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的特殊教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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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的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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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教育是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近代人文主义、人道精神、平等理念的兴起和人类对自身认识深刻化的产物，是使用一般的或特殊的课程、教材、教育手段和教学组织形式对有特殊需要的人群（如存在聋、哑、盲、智力问题等青少年）进行旨在达到一般的和特殊的培养目标的教育活动。

虽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不仅存在特殊教育，而且有所发展，我们认为中国古代即使不乏传统残疾教育的成功案例，那也只是个案，古代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特殊教育。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特殊教育始于1840年以后的晚清时期。

现代特殊教育的理念和实践最初是由跟随殖民者的脚步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传入和推行的。

诚然，我们应当承认西方传教士来华是和各帝国主义国家侵华活动不可分割的，他们能够在中国举办特殊教育也深受殖民特权的庇佑。

但在认识到他们对我主权的侵犯的“破坏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了解他们传播特殊教育理念和兴办特殊教育的“建设性”。

　　一、特殊教育理念的传播

　　如何对待残疾人，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

根据有的学者研究，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存在针对残疾人的特殊教育机构。

据称，这一时期的特殊教育机构称为“瞽宗”，是专门教育盲人的学校，是“世界上最早的特殊教育机构”。

但是，自秦汉以来的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在特殊教育发展方面却少有超过先秦时期举措的，“和先秦相比，反而逊色、萎缩了”7。

就是到了20世纪初，残疾人也多被拒之于受教育门槛之外。

1902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小学章程》规定，凡是“资性太低，难期进益”和“困于疾病”的学生应该剔除、退出学堂。

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初等小学章程》规定“学龄儿童如有疯癫痼疾，或五官不全不能就学者，本乡村绅董可奏明地方官，经查实，准免其就学”。

这样一批残疾儿童被拒之于学门之外。

不仅如此，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甚至形成了一种歧视残疾人的思想。

按照19世纪后期在中国生活过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观察，在当时的中国存在一种观念，即“跛子、瞎子，尤其是独眼龙、聋子、秃子、斗鸡眼等这些人都是应该避免接触的”。

因为“人们常这么推断，一个人既然身体方面有缺陷，品德也必定同样如此。

”跟随殖民主义者的步伐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其特殊教育理念传播的。

　　1.西方传教士特殊教育理念的传播。

西方传教士主要通过介绍西方特殊教育发展状况、特殊教育成功的案例以及公开呼吁在华开设特殊教育机构等方式启发中国人对特殊教育的认识。

例如，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在一篇名为《栖瞽院说》的文章中就曾介绍说西方诸国都设有“栖瞽院”（盲校），并教人们弹琴、读书，虽然招收的人数不多，但逐步推广，必将广为传播，使得所有的盲人得到教育。

文章提及中国没有“栖瞽院”，是“天地间的一大憾事”。

同样是英国传教士的季里雯则通过介绍美国盲人作家海伦·凯勒的事迹来让时人认识特殊教育的可行性。

美国著名的传教士林乐知在报纸上撰文提倡对残疾人进行教育。

林乐知在文中称“救贫济困，为人生当尽之责份。

故凡有贫苦疾病衰老残废者，当又公众调恤之，无使失所。

……故为国者，当扩充公学之制度，务使国人无一不能就学以储才”。

最早在中国开办聋哑教育的美国传教士米尔斯夫人曾憧憬在整个中国宣传和推广聋哑教育。

在米尔斯夫人看来，“开办启喑学校（即聋哑学校）的目的，不仅是要通过这一事实本身向中国人证明启喑教育是可能的，而且要通过实际示范，证明这种教育将使聋哑人本身受益，证明他们经过训练与否是决然不同的。

”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聋哑教育，1908年10月，米尔斯夫人曾带领烟台启喑学校的一名教师和三名学生进行了一次旨在通过实际示范来宣传和推广启喑教育的巡演活动。

米尔斯夫人和师生们先后访问了北京、天津、上海等16个城市，举行了50多场演说，对超过3万名中国人进行了示范表演。

　　2.西方传教士特教理念传播的影响。

早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洪仁玕就曾提及特殊教育，并主张兴办特殊教育。

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称美国“其帮之跛盲聋哑鳏寡孤独，各有书院教习各技”，他认为中国应该“兴跛盲聋哑院。

有财者自携资斧，无财者善人乐助，请长教以鼓乐书数杂技，不至为废人也。

”洪仁玕作为中国较早提及特殊教育的人，他的思想绝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受西方传教士影响所致。

洪仁玕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活动于香港等地，与罗孝全等西方传教士交往甚密，其对特殊教育的了解多来自西方传教士。

1886年，受西方传教士宣扬特殊教育观念的影响，在一篇名为《中国宜创恤瞽院议》的文章中，一位国人就发出了在中国创办瞽目教育的号召。

文章称“西人至我国者，每为华人之瞽者惜之，窍意残疾之人，瞽为最苦，何则，茫然无所见，在世无异去世也。

”文章号召“名公钜卿，首创捐资，集成巨款，筑大厦，设良规，先请太西教士代理数年，俟举止绝墨，已有端倪，然后以华人接办。

一处创之，他处仿之，由近及远，仿布通帮，岂非盲人之福与国家之福欤。

”而米尔斯夫人的宣教活动则既扩大了烟台启喑学校的影响,又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社会的重视和关注。

1909年秋，当时的山东巡抚就曾到烟台启喑学校视察，并表示“对所见到的一切非常感兴趣，希望在中国其他地方开设一些同样的学校。

”这无疑有助于推进中国特殊教育的发展。

　　二、特殊教育实践的示范

　　在殖民主义者靠“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之前，当时的中国既无特殊教育的理念，更无举办特殊教育事业的实践。

跟随着殖民主义者的脚步，一部分西方传教士也进入了中国。

出于传播宗教的需要和对残疾人特别是残疾儿童的关怀，一部分传教士不仅在中国宣扬特殊教育的观念，而且身体力行，创办了一批特殊教育学校，教授盲、聋、哑儿童，他们引进国外特殊教育的方法和内容，为国内热心人士自办特殊教育起到了示范作用。

　　1.西方传教士兴办特殊教育事业的成就。

1874年，英国传教士威廉·默里在北京创办了“瞽叟通文馆”，这是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的第一所盲人教育机构，也是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最早的特殊教育机构。

1887年，美国传教士米尔斯夫妇在山东创立“登州启喑学馆”，它就是后来有名的“烟台启喑学校”的前身。

“登州启喑学馆”虽然到1896年因为米尔斯去世而关闭，但这是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的第一所聋哑人教育机构。

可以说，“瞽叟通文馆”和“登州启喑学馆”的创建拉开了西方传教士在华兴办盲聋哑等特殊教育机构的序幕。

从1874年威廉·默里创办“瞽叟通文馆”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西方传教士在华从事特殊教育工作近80年。

在这段时间里，西方传教士在华开办的特殊教育学校分布在今北京、山东、上海、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江苏、四川、广西、贵州、河北、山西、辽宁、台湾、香港、澳门等省份和地区。

根据《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条查资料》、《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以及国内学界的相关著述，在这些省份和地区，据不完全统计西方传教士先后在中国兴办了50所特殊教育学校。

其中，盲校40所，聋哑学校7所，盲聋哑学校3所。

总体上，西方传教士兴办的特殊教育学校多数规模比较小，存在时间比较短，教育成就相对于当时众多的中国盲聋哑人群来说也很难取得很大的成绩。

以西方传教士在华兴办的几所存在时间比较长、影响比较大的学校为例，烟台启喑学校从1898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总计只有304名学生入学。

广州明心瞽目学校1908—1934年间才仅有114名毕业生。

　　2.西方传教士兴办特殊教育学校的示范作用。

我们评价西方传教士兴办特殊教育学校不能够仅看其学生数量或者毕业生人数，毕竟中国自办的特殊教育学校在20世纪初期才出现。

西方传教士通过自己创建盲聋哑学校，对盲聋哑儿童进行教育，用他们鲜活、生动的案例不仅向对盲聋哑教育知之甚少的中国人证明“盲人读书识字，聋哑人说话”并不是天方奇谈，而且证明在经过一定的教育后盲聋哑人群也可以跟正常人一样自食其力。

在这一方面，烟台启喑学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烟台启喑学校在对外宣传过程中，经常将自己有所作为的毕业生公之于众，以此证明聋哑教育的可行性和现实性。

1923年烟台启喑学校的发展报告就称，从学校毕业的学生都能够自谋生计，每月赚取6—25元的生活费用，并且有12名学生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4人在从事教学工作。

1926年的学校发展报告更是详细开列了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毕业生的姓名，以及在其他地方谋得职业的学生的姓名和职业。

同时，西方传教士在华开办的特殊教育学校为国人自办特殊教育提供了样板。

可以说，近代国人自办的特殊教育学校从教学手段到学制的制定，从教材到教具，从学校与社会的交流到职业培训等等都借鉴于西方传教士兴办的特殊教育学校。

同样以烟台启喑学校为例，在该校的示范和帮扶之下，近代国人就曾创办了多所聋哑学校。

1909年，曾在烟台启喑学校受训和从事教学工作的孙宗石在保定主持了一所聋哑学校，该校持续到1913年。

1914年，烟台启喑学校毕业的学生周天孚在杭州创办聋哑学校，持续到1921年。

1916年，著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张謇在南通创办盲聋哑学校。

在建校之前，为了了解特殊教育学校的具体状况，张謇曾经访问过烟台启喑学校，并于1915年聘请在烟台启喑学校受训和从事教学的毕遮元前往南通主持师资培训，培训教师8人。

1919年，在烟台启喑学校受过训并从事教学的杜文昌在北京创办聋哑学校。

1929年，在烟台启喑学校受过训的雷静贞在福建创办聋哑学校。

1938年，在烟台启喑学校受过培训的罗蜀芳在成都创办聋哑学校，如此等等。

这些由中国人自己创立的聋哑学校，虽具体操作多有差别，但总体上都是以烟台启喑学校为样板。

这一切足见西方传教士兴办的特殊教育学校的示范性作用。

　　三、特殊教育师资的培养

　　当时西方传教士兴办的特殊教育学校培养出来的特殊教育教师在近代中国的特殊教育事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些教师在新中国成立后依然奋战在特殊教育的最前线，为祖国的特殊教育事业奉献力量。

　　1.西方传教士对特教师资问题的关注。

西方传教士来华兴办特殊教育面临着诸多的困难，而其中师资力量的匮乏是最大的困难之一。

根据《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到1920年国外在华兴办的盲人学校29所，而教师却仅有39人。

特殊教育不同于一般教育，对教师的要求更高，需要专门的人员。

西方传教士在华兴办特殊教育之初，中国由于没有衍生出自己的特殊教育事业，所以也就没有能够培养出自己具有专业知识的特殊教育教师。

不仅如此，就是在华兴办特殊教育的西方传教士也很少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多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因此，为了推进在华特殊教育的发展，兴办特殊教育的诸多西方传教士都比较注重特殊教育师资的培养。

烟台启喑学校的创始人米尔斯夫人在办校之初就将师资培训作为学校的重要任务。

上海盲童学校的主办人傅步兰则希望将学校建成为一所“模范的盲人学校”，“一所师范学校”，期望“将来为更多的盲人教育机构提供适当的盲人教师”。

西方传教士在华兴办的特殊教育学校培训出的不少教师在新中国成立后依然奋斗在特殊教育的最前线。

可以说，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和动机，西方在华传教士及其开办的特殊教育事业无形中为新中国特殊教育事业的深入发展做了一定的师资队伍储备工作。

　　2.西方传教士与特教师资的培育。

在西方传教士及其创办的特殊教育机构中，师资培训最为出色的应该算是米尔斯夫人及其领导的烟台启喑学校。

在师资培训过程中，米尔斯夫人要求“凡入师范班养成师资者，须食宿校内，与教员、学生共同工作。

”因为这样“对于聋哑学校一切功课及管理法更易明白。

”为了保证培训的效果，米尔斯夫人还要求“凡入师范班者至少须有一年之训练，如有较长之时日愈美。

”在米尔斯夫人及其继任者卡特小姐的努力下，1898年到1941年间烟台启喑学校曾多次专门组织培训班，培训特殊教育教师。

烟台启喑学校培训的特殊教育教师一部分留校任教，而另一部分则到全国各地开办特殊教育学校或者从事特殊教育教学工作。

1898—1941年，按照现有的资料，烟台启喑学校先后培训教师44人，参加培训的人员分别来自山东、江苏、上海、北京、四川和香港等省份和地区。

其中，在烟台接受培训的教师后来大都成为当地聋哑学校的创始人或骨干教师，上面我们提及的孙宗石、毕遮元、周天孚、杜文昌、雷静贞、罗蜀芳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而雷静贞、罗蜀芳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依然活跃在特殊教育的舞台上，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聋哑教育在中国的发展。

除烟台启喑学校外，创立于1911年由傅步兰主持的上海盲童学校也在特殊教育师资的培育方面成就较为突出。

1929年，上海盲童学校创办了师资培训班，分为高级和初级班。

初中毕业后不能够升学的盲生，可以进入初级师资班学习，学习两年后可以到初级盲童小学任教。

高中毕业无法上大学的，可以进入高级师资班学习，一年后可任高级盲童小学教师。

上海盲童学校的师资班共举办两届，培育毕业生12人。

　　西方传教士跟随殖民主义者进入中国，他们来的主要目的是传播西方的宗教观念。

西方传教士在华从事教育事业，开办各类学校，也是从属于传教需要的。

西方传教士在华兴办特殊教育学校也概不能外。

但是，无论他们有意无意，他们在中国从事的特殊教育理念的宣传、兴办特殊教育学校以及培育特殊教育师资，无疑对近代中国旧有的教育体系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对中国自办特殊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先导性和示范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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