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织创新性与创新能力的定义度量及概念框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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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创新性与创新能力的定义度量及概念框架
关于组织创新性与创新能力的定义、度量及概念框架
作者简介:
张国良(1968-),男,华北水利水电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组织与技术创新;陈宏民(1960-),男,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分析了文献中关于创新性及创新能力两个术语在定义、度量以及相互关系方面存在的歧义、混淆和不一致问题,对创新性与创新能力进行了新的诠释,给出了具有操作性的定义。
提出一个从组织创新的数量、速率、效果以及效率等方面综合评价创新能力的四维概念与度量模型,将传统的定量与定性指标结合在一起,突破了一维定量或定性测度的局限性。
通过国家863计划课题组层面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的实证研究,验证了概念框架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为深化创新能力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
关键词:
创新性;创新能力;概念框架
中图分类号:
C936;F062.3
文献标识码:
A
创新研究横跨多个学科,经济管理、组织理论、战略管理以及营销等许多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为创新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然而,创新是多维度的,既复杂,又因事而异,人们至今未能对其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Fiol指出,尽管创新文献很多,实证研究的深度很深、范围也很广,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主导性理论,甚至难以发现一个具有一致性的理论。
Wolfe甚至认为从文献中唯一能够找出有一致性的观点是“(各类)文献的研究结果是不一致的”。
本文研究发现,在创新文献中,创新性与创新能力两大术语存在很多问题:
①概念上存在多种定义和诠释;②度量上没有统一标准,缺乏可操作性;③二者关系不明确,并时常混淆。
鉴于创新的复杂性和研究角度的多样性,进行创新能力研究时,必须首先厘清这些概念。
只有统一概念上的认识,才能够为不同领域的创新研究人员提供一个探讨和达成共识的平台。
1创新性的定义、度量与分析框架
1.1创新性的概念与传统分析框架
创新性的概念最早是在研究个体层面的创新推广时提出来的。
Rogers(1962)将其定义为“系统中某一个个体相比其他个体成员而言,在采用新思想方面相对更早的程度”;Hurt&Teigen(1977)的定义是“更早采用新事物的相对程度”。
创新性的概念最初用来分析个体与同类个体比较而言采取新思想的相对倾向性。
根据创新性,可以把社会系统中的成员划分为:
创新者、先行者、早期的大多数、晚期的大多数及落伍者。
当学者们开始把组织作为创新的个体看待时,便出现了组织创新性的概念。
Hurley&Hult将企业创新性定义为“企业对新思想的开放程度,即接受新思想的主动性。
Garcia&Calantone认为企业创新性是指“企业进行创新的倾向性,或者说,是指企业采纳创新的倾向性”。
目前,人们对组织创新性的决定因素还不十分清楚,但传统的分析思路从三个方面寻找其影响因素:
组织特性、管理特性和环境特性(图1)。
多数研究把创新性当作一个因变量,把组织、管理以及环境的部分因素作为影响创新性的自变量,通过综合分析,评价一个组织大体的创新性。
1.2创新性的度量
多数文献主要从两个角度衡量企业创新性:
企业采取创新的快慢速度;企业采纳创新的数量多少.在有些文献中,如果一个企业采取创新的时间早于产业中多数竞争对手,那么,该企业就被称作创新企业,即,采取创新的时间决定了一个企业的创新性。
在另外一些文献中,凡是采取创新的企业都叫创新企业,没有采取创新的企业则为非创新企业,企业的创新性是由企业创新的数量决定的,创新数量越大则企业创新性越强。
这两种方法都是采用单一的维度来度量企业的创新性,尽管前者与Rogers的定义较为吻合,但有学者对这一指标提出异议,认为创新性与“采用创新的快慢速度”并非同义词。
也有学者认为,以往这种把创新性用单一尺度来衡量的方式是不够的,创新性应该是多维度的。
Avlonitis等建议从技术和行为两个维度衡量创新性。
Subramanian提出一个三维度量方法,即以多个创新为基础,同时考虑这些创新在采取时间上的早晚,以及采取时间早晚上的一致性。
根据这样一个三维尺度,那些始终能够早先一步采取创新的企业,比那些创新采取时间上早晚不一的企业更具有创新性。
此外,Hurley&Hult以及Hult等在度量创新性时采用了5项定性尺度,Calantone等采用了6项Likert式尺度。
2 创新能力的定义与度量
2.1创新能力的定义与传统分析框架
创新能力的概念是由Burns&Stalker(1961)首次提出,最初用来表示“组织成功采纳或实施新思想、新工艺以及新产品的能力”。
随后的文献对创新能力的诠释大体上形成了企业、区域以及国家三个层面的定义。
关于企业的创新能力,Lall定义为“企业有效吸收、掌握和改进现有技术,并创造新技术所需要技能和知识的能力”;Trott把它定义为“企业创造创新产出的潜力”。
对于区域创新能力,多数文献较为一致地把它定义为“一个区域形成创新产出的能力”。
而对于国家创新能力,Porter的定义是“国家作为一个政治经济体长期推出商业化世界新技术的能力”;Furman等认为它是一个国家长期创造并商业化世界性新技术的能力,是国家源源不断形成商业化创新的潜力。
中文文献中对于创新能力概念的认识,主要受创新过程理论的影响。
在企业层面,魏江、许庆瑞认为企业创新能力是企业创新决策、研发、生产、营销、组织能力的综合;杨宏进,胡恩华,朱斌、郑祥鸿,夏维力、吕晓强等的分解方法基本上大同小异。
在区域层面,唐炎钊用知识创新能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知识流动、创新资源、科技创新环境以及科技创新绩效六个方面来认识区域科技创新能力。
在国家层面,江兵从政府干预、创新机制、科技与经济结合、产品竞争力等方面评估国家创新能力。
总之,国内比较流行的做法是将创新能力看作是一种综合实力,通过定性指标综合评价各个层面组织的创新能力。
中外三个层面的研究文献都把企业作为创新的行为主体来分析。
传统的创新能力分析框架(图2)从三个维度来考虑企业创新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
文化和领导能力、内部过程以及外部影响。
分析方法上多以创新能力为因变量,影响要素为自变量,分析和评价企业创新能力上的变化与差异,这与创新性的分析框架和方法类似。
2.2创新能力的度量
OECD推荐了7个测度,包括:
专利数、创新数量、新产品销售比例以及创新支出占销售比例;Hurley&Hult用组织采纳的新思想数作为衡量组织创新能力的指标;Porter&Stem以及Furman等采用国际专利数作为度量国家创新能力的指标;Faber&Hesen则以专利数和新产品的销售比例为指标;Yam等将创新能力分解为学习、研发、资源分配、制造、营销、组织、战略规划等7个能力维度,每个能力维度又由不同的Liken型指标来衡量,这也是我国学者惯用的测度方法。
文献表明,所有曾经用过的创新能力测度都存在技术上的缺陷,测度指标与概念的一致性程度很低。
目前,很难找出一个简单而又没有争议的方法来度量创新能力。
3 创新性与创新能力研究中的问题
3.1概念互换问题
回顾的文献越多,越发觉得创新性与创新能力的概念如同一对孪生兄弟,它们面世的年代大致相同,在度量、概念框架以及分析方法上几乎一样,甚至有些结论也极为类似。
Calantone等一方面基于Damanpour关于“致力于学习的组织容易比对手更具创新能力”的研究结果,推出“企业学习导向程度越高,创新性越强”的假设,甚至证实了该假设;另一方面,基于Mone等关于“创新能力是决定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的研究成果,提出“企业创新性越高,绩效越好”的假设,并且也证实了该假设。
这种概念之间的互换,将创新性与创新能力划上了等号。
这种处理给实证研究的理论基础带来了瑕疵。
3.2概念度量问题
Hult等在创新性与创新能力概念上的混淆问题一度引发争议。
既要用创新数量来度量创新能力,又要用它去度量创新性,难免使两个本来不同的概念在度量意义上被等同。
这种处理模糊了两个概念的差别。
Calogirou等用欧洲7国的调查数据分析“企业内在能力”以及“企业与外部知识资源的相互作用”对企业创新性的影响时,采用新产品销售比例来度量企业创新性,更与创新性传统或改进的定义不符,完全将创新性与创新能力弄混了。
3.3相互关系问题
近几年的一些文献在创新性与创新能力二者关系处理上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观点和做法。
Hurley&Hult在其创新性与创新能力关系框架(图3)中认为:
创新性是企业的一个文化特质,是创新能力的决定因素之一,它对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企业的创新性加上资源及其他组织特征,能够形成更强的创新能力,具有更强创新能力的企业能够形成竞争优势,获得更好的绩效。
而Hadjimanolis在关于创新性的概念框架(见图4)中,认为创新能力是企业创新性的决定因素之一。
Avlonitis等将创新能力整合到创新性的概念之中,认为组织创新性表示企业的潜在能力,这个能力包括技术与行为两大部份。
为此,他们提出了一个两维概念模型(图5),用创新性的技术维与行为维来表示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决心承诺.这一概念模型试图对Rogers(1962)的定义进行拓展,将创新性概念的外延推到接近Foxall(1984)的定义,即“追求新产品及服务的能力与倾向”。
4 理论探讨
4.1对创新性定义的新诠释
Hurley&Huh比照Zaltman等(1973)关于创新过程两阶段划分:
开始阶段与实施阶段,来区别创新性与创新能力两个概念。
他们认为,开始阶段的关键在于组织对创新要有一个开放的思想态度,这取决于组织成员对创新态度是愿意采纳还是抵触,创新性正是反映了企业文化的这方面特质,代表企业对创新的接受程度;而创新能力则表示(实施阶段)组织成功实现新思想、新工艺、新产品或新服务的能力;并且,在组织规模不变的条件下,组织的创新性对组织的创新能力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
从其他一些研究上看来,似乎也只有将创新性看作是影响创新能力的一个组织文化特质,才可以对这两大概念加以区分。
仅仅把创新性作为组织的一个文化特质来考虑,或者说,把创新性作为衡量组织创新倾向性或主动性的一个尺度,片面理解了创新性的最初含义。
回顾Roger(1962)以及Huh&Teigen(1977)对创新性的最初定义发现,它包括两层含义:
①个体思想上接受或采纳创新的相对快慢(或更早)程度;②个体行动上接受或采纳创新的相对快慢(或更早)程度。
前者体现个体接纳创新的思想开放能力,即思想力;后者体现个体实现创新的一种行动速度能力,即行动力。
我们认为,组织创新性是组织就创新而言其思想接受与行动实现快慢的综合体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Zaltman等(1973)的两阶段创新过程划分有助于全面理解创新性在两个层面上的含义,而不应像Hurley&Huh(1998)那样,用来区别创新性与创新能力。
4.2对创新能力概念框架的改进
Burns&Stalker(1961)及Trott(1998)在对创新能力的最初定义中,并未对其中的“创新产出”加以明确界定,以后的学者也就只能根据各自的解读寻找认为适当的度量指标。
实证研究表明,传统的定量指标,如专利数、创新数量、创新产品销售比例以及创新支出占销售比例等等,都难以全面真实地反映组织的创新能力。
“创新产出”本身具有多维属性,它不仅表现为产出数量的多少,还表现为产出质量(效果)的好坏、速度的快慢以及投入产出效率的高低。
鉴于创新产出的多维属性,评价组织创新能力需要综合衡量组织在多个维度上的表现。
这样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其创新能力水平,提高概念度量的有效性。
基于这一理念,构建了关于创新能力的综合概念框架(见图6),并基于这一框架,对创新能力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
组织创新能力是组织“多、快、好、省”地形成商业化创新产出的潜力。
“多”是指各种创新成果的产出数量,是量的概念;“快”是指形成创新成果的产出速度,是时间的概念,可以用实现创新所用的时间来表示,如,三年、五年、甚至更长(更短)的时间;“好”是指创新的产出效果,是质的概念,表示技术创新能够带来的价值增量,也表示创新过程的有效性程度;“省”是指创新的投入产出效率,是一个创新资源利用效率的概念,既可以用等量创新产出(产值)所投入的要素多少来衡量,亦可以用等量投入要素的创新产出(产值)多少来表示。
与以往研究所不同的是,在新的概念框架中,创新能力被同时赋予了数量、速度、效果、效率四个维度上的含义,在与创新性概念的关系界定上,也更加明确清晰;创新性也具有了思想和行动上两层含义――思想上接纳以及行动上实现的快慢,综合反映在组织实现或采纳创新的快慢程度上,并最终体现在创新速率上,这与Rogers最初的定义吻合。
在新框架中,创新性成为度量创新能力概念的一个维度。
这样,Hurley&Huh与Hadjimanolis之间关于是创新性决定创新能力,还是创新能力决定创新性这一似是而非的争议也就迎刃而解了。
4.3关于创新能力度量与评价的新思维
创新是一个具有历史后效性的多投入、多产出的动态过程。
单从创新投入或产出数量来度量和评价组织的创新能力是不全面的,必须考虑创新的速度、质量和效率。
从改进后的组织创新能力概念框架中,可得到综合度量这一概念的四维尺度:
创新数量;创新速率;创新效果;创新效率。
“创新数量”是传统的创新能力测度指标之一,表示组织创新成果的产出能力;“创新速率”即实现或采纳创新的快慢程度,反映传统的创新性概念,表示组织创新的速度能力;“创新效果”即创新的质量,表示创新的附加值能力;“创新效率”即投入产出比,表示组织有效利用投入要素的能力。
对组织创新能力进行评价时,也可以在各个维度上使用相对的概念,即用组织创新产出的相对数量、相对速率、相对效果以及相对效率来同时衡量组织的创新能力。
从理论上讲,只有当组织在其他三个维度上的创新表现相同时,用单一维度来评价组织的创新能力才有意义。
一般来说,创新产出数量相同的两个创新组织,创新效果好的组织创新能力就强;如果创新数量和质量均相同,那么较短时间内实现创新的组织,其创新能力较强;再进一步,在同一时期实现创新的数量和质量均相同的两个组织,谁的投入效率更高,其创新能力就更强。
从四个维度对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将传统的定量与定性指标有效结合在一起,突破了单一维度定量或定性测度的局限性。
5 实证研究
我们在国家863计划重大专项的创新评价研究中,援用改进后的创新能力框架,设计了课题组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问卷对15个重大专项课题进行创新调查,所涉及的具体关键技术分属5个专业领域,但同属同一产品的生产工艺技术链,即属工艺创新的范畴.因此,课题组层面和工艺技术创新是本研究不同于以往企业、区域以及国家层面的产品创新研究的两大特点。
鉴于上述特点以及国家863计划重大专项的一系列战略目标,我们在创新产出指标上,选取了技术专利、软件、科技论文以及人才培养等6项指标(Z1~Z2)。
在创新效果指标上,选取了市场份额增加、产量增加、成本降低、对相关产业带动与推动效应、科技水平提高、技术优势建立、国家自主创新体系以及环境影响等17项指标(Z23~Z23)。
创新投入要素有多种类型和形式,包括人、财、物等等,附表仅列出了“863计划经费投入”一项作为创新效率分析的参考。
由于各课题的实际完成时间都是5年,而863计划每五年调整一次,因此以5年为单位,计算创新的时间效率。
按照惯例,在不影响数据解释性的前提下,对课题调查数据进行相应的技术处理,其中对经费投入指标进行了归一化处理,对成果产出及效果指标进行了Z值标准化处理。
综合创新产出以及创新效果维度上的23项指标,以
作为衡量课题综合技术价值指数,以此为基础,计算创新的时间效率Ztotal;/T和经费投入效率 ;/K.然后,综合创新投入、产出、效果以及时间等方面的因素,求得课题组综合创新能力指数 /K?
T,以及课题组综合创新能力的排序情况(详见附表1)。
通过综合技术价值指数,将创新产出数量指标与效果指标被合二为一,使原本的四个维度整合为三个。
从附表1对各个课题组在三个维度上的能力排序情况看,创新速度排序与综合价值排序相同,原因是各课题在时间维度上无差异。
同理,863经费投入效率排序与课题组综合创新能力排序情况相同。
课题组综合创新能力指数表示,课题组在单位时间内(5年)用单位863计划经费投入所获得的创新价值(指数)。
这项指标的获得,为后续研究课题组层面组织创新影响因素提供了条件,具有重要的实证意义。
正如CandiceStevens(1997)所指出的那样,传统的创新度量方法在衡量经济体的创新性或创新能力方面是力不从心的。
度量创新能力的难点在于它是多维度的,创新产出也是具有多维属性,因此在选用创新产出指标度量创新能力时,就要考虑到这一点。
本文提出的创新能力定义与四维度量模型,在理论上有助于厘清创新性与创新能力两大概念,避免创新研究上的不一致,并提高创新能力度量的有效性.实证研究表明,新的定义与概念框架具有可操作性、可行性与合理性。
当然,这一概念框架,并不局限于课题组层面或工艺创新范畴的创新能力评价研究,对于企业、区域、乃至国家层面产品创新能力的研究也同样适用,不过需要根据创新研究的具体特点,对相应的指标体系加以修正.这也是今后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工作。
注: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