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小 说《人生》中高加林形象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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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小说《人生》中高加林形象分析
人生奋斗路上的悲剧故事
——路遥小说《人生》中高加林形象分析
【摘要】路遥以其澎湃的激情专注于表现城乡交叉地带的人情事物，他的作品《人生》中的高加林，就生活在这样一个能呼吸到城市文明的空气，保留着古老、落户习俗的城镇郊区。
本文在了解《人生》一书创作的背景与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在简要掌握了对路遥小说《人生》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情况下，通过对《人生》中高加林——一个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黄土地，奋斗在黄土地，但却才华横溢，眼界开阔，向往农村以外的世界，一心想摆脱土地束缚的农村知识青年形象的分析，着重从主人公崎岖坎坷命运中体现的人生性格与悲剧社会的关系等方面展现路遥作品特有的苍凉、悲壮的悲剧情结。
【关键词】路遥高加林悲剧社会人生性格悲剧性
带着特有的黄土气息，从陕北高原向我们走来，这就是路遥。
路遥在其一生中给我们留下了为数不多却足以震撼人心的作品，他时刻关注着黄土地，关注着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淳朴善良的人们，路遥以其澎湃的激情与他们一起悲欢，一起思考，一起前进。
他所写的人多是像黄土地一样质朴善良而又多情自尊的人，他所讲的事多是像黄土地一样平凡而又普通的事，他所抒发的情也多是像黄土地一样炽热奔放而又辽远的情。
路遥正是以像信天游一样缠绵悠长而质朴的感情，在《平凡的世界》里，写出了《人生》，创造出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正如作者在他的自传里所说的“我的作品的题材范围，大都是我称之为‘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五光十色的世界。
”而他在这“交叉地带”中开掘积淀下来的文化记忆，让不同的人在这块相同的土地上演绎着不同的人生故事。
1、背景与主要内容：
中华民族是一个苦难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管是朝代的更迭，还是天灾人祸，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都处在灾难旋涡的中心，最容易受到伤害。
路遥与共和国同龄，经历了新中国农村生活的风风雨雨，他在新、旧力量对比差异最大、矛盾最集中的“城乡交叉地带”把握中国农民面对社会转型时精神的痛苦与心理的挣扎。
在这个生活的立交桥上，他们曾经彷徨，也曾试图迈过无形的屏障，向通往城市的方向前进；在这个生活的立交桥上，高加林抛弃了刘巧珍；孙少平与孙少安分野，一个走向城市，一个坚守土地；孙少安与青梅竹马的田润叶无缘携手走向幸福的生活……城市和农村就是相互交叉的两座桥，它们在社会生活的某个点上可能汇合，但终究是两条不同的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的舞台，他们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的理想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它以消灭一切剥削阶级为基本特征，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没有等级的平等社会。
但是，户籍制度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这一平等的理念。
“城里人”有稳定的工资收入、较多的文化教育机会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而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多的“农村人”却被这些“优厚待遇”远远地排斥在外了。
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把农民稳定在土地上，政府可以更好地推进国家建设和初级阶段的工业进程。
但是，这样的制度是以牺牲亿万农民为代价的。
“它不仅严重地造成了国民身份在事实上的不平等，而且还使得中国社会的城乡差异扩大并趋于失衡，使中国在都市化发展进程中长期延缓迟滞，至今后果犹存。
”“乡——城户口划分奠定了中国社会城乡分割分治的二分结构。
城乡分治的控制城市规模的策略，虽能避免因城市化快速发展而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但也使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失去了许多机会，并且使城市和乡村在利益格局上形成巨大反差。
户籍身份的界定和转变的限制，使公民初始机会处于不平等，从而影响人的发展。
一方面，它可能使某些城里人养成依赖性或惰性，另一方面，也可能使部分农村人失去发展的机遇。
”所以，我们在批评高加林个人道德的同时，更应该看到我们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存在的种种矛盾与弊端。
《人生》的价值不仅提示了在巨大城乡差异背景下农村知识青年的不幸命运，更在于它用艺术的手法挖掘造成悲剧的深刻原因。
从建国初到1976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革”严重阻碍了我国现代化进程。
伴随着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及计划经济的束缚，中国经济在曲折中艰难前进，经济结构严重失调，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生活贫困不堪。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将工作重心转向了经济建设。
在历史转折时期，一方面要摆脱沉重的历史阴影，开辟新的征程，另一方面，旧的生产体制、思维方式仍然制约着时代的发展。
路遥是一位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很强的作家，他紧把时代的脉搏，以百万言字的《平凡的世界》全景式反映了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展现了社会转型时期整个民族精神上的蝉蜕，描写了广大普通劳动人民面对转型的困惑与思考，揭示了转型期新旧力量的艰难更替，勾勒出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
《人生》一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它主要讲述了高加林的经历，从老师到农民，从农民到通讯干事，再由通讯干事回到农民的经历。
说明了成也关系，败也关系。
由于没有关系老师变成了农民，由于关系农民变成了干部，又由于关系而被检举，再次回到了农民。
其中插有与高巧珍和黄亚萍的恋爱关系，在最艰难的时候刘巧珍的出现使高加林脱离了老师变农民的痛苦。
在高加林后来成为干部后，由于黄亚萍的追求，加上自己感情意志的薄弱，由于感觉与黄亚萍比较有共同语言和有利于自己的发展，而放弃了没有文化的刘巧珍，后来巧珍嫁了自己不喜欢的马栓。
黄亚萍与高加林的缘故造成了张克南失恋，克南妈妈恨高加林，举报高加林走后门，使得高加林再次失去了工作。
巧珍的姐姐和妈妈想奚落高加林，已嫁人的巧珍阻拦，还帮高加林向高明楼求工作，虽然没有文化，但巧珍的大度值得人敬佩。
还有克南阻拦妈妈举报高加林没有成功，虽然是高加林的出现破坏了他的感情，但他没有恨他，没有报复他，在阻拦妈妈不成后，还去道歉，也是一个可敬的人。
高加林后来没有坚持与黄亚萍在一起，因为自己已是农民，虽然亚萍也爱他，但她放弃了美好的生活去农村了吗?
没有。
但高加林最心爱的巧珍已经成了别人的新娘，悔有何用，人生还漫长……未来抉择还多着呢，在人生道路上要认真思考，选择了就别后悔。
2、路遥小说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国内路遥研究围绕着路遥代表作中篇小说《人生》的发表和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后形成两个研究高潮以及路遥去世至今形成的收获期。
路遥研究始于其在1980年《当代》杂志第3期发表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后期资深评论家秦兆阳先生对其的评论“这不是一篇针贬时弊的作品……他所着力描写的，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分辨不清、思想水平并不高、却又不愿意群众因自己而掀起大规模武斗，以至造成巨大牺牲的革命干部”（秦兆阳：
《要有一颗热情的心——致路遥同志》，1982年3月25日《中国青年报》）。
秦老充分肯定使路遥第一次为全国文学界所注意。
1982年路遥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了标志其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中篇小说《人生》，很快这部描写“城乡交叉地带”知识青年——高加林的爱情故事题材的小说，由于其独特的视角和作者敏锐的观察力以及作品主人公在面对现代性焦虑的过程中青年人如何实现人生价值的可争议的论题而很快风弥大街小巷，一时间好评如潮，但同时评论界也围绕着高加林典型性格论、作品的审美特征以及“城乡交叉地带”等问题而热烈的争论。
评论界在争论基础上最后较为一致认为高加林是路遥塑造的一个性格丰富的典型人物形象。
当时，评论界把问题主要集中于高加林是个什么样的人上即：
一是高加林是不是“新人”的问题，二是高加林是不是个人奋斗者、个人主义者的问题。
就其美学特征而言，评论界认为该作品具有“深沉”与“宏大”的审美特征。
一九九二年路遥逝世后，路遥亲人、生前好友、学术同仁等根据与路遥不同程度的接触经历和对其为人与为文的敬业精神，写下了大量的具有史料性价值的回忆性文章和系统整理了回忆性文集。
如高歌一九九九三年在《延安文学》一、二合刊上发表了《困难的日子记事——上大学前的路遥》，一九九三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作家航宇的《路遥最后的日子》等。
路遥研究也在前两个阶段的研究高潮基础上开始由文本及建立于其之上的审美研究和作家创作心态研究进入到研究方法多元化、系统化、专业化和学术化方向，与前两个阶段的高潮相比，这一阶段应该是路遥研究的收获期。
其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出现了一大批具有研究价值的回忆性文章及文集；二是出现了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专著，可喜的是，在这批专著中开始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高校硕士研究生论文。
近年来，国外对路遥及其作品的研究也开始慢慢升温。
目前，路遥的短篇小说《人生》被翻译成法文、俄文等几种文字出版，国外开始有零星的评论文章出现。
日本学者安本实先生致力于路遥研究多年，他先后翻译了路遥的一些中篇小说，并做过系统的资料整理工作，撰写了多篇论文，成为国外为数不多的路遥研究专家。
他的论文《路遥文学中的关键词：
交叉地带》（刘静译）对路遥文学创作中的“交叉现象”进行了视野较为开阔的阐发。
三、高加林的人生性格与悲剧社会
（一）自尊与自卑
高加林接受过新思想教育，血气方刚，热情奔放。
有追求自身发展的愿望。
从小又受父母的娇生惯养，父母用辛勤汗水换钱供他上学。
他身上的泥土味已冲刷得差不多了。
因而会不自觉地感到自己不比别人差。
在他被撤了教师职务后，表现极为强烈，他想只要高加村有高明楼，他就非要比他有出息不可，要比高明楼他们更强。
去县城掏粪时与克南妈争吵后，眼里噙着了泪花，望着悄然寂静的城市，心里暗暗说：
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
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的年轻人那一点差？
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
[3]P32此时反映出高加林如此强烈的自尊。
从小说中可以看出，高加林是有能力的人，连高明楼这样的“大能人”也不能不感到一种威慑，不能不感到“将来村里真正的能人是他”。
高加林是优秀的，自信心可使他进取，但也可扭曲他的灵魂。
于是我们在他自信的背后，发现了一种隐藏更深的自卑感。
在他第一次去卖馍，却因为是熟人，而不愿去做那笔生意。
当遇到老同学张克南和黄亚萍时，对他们所说的话非常敏感。
即使他们是很真诚的，但在他看来，是在他面前夸耀自己的优越性。
高加林的自尊心太强了。
因此精神处于一种藐视的状态，说话时不时的讽刺、挖苦。
最终老同学不欢而散。
在卖馍的过程中，他后悔不该来。
感到自己象一个真正的乡巴佬。
觉得周围的人都在看他，他低着头，什么也不敢看，连叫卖也不敢。
心里难受得象无数个虫子在咬。
在城里掏粪时，紧张防备周围，鬼鬼祟祟象做贼一样，恐怕被熟人看见丢面子。
每当看见骑自行车的县上和公社的干部们，从河对面公路奔驰而过，雪白的的确凉衬衫，被风吹得飘飘忽忽的身影时，他的心就会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惆怅，苦涩的味儿顿涌心头。
就像吞了一口难咽的中药，难受极了。
即使和巧珍在一起，他也会认为那是堕落和消极的表现。
他的自卑是强烈的。
高加林之所以有这样的自卑感，与他的思想意思是分不开的。
他一心想离开这贫瘠的土地。
他不愿象他父亲一样当一辈子土地的奴隶。
害怕的贫困、愚昧。
他始终渴望到大城市去，渴望施展“抱负”。
因此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愿望。
他在当教师时，不断发表文章，刻苦钻研。
并且得到了认可—他是一个很受尊敬的教师。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有抱负、有上进心的青年，周围的人没有去承认他，发展他，而是让社会的不良之风，深深伤害他，使他回到了黄土地上。
我们可以设想，假如我们社会的肌体是健全的，假如社会主义阳光照耀在每一个角落，那么高加林周围的环境力量就有可能不段完善他的性格，而他本人或许能够避免他的悲剧命运。
因此我们不能忽视环境对人的影响。
特别是那些人生观和价值观还没有完全确立的青年。
由于社会尚不是由他们来开拓，他们的视野就显得过于狭窄，往往容易被生活表象所迷惑。
而当他们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时，这一影响就更不能低估。
在以高加林为典型意义的青年形象中，自信和自卑彼此排斥却又紧密胶合在一起。
这正是他性格中潜伏着的悲剧性的危机。
（二）脆弱与勇敢
高加林是自信的。
而当现实扼制了他的“欲望”，他又变得灰溜溜的，一蹶不振。
他有的只是“欲望”本身，没有的恰恰是把“欲望”本身化为现实的真正动力。
他只能在顺境中驰骋自己的想象，而不能在逆境中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他貌似强者的外衣下，隐藏着的却是一颗脆弱的、不稳定自我的心。
高加林的脆弱性在他两次大的人生转折中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
当高加林被挤掉教师职务，第一次复归到土地上当农民时，他感到理想破灭。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他无法冷静下来。
三年的教书生涯，美好的梦想顷刻间就变成了泡沫。
他的脸痛苦的抽搐着，一只手狠狠地揪着自己的头发，泪水一次又一次地流下来。
他不思茶饭，用毁灭性的劳动来折磨自己。
或许他的拼命劳动只是希望用极度的疲劳来消减骚动的“欲望”。
当他走后门当了县委通讯干事，而事情败漏，他又一次被谴回农村时，又一次感到孤零零的自己，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他不知自己从什么路上走来，又向什么路上走去…。
想到破灭的不仅是那远走高飞的幻想，也是与黄亚萍那并不牢靠的“爱情”。
又想到自己以后贫穷的农民生活，他痛不欲生，想叫叫不出，想喊喊不出。
他甚至想到死…而这一切怨谁呢？
想来想去，反而恨起了自己，他两只手疯狂地揪着自己的胸脯，外衣上的纽扣“崩崩”地颗颗飞掉……在波涛起伏、曲折不平的人生道路上，高加林就是这样地失败了。
当他孤魂般走在大马河川道上时，山坡上传来的是孩子们辛辣而直率的信天游歌声：
“哥哥你不成才，卖了良心才回来……”这利剑般闪射着冷峻真理光辉的古老歌谣，虽然从孩子们口里唱出，但那深沉的谴责力量，仍然使他感到惊心动魄。
只有在这时，他才如梦初醒，有了五内俱焚的痛悔。
高加林是一个彷徨于人生十字路口、生活阅历还不丰富的青年。
遇到挫折不能积极面对，只会痛苦、流泪、抱怨、后悔，表现出极度的脆弱。
但只要受到别人的安慰，鼓励，他会作深刻的自我反省，对生活产生希望。
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正因为如此，他还会振作起来，前途还是美好的。
尽管在逆境中高加林往往表现的很脆弱。
但在顺境时，他往往表现的很勇敢，积极进取，具有一种冒险精神。
高加林痛苦于农村落后，渴望现代文明的春风吹到这闭塞的地方。
因此，在他当上农民以后，与因循守旧的古老生活方式发生了反抗力。
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以特有的力量与农村旧道德观念和庸俗舆论挑战：
他鼓励巧珍刷牙；闹了一场“卫生革命”；藐视农村“明媒正娶”的传统道德，和巧珍大胆公开彼此的爱情，公开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和巧珍骑着一个车子去逛县城。
可见，高加林是以一种勇敢、挑战的姿态，冲击着农村的平静，和古朴的生活方式，憧憬着现代文明的生活。
在到南马河公社采访时，他的勇敢精神表现的也很明显。
南马河几个村庄都被洪水淹没。
高加林没有骑车子，黄昏才出发。
没走几里，天就黑了。
此时他并不害怕，他精力充沛、动作敏捷。
一刹那间需要牺牲什么，他就会献出什么。
到了南马河，脚上流着血，但没有休息。
努力做好每一件事情……
高加林这种勇敢精神与他自身的性格和经历有关。
首先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受过新思想的影响，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
当面临这样的大灾难，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一种责任感让他冲在了前面。
再者，高加林是一个要强、好胜、狂热、有自尊心的人。
这一次采访对他来说是个难得的表现机会……。
当他听到那篇没被改动的第一篇报道时，一种幸福顿涌心头，忍不住轻轻地高吹起了口哨。
（三）朴实与虚伪
高加林由于受到父辈的影响，他具备天下农民所特有品质—朴实。
如小说上所描绘的那样：
在劳动时，他手磨起了水泡，流出了血，他仍然挺着。
在县城掏粪时，哪个厕所要是没粪，他立刻失望丧气，哪个厕所粪多，就高兴想笑，像是发现了金子。
在失去教师职业后，他抽的烟由纸烟变为旱烟，表现出他生活的节约。
他憨厚、老实，当他第一次和巧珍在大马路上并肩行走时，心呼呼直跳，感到很难为情。
也是这种朴实，才使巧珍和他走近。
也正是这种朴实，使他主动上地里给父亲帮忙；给母亲拉风箱。
并且还养了兔子，想搞点副业。
。
他忙忙碌碌，俨然象个过光景的庄稼汉。
也更是这种朴实，使他感到，他不该那样害怕在这黄土地上生活，在这亲爱的黄土地上，生活依然能结出甜美的果实。
高加林还拥有农民儿子质朴的责任感和内疚感。
虽然他在精神上承受压抑和痛苦，但看到在劳动中的母亲满头的白发；瘸腿的父亲一轻一重地出山……想到庄稼人的吃苦精神，眼里流出了泪水。
在作品下篇，我们看到，当他和黄亚萍在一起时，猛然想到巧珍，心如刀绞，情绪的热情忽至冰点。
内心深处，是一种深深的愧疚与谴责。
我们知道，高加林有极强的自尊心。
他不甘不如人，始终渴望到大城市去，渴望施展“抱负”，其目的仅仅是实现自我价值，还是为了事业的发展？
这在高加林思想上显然是相当模糊的。
于是，在这特定的环境中，其虚荣心得到了极度膨胀：
当巧珍要把狗皮褥子拿到县城给他时，他有点严厉地说：
“我不冷！
你千万别拿来，人家笑话哩！
”在县通讯处的那些日子里，他不断陶醉在事业的成功中。
他内心里每时每刻都充满着骄傲和自豪，自尊心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甚至和同志们说话都言词尖刻，才气外露，得意之情溢于表。
但他有时也会警告自己不要太张狂，他有更大、更高的抱负和想法。
不能满足于这个县城所达到的光荣……甚至在省城的大街上，看到公园里一队对挽胳膊走路的青年男女，也幻想着自己令人神往的富于彩色的大城市生活。
高加林的内心是虚荣的，他的所谓个人抱负和个人前程，始终是他内心深处最萦绕关注的东西。
正是这个日夜困绕着他内心的幽灵，指使着他走错一步，再走错一步。
人生的道路是复杂的，社会的矛盾也是错综的，然而决定一个人性格面貌的，毕竟是一个人的思想、情操。
当他和黄亚萍旧情复萌，重新恋爱，以及在这种爱情矛盾的厉害权衡中，“远走高飞，到大地方去发展自己的前途”成为最重要、最有分量的“砝码”。
于是“权衡了一切后”他“决定要和巧珍断绝关系，跟黄亚萍远走高飞”。
纯真的爱情终于被压倒在内心的虚荣之中。
他无情地抛弃了巧珍这个天真纯洁姑娘赤诚如火的爱情，卑劣地伤害了一颗纯正坦直的心灵，也暴露出他灵魂深处潜伏着很不美妙的污垢！
我们可以看出高加林对刘巧珍和黄亚萍的选择，并不是由爱决定的，而是由内心的虚荣决定的。
谁能满足他的虚荣，他就会选择谁。
思想意识的错误，致使最终陷入痛苦深渊。
高加林这些性格特点，有时是孤立的，有时又是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
从而形成这一人物形象的复杂性。
高加林以上性格形成，与他生活的社会、家庭、自身思想意识是分不开的。
高加林生活在八十年代初期，那是一个能呼吸到城市文明的空气却又保留着古老、落后的习俗的城镇郊区，一个交织着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生活环境。
也是现代意识与传统道德观念碰撞最激烈的时期。
他的理想与现实、性格与环境交织的错综复杂，又显得格格不入。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副令人不可思议的画面：
一个明明有才能，可以充分发挥作用的知识分子，却被别的有权势的人同过“合法手续”而从教师队伍中除名；随后他又依靠自己的“关系”，进入县委大院，而“纪律检察委员会”又以合法的途径将他重新除退。
生活在这样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环境中，高加林在他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有的只是一连串失败的记录。
还有家庭环境、自身思想意识对他性格的形成也起很重要的作用。
农村的落后、贫穷及父母对他的精心培养，创造了他一心离开黄土地的自身条件。
我们从作品中可看出，形成他复杂性格的主要原因还是来自身的思想意识。
由于刚步入社会，对生活认识不清。
错误地把个人的欲望当作理想，不能根植于现实的土壤中，过分强调个人的需要。
缺乏扎根土地，在家乡的土壤上实现自己理想的决心。
这些思想意识，促使他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矛盾重重，徘徊不前。
高加林的悲剧不是偶然，大量的偶然性中显示出了生活的某种必然性：
传统的生活已经容纳不下这一代青年对人生的追求，而他们又往往不太理解通往新的生活的正确而又艰难的道路。
他们理想大于现实，盲目追求实际上不能得到的东西，得到的必然是一种对人生扭曲的认识。
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像高加林这样的青年也并不少见。
文学是一面镜子，高加林这样具有丰富内涵和典型意义的形象，无论他的逆境、顺境、长处、弱点、教训和悲剧，都具有发人深思的鉴戒的力量。
希望那些徘徊于人生十字路口的青年们从高加林的形象中得到启发，正确处理好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以诚恳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一切，让人生的理想之花开得更加鲜艳！
四、悲剧性
悲剧是通过美好事物的毁灭去揭露丑恶。
这是我们对悲剧最直接的一个了会矛盾冲突中，遭到不应有、但又不可避免的苦难或毁灭，从而引发悲痛、同情和奋发感受的一种审美形态及其特性。
悲剧从两个方面揭示矛盾冲突：
一方面正面的事物在毁灭中显示其价值，在暂时失败中预示着未来的胜利；另一方面反面事物在其暂时胜利中暴露了它的虚弱和必然灭亡。
如果说真正的喜剧接近悲剧，那么真正的悲剧则同时预言着旧事物最后喜剧的到来。
悲剧是崇高的集中形态，是一种崇高美。
悲剧是崇高特征，是通过社会上新旧力量的矛盾冲突，显示力量与旧势力的抗争。
他经常表现为在一定的时期内，还具有强大的实际力量的旧势力对新生力量暂时的压倒，表现为带有一定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失败和挫折，表现为正义的毁灭，英雄的牺牲，严重的灾难、困苦……等等，在严重的实践斗争中显示出先进人物的巨大精神力量和伟大人格。
悲剧中所体现的崇高，经常以其庄严的内容和粗犷的形式震撼人心，引起人们的崇敬和自豪。
它是对社会力量的实践斗争的积极肯定。
它与悲观、悲惨、消沉等完全是不同的。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悲剧理论中提出：
第一，“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
第二，悲剧有特定的对象，特定的人物。
他说：
“悲剧是对于比一般人好得人的模仿”，“喜剧总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
第三，悲剧所引起的对人的恐惧与怜悯之情，在积极方面能起“陶冶”作用。
他说：
“模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采用叙述法，借以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感情得到陶冶”。
在道德上震撼人心的同时给人以审美享受，提高人的思想境界。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在西方美学史上最早奠定了悲剧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以后，在悲剧理论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
他从矛盾冲突出发来研究悲剧，认为悲剧不是个人的偶然的原因造成的，悲剧的根源和基础是两种实体性伦理力量的冲突。
冲突双方所代表的伦理力量都是合理的，但同时都有道德上的片面性。
每一方又都坚持自己的片面性而损害对方的合理性。
这里两种善的斗争就必然引起悲剧的冲突。
黑格尔的悲剧里虽有庸人主义的调和气息，但值得注意：
第一，承认悲剧矛盾冲突的必然性。
在黑格尔看来，悲剧是两种合理观念斗争的必然结果，肯定了悲剧矛盾的必然性。
但悲剧的根源不是现实生活中各种物质力量或阶级力量的矛盾冲突，而是两种伦理观念的冲突。
第二，在黑格尔的悲剧矛盾冲突中，抹杀了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别，在理论上混淆了现实中美丑、善恶的斗争，因而看不到悲剧冲突本身是反映着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
第三，黑格尔的悲剧观还具有一定的乐观主义因素，他强调悲剧通过双方的冲突，扬弃了各自的片面性，悲剧所毁灭的是双方的片面性，肯定了双方的合理性。
例如在《安提戈尼》中两种伦理力量互相冲突，在冲突中两者的片面性被扬弃，国法和家法本身都得到了肯定，这就是所谓“永恒正义”得到了正义。
车尔尼雪夫斯基首先批判了黑格尔的悲剧观，认为他不从生活出发，而从理念出发规定悲剧的本质，这实际上是宿命的观点，企图将悲剧的概念和命运的概念连接在一起。
他认为命运的概念是和科学的概念相矛盾的，不可调和的。
其次，他还认为悲剧是人生中可怕的事情，与艰苦斗争有联系，但又不能等同。
例如“航海者同海作斗争，同惊涛骇浪和暗礁作斗争；他的生活是艰苦的，可是难道这种生活必然是悲剧吗？
有一只船遇着风暴被暗礁撞坏了，可是却有几百只船安全抵达港口。
就假定斗争总是必要的吧，但斗争并不一定都是不幸的。
结局圆满的斗争，不论他经过了怎样的艰难，并不都是艰难，并不都是痛苦。
而是愉快，不是悲剧的，而只是戏剧性的。
”再次，他还批判了黑格尔认为悲剧中死者都有罪过的思想。
最后，他还反对黑格尔的悲剧矛盾冲突的必然性的思想。
车尔尼雪夫斯基给悲剧下的定义是：
“悲剧是人生中可怕的事物。
”他说：
“悲剧是人的苦难和死亡，这苦难或死亡即使不显现出任何无限强大与不可战胜的力量，也已经完全足够使我们充满恐怖和同情。
无论人的苦难和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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