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素养视阈下网络舆论群氓现象探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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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素养视阈下网络舆论群氓现象探析
媒介素养视阈下网络舆论群氓现象探析
新闻学ashley
【摘要】“与媒共舞”时代，网络作为一个开放、交互性的舆论平台，媒体话语权的流失、分散和偏移重塑了社会网络的价值理性和道德体系。
网络传播所呈现的传播主体的隐蔽性、传播客体的多样繁杂性以及传播速率的迅猛性，形成了多元、双向或多向互动启发的舆论传播格局。
社会化媒体基于熟人圈的裂变传播方式使得网络舆论群氓现象由早先的间歇性“上映”演变为几何式爆发性“井喷”的态势；诸多现象显示传统时代的媒介素养已不再适用互联网+舆论传播环境的要求。
本文试图从媒介素养的视阈对网络舆论群氓这一现象分别从媒介生态环境、传媒业者、公众三个层面进行多维度剖析，厘清网络舆论群氓现象非理性产生的缘由，从源头上清理整顿、纠偏匡谬稳固网络伦理规范，构建良好的媒介生态环境；提升传媒业者的媒介意识和专项技能；培养公众个体和群体分析、评估、驾驭媒介信息等综合素养能力；从而维护社会网络健康有序、和谐发展，以期进一步自我净化社会网络空间、优化网络舆论环境。
【关键词】社会网络群氓现象媒介素养社会化媒体知识沟数字鸿沟自组织
目录
一、媒介素养理论和网络舆论群氓现象综述1
1、媒介素养的理论溯源与框架内涵1
2、网络舆论群氓的两极化表象1
二、媒介素养视阈：
网络舆论群氓现象的成因透视2
1、媒介生态环境2
1）社会网络人文精神的空场2
2）社会化媒体的异化迷思3
3）“双议程设置”倾向及“把关人”的泛化错位3
2、传媒业者与网络“舆论领袖”的意见表达3
3、公众舆论4
1）公众的群体属性及社会心理4
2）“知识沟”差距以及数字鸿沟的接入使用4
三、网络舆论群氓表征下媒介素养的构建5
1、构筑良性的媒介生态环境5
1）重塑社会网络的人文精神5
2）助力新老媒体的竞合共赢5
2、拓展传媒业者媒介素养的新境界5
1）提升对媒体的识别、运用技能6
2）弘扬新闻专业主义精神6
3）扶持“舆论领袖”的责任心和使命感6
3、推进公众媒介素养的社会化历程6
1）深化公众综合素养和自律意识6
2）培养公众社会参与、协作的自组织能力7
四、结语7
注释：
7
参考文献：
8
致谢：
8
21世纪，中国互联网全面进入移动互联时代，新媒体技术在传播速度和广度等方面突破了传统媒体的行业准入壁垒，网络毫无悬念晋升为不可忽视的舆论新领地。
“以微信、微博、（微）视频、客户端为代表的‘三微一端’移动舆论场正成为中国网络舆论的新重心”①。
这意味着现代网络科技在某种形式上另类诠释了哈贝马斯理论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遗憾的是，在新媒体技术崛起的冲击下，社会网络素质和知识储备等并未跟上新媒体技术跃进的步伐，明显处于发育不良的滞后状态；以致互联网不时催生出网络暴力、网络围观、人肉搜索以及泛娱乐化等网络舆论的众生相，其中以网络舆论群氓现象尤为突出。
本文立意以传播主体为支点，探讨如何完善现有语境下的媒介生态环境；传媒业者如何奉行媒介理念延伸市场产业链；以及公众如何约束伦理道德，参与社会舆论等等；旨在铲除诱发网络舆论群氓负面现象的土壤，架筑理性反映民情、表达民意的网络舆论自冶平台。
传媒体制变革与重构的帷幕已悄然拉开，媒介素养的培育成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一种构建涵盖媒介生态环境、传媒业者、公众媒介素养的呼号声应运而生。
一、媒介素养理论和网络舆论群氓现象综述
1、媒介素养的理论溯源与框架内涵
媒介素养是个道地的舶来词，最早来源于英国学者利维斯和桑普森的《文化与环境：
培养批判意识》。
它类同于汉语的“素质”一词，实际上来源于日语的“素質”。
主要分为能力模式、知识模式以及理解模式。
其中，能力模式主要侧重于信息的认识过程；知识模式侧重于信息的传输过程；而理解模式则侧重的是对信息的判断和理解过程。
目前、一众学者对媒介素养理论框架的研讨较为统一，没有太大的意见分歧，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派：
一派是媒介素养“能力说”，强调和定义的是不同层次的能力。
美国著名教育家詹姆斯・波特如是说：
“媒介素养是一种观察方法，即当我们置身于媒介中时，为解读我们所遇到的信息时主动采取的一种方法。
…采用指我们不但知晓信息，而且还会和信息主动交流”②。
英国传媒教育家大卫・布金汉姆认为：
“媒介素养是指使用和解读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巧和能力”③。
以上都是针对海量信息的认知、评估、鉴别、选择和传播的能力而言的。
另一派是媒介素养“过程说”，强调和突出的是掌握媒介素养的过程。
如白传之、闫欢认为“媒介素养教育内容应该是分层次、多领域构成的科学完整的体系，包括媒介的认识、媒介的理解和应用三个层次，在每个层次中又有不同的内容”④。
当然也有学者兼顾能力和过程提出媒介素养理论框架，但相对而言这一研究仍在探索中，理论亦是略微浅显。
纵观海内外学者的理论研究范式的变迁，笔者宽泛地归纳出媒介素养的内涵：
是大众传媒的参与者与使用者有效地享用传媒资源，建设性地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素养。
2、网络舆论群氓的两极化表象
互联网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使传统媒体对新闻“议程设置”的垄断地位遭遇前所未有的撼动。
舆论主体显现出多元化趋势，公众个体“使用与满足”的自主意识也是日趋高涨。
在传播过程中，公众深度拓宽了自我表达的舆论空间，话语权赢得最大释放的同时，个体意见也在汇集叠加中形成了庞杂的群体互动；群体互动的可能结果便是引发网络舆论嬗变出正、负两极化的群氓表象：
一方面，公众舆论主体参与、协作议程设置，其共同的利益诉求使群体意见迅速达成统一，这不但增强了群体的内聚力和个体互补行为，也促使社会网络舆论系统从混沌盲从走向秩序博弈。
美国“游侠”凯文•凯利曾用“群氓的集体智慧”来解释鸟类、蜂群、蝙蝠等动物的集体谋生行为，并以此作为生物种群进化自适应的凭证。
他认为“群体被看作是一种自适应的技巧，适应于任何分布式的活系统，无论是有机的还是人造的”⑤。
他是从自然界生物的活动规律中洞悉出网络舆论系统自组织机制所引申的群氓集体智慧的积极意义。
诚然也有其他学者的众多相关研究，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在此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另一方面，群体互动涌现出来的意见经常参差不齐，非理性的成分居多，容易引起公众思维的混乱，使他们丧失对事件的正确判断，以致网络舆论中群氓迷失现象层出不穷。
屡屡表现为突发事件中网络群氓招致子虚乌有的谣言与炒作危机：
如“2015年庆安枪击案”：
2015年5月2日，黑龙江省庆安县45岁农民徐纯合在庆安火车站与警察发生冲突被警察击毙。
案件发生早期，主流媒体选择性失语，舆论应对跟不上公众的期待；短短10几天里，网络争议声此起彼伏，舆论愈演愈烈，甚至扩散至海外舆论场；直至公安部公开表态介入调查，整个舆论态势才有所缓解；其演变过程为：
案件激发了公众个体的意见表达，信息伴随各种谣言放射性扩散，“群氓迷失”在信息传递中聚合走向偏执。
又如2015年6月网络疯传的“贩卖儿童判死刑”热贴：
2015年6月17日下午，一个网帖《贩卖妇女儿童，应判死刑！
》刷爆微信朋友圈和微博，不少明星也对此截图转发，以示支持。
短短几天大约就有32万左右网友点击查看，5万多网友跟帖评论。
然而事后经证实：
是涉事网站个别员工未经批准擅自启动的营销行为；显然这是网络群体互动造成的“群氓迷失现象”催化网络传播效果的有力注脚。
综上所述，两例案件无疑都暴露了舆论传播过程中媒介素养缺失、错位的短板。
当然、网络群氓现象的生发并非全是消极、负向的。
近年来众多官员腐败问题和社会热点问题的揭露和解决不言而喻就是最好的佐证。
网络舆论群体的互动如果能得到恰当的引导和梳理，定会成为网络有效的舆论监督和自我修正力量。
二、媒介素养视阈：
网络舆论群氓现象的成因透视
1、媒介生态环境
1）社会网络人文精神的空场
迅猛发展的社会网络环境带来的多元复杂因素，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网络亚文化浪潮，其间它们此消彼长，相互碰撞、冲突、拒斥后各自风流云散，但终究未能塑造出一种主导性的精神文化，却引发了整个社会网络人文精神的“空场”。
在社会网络这个匿名语境下，现实生活中所秉承的社会阶层、法律禁令以及经济利益等游戏规则在这里一并消解，公众个体摆脱了即定的社会规范的束缚，随意选择自己偏好与认同的文化，以至于他们的价值观流于边缘化。
在舆论传播过程中，公众多以围观看客的心态对社会热点事件提出质疑或评论，并从中获取精神上的愉悦感。
于是乎传统的审美价值观不断扭曲，恶俗的审丑文化大行其道。
网络媒体生态环境的种种自身缺陷造成其制度和内容的“亚健康”，随着公众话语权的极度放大，公众很容易在这个虚拟的狂欢世界中淡化现实与虚拟的落差，精神意识归于平庸，理性日渐流散，致使舆论波在扩散中不断地膨胀、喷发出非理性思潮，终究演变为群氓的喧哗与众生狂欢。
2）社会化媒体的异化迷思
社会化媒体借助其崭新的技术性能，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公众的生活态度、思维方式、交流能力乃至价值观。
作为一种“大众自我传播”形态，社会化媒体改变了传统媒体语境下话语权的不平等关系，其开放的参与和沟通模式为立场迥异的公众提供了良好的双向或多向互动对话机制。
然而现实是，媒体产生的效果与开发的初衷背道而驰，由于公众对社会化媒体的过度依赖反而阻滞了人类面对面的交流，加剧了公众内心的孤独和无助感。
与此同时，社会化媒体特有的“文化快餐”的勃兴又使公众失去了阅读和思考的耐心，公众的思维方式变得简单；不愿意深究事实真相及其内部关联，仅看表面现象便人云亦云或贸然定论。
公众一旦长期置身于此类被异化的“拟态环境”中，受“刻板成见”的影响其思想意识及行为必然会变得盲从进而转变为情绪泛化、主张极端。
“社会化媒体可能带来的是一代人或几代人群体性的失语和写作技能的下降”⑥。
再者web3.0时代，囿于媒体功能的升级以及企业属性的回归，个别或企业组织为了在同质化竞争中力争上游，开拓市场空间，不惜放大甚至虚构事件来吸引公众的关注，拔得头筹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社会化媒体自然而然成为他们牟利的合理性工具。
毋庸置疑这些都为群氓的狂欢打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衍生舞台。
3）“双议程设置”倾向及“把关人”的泛化错位
社会化媒体终结了传统媒体的霸主地位，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和绝对主导受到牵制。
新旧“两个舆论场”开启互动模式，“双议程设置”成为当今互联网+下网络传播的新常态。
这种网络媒体的兼容并蓄和开放互动，致使网络舆论的议题走向难以把握，热点阶段不易预测。
此外、随着传统媒体原有垄断传播权力的削弱，舆论传播过程中“把关人”角色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传统把关人的身份变换、地位下降。
没有采访权的商业传媒网站转载信息时审时度势变脸成为二次“把关人”；他们和公众构成的所谓“把关人”错位成为网络传播语境中为数众多的组成部分，以致把关人的角色泛化、规范监督困难。
再有、网络传播内容的碎片化使公众偏向于和自己看法相似的观点而很少去校正其信息的可信度，纵容自己对广泛“优势观点”的非理性共鸣和认同。
于是一些极端化的言论无意识地集合起来，汇聚成强大的舆论浪潮。
2、传媒业者与网络“舆论领袖”的意见表达
传媒产业“去中心化”等的整合浪潮同样波及到职业化的传媒业者；在新的传播技术背景下，传媒业者专业身份的模糊定位，把关特权的逐渐消失，其媒介理念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本该统领媒介潮流的传媒业者，面对传播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媒介知识结构出现断层，由此产生的知识盲点使其无所适从；于是在信息泛滥的网络大潮中，新闻专业主义精神随波逐流，社会责任感淡化、职业伦理失范；特别是部分传媒业者为了追逐即定利益而忘却了自身媒介素养的再教育和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一味迎合公众趣味，失去了“言传身教”和“引领”的媒介先锋作用。
如某些记者滥用专家言论做文章、绯闻掩盖事实，娱乐取代文化等现实证明了传媒业者所存在的媒介素养严重缺失问题。
“舆论领袖”在传播过程中扮演着半个职业化传媒业者的角色，由于网络舆论对领袖的阶级出生没有限制，他们遍布于社会的任何一个阶层或群体中，具有一定的媒介知识但又专业性不足；他们扮演着信号放大器、意见流向调节阀等角色，对媒体的建构功能缺乏理性认识。
舆论领袖差强的媒介鉴别能力使其对媒介市场化经营导致的群氓现象缺乏起码的警觉。
网络的赋权使他们对社会热点事件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操纵网络舆论朝着某个预先设定的轨迹运转。
舆论领袖若没有严谨的道德管束，表露的多是肆无忌惮和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
他们是否遵循媒介的“游戏规则”，意见表达是否准确，直接影响着公众群体的意见指向。
3、公众舆论
1）公众的群体属性及社会心理
柏拉图的“洞穴之喻”恰如其分地解析了公众的群体属性和社会心理。
公众本身与其所描绘的囚徒极为相像。
身为广袤宇宙中渺小的个体，人类自身的局限性使得公众内心深处隐藏着某种生存的焦虑。
加之综合素养能力的缺乏使他们思考问题的立足点偏低，视野较为狭隘，普遍存在盲从效应、具有情绪化、轻信易被煽动、缺乏集体理性的特征。
网络的隐匿模式更易使公众在暧昧的个体身份状态下迷失，在这个“观点自由的市场里”，自我约束感丧失并沉湎于一种“罚不及众”的群体心理。
还有就是公众出于恐惧被孤立或被排斥的心态，于是当个体的意见从属少数群体时，便不言明自己的立场，乐于追随群体意见，被群体同化失去本我价值，游离在自我放逐的粗鄙与庸俗之中，形如一幅“沉默螺旋”的浮世绘。
此外、公众群体意识惯有的“罗宾汉情结”也不可避免地揭示了其行为非理性的躁动与喧嚣。
2）“知识沟”差距以及数字鸿沟的接入使用
首先，在“知识沟”理论中，获取媒介信息和知识的速度取决于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
当媒介流量持续扩充时，公众的信息储备、态度选择、传播技能等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渗透、制约，生成了“知识沟”的宽窄和深浅。
从现有公众的经济收入，职业教育等情况来衡量公众的社会地位，不难看出公众群体在信息接触、理解和记忆等方面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公众在接触和行使媒体的权利方面也存在着不平等。
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教育程度和职业生涯相对较好，他们具有较强的理解和阅读能力，见多识广有益于对公众事务或知识的汲取，是以社交范围也会越广泛，如此循环往复获取媒介信息知识就越快，媒介使用能力也就越强。
其次，公众对信息的屏蔽过滤和选择性接受也是知识沟变宽，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
由于公众群体的社会属性，群体往往过滤少数人持有的信息而优先选择多数人拥有的信息；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差异无形中也决定了其媒介使用能力的高低，折射出个体会自觉弱化自我意识，本能选择与传播感性信息；总之，无论是对信息的屏蔽，还是选择性接收、不对称传播，都会加剧信息的异质和选择性偏差，妨碍公众做出准确判断。
此外、数字技术分布和应用不均衡等特性，构成了不同社会经济阶层在接入新媒体时的“接入沟”，和使用新媒体时的“使用沟”。
“接入沟”和“使用沟”的差距越悬殊“知识沟”的差距也越大。
上述各种因素很容易形成桑斯坦所焦虑的“信息茧房”和“群体盲思”，最终引起网络舆论传播的失范。
显然知识和新媒体技术业已成为涵化媒介素养的基础变量。
三、网络舆论群氓表征下媒介素养的构建
1、构筑良性的媒介生态环境
移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技术傲人的架构性能和以SNS、微信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的蓬勃发展，对媒介生态环境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如何搭建一个能让公众自主参与、创造和分享信息内容的自治舆论平台，使公众对社会热点事件的见解和评价趋于理性、客观、公允，从而减缓网络舆论群氓现象的负面影响，不断完善和拓展社会网络和媒体的形态与功能是一项非常必要的举措。
1）重塑社会网络的人文精神
社会人文精神是对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超越性追求，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综合映像。
它形塑着社会的精神风貌、革新着公众的生活态度、思维范式和价值观并创造了新的认知模式；简而言之，它反映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的演绎变迁，一种新媒体技术所带来的人际传播的另类回归。
因此只有与时俱进、充分调动意识形态的资本魔方，填补文化差异的数字鸿沟，才能重建社会人文精神的文化取向和价值理性，使人文精神达到尊重差异与包容多样的辩证统一；才能健全网络舆论的过滤性机制，盘活媒介资源与个性化信息的价值存量，终使媒介素养教育蔚然成风。
显然推行媒介素养教育是孕育人文精神底蕴的内在要求。
2）助力新老媒体的竞合共赢
新媒体“去中心”又“再中心”等自身的特性削除了公众抒发自我的顾忌，塑造了公众各具差异的意识，使舆论领域更为灵活、机动。
以协同和开放为基本理念的社会化媒体在网络社会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减压阀的作用。
完善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机能，打破陈旧的文化隔阂，强化网络舆论系统自组织性使传播主体高效联动、优势互补；在共享中互动并容忍各自的文化取向和差异、尊重个性发展进而趋向网络传播的有条不紊。
首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要摒弃成见，实现媒介资源的深度融合，打通两个“舆论场”，达成多元共识的转型思路；通过新老媒体的体制创新合作，扬长避短，提升自身媒介素养，搭建开放包容的用户服务平台，促使传播主体有序互动，实现利益共享，竞合共赢。
其次、宣扬科学理性的媒介素养内容；保障公众相应权利和信息的公开；增强与公众的交流意识和能力。
利用大数据技术作支撑密切关注网络舆论的动态，注重舆论的引导，梳理均衡网络意见，及时化解舆论群氓负面倾向，做到防患于未然。
再次、媒体要精准定位做好转型升级；克服固有缺陷增强综合竞争力；排斥市场经济的功利主义，平衡商业利益和媒介责任感；提高把关意识和舆论监督水平；建立合理的协同机制，不妥协于经营的压力，不为经济利益所驱使，抵制庸俗化、娱乐化倾向，规避网络舆论的负面风险。
2、拓展传媒业者媒介素养的新境界
传媒业者自身的媒介素养决定着传播信息的质量，影响着公众对媒介环境的认知，所以传媒业者需要改变原有思路和工作模式，不断拓展，磨砺媒介辨识信息的能力和大数据思维，以适应新媒体时代“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多元发展格局。
1）提升对媒体的识别、运用技能
在媒体大众化、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浪潮冲击下，新媒体技术已独步互联网天下。
提升传媒业者的媒介理论知识、协调整合能力和思维模式等媒介使用能力迫在眉睫。
传媒业者只有掌握过硬的专业技能，才能见微知著准确把握社会动态，娴熟运用大数据技术对于焦点事件的走势做出预测，才能准确把握社会事件的新闻价值，对复杂的问题或事物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和判断，继而驾驭全局。
2）弘扬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传媒业者的媒介素养影响着媒介市场大局，关乎社会的未来。
提倡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体伦理尤为重要。
传媒业者只有不唯权是从，维护起码的道德伦理底线，才能够捍卫媒体的公信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媒体的生存之本。
首先要恪守职业伦理道德和加强社会责任感，重申媒体工作纪律，避免滥用媒介资源，才能不辱传媒业者的使命。
其次树立正确的法治意识，实现传媒约束机制的改革创新。
找准市场定位占据舆论制高点，深入分析舆论形势，严格自律，正确引导舆论，自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进一步提升自身媒介素养。
3）扶持“舆论领袖”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舆论领袖拥有相当数量的粉丝和声望，他们的言论或转发可能会掀起舆论的狂潮，因而他们必须具有责无旁贷的社会使命担当。
只有提高舆论领袖的文化层次与媒介素养，增强其对媒介的敏感度和责任道德理性；才能挖掘出舆论领袖独有的优势和潜能，充分发挥其舆论中介、信息过滤的功能，对所传播的信息权衡利弊正确解码，才能引导网络舆论从杂乱无章的非理性走向理性。
3、推进公众媒介素养的社会化历程
全媒体、大数据即时语境下，鉴于传播主体的泛化和传播权力的分散，公众不再只是信息的消费者；随着其“生产者”角色的日益突出，公众所欠缺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经验，使得舆论平台上的信息质量良莠不齐，群氓等现象常常相生相息。
如何获得有效信息、通过公共话语空间进行理性表达与交流。
网络社会对公众甄别、处理信息的能力提出了更新、更远的要求；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成为当务之急。
1）深化公众综合素养和自律意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养成公众在鱼龙混杂的信息中筛选、辨识、分析与判断信息的能力以及法律责任和自律意识是一个累积、沉淀、再累积再沉淀的反复酝酿过程，不是立竿见影的。
首先、着眼长远发展，建立全方位互动型的媒介素养教育模式是重中之重：
一方面，加强科学文化和道德伦理教育方面的师资培训，利用学校对未成年人进行专门的综合素质教育；另一方面，开展对成年人媒体素养教育的普及型培训，把媒介使用能力的教育落实到社区的各个层面，塑造公众媒介理念和思维，完善公众的知识结构，树立批判意识，正确认识网络媒介，理性行使话语权，提升公众的网络媒介素养。
其次、通过宣传普及法律知识，倡导道德伦理规范，将法律制度的约束力与伦理道德的劝诫有机结合起来；统合网络传播的权利和义务观念，培养公众的法治思维和理念，引导公众从无组织状态向尚德守法的自律转变，这不但有利于强化公众的法治自律意识；也是推行网络法冶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
2）培养公众社会参与、协作的自组织能力
网络舆论所展示的开放、非均衡性等特征具有“自组织”应具备的各项条件。
其系统所形成的“自组织”，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自动实现从无序到有序或从较低级有序到较高级有序进化的优化协同机制。
换而言之，在有序的传播过程中，身处协作系统中的公众，其认知和行为理应会随着信息的传递做出相宜的调整，由最初的简单、偏执甚至错误逐步过渡到清晰、理性认识其动态规律乃至相对细致、准确地把握网络舆论复杂、多变的演化阶段；而公众媒介素养的普及提升，恰好是井然有序传播的前提。
实践经验证明，只有网络舆论系统自组织机制日趋完善，才能更好地督促网络媒体的自我修正与进化。
四、结语
互联网尤其是社会化媒体刷新了公众获取信息和使用媒体的习惯，给公众提供了一个释放个性，展现自我的“公共领域”平台。
媒介信息对社会现实的再架构及其特有的商业内涵和审美价值观等无时不刻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网络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思维方式、文化修养等。
在新媒体交互分享语境下，倘若网络舆论为非理性的意识形态怂恿，势必会助长网络舆论的盲目、偏激甚至受少数人的蛊惑而沦为群氓迷失的工具。
如果想规避新媒介技术所带来的各种舆论风险，媒介认知能力和运用技能等媒介素养的培育是举足轻重、动关舆论传播大局的。
普利策曾经说过:
“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
引领媒介潮流的传媒业者自身的媒介素养直接关系到媒介传播的内容，左右着社会这条船上的公众的媒介素养。
传媒业者需要从铺天盖地的信息中挖掘、汲取提炼信息的潜在理性价值，为公众树立评判事物和行动的标杆。
而公众的媒介素养尚处于萌芽状态，培育公众筛选、解读和评估信息等能力，以弥补公众在媒介知识和媒介技能上的不足，可谓是任重而道远。
因此，在提倡构建和谐社会，打造中国梦的今天，媒介素养的普及教育应摆上日程，势在必行。
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是通过学习、锤炼对媒介内容的辨识能力，提升对媒体的批判自主能力；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渐进、内化涵养的过程，必须辅以法律的外部控制和道德的内在约束，才能溯本清源、推动媒介素养教育的社会化进程；这是一条修罗之路，需要仰仗媒体、传媒业者和公众等方方面面的共生共建。
注释：
①张洋：
《“两个舆论场”共识度增强》[N]，人民日报，2014.12.26
②[美]詹姆斯・波特：
《媒介素养》（第四版）[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p4
③[英]大卫・布金汉姆：
《媒介教育：
素养、知识与当代文化》[M]，Cambridge,UK:
PolityPress,2003，P36
④白传之、闫欢：
《媒介教育论：
起源、理论与应用》[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P197
⑤[美]凯文•凯利:
《失控》[M]，新星出版社，2010.12，电子版2.2，P52
⑥[美]埃里克•奎尔曼：
《颠覆：
社会化媒体改变世界》[M]，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12，P84
参考文献：
[1]宋永琴，武文颖：
《网络伦理表征下的媒介素养构建》[N]，现代传播，2014.06
[2]潘军凯：
《新媒体有助于形成舆论共识》[N]，传媒新视野，
http:
//www.newey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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