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三 魏晋南北朝.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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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三魏晋南北朝
之
魏晋南北朝文学
（终极背诵版）
第一章：
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第二章：
两晋诗坛
第三章：
陶渊明（重点）
第四章：
南北朝诗歌
第五章：
谢灵运、鲍照与诗凤的转变
第六章：
永明体与齐梁诗坛（重点）
第七章：
庾信与南朝文凤的北进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的辞赋、骈文、散文
第九章：
魏晋南北朝小说
姓名：
李延帅
学院：
文学院
班级：
中本0902
电话：
1328762881
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
绪论
魏晋南北朝至唐前期是中古期第一段，以五七言古近体诗兴盛为标志。
五古在魏晋南北朝高潮，七古和五七言近体在唐前期鼎盛。
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文学创作个性化，期间宫廷起核心作用，形成文学集团。
集团内部趋同性使文学呈现群体性风格，使文学发展阶段性明显。
对两汉文学的继承在五古和辞赋方面最明显。
第一节文学的自觉与文学批评的兴盛
一、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繁荣。
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梁）刘勰《文心雕龙》、（梁）锺嵘《诗品》等论著以及（梁）萧统《文选》、（陈）徐陵《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出现。
文学自觉的标志：
（一）文学从学术中分化成为独立门类。
1、汉朝人所谓文学是指学术，特别是儒学。
2、南朝文学有独立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儒、玄、史学并立，《后汉书》单列《文苑列传》，与《儒林列传》等并立；同时有文笔之分，《文心雕龙·总术》：
“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梁萧绎《金楼子·立言篇》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而强调文以情动人的特点，并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
（二）体裁的细致区分，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有明确认识。
1、《艺文志》、《东观汉纪》蔡邕《独断》刘熙《释名》等反映早期文体辨析意识。
2、《典论·论文》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明晰而自觉。
3、《文赋》将文体分为10类，对每类特点有所论述，并将诗赋分成两类，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4、西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论及12种文体，追溯起源，考察演变，并列举作品。
5、东晋李充《翰林论》联系风格辨析文体。
6、南朝梁任昉《文章缘起》分84题。
7、《文心雕龙》上篇主要讨论文体，分33大类，“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
”追溯起源，叙述演变，说明名称意义，并举例评论。
8、《文选》是按文体编成的文学总集。
（三）对文学审美特性自觉追求。
文学自觉最终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
1、四声的发现及其运用，用事和对偶的讲究。
2、《文心雕龙》多论述作品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等，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二、从人物品评到作品品评。
（一）人物品评。
1、汉末察举制度，士族流行乡党评议，如许劭、许靖、郭太。
2、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人物品评的风气更盛。
刘劭《人物志》总结鉴察人物的理论和方法，重视人的材质，形成才性之学。
3、《世说新语》的《识鉴》、《赏誉》、《品藻》、《容止》等门，记载评人事例。
4、汉末人物品评多带预言成败意味，偏重识鉴人才，重点在政治、道德方面；
5、魏晋以后人物品评在预言性和政治、道德评议外，增加审美成分，为已享名的人物用形象的语言、比喻象征的手法品题。
《世说新语》中品题人物常见的审美概念有：
神、朗、率、真等，最常见的是：
真、深、朗；用作比喻的不乏自然物象。
6、人物审美对文艺审美起催化作用；人物流品的划分也直接影响文艺批评，如锺嵘《诗品》、庾肩吾《书品》、谢赫《古画品录》。
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体系。
（一）《文心雕龙》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完整的体系。
１、共50篇，包括总论5篇，文体论20篇，创作论19篇，批评论5篇，《序志》一篇是全书的自序。
2、贡献：
（1）论述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规律。
外部原因：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时序》）将文学与社会风俗、政治兴衰联系；内部规律总结为“通”和“变”，即继承和创新相互作用；此外《明诗》论述文体演变过程，《才略》评论历代作家；
（2）总结文学创作经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作论。
书中许多精辟的概括，如“体性”、“风骨”、“定势”、“情采”等，涉及形象思维、艺术风格等。
四、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萧统的《文选》
（一）李善注《文选》60卷，选录先秦到梁代共130人作品，另有古乐府3首和《古诗十九首》，共700馀篇。
（二）编排方法：
先将文体分为赋、诗、骚、诏、册、令等37大类，大类下按题材分若干小类。
（三）诗占近13卷，共334首，各类中数量最多。
（四）选诗带较大宽容性，选诗最多的三位诗人是：
陆机52首、谢灵运40首、江淹31首。
在标举一流诗人方面眼光不高；推崇被忽视的诗人方面眼光高。
五、新文学思潮：
努力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探寻文学特点、文学分类、文学创作规律及文学价值。
（一）汉代儒家诗教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占统治地位，诗歌被视为“经为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工具。
（二）魏晋后诗学摆脱经学束缚，追求文学独立的意义，提出新理论概念，如风骨、风韵、形象，并形成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各类文艺互相沟通。
魏晋南北朝文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
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
第二节动乱中文人的命运与文人的风尚
一、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乱世文学，作家在战乱中易感受到人生短促，生命脆弱，命运难卜，祸福无常及个人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悲剧性基调及作为补偿的放达，后者常表现为及时行乐或沉迷声色；这种悲剧性基调又因文人的政治处境带上了政治色彩。
二、文学创作的某些共同主题，如生死、游仙、隐逸，并与药和酒相连。
（一）生死主题。
主要是感慨人生短促，死亡不可避免，及如何对待生死的思考。
１、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薤露》、《蒿里》之作，及“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等诗句是这类主题的直接源头；魏晋后生死主题普遍。
２、对待人生的四种态度：
一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及时勉励建功立业；二是增加生命的长度，服食求仙；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时行乐。
四是陶渊明所采取的不以生死为念的顺应自然的态度。
（二）游仙主题主要想象神仙世界，表现对其向往及长生的愿望。
１、《离骚》、《远游》开游仙主题先河。
２、魏晋后，游仙主题作为生死主题的补充，企求长生的意思变浓。
如曹操《气出唱》，曹植的《游仙》、《仙人篇》，张华的《游仙诗》，郭璞《游仙诗》构成游仙系列。
（三）隐逸主题包括向往和歌咏隐逸生活的作品，也包括招隐诗、反招隐诗。
１、隐逸思想在《庄子》中较早体现。
２、隐逸主题可追溯到《楚辞》中淮南小山《招隐士》、张衡《归田赋》早期作品。
３、魏晋后左思和陆机《招隐诗》、王康琚《反招隐诗》、潘岳《闲居赋》；陶渊明描写隐逸生活、表现隐逸思想的作品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诗品》）。
４、隐逸主题与魏晋后因战乱和玄学导致的希企隐逸之风有关。
第三节门阀制度与门阀观念下的文学创作
一、门阀制度使士族和庶族对立成为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寒士不平也成为这个时期文学的一个特色。
（一）战国时代作品中有反映，宋玉《九辩》：
“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最早。
（二）《古诗十九首》：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
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
无为守贫贱，坎坷长苦辛。
”反映寒士希望改变地位的要求。
（三）魏晋南北朝左思《咏史》、鲍照“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
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拟行路难》其六）。
二、文学家族大量出现。
如：
三曹、三张、二陆、两潘。
（一）与门阀制度有直接关系，文学集中在少数世家大族手中。
（二）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为对宗族关系和伦理观念的强调。
如：
曹植《责躬》，潘岳《家风诗》，陆机《与弟清河云诗》，陆云《答兄平原诗》。
第四节玄学对文学的渗透
一、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魏晋玄学。
（一）其形成和老庄思想有关，东晋后又吸取佛学成分，步入新阶段；
（二）是一种思辨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思考，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转折。
二、玄学重要论题：
崇有与贵无、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辨、形神之辨、名理之辨。
对文学和艺术有直接影响的是崇尚自然、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派。
（一）崇尚自然派。
１、“自然”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是一种状态，即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天然而然的；郭象《庄子注》中进一步发挥：
（１）老庄认为有先天地万物而生的道，郭象认为之所以有万物，万物之所以如此是自然地如此；“我”也是自己而然的，完全独立；
（２）只要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无所待，无所使，就可进入自由自如的境界。
２、“真”是道家特有的哲学范畴。
（１）老子把“真”视为道的精髓、修身的极致；
（２）《庄子》对“真”的界定：
“真者，精诚之至也。
……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
”（《渔父》）即：
①是至淳至诚的精神境界，这境界是受之于天的，性分之内的，自然而然的。
②圣人谨慎地守住这个精神境界，不受外物的干扰。
③不受礼教约束的、没有世俗伪饰的、保持其天性的人，就是“真人”。
3、“真”和“自然”相通，不仅属于抽象理念范畴，又属于道德范畴。
玄学崇尚自然的思想进一步确立了以“自然”与“真”为上的审美理想。
三、言意之辩内容是言辞和意旨的关系，其中言不尽意论和得意忘言论影响重大。
（一）言不尽意论。
代表荀粲认为言可达意，但不能尽意，指出了言意之间的联系差别和及言辞在表达意旨时的局限。
（二）得意忘言论。
代表王弼认为象的功用是存意，言的功用是明象，只要得到象就不必拘守言，只要得到意就不必拘守象，不忘象就不能真正得意，不忘言就不能真正得象。
言不尽意论—创作论，得意忘言论—鉴赏论。
达意最好方法：
既诉诸言内，又寄诸言外，充分运用语言的启发性和暗示性，唤起读者的联想，让他们自己体味字句外的情思和意趣，达到言有尽意无穷的效果。
四、魏晋风流。
（一）定义：
魏晋人追求的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是“玄”的心灵世界的外观，也是乱世下痛苦内心的折射，是对汉儒为人准则的否定，认为名教是执和障，主张破执除障，保持本来面目。
（二）构成条件：
玄心、洞见、妙赏、深情。
（三）外在表现特点：
颖悟、旷达、真率，即追求艺术化人生，或用言行、诗文、艺术使人生艺术化。
这种艺术必须是自然的，是个人本性的自然流露。
（四）与文学的关系：
1、表面看来，阮籍、嵇康等文学家同时也是魏晋风流的代表，其作品体现魏晋风流的特点，《世说新语》是魏晋风流的故事集；
2、深层看来，魏晋风流下对人生艺术化的自觉追求，对个性化的向往，自我表现的要求和无拘无束的氛围，是文学成长的好条件；
3、魏晋玄学转化为文学。
直接转化，玄言诗；陶诗以从生活中体悟玄理为艺术特色，理趣被宋人发挥到极致。
第五节佛教与佛经翻译对文学的影响
一、佛教的传入与佛经的翻译。
（一）约前6C到5C，释迦牟尼创佛教。
（二）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景卢受大月氏国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是佛教初传的历史坐标。
（三）约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天竺僧竺法兰、迦叶摩腾以白马驮《四十二章经》及佛像到洛阳。
（四）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大月氏僧支谶到洛阳弘佛，译出《道品行经》等，大乘佛教经典系统地传入中国。
（五）建和二年（148）安息僧人安世高到洛阳弘法，译出《人本欲生经》等，小乘佛教经典系统地传入中国。
（六）汉末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大量翻译，出现支谦、康僧会、竺法护、道安、鸠摩罗什、法显、佛陀跋陀罗、昙无谶、求那跋陀罗、菩提支流、真谛等翻译家。
二、文人与佛教的关系。
曹植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谢安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支遁是诗人；慧远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文人有交往；谢灵运是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摩诘经中十譬赞》，《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赵继文士造经呗新声；沈约笃信佛教；刘勰、徐陵与僧人交往；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北魏洛阳佛寺。
三、佛教对文学的影响：
（一）想象世界丰富。
佛教三世（前、今、来世）观念，因果轮回观念，三界、五道观念把思维时间空间和想象世界扩大了。
用因果报应观念解释人间现象，如刘义庆《幽明录》、王琰《冥祥记》、颜之推《冤魂志》等。
维摩与观音形象在这时建立。
（二）故事性加强。
佛经故事传入中国。
有的直接来自佛经，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鹅笼书生”；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本土故事，如《幽明录》。
三、反切产生和四声发现。
反切产生于汉末。
在翻译佛经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分析汉语声音结构，分析出声母韵母，产生反切；反切欲求准确，就发展到对声调的注意。
四声发现始自南朝宋代周颙。
四、词汇扩大。
用原有汉字翻译佛教概念的，如“因缘”、“境界”等；外来语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
五、文学观念多样化。
佛教中真与空、心性、境界、象和象外等观念，及关于形神的讨论丰富了文学观念。
第六节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历程
一、魏晋南北朝文学始自汉末建安，建安是汉献帝年号（196-220）；终结以隋文帝统一中国（589）为标志，共经历了393年。
二、建安文学。
（一）实际包括建安年间和魏前期文学，以曹氏父子为中心，以七子为骨干。
（二）政治理想抱负和务实精神，通脱态度和应变能力，不拘于儒学，个性鲜明。
（三）其创作反映动乱时代。
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构成“建安风骨”的时代风格。
三、正始文学。
（一）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8），正始文学泛指魏朝后期的文学。
（二）条件：
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屠杀异己，形成恐怖政治局面；哲学上是魏晋玄学的开创期，代表何晏和王弼；文学上代表是嵇康和阮籍。
（三）对抗司马氏残暴统治，崇尚自然反对名教，作品揭露了礼教的虚伪，表现了政治重压下的苦闷与抗议。
四、太康文学。
（一）是西晋武帝太康（280-289）年号。
（二）代表：
“三张、二陆、两潘、一左”（锺嵘《诗品序》）
（三）太康诗风以繁缛为特点；左思《咏史》诗与建安诗歌一脉相承。
五、发展脉络：
西晋末，士族清谈玄理的风气影响，产生玄言诗→东晋玄佛合流助长其发展→宋初转向山水诗，谢灵运第一个大力写作山水诗→晋宋易代之际，陶渊明在日常生活中发掘出诗意，开创田园诗；使汉魏古朴诗风纯熟，将“自然”提升为美的至境→晋宋间文学转折，追求艺术形式华美→宋鲍照七言乐府作出突破→齐梁两个重要文学现象：
一是诗体发生变革，周颙发现四声，沈约运用到诗歌声律上，并与谢朓、王融共创“永明体”，试图建立比较严格的、声调和谐的诗歌格律，并且在词藻、用事、对偶等方面做了新探索。
“永明体”成为从古体诗向近体诗过渡的重要形式；二在皇帝太子周围聚集文人，形成3个文学集团：
分别以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梁萧衍、萧统，梁萧纲为中心，导致取材和风格的趋同性，并在切磋中提高技巧→梁陈浮靡轻艳的宫体诗成为主流，主要以艳丽词句表现宫廷生活，多有咏物、女性题材。
六、文学风格。
（一）南北对峙和文化发展不平衡，导致南北文风不同：
南方清绮，北方质朴。
如南北朝民歌。
（二）南北文化交流：
北朝诗歌模仿南朝明显，梁末，庾信北促进南北文风交流；北朝散文佳作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和《颜氏家训》。
北方文化对南方影响在音乐和佛学方面明显。
（三）魏晋南北朝新变：
1、文学进入自觉的阶段，创作趋于个性化；
2、玄学兴起和佛教传入带来新因素；
3、语言形式美的发现及其在文学上的运用。
（四）文体发展：
五言古诗继承汉乐府传统得到长足发展并达到鼎盛；一种抒情性强、可以充分发挥汉语语言形式美的诗化散文即骈文兴盛，成为重要文学现象；抒情小赋因骈文兴盛增加骈俪成分，骈文、骈赋在梁陈两代进入高峰；七言古诗确立；南北朝民歌加其他因素，使唐绝句繁荣；中国小说基础奠定，出现一批志怪志人小说。
第一章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建安诗歌：
操古直悲凉，丕便娟婉约，植文采气骨兼备，曹氏父子创作，完成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正始时政治险恶，作家苦闷，阮籍《咏怀》组诗，用比兴手法隐晦曲折地抒发感慨、批判现实。
第一节曹操与曹丕
一、曹操。
现存20诗馀首都是乐府诗，内容和写作方法都与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精神一脉相承。
（一）内容：
1、反映汉末战乱的现实和人民遭受的苦难的，如《蒿里行》写关东义军讨董卓。
这些诗歌由于反映现实深刻真实，被称为“汉末实录”（锺惺《古诗归》）。
2、政治主张和统一天下的壮志。
前者如《度关山》、《对酒》；后者如《短歌行》。
3、《步出夏门行·观沧海》是我国现存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
（二）艺术：
1、学汉乐府：
用乐府古题写时事，如《薤露》《蒿里》本是挽歌，操用来写现实；《陌上桑》本写罗敷故事，操改写求仙；《秋胡行》本写秋胡戏妻，操用来抒发感慨。
2、继承汉乐府传统，既反映现实，又有感慨，语言古朴率真，胡应麟说《短歌行》等是“汉人乐府本色尚存”（《诗薮》）。
3、于悲凉中多跌宕慷慨之气，锺嵘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陈祚明“跌宕悲凉，独致超绝”（《采菽堂古诗选》）；冯班“慷慨悲凉”（《钝吟杂录》）；宋敖器之《诗评》：
“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
”如《步出夏门行·龟虽寿》。
（三）聚集“建安七子”、蔡琰、书法家梁鹄、音乐家杜夔、李坚，学者邯郸淳、仲长统，诗人繁钦等，开创“建安文学”局面。
二、曹丕。
（一）现存诗40首，分三类：
1、宴游诗，如写夜游铜雀园《芙蓉池作诗》，纪游玄武池《于玄武陂作诗》等，多写游赏之乐，模山范水细致，文词富丽，常用对偶，在山水诗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
2、抒情言志之作，如《黎阳作诗》3首，《煌煌京洛行》。
3、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体现丕诗水平。
如《于清河县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代刘勋妻王氏杂诗》、《杂诗》2首等，最著名的《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
（二）清沈德潜：
“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
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
”（《古诗源》）曹丕新变：
1、个人情感的抒发。
曹操所抒之情多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抱负有关，曹却更努力于表达个人情感。
他敏感多情“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善哉行》），“为乐常苦迟”（《大墙上蒿行》）对人生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同代其他诗人的。
2、文人化表现手法的使用与艺术风格的形成，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工丽绮练和艺术形式的创造上。
善于选用清词丽句，配以谐和的音韵，表达纤丽的情思；艺术形式上勇于创新，诸体具备。
长篇杂言歌行《大墙上蒿行》75句，360馀字，三字至九字句都有。
王夫之：
“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
。
”（《船山古诗评选》）。
（三）丕与邺下文人诗酒唱和，开创文人雅集先河，已具备文人集团性质。
第二节曹植
一、曹植创作以建安25年为界，分为前后期。
（一）前期主要歌唱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
如《白马篇》：
（二）后期诗歌主要表达由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
内容分为4类：
1、是对自己和朋友遭迫害的愤懑。
如《野田黄雀行》，《赠白马王彪》分7章，以感情活动为线索，集中抒发诗人屡受迫害而积压在心头的愤慨。
2、用思妇、弃妇托寓身世，表白心迹。
如《美女篇》、《七哀诗》、《杂诗》（“西北有织妇”、“南国有佳人”）等。
这类诗歌或叹盛年无偶，或自述无辜被弃，其主旨在于抒发自己的失意。
3、述志诗。
用世黄初后诉诸诗赋，《杂诗》（“仆夫早严驾”）是代表作。
4、游仙诗。
如《仙人篇》、《五游咏》、《游仙诗》、《远游篇》、《升天行》等。
诗中描绘的神仙境界明净、高洁，是诗人理想世界的象征；《赠白马王彪》：
“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
”游仙诗实际是其忧生之心、忧患之词。
二、“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钟嵘《诗品》）兼父兄之长，风骨与文采完美结合。
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现存诗90馀首，其中60多首是五言诗。
既体现《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奇谲；既继承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完成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
三、对后世影响：
胡应鳞：
子建“《虾旦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
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
”（《诗薮》）
四、植诗受后人推崇的原因：
（一）文采富艳；
（二）对五言诗发展的重大影响；
（三）作为失意文人的典型，不幸的身世引起后世文人的认同。
“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文心雕龙·才略》）。
第三节王粲、刘桢及蔡琰
1、建安七子：
曹丕《典论·论文》称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为“七子”。
其中王粲、刘桢成就最突出。
二、“七子之冠冕”王粲
（一）内容。
1、建安13年归曹操以前，作品或纪战乱，或写其流落荆州时的羁旅之情和壮志难酬的感慨，代表诗作《七哀诗》3首，第一首最著名。
沈德潜许为：
“杜少陵《无家别》、《垂老别》诸篇之祖”（《古诗源》）。
2、归曹后较重要的作品是《从军诗》5首，主要写随操出征的感受，再现汉末战乱后农村田园荒芜、满目疮痍的景象，歌颂操英明神武，表达追随操为国效力的意愿。
3、邺下与丕、植兄弟及其他文人唱和的作品，如《公宴诗》等，虽是“怜风月、狎池苑”之作，但在诗题开拓、技巧探索等方面有积极意义。
（二）艺术：
1、粲诗感情深沉，慷慨悲壮，“自伤”是主要感情特征。
谢灵运：
“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
”（《拟魏太子邺中集·王粲诗序》）。
2、虽有对百姓的同情和伸展抱负的愿望，但都是从个人身世的感伤中展开的。
因此“发愀怆之词”（《诗品》）为其主要特点，难免“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诗概》）。
（三）地位：
刘勰：
“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方东树：
“苍凉悲慨，才力豪健，陈思而下，一人而已”（《昭昧詹言》）。
三、刘桢
存诗20馀首。
曹丕称“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又与吴质书》），刘勰：
“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
”（《文心雕龙·体性》）钟嵘说他：
“仗气爱奇，动多振绝。
贞骨凌霜，高风跨俗。
”（《诗品》）
（一）内容:
1、赠答诗，一类是游乐。
最著名的是《赠人弟》3首，分别用蘋藻、松树、凤凰比喻坚贞高洁的性格，既对从弟赞美，也是自我写照。
第二首最佳：
“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豪迈凌厉，有“挺立自持”（陆时雍《诗镜总论》）、“高风跨俗”的气概。
2、游乐诗包括《公宴诗》、《斗鸡诗》、《射鸢诗》等。
（二）艺术：
1、风格“壮而不密”（曹丕《典论·论文》）。
更多表现个人的愤慨，充满慷慨磊落之气，风格俊逸而奇丽的。
2、《赠徐干》哀叹命运多舛，抒发愤懑不平；
3、《赠五官中郎将》4首，表现与曹丕的深厚友谊。
4、以气势取胜，显出目无千古、踔厉奋发的气概，元好问《论诗绝句》：
“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
”
四、蔡琰。
今存诗3首，其中五言体的《悲愤诗》较可信。
此诗540字，分三段，一段以叙事为主，夹以抒情，写董卓作乱，自己被俘，及俘虏所受的虐待；二段写胡地生活及被赎归时与儿子分别时的苦况；三段写回乡后的生活，这两段以抒情为主，夹以叙事。
通过细节描写，表现各种场面和人物的内心活动。
《悲愤诗》受汉乐府叙事诗影响，可和《孔雀东南飞》比美，杜甫《北征》等诗受其影响。
五、陈琳和阮瑀。
（一）陈琳《饮马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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