大林错误的产生及其制度和社会原因，而落脚点则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应该如何防止和避免类似斯大林的错误，可以说，这一问题也是“一论”最主要的政治取向。
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多次讨论、研究“一论”的过程中有明确的认识。
1956年3月2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斯大林问题时，毛泽东说：
“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这样也有好处，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考虑问题。
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照苏联一套公式，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提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
”[2]4月4日，也就是“一论”正式发表的前一天，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一论”草稿时，毛泽东有两次讲话。
一次说：
“学习苏联的经验，学习任何国家的经验，有两种学习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方法，生套硬搬，全盘接受，不加分析、思考，不联系本国实际，这当然是要不得的。
我们党的历史上犯过这样的错误。
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学习时要加以分析，要联系当时当地的实际，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这种态度是正确的态度。
”另一次说：
“这篇文章算是我们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
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
”“现在我们自己有了初步的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3]4月4日的这两次讲话，既鲜明地反映出了毛泽东对斯大林问题的认识，也反映出“一论”的主旨在于通过总结苏联的教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
显然，“一论”表面上涉及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问题，但其实质却是中国要不要走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发展道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论”成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反思苏联模式的开端。
二、毛泽东对改革苏联模式的认识
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这是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第一篇重要理论著作，全面揭开了中国改革苏联模式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序幕。
1953年中国开始以苏联模式为蓝本向社会主义过渡，到1956年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但与此同时，苏联模式的发展道路和体制的弊端也开始在中国出现。
最主要的，一是重大经济结构和比例失衡，重工业增长过快，经济结构和比例呈现出失调和畸形的趋向；二是排斥市场和价值规律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经济发展的活力。
从1956年初起，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开始了对苏联模式的深刻反思。
在调查研究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正确对待苏联模式的问题，指出：
“学习苏联也不要迷信。
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
”“学习苏联也得具体分析。
我们搞土改和工商业改造，就不学苏联那一套”。
[4]如果说，“一论”从国际政治的层面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不要走出苏联模式这一时代性的问题，那么，《论十大关系》则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如何才能走出苏联模式的束缚、形成自己的道路，从而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改革苏联模式最早的、比较系统的理论思考。
《论十大关系》提出的一个总体上的指导思想，就是苏联模式已经在国际和国内都暴露出其弊端，中国必须要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以此为依据，毛泽东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关于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十大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从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管理体制、文化体制等不同层面涉及到了对苏联模式的反思和对创新社会主义模式的思考。
毛泽东后来评价《论十大关系》时说，这篇文章“开始提出了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5]。
这个评价相当准确，《论十大关系》在根本上并没有突破苏联模式，没有走出苏共二十大的框架，但确实又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新东西，蕴含着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和新体制的思想萌芽。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大。
八大期间，毛泽东把对改革苏联模式的认识推到一个新的阶段。
八大期间，毛泽东在接见南共联盟代表团成员的谈话中针对苏共二十大后的社会主义发展指出，对斯大林的批评“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去掉盖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
[6]
八大时，毛泽东对创新社会主义的思考主要体现在两个问题上：
一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形成了比较科学的认识。
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7]对于这一认识，毛泽东本人是同意的，也是支持的，这对于走出以阶级斗争来推动社会主义的旧模式和旧方法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
二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革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这一点毛泽东在八大时并没有明确的提法，但在1956年底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毛泽东提出，只要有社会需要就可以开私营工厂，“十年、二十年不没收。
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
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
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
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8]。
这一思想可以看作是对八大时相关思想的补充和进一步阐发，表明毛泽东对改革苏联模式的认识已经开始进入到了所有制的层面，这和《论十大关系》中的认识相比，是一个重大的发展。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下称“正处”）的讲话。
在这一讲话中，毛泽东为推进对苏联模式的改革提供了新的基础。
“正处”科学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但与资本主义下尖锐的矛盾对抗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9]。
这一认识奠定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哲学理论基础，表明整个社会主义改革实质上是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之上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调整的过程。
关于社会政治领域中的矛盾，“正处”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矛盾，当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后，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就开始从处理敌我矛盾转向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有两个重要的观点，一是提出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
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10]。
二是在强调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中，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性，要“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11]，这就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改革高度集权的苏联政治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
“正处”在论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随着农业技术改革和农业现代化发展，“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
关于发展中国工业化的方法，“正处”提出和论述了统筹兼顾的发展战略思想，指出：
“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性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
”[12]可以说，这里已经包含着经济建设与民生建设统筹协调的科学发展意识。
从苏共二十大到“正处”，毛泽东对改革苏联模式的认识总体上呈现出不断发展的特点，但其中也包含着一些不足或局部后退：
一是，八大时毛泽东开始把斯大林问题的实质归结到思想方法问题。
1956年9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英共代表团时说，斯大林的错误，“主要原因是认识不符合实际，其他原因是次要的”[13]。
八大时的这一认识比起“一论”中从制度和社会层面分析斯大林的错误，是一个明显的后退，由此导致此后毛泽东对制度问题的忽视。
在“正处”中，毛泽东提出要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也是深刻的，但随即他又将民主归结为思想工作问题，因此后来胡乔木说，“正处”提出的许多矛盾，并“非‘团结——批评——团结’或‘双百方针’所能完全解决，这就要解决一整套分权、民主、人权、法制、党的工作体制和工作方针等问题，该文亦略而不谈”[14]。
二是，虽然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已经开始发生历史性变化，但长期形成的阶级斗争思维惯性并没有停止下来，特别是在国际政治形势的刺激下，毛泽东不断提升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问题的认识。
在“正处”中，毛泽东说，虽然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了，但“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15]。
从后来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反复来看，“正处”中这一思想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诱致性萌芽。
三、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反复
在毛泽东积极探索改革苏联模式的过程中，由于国际国内的因素，他的认识也开始出现反复，逐渐从改革苏联模式的初衷走向了对苏联模式的维护和强化。
1956年下半年，在苏共二十大的冲击下，波兰、匈牙利发生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和群众上街抗议党和政府的事件。
波匈事件的发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也加深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
1956年11月16日，南共联盟领导人铁托发表了著名的“普拉”演说。
在演说中，铁托认为，波匈事件的根源在于东欧国家的斯大林主义分子。
“我们从一开始就说，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
”[16]铁托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斯大林问题产生的体制性根源。
“普拉”演说的发表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如何认识苏联模式和斯大林问题再次成为毛泽东思考的重要问题。
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下称“再论”）。
“再论”首先强调了苏联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普遍性，认为十月革命后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17]。
其次，针对“普拉”演说中提出的“斯大林主义”问题，“再论”指出：
“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
尽管在某些时候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而对这些错误加以强调是必要的，但是为了作出正确的估价，不使人们发生误解起见，将这些错误放在适当的地位也是必要的。
”[18]在对斯大林辩护的过程中，“再论”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指出：
“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由于对斯大林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由于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因而帮助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
这种修正主义的思潮无疑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的，而事实上，帝国主义也正在积极地利用这种思潮。
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19]与“一论”以及从《论十大关系》到“正处”的认识主线相比，“再论”是一个明显的认识上的反复，其凸显的基本逻辑是：
苏联的基本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各国搞社会主义必须走的共同道路——划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标准。
这意味着，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是必需的，但绝对不能超出苏联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
[20]
这样看，事实上到1956年底，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已经开始出现重大分化，一方面，他还在积极探索改革苏联模式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又开始强化对苏联模式正统性的认识，把苏联模式作为检验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尺度，同时又把如何对待斯大林错误作为检验对待苏联模式的尺度。
这种认识上的两种趋向其实并不矛盾，而是统一的，即毛泽东这一时期讲的改革只是在苏联模式框架内的政策调整。
这就可以解释，毛泽东为什么反对铁托从体制、制度的层面来分析斯大林的错误，而仅限于把斯大林的错误看作主观与客观的不统一，是思想方法层面的因素。
如果说，维护苏联模式并不绝对排斥对其进行局部调整和改革，那么，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九评”，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态度则从维护走向了强化。
“九评”是中苏论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发表的九篇评论苏共内政外交的文章。
作为毛泽东主持下形成的重要理论文献，对“九评”的分析和研究，必须要划出三个层次：
一是反对大国主义、霸权主义，坚持独立自主；二是在“九评”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比如防止资产阶级和平演变、反对领导阶层的特权化和官僚化等，这些观点至今仍然有其重要的意义；三是“九评”反映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观念的最主要因素，这其实也是这九篇文章最主要的问题。
在“九评”中，《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这篇文献最能够直接反映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念。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全面评价了当时南斯拉夫的内政外交政策，核心论点是南斯拉夫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主要的论据是：
第一，南斯拉夫的城乡资本主义泛滥。
“在南斯拉夫的城市中，不但有私人工业企业，私人服务企业，私人商业，私人房产业，私人运输业，而且还有被称为‘私人银行家’的高利贷者。
”南斯拉夫资本主义的泛滥，在农村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铁托集团在解散大批农民劳动合作社的同时，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鼓励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二，南斯拉夫国有经济蜕变，南斯拉夫推行所谓“工人自治”，使原来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轨道。
这主要表现在：
取消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经营积极性的根本手段。
所谓“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是像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是为了追求利润；实行鼓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政策；把信贷和银行作为支持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杠杆等。
[21]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这时已经基本上否定了任何对苏联模式进行改革的必要性，这也是对“一论”以来毛泽东本人对改革苏联模式积极认识的否定。
总体上看，“九评”鲜明地体现出了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坚持的基本上仍然是斯大林的标准。
1983年11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回顾中苏论战和评价“九评”时说：
“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判断和评价国际共运史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主要是这个问题。
”[22]无论是对南斯拉夫还是对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改革的批判，实质上都是反对对苏联模式进行改革。
其实，从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的时代高度来看，当时南斯拉夫、苏联的改革其实都是有限的政策调整，南斯拉夫的改革略微深远一些，但在基点上仍然没有摆脱苏联模式。
而对这些局部调整式改革的批判，表明了苏联模式在毛泽东社会主义观念中的核心地位。
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最终定格在“九评”反映出来的认识框架之内，也就是说，一种单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实行集中的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没有剥削和特权的单纯而又公正平等的社会。
虽然从1958年以来，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一方面通过教条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一方面通过汲取传统中国文化中的思想因素，不断赋予中国社会主义一些新的特点，但毛泽东所追求的这种社会主义在发展模式和发展体制的基点上没有能够超出苏联模式。
这样，一方面不断强化苏联模式，一方面又不断赋予苏联模式一些中国的特点，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有着中国自己特点的苏联模式。
从前述来看，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认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仅有围绕着改革不断的认识演进，也有认识中的重大反复，而且即便是在出现重大反复的过程中也包含一些正确的认识，这两条主线往往是重叠交叉在一起的，但越往后，维护和强化苏联模式的认识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念中越是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毛泽东为什么在对苏联模式的认识中会出现反复?
为什么会从改革苏联模式起步最终却走向了对苏联模式的维护和强化?
其中的原因是很多的，关键的是两点：
一是，毛泽东在探索改革苏联模式的过程中，坚持的仍然是旧的时代观念。
1956年12月的“再论”在对时代的解释中最早提出了“两类矛盾”的理论，这种对时代矛盾的认识与20世纪50年代开始缓和的国际形势和苏共二十大后社会主义改革的需要其实并不协调。
此后，毛泽东并没有放弃这种对时代发展的认识。
“九评”中有一篇文章是《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这篇文章在批判赫鲁晓夫的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观点的同时指出，革命和战争仍然是时代发展的主题，“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正在积极准备新的世界战争，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这是事实”[23]。
当毛泽东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牢牢维系在国际政治“两类矛盾”划分以及由此决定的革命和战争的时代主题上，他就根本不可能冷静地看到或承认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中不断增强的调控自身矛盾的能力，也就不可能根据资本主义的发展来思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最终不可能形成新的时代观念和社会主义观念。
二是，在对时代和社会主义的这种理解下，非常容易产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急躁情绪，由此也非常容易把社会主义概念化、教条化、公式化，陷入对已有概念和模式的崇拜，进而形成刚性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政治思维。
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在这种背景下，改变了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
社会主义不再是基于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社会高度发展的结果，而是矛盾、形势、阶级斗争的产物。
这种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模式，应该说，是导致毛泽东在对苏联模式的认识中出现重大反复在方法论层面的重要原因。
注释：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238页。
[2][3][17]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5页，第22—24页，第79页。
[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00—501页。
[5][6][8][9][10][11][12][1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0页，第127页，第170页，第213—214页，第205—206页，第211页，第241、228页，第241页。
[7][18][1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342页，第571页，第578—579页。
[13]《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39页。
[14]《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9页。
[16]《南斯拉夫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621页。
[20]林蕴晖《走出误区——我观共和国之路》济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页。
[21][2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110页，第461页。
[2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44页。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
文义］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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