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转型中的粮食安全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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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转型中的粮食安全问题

中国农业转型中的粮食安全问题

杨万江:

内容提要:

中国实行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政策以来,农业转型向纵深发展,粮食生产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并经历了“V”形变化轨迹。

本文构建一个粮食产量增量贡献率分析式,从时间、空间和品种三维角度综合分析粮食产量增量变化,结果表明粮食产量持续增长泛力,三种区域布局变化的交集位于沿海地区并出现粮食减产过速,关键是稻谷这种高产品种下降过快,这将是影响中国粮食生产持续性并将成为国家粮食安全的潜在性隐患。

　　关键词:

农业转型;粮食安全;粮食产量增量贡献率;区域布局;品种结构

　　世纪之交的前后十余年,世界遭遇了两次粮食危机,粮食安全再度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中国作为世界粮食生产与消费大国,每次世界性粮食危机都处在峰口浪尖,但在这两次世界粮食危机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世界粮食危机,世界关注中国,警醒了中国;始于2006年底的这次世界粮食危机,世界同样关注中国,但中国却能从容面对。

本文关注的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和仍处在农业转型过程中并作为世界粮食产消大国的发展中国家,出于粮食安全和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如何看待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后粮食生产的巨大变化以及可能存在的一些潜在问题。

　　一、农业转型与粮食生产的“V”形轨迹

（一）中国农业转型与粮食政策改革

　　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但不相适应的是农业改革进程严重滞后,主要表现是粮食生产与购销体制没有多大进展,与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严重脱节。

在90年代初期,在工业化继续推进的情况下开始实施城市化战略,城市化进程加快,人们不仅期望农业能提供足量优质的粮食产品,更希望提供丰富的“菜篮子”产品,迫切要求加速农业转型,推进农业改革。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正当中国准备推进以粮食生产与购销体制为基础的新一轮农业改革之时,世界谷物生产形势日益严峻并暴发世界粮食危机。

根据FAO数据,1991 年世界谷物产量比1990年下降3120%,中国谷物减产1147%,1992年和1993年中国谷物虽然有所恢复,但世界谷物产量在1993年却减产3157%,1994年中国谷物产量下降2181%,1995年世界谷物再度减产3100%并导致1995年世界粮食危机暴发。

美世界观察研究所莱斯特·布朗在1994年发表《中国会让世界挨饿吗?

》（L1Brown,1994）和1995年发表《谁能养活中国?

 对小行星的呼唤》（L1Brown,1995）两篇文章引起轩然大波。

由于世界性粮食危机进一步加剧,1996年首次召开《全球粮食首脑会议》,中国政府也于1996年10月首次发布《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向世界郑重宣布,中国人民不仅能养活自己,还将为世界粮食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尽管这次世界粮食危机和人们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粮食生产与购销体制改革进程,但并没有阻挡中国继续推进农业改革的决心。

虽然早在1992年国务院就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决定》,要求有条件的地方放开粮食购销价格,但由于世界粮食危机的影响,直到1998年10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仍然要求稳定粮食生产。

1998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近几年农业连续丰收,经过20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正在发生新的阶段性变化,主要农产品供给已由长期短缺变成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出现了农产品销售不畅、价格下跌和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等问题。

1999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农业部“关于当前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若干意见”的通知》对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了总体部署,农业发展进入重要转折时期,要求抓住主要农产品供应比较充裕的有利时机,大力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进入全面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新阶段后,国务院批准浙江省在2001年率先进行粮食购销制度改革试点,仅半年时间,“粮改”试点就扩大到东部沿海地区,继而在全国全面实行新的粮食购销政策。

伴随着中国加入WTO,在国内外政策的巨大影响下,中国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向纵深发展。

到2003年,中国粮食产量跌到43070万吨的谷底,中国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再度引起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从2004年开始,连续出台五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扭转了粮食产量连续5年下降的局面,开始走上了连续4年的粮食增产之路。

（二）农业转型中的粮食生产轨迹

　　在农业转型和国家高度重视粮食安全的过程中,全国粮食生产总体上获得较好发展。

在农业转型初期,国家粮食生产形势进一步好转,到1998年全国粮食生产达到创纪录的最高水平,但此后却经历了几乎连年下降的过程,到2003年粮食产量跌到不及1990年的水平,在中央强力支持发展粮食生产的政策干预下,各地加大粮食生产行政领导与经济干预,粮食生产大幅度下滑得到扭转,粮食生产连续4年增产,2007年粮食产量达到50160万吨,成为1996—1999年粮食高产平台后新的粮食高产年份,也是改革开放后第4个粮食产量超过5亿吨的年份。

粮食产量的增加,也是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的结果,粮食单产水平在2007年创下4751公斤/公顷的历史新高。

这些数据说明,自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粮食生产经历了粮食产量、粮食面积和粮食单产“三增”的过程,可以发现在这一时期中国粮食生产轨迹类似于一个大写字母“V,粮食产量、种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都经历了典型的从下降到上升的一个完整过程。

回顾10年来中国实行以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促进粮食生产为宗旨的改革政策以来,粮食生产所走过的“V”字形轨迹,表明中国粮食生产目前正处于上升通道,连续4年的粮食增产对于应对世界粮食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何看待农业转型中的中国粮食安全,如何认识中国粮食生产发展对中国未来粮食安全的潜在影响,不仅要有温家宝总理关于“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战略思想,也正如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在2008年4月30日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粮食供应并不是高枕无忧,国内粮食生产形势悄悄发生着一些变化,对粮食安全存在的隐患应引起重视（CCTV,2008） 。

正视粮食生产在农业转型过程中的这种“V”形变化及长远影响,不仅要深入探究“V”形变化背后的多层次含义,还要思考这种“V”形表现的持续性和未来上升空间与增产动力。

　　二、数据来源与总体描述

（一）研究思路与数据来源

　　1研究思路与数据来源。

　　在前面重点对全国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前后粮食生产呈“V”形轨迹分析基础上,为深入解释这种变动的具体特征,拟作进一步的三维解析:

（1）第一层面的解析是时间维度（即TD维度）,将1995—1999年定义为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前（简称为“调整前”）和2003—2007年定义为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后（简称为“调整后”,即目前水平）两个时期,对13年的变化加以“浓缩”和“熨平”,计算两个时期均值并作为时间维度的粮食产量增量。

（2）第二层面的解析是空间维度（SD）,按照横向和纵向划分,从南北方地区和东中西部地区空间分布加以分析（包括各省份的地区分布分析）,南北方地区的资源和农业生产条件不同,与主要粮食品种分布有重要联系;东中西部地区粮食生产差异逐渐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

　　（3）第三个面是由主要粮食品种决定的粮食生产结构维度（VD）,所度量的是在不同经济水平和资源利用方式与开发程度方面的差异性。

在三个维度分析基础上,本着资源合理利用和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可以对粮食生产变化做量化分析。

用于分析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1995—2006年数据）和农业部（2007年数据）。

　　2　分析方法。

　　为深入分析全国粮食生产变动情况,可以构建一个粮食生产三维矩阵,考察时间、区域和品种三维变化结果,计算每个维度变化的粮食生产贡献率,从而获得空间变化和品种结构变化对粮食生产时间变化的解析结果。

中国粮食产量增量贡献率计算公式用时间维度TD作为因变量,以空间维度SD和品种结构VD作为解释指标,这个确定性统计分析公式,包括一个增量公式和三个计算公式。

通过该统计分析式可以进一步计算全国粮食产量从调整前到调整后变化（ΔTD）结果,通过在区域层面上（ΔSD,也包括31个省份）和品种层面上（ΔVD）的粮食生产（主要指产量）增量贡献率的计算分析,从而获得全国粮食生产调整前后粮食生产变化结果的精确表达,以利于从三个维度同时考察全国粮食生产变动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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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粮食变化的三维总体特征

　　1　时间维度的增量分析。

　　对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前后均值增量分别用TDt1和TDt2表示,计算两段时期粮食产量增量（ΔTD）,并计算粮食产量总体增长率。

数据表明,调整前全国粮食产量平均值由49720万吨下降到调整后的47665万吨,产量增量-205417万吨,增长率-4113%。

按面积计算,全国粮食种植面积平均由119423千公顷下降到103273千公顷,面积增量-9220千公顷,增长率-8120%。

在进入调整后的2003年开始,全国粮食连续4年增产,但到2007年全国粮食生产仍未恢复到调整前的水平,与历史最高水平1998年相比还有2109%的差距。

　　2　空间维度的增量分析。

　　全国粮食生产总体变化可以进一步从空间角度考察区域布局演变,这里仅作横向和纵向两大区域变化（ΔSD）分析。

（1）从横向角度考察南北方地区粮食产量增量（ΔSDs1）表明,南方地区粮食产量由历史最高的1997年26829万吨下降到2003年最低21922万吨,到2007年恢复到23823万吨;北方地区粮食产量在1998年达到历史最高的25161万吨,2003年下降到21146万吨,2007年创历史最高水平达到26336 万吨。

平均地看,在调整前后,南方地区粮食产量增量-285816 万吨,增长率-10189%;北方地区粮食产量增量71616万吨,增长率3104%。

在南北方区域布局上总体表现为“南减北增”的变化态势。

（2）从纵向角度考察东中西部地区粮食产量增量（ΔSDs2）变化表明,与调整前相比,东中西部地区粮食产量增量分别为-279313 万吨、86613 万吨和-21510 万吨,增长率分别为-16126%、4112%和-1185%。

从面积角度看,东中西部地区增量分别为-7016千公顷、381千公顷和-2558千公顷,增长率分别为-20146%、0180%和-8140%。

总体上表现为“东减中增西平”的变动格局。

　　3　品种维度的增量分析。

　　全国主要粮食品种产量增量（ΔVDv）相差较大。

稻谷在1997年达到历史最高的20073万吨,到2003年下降到16065万吨,2007年回升到18603万吨,为最高时的92168%,调整前后稻谷增量（ΔVDv1）为-178616万吨,增长率为-9113%。

小麦在1997年创12328万吨的历史最高水平,2003年下降到8648 万吨,2007 年恢复到10930 万吨, 为最高时的88165%,调整前后小麦产量增量（ΔVDv2）为-140014万吨,增长率为-12151%。

玉米在1998年13295万吨为过去历史最高,2000年下降到10600万吨,2007年15230万吨创历史新高,为历史最高时的114155%,调整前后产量增量（ΔVDv3）156912万吨,增长率12197%,玉米是粮食生产中获得大幅度增产的主要粮食品种。

中国粮食生产的三维变化总体分析表明,粮食生产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但仍未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

全国粮食产量总体上是减产的,在区域布局上表现为“南减北增”和“东减中增西平”的格局,在粮食品种上表现为稻谷和小麦大幅度下降、仅“玉米独增”的结构大调整格局。

　　三、粮食产量增量贡献率分析

　　通过计算全国粮食产量增量贡献率,可以进一步分析粮食生产的区域变化（包括省份变化）和主要品种变化,量化分析对全国粮食生产的影响程度。

（一）区域变化与品种调整。

　　1　横向区域变化与品种调整的粮食生产贡献率。

　　从横向角度将全国划分为南北方地区,以全国粮食产量增量为100%（负向变化为-100%,正向变化为100%）,南方地区粮食增量对全国粮食产量增量贡献率为-133146%,北方地区贡献率为33146%。

南方地区主要品种对全国粮食产量增量贡献率分别是稻谷为-103146%、小麦为-33102%、玉米为9162%、其他粮食为-6159%;北方地区主要粮食品种对全国粮食产量增量贡献率分别是稻谷为20105%、小麦为-35128%,玉米为63100%,其他粮食-14131%。

　　2　纵向区域与品种调整的粮食增量贡献率。

　　从纵向角度将全国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各区域对全国粮食产量增量贡献率分别是,东部地区-130141%、中部地区40144%、西部地区-10104%。

东部地区分品种的贡献率分别是稻谷-75178%、小麦-40141%、玉米15181%、其他粮食-30104%;中部地区分品种的贡献率分别是稻谷4176%、小麦-0157%,玉米40104%、其他粮食-3178%;西部地区分品种的贡献率分别是稻谷-12139%、小麦-27133%、玉米16177%、其他粮食12191%。

从全国粮食生产区域变化看,南方地区粮食产量下降是全国粮食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关键是稻谷生产下降,其次是小麦产量下降;北方地区玉米和稻谷增产在较大程度上弥补了南方地区粮食减产的影响。

东部地区是导致全国粮食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主要是稻谷减产所致,其次是小麦和其他粮食减产,玉米增产起到了平抑作用;中部地区玉米和稻谷增产作用突出,其他粮食和小麦下降有一定负向影响;西部地区玉米和其他粮食增产作用显著,稻谷和小麦减产较为明显。

（二）地区变化与品种调整。

　　1对全国粮食产量增量变动的地区贡献率。

　　按照全国粮食产量增量为-100%计算,从全国总体衡量其贡献率分别是稻谷-83141%、小麦-68131%、玉米72162%,其他粮食-20191%。

引起这种变化的地区差异很大,对全国粮食产量增量的正向贡献率最大的前3个省份分别是河南29190%、吉林14181%和云南10101%,负向贡献最大的前3个省份分别是浙江-30101%、江苏-27193%和广东-23197%。

进一步结合品种贡献率考察各省份对全国粮食产量增量贡献率,河南对全国粮食产量增量贡献率29190%,除其他粮食贡献率-6138%为负值外,三大粮食品种的贡献都很突出,稻谷贡献率1154%、小麦贡献率24161%、玉米贡献率10113%。

对全国粮食产量增量贡献率负向最大的浙江为-30101%,除了玉米有0132%的正贡献率外,稻谷-25170%、小麦-2103%、其他粮食-2160%。

　　2　对全国粮食产量增量变动的品种贡献率。

　　表2第2列数据给出了以全国各主要粮食品种产量增量为100%计算的结果,下面对各品种的产量增量贡献率简要解释如下:

（1）稻谷对全国粮食产量变动的总体贡献率为-83141%,是造成粮食减产的主要粮食品种。

按照标准化处理计算各省份稻谷产量增量贡献率,除青海不种植水稻外,在30个省份中,具有正向贡献率的有9个,其中黑龙江对全国的稻谷贡献率为21106%,另有云南、吉林、江西、辽宁、河南、贵州、新疆和西藏。

稻谷减产的有20个省份,其中南方稻区10个水稻主产省份对全国稻谷产量贡献率为-129181%,负贡献率最大的分别是浙江-30181%、广东-25143%、江苏-14142%、湖北-13144%、福建-11168%、四川-10190%、湖南-7175%、广西-6164%、安徽-4157%和上海-4117%。

（2）小麦对全国粮食产量变化的贡献率为-68131%,是粮食减产的第2个重要品种。

对全国小麦产量增量计算贡献率表明,除海南没有小麦种植外,30 个省份的分布是:

 具有正向贡献率的只有河南（36103%）和安徽（6155%）2个省份,其他28个省份均为负向贡献率。

负向贡献率超过-10%的有6个省份,贡献率在-10%～ -3%的有7个省份,贡献率在-3% ～ -1%的有9个省份,贡献率在-1%～0的有6个省份。

 　　（3）玉米是粮食生产中对粮食产量作出重要贡献的主要粮食品种,对全国粮食产量增量贡献率高达72162%。

在全国玉米产量增量贡献率中,贡献率大的有6个省份,分别是内蒙古20145%、河南13195%、山西12122%、吉林11158%、山东11113%和辽宁11106%;玉米产量贡献较大的有6个省份,分别是河北6131%、新疆5178%、重庆5116%、贵州3168%、云南3155%和湖南3148%;贡献较小的有陕西等13个省份;有6个省份为负贡献率。

　　 （4）除稻谷、小麦和玉米以外的其他粮食（包括其他谷物、薯类和豆类）对全国粮食产量的增量贡献率为-20191%。

对全国其他粮食产量有正向贡献的有3个省份,分别是黑龙江26178%,四川25170%和云南22159%,另有4个省份的贡献率较高,有7个省份有小的正向贡献率,有8个省份有较大的负向贡献率,有3个省份有很大的负向贡献率（山东-44144%、河北-30199%、河南-30152%） 。

　　四、结论性讨论

　　总体上,从国家层面看,如何保持全国粮食生产持续性和具有长效性的粮食安全,有三个问题或明或暗地存在,应加以特别重视:

（1）粮食生产的不稳定性问题。

进入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后,不管从全国层面、区域层面和地区层面看,还是从主要粮食品种角度看,除一些不可控因素加大粮食生产波动性和主要粮食品种减产外,主要是人为可控因素导致产量波动,这种波动性和不平稳性是粮食生产不具有可持续性的表现,也是粮食安全的潜在隐患。

（2）粮食生产区域性格局的重大逆转问题。

全国粮食生产三个区域都出现了重大逆转现象,由南粮北调变为北粮南运,东部地区粮食产量增量贡献率迅速下降和西部地区缓慢下降,在地区层面上越来越多的省份由粮食主产区变成粮食主销区,南北方地区和东中西部地区的交集在东部沿海地区,该地区粮食增产的现实生产力迅速下降,已成为影响全国粮食生产可持续性和粮食安全

　　3）“南稻北移”的潜在问题。

稻米对全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食用稻谷的生产供给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南方水稻主产区的优势逐渐丧失,南北稻区发生了显著位移,稻谷产量减少最多的都是南方水稻主产区,如果非水稻生产区发生较大灾害必将严重影响粮食生产持续性和国家粮食安全（世界银行,1998）,进而可能影响到人民生活。

　　目前中国仍处在农业转型过程之中,为提高国家粮食生产可持续性和保障粮食安全,在近期特别需要关注以下问题并采取必要措施:

（1）综合平衡地区粮食品种结构调整并保持高产品种的粮食生产力。

注重处理主要粮食品种的地区平衡问题,保持区域性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Rosegrant、Hazell,2000）,让高产的耗水型水稻生产回归到南方水稻适生区,让北方缺水地区充分发挥旱作生产优势。

（2）增强国家粮食调控与地区粮食发展目标的协同性。

中国粮食安全的风险越来越大,在建立国家统一粮食大市场时,需要科学分析粮食生产格局变化,重视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所带来的粮食生产不可持续性影响,解决好粮食主产区与粮食主销区的经济利益关系,调动地方粮食生产积极性并加强地方粮食安全战略,减轻国家粮食安全压力。

　　（3）重视改善农户粮食生产绩效与夯实国家粮食安全的微观基础。

大量研究（杨万江,2003;刘凤芹,2006;辛翔飞、刘晓昀,2007）充分表明,中国普遍存在的小规模、兼业化的农户微观经营模式导致粮农经济效益低下和缺乏种粮积极性,这是粮食生产缺乏可持续性的重要基础,有必要扩大土地经营规模,为农户注入经营资本,加大国民收入的社会分配调节力度,使粮农获得必要的收入保障,从而奠定粮食持续稳定增产和国家粮食安全的微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