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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理论的演进与发展
虽然迄今为上经济学界尚未构筑起企业创新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显而易见的推动作用却很早就引起了经济学家对于技术创新的关注。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早在18世纪就研究了劳动分工引致发明的专业化和机械制造业的创新与科学家之间的联系。
马克思在研究经济制度的同时同样十分重视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和竞争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
然而，在20世纪上半叶的经济学家中，熊彼特应该说是继承和发展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的代表。
他的《经济发展理论》—书开创了创新理论研究的先河。
第一节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翻开《经济发展理论》这本名著进行深入研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决不仅仅是由那个为人们所熟知的“创新”定义及其五种情况和经济周期理论所堆砌起来的理论教条。
与把熊氏理论重心的支点放在其经济周期和社会过渡理论的简单化做法不同，我们认为熊彼特创新理论的精髓和要义在于他对创新的涵义、形成、主体、实现等方面所作的系统而又精彩的论述。
一、创新概念的四个基本点
在阐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之前，我们有必要把握一下熊氏创新概念的基本点。
熊彼特曾把创新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具体包括以下五种情况：
（1）创制新产品；
（2）采用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一种新的企业组织。
为了不致于一般化地理解熊彼特的创新概念，我们认为应该把握以下四点：
其一，创新是一个内生的因素。
它并非是从外部强加的，而是经济生活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即来自经济生活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
这些内在的推动力量包括：
规模经济的要求（如瓦特蒸汽机的发明）、对稀缺资源的替代（如核能的利用）、旨在降低交易费用（如以科层管理取代市场机制的组织创新）等等。
其二，创新是间断性的。
熊彼特把从内部不断地革新经济结构的创新过程，称为产业“突变”。
他认为创新之所以有别于循环流转，就是因为创新不可能经过无数次的小步骤产生连续不断的适应能力。
虽然新的组合肯定要经过积聚力量、摸索经验的准备阶段才能确立，但新组合一旦挤进循环流转过程，将会使经济系统发生“革命性”变化，也就是说，创新有一种突发性效果，历史上诸次重大创新已经多次印证了这一点。
其三，创新的“内部化”趋向。
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时期，“新组合并不一定由控制被新过程所代替的生产或商业过程的同一批人去执行”，换言之，创新的实现往往伴随着新企业的创新，例如并不是驿路马车的所有主去修建铁路，所以，相对于原有企业而言，创新是外部化的。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竞争性的经济被巨大的联合组织所打破，从而新组合的实现必然会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变成同一经济实体的内部事情。
内部化趋向的一个显著事例是大公司创办“工业实验室”进行技术创新。
熊彼特指出，“这样造成的差别，已经大到足以成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中两个时代的分水岭”。
其四，创新的本质是对现有生产手段的供应作不同的使用。
熊彼特认为，虽然现实生活中存在闲置的生产手段，但这只是非经济事件（例如战争）的后果，或者恰好是创新的后果，因为标准的循环流转模型中所有生产手段都已被充分利用，所以熊彼特假定新组合必须从旧组合中获得必要的生产手段，而不是从闲置的生产手段中去寻找机会。
他的这个大胆假设完全来自他对经济增长源泉的信念，即虽然不能否认储蓄以及由于储蓄而产生的投资的小量年度增加额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发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使用现有的资源。
这就是说，是不同的使用方式或组合，而不是储蓄和劳动投入的增加，在19世纪中叶以来改变了经济世界的面貌。
二、创新行为的形成机制
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没有花费很多的笔墨阐述创新形成的原因，他只是否认了需求力量拉动创新的说法，他认为创新的起源不在于消费者嗜好的变化，“循环流转渠道的这些自发的和间断的变化，均衡中心的这些干扰，是在工业和商业生活领域中发生的，而不是消费者对最终产品的需要的领域发生的”。
消费者嗜好出现自发的和间断的变化是现实存在的，但这种变化仅仅给工商业家的创新行为提供动机和机会，而不是这种行为本身。
所以，需求的改变并没有提出除自然数据变化（循环流转）以外的任何其他问题，也不要求任何新的处理方法。
为此，熊彼特假设消费者嗜好是给定的，并据此认为，经济体系中的创新一般并不是按这种方式发生的，即首先新的需要在消费者方面自发地产生，然后生产工具通过他们的压力转动起来；而是生产者发动变化，消费者只是受到“启发”，消费者好象被“教导”去需要部分或完全不同于他的习惯的新产品。
熊彼特在他的后期著作里进一步解释了推动生产者发起创新的力量在于科学和发明的进展。
因此，有人将熊彼特对创新起源的解释提炼成“供给推进”说或“科学推力”说，以相对于施莫克勒的“需求拉力”说。
三、信用：
实现创新的手段
在熊彼特的后继者中，几乎没有人像他本人那样对信信用在实现“生产手段的新组合”中的作用问题进行缜密的考察和论述。
我们认为，信用问题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体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同创新的定义、企业家理论一起构成创新理论本体的三大支柱。
可以说，正是发达的信用制度才使“新组合”设计的实现成为可能，这一论断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经济，而且通用于一切市场经济社会。
马克思指出，“还在资本主义初期，某些生产部门所需要的最低限额的资本就不是在单个人手中所能找到的。
”①马克思强调了信用制度在资本积累和集中过程中的作用，“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
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变成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具有一般性。
支配生产手段对于执行新组合是必要的。
而在通常的情况下，想要实现新组合的人们必须借助于信用才能从生产要素所有者那里获得支配的权力。
熊彼特是这样描述信用重要性的，“没有信用，现代工业的结构就不可能创立；信用使得个人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不依靠继承的财产而独立行事；经济生活中的才智之士能够‘跨上负债而取得成功”。
的确，负债经营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
熊彼特逻辑推理的下一步是信用的形式问题。
他认为，促进创新的信用主要以“货币或货币代用品”的形式接受的，即采用银行信用而非商业信用的形式。
因为：
（1）在实现新组合时，“供应资金”是根本上必要的；
（2）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在各国都是从为新的组合提供资金而产生并从而繁荣起来的；（3）把生产手段（已在一些地方被使用着）从循环流转中抽出来，并将其分配给新的组合，是通过信用来完成的。
利用这个方法，创新的发起人可以在市场上以比旧组合所支付的更高的价格购买到生产手段。
虽然这个过程的目的在于使生产要素从旧的用途转向新的用途，但如果我们完全用货物去描写它，那就会忽视主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发生在货币和信用领域。
接踵而至的问题是，用来购买新组合所必要的生产手段的信用货币从哪里来。
熊彼特认为，这种获得货币的方法，是利用银行来创造购买力，发行银行券而不完全用以流通中抽出的硬币来保证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把已经存在于某人手中的购买力加以转移的问题（就象传统理论所认为的那样，从按年增长的社会储蓄再加上可能按年变为能够自由处置的那部分资源），而总是从无有创造新的购买力的问题。
这就是新的组合常常得到资金供应的源泉。
这种创造出来的信用支付手段，在交易中起着与现款完全相同的作用。
正是因为购买力是被银行创造出来的货币现象，当创新浪潮兴起时，它一方面促进经济繁荣，一方面信用膨胀使衰退成为潜伏的危险，从而可以用创新现象解释经济周期的发生。
因此，熊彼特把生产手段的新组合和信用视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
四、企业家：
企业创新的主体
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因分析问题的方法、角度各不相同，而导致了对企业家概念的多种解释。
J·B·萨伊认为，企业家是把生产要素组合起来，把它们结合到一起的那些人。
马塔雅在《企业家利润》中把企业家定义为接受利润的人。
而以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为研究基点的现代厂商理论则把不具有所有权但实际操纵企业的职业经理阶层称为企业家。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是一个逻辑十分严密的体系，他对企业家的定义带有鲜明的创新色彩，即把生产要素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业”；把那些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称为“企业家”。
这个概念有两条基本内涵：
（1）企业家支配生产手段；
（2）实现创新。
它在外延上不仅包括“一身二任”的独立企业主，而且包括实际上完成创新职能的人，例如经理、董事会成员等。
但并非所有企业的全部管理人员在任何时期都具备企业家资格，一旦创新浪潮完全平复，经济系统开始走向新的均衡并循环流转，企业家便不复存在，即使他在前期的确扮演了这种角色。
所以熊彼特的企业家概念具有某种动态性，不能把它与经理简单地划上等号。
按照这条规则，任何一个人在他的几十年的经济生涯中很少始终一贯地是一个企业家，同样，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很少有工商业者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时刻履行企业家的职能。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企业家不应被看作是风险承担人，风险显然总是落在生产要素所有者或为购买生产要素而借贷的货币资本的所有者头上，不拥有所有权的企业家的唯一风险是创新失败后失去控制权。
企业家的这种风险与责任的不对称表明“实现新组合是一个特殊的职能”，“企业家是一种特殊的类型”。
实现新组合之所以需要企业家的领导，是因为在执行旧组合的边界之外，每行一步都有困难，都包含新的要素。
这些原因有以下三类：
第一，从实现新组合的任务性质上看。
实现一项新计划，和根据一个习惯的计划去行动如同修建一条公路和沿着公路行走一样，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事情。
创新意味着超越习惯的轨道，个人失去了在轨道以内常常是非常完全的经济理性和信息，而且不确定性大量存在于有待实现的创新过程中。
尽管如此，也必须做出决断，采取行动。
创新的成功依靠直觉，也就是以一种远见、洞察和判断的能力去拨开迷雾。
因此，具备这种禀赋的企业家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从工商业者本身的习惯势力看。
循环流转中积累的经验和规则，已经深深地铭记在人们下意识的底层。
它能够通过教育、培养和适应，几乎是无摩擦地弥漫到整个社会，形成一种习惯势力。
囿于习惯轨道的人们不愿意改弦易辙，即使创新本身也许没有什么特殊的困难，升腾起来的习惯力量对处于萌芽状态的设想构成压制和障碍。
因此，需要有心灵上自由的人的努力，引导人们挣脱惯性的“怪圈”，到达新组合的彼岸。
第三，从社会环境对创新的压力来看。
抛开法律上或政治上的障碍不谈，一个社会集团的成员的任何偏离常规的行动都会招致注意、谴责或排斥，构成对新事物的压力，甚至是抵制。
在经济领域中，这种抵制首先来自受到创新威胁的利益集团，其次表现在难于找到必要的合作者；最后是消费者的淡漠。
超越和克服这些压力，“经常是一种不存在于常规生活进程中的特殊任务，”需要企业家的存在。
对于企业家进行创新的动机，熊彼特认为不能采用人们常说的“经济人”的假设去解释。
企业家可以称得上是最具理智和最强烈地感到并表现为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因为实现新计划比经营旧企业需要更多的自觉理性。
尽管如此，创新的动机并非“享乐主义”的。
经验表明，典型的企业家只有当他的精力耗尽时，才停止创新的工作，在这一点上颇有一点“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气概；而不是像一个理性的经济人那样，当劳动的边际收益等于机会成本时便“偃旗息鼓”了。
显然，企业家不符合经济人的特征。
在享乐主义看来，企业家的行为是不理智的。
诚然，不能否认企业家的动机中不包含享乐主义的因素，但与以下三点相比它就黯然失色了：
（1）企业家对于权力和独立地位的追求，对于没有其他机会获得社会名望的人说，这二者的引诱力是特别强烈的。
（2）存在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欲望，求得成功不是为了其成果，而在于成功本身。
（3）存在创造和施展个人能力、智谋的乐趣。
这是最明白不过地反享乐主义的动机。
熊彼特是“创新”理论的拓荒者，尽管他尚未具体地阐述企业创新，尤其是尚未具体地阐释企业制度创新，但他在创新理论的基础上所进发的思想“火花”对我们今天研究中国的企业创新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第二节技术创新及扩散理论
从上节的内容可以看出，熊彼特把社会、文化、心理和制度诸因素纳入对企业家的论述之中，使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带有明显的“新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的色彩。
熊彼特的理论体系涉及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他的创新理论本身而且还包括建立在创新理论基础之上的利润和利息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周期理论和社会过渡理论等等。
斯托尔泼说过，熊彼特经济思想的这种复杂性可能阻碍了熊彼特学派的发展。
的确，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位经济学家全面继承和发展熊彼特的理论体系。
人们只是针对熊彼特提出的某个问题从各自角度加以引伸和发展。
主要有两个分支，一个是被称为“新熊彼特学派”（NeoSchumPeterianschool）的“技术创新”经济学，一个是下节将要介绍的“制度创新”理论。
本节先分析“技术创新”经济学。
一、技术创新的扩散：
曼斯菲尔德模型
熊彼特曾经把创新促进经济由复苏走向繁荣的过程分成三个步骤：
首先，为追逐超额利润而进行“原始创新”；其次，进入者为分享这种利润开始“模仿”；最后，旧组合为避免被淘汰而进行的“适应”。
模仿和适应都意味着原始创新的大面积扩散。
但熊彼特并未进一步论述原始创新与模仿之间的关系和二者变动的速率，这个理论空白被曼斯菲尔德所填补。
这里先对几个概念的涵义作一界定：
模仿：
其他企业采用创新企业的新技术。
守成：
其他企业依旧使用原有的技术。
模仿率：
技术创新扩散的速度，即其他企业采用新技术的速度。
模仿比例：
进行模仿的企业占该部门企业总数的比例。
同时对分析的前提作出如下假定：
（1）模仿与守成仅限于同一生产部门的企业。
（2）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即在新技术的采用上不存在垄断障碍。
（3）模仿不受知识产权的限制。
（4）新技术在扩散过程中自身不发生变化。
（5）假定企业规模足够大以至于投资能力不构成模仿的进入壁垒。
技术扩散速度的三个重要结论：
（1）模仿率与模仿比例成正比。
当一项新技术刚刚进入扩散链条时，继起模仿的企业数目尚少，采用该项技术的经验和新技术的市场前景的信息不足以使厂商事先估算其利润率，此时的投资风险往往被高估，模仿率较低。
随着模仿比例的提高，有关采用新技术的成功或失败试验不断增加，减少了扩散链条下一环的模仿企业的不确定性，投资风险随之降低，模仿比例的增大对守成企业产生示范效应，促使模仿率提高。
（2）模仿率与模仿企业的相对盈利率成正比。
相对盈利率指企业投资于采用新技术的领域相对于其他可供选择的投资机会的盈利率。
这个指标之所以对企业是否由守成转为模仿的决策起更主要的作用，是因为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相对盈利率的变动可能小于绝对盈利率的变动，所以它对采用新技术的影响是重要的。
相对盈利率越低，模仿的可能性越小；相对盈利率越高，新的模仿者加入的速度越快。
（3）模仿率与采用新技术所要求的投资额成反比。
曼斯菲尔德论证说，在相对盈利率和资本供给能力相同的情况下，采用新技术所要求的投资额越大，这笔资产占企业总资产的比例越高，模仿的可能性越小。
二、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
卡曼、施瓦茨理论
卡曼和施瓦茨就技术创新和市场结构的关系提出了以下三个观点：
1．竞争程度、企业规模和垄断力量这三个变量是决定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
竞争压力构成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这是由技术创新所带来的超额利润预期所致。
企业规模影响技术创新所开辟的市场份额之大小，一般来说大企业的技术创新所开辟的市场大。
垄断力量影响技术创新的持久性，一般来说，企业对市场的垄断力量越强，市场就不容易在短期内被模仿者占领，那么它所进行的技术创新带来的超额利润保持得越久。
2．技术创新最有利的市场结构是介于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所谓“中间程度的竞争”
他们认为，垄断虽有利于创新收益的持久性对创新者形成一定的利润刺激，但垄断限制了竞争，在缺少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垄断者进行重大技术创新的动因减弱。
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企业规模较小，加上缺少保障获取持久创新利润的机制，尽管小的技术方面的进步在竞争中不断出现，但基础性的重大创新难以产生。
中等程度竞争的市场结构弥合了两个极端的缺陷，既能保证技术创新快速出现，也有利于进行具有广泛经济和社会价值的基础创新的试验。
他们写道，“一个介于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的市场结构，将会促进最高速度的发明活动”。
3．技术创新按照其市场前景分为垄断前景推动的技术创新和竞争前景推动的技术创新
前者是指企业为获取超额垄断利润而进行的创新，一般指开创性的原始创新；后者是指企业为避免自已已经享有垄断地位的产品被竞争者模仿或更新后丧失超额利润而采取的创新，通常包括创新的扩散和二次创新。
创新活动之所以能够波浪式前进，是因为同时存在两种动机推动下的创新。
如果只有垄断前景推动的技术创新，则创新会停滞在某一个水平上，不会有所改进和发展。
如果只有竞争前景推动的创新，那么在企业发展史上一直震荡的创新波动将因阻力系数太大而明显衰减乃至湮灭。
因为在这个没有垄断利润前景的单纯竞争世界里，模仿而非创新是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行为。
企业宁愿模仿而不愿创新，这就扼止了企业投资于“R&D”项目进行创新的冲动。
卡曼和施瓦茨关于技术创新和市场结构关系的研究，不但填补了熊彼特创新理论和垄断竞争理论之间的空白，而且修正了曼斯菲尔德模型中完全竞争的假设，使之便贴近于现实的经济生活，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被认为是对创新理论的重要发展。
三、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
弗里曼假说
随着现代大公司的成长和科学技术的日益专门化、复杂化，企业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引起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关注。
熊彼特在他早期的企业创新模型（模型I）中，将科学和发明看作外生的，即认为小企业在创新中充当主要角色；在模型II中，熊彼特注意到了大企业不可替代的作用，将科学和发明作为内生变量（本书第一章已有论述）。
这个论断已经引起争论。
有人基于实证材料争辩说，小企业在现代企业创新中起主要作用。
施莫肖尼（Shimshoni）发现在电子科学仪器行业，几项关键的技术创新是由小企业完成的。
小企业的主要优势在于创新的动力、低的成本、产品设计到实际投产的时间和灵活性（参见表2-1）。
在美国半导体工业中，小企业所起的主要作用已经使一些观察家得出结论说，熊彼特的“模型I”比他的“模型Ⅱ”是一幅更加现实的当代经济生活画面。
弗里曼不同意这种看法。
他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论证的：
（1）企业规模与“R&D”支出。
弗里曼认为，现代产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技术创新主要由专门机构（R&D体系或称工业实验室）承担。
统计资料显示：
①R&D项目的主要载体是拥有5000名雇员以上的大企业；②大约95％的小企业没有任何专门的R&D项目；③R&D企业的雇员总规模与R&D项目的规模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参见表2-2、表2-3、表2-4（略））。
（2）企业规模与创新。
弗里曼坚持认为，总起来看大企业是推动创新的最重要力量，二战以来，小企业完成的技术创新仅占所有产业创新的12％左右，而且这个数字相当稳定（参见表2-5）。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0000人以上的大企业的创新份额在这段时期内显著上升（从36％到59％），开发、设计和试验的费用构成了小企业难以逾越的壁垒。
但是弗里曼并未忽视不同性质的产业部门之间，小企业对于创新的贡献存在生巨大差异这一事实。
他把产业部门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小企业不论从绝对数额还是从相对比例看都贡献甚微的部门，包括航空航天、运输工具、染料工业、制药工业、水泥工业、玻璃、钢铁、铝、合成树脂和造船。
在这类产业中，小企业从事的技术创新仅占总创新的1％强。
第二类是小企业对创新有相当显著贡献的产业，包括科学仪器、电子、地毯、纺织、纺织机械、造纸、皮革、木材和家具、建筑等。
小企业在这一类部门所占的创新份额达17％（参见表2-6略）。
（3）结论。
①拥有专门的R&D体系的大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导力量。
创新的研制费用与大企业的相对优势成正比，研制费用越高，由大企业进行该项创新越有利。
②小企业低耗、快速、灵活的特点使之在某些资本密集度不高的第二类产业部门的技术创新中占有相当比重，甚至占绝对优势（参见表2—7略）。
四、技术创新与行业进入：
列文的动态考察
曼斯菲尔德对技术创新扩散的研究是在模仿不存在进入障碍的前提下进行的；弗里曼关于企业规模与创新关系的论述虽已经注意到了小企业进入某些行业是存在壁垒的，但他的分析仍属于静态的、描述性的；理查德·列文（R·Lerin）进一步从动态上考察了影响企业进入创新行业的诸因素。
列文认为，企业规模的扩大程度和企业生产量的增长函数之间的变动关系影响企业的进退：
（1）如果企业规模的扩大程度与企业生产量的增长幅度相等，那么企业的超额利润不变，R&D支出占总收入的比例不变，企业的技术创新程度也保持不变，此时，没有新企业的进入，原有企业也不退出。
（2）如果企业生产量的增长函数大于企业规模的扩大程度，企业的超额利润上升，R&D支出增加，技术创新速度加快，有新企业加入而原有企业不会退出该行业。
（3）如果企业生产量的增长程度小于企业规模的扩大程度，企业的超额利润将减少，相应地R&D支出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企业减少技术创新的举措，出现原有企业的退出现象而不会有新加入者。
列文指出，在技术创新的可能性和收入的增长率不变的条件下，产品的需求弹性对企业进退该行业起决定性作用；
（1）需求的收入弹性增大，新加入者容易进入该行业；
（2）需求的收入弹性减小，进入壁垒比较大。
实际上，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增大，意味着收入增加后，对产品的需求量的增幅更大，也就是该产品的市场容量加大，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
旺盛的需求拉动新企业通过引进或模仿进入该行业。
与此相类似的是放宽收入增长率既定的限制，在整个经济的增长率是上升的，也就是在收入增加的情况下，如果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需求的价格弹性，也会出现需求拉动的进入。
五、技术创新与不确定性：
企业目标函数
R&D体系的建立标志着技术创新的内在化。
企业依靠自身力量进行创新势必在企业的目标函数中加入新的变量并使之发生偏移。
尼尔森（Nelson，R．）、温特（Winter，S．G．）和弗里曼等人研究了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他们认为，即便生存和利润约束在解释企业行为方面显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面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理性的利润最大化（或福利最大化）行为很少有可能实现。
这并不是否认新古典短期理论对于企业行为的解释是一个有价值的、精确的、抽象的模型，只是意味着这个模型不十分贴切。
尼尔森等人的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创新的不确定性的程度不同。
奈特在1965年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将不确定性分为可测量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测量的不确定性或称真正的不确定性两种。
弗里曼认为，技术创新通常属于后者，即便具有最低程度的不确定性的技术创新也很少能够直接从资本市场上得到资金支持，企业内部资金仍是其主要来源。
表2—8（略）列出了不确定性程度与技术创新类型的对应关系。
上述论者认为，增长最大化比利润最大化是一个更现实的解释，虽然其假定前提是增长政策从属于利润约束。
弗里曼认为，一个企业面临技术变革时将采取不同的战略或目标。
他认为，任何企业都得在伴随世界科学和世界市场的发展而兴起的技术和市场可能性边界之内运行。
为了生存和发展，企业必须重视这些限制和历史环境。
在这个意义上说创新并非自由或随意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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