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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柱的江河人生

王家柱的江河人生

  王家柱何许人也?

  

  在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重新论证阶段,他是三峡工程设计总成单位,长江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长江委)的总工程师,他组织长江委科研人员完成了三峡工程多种方案的比较,提供了卷帙浩繁的科学论证成果资料和8个单项工程设计报告,新的《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是他亲笔撰写,他还配合水电部组织的412位专家14个专题组完成了重新论证报告,1991年8月,中国科学院与长江委联手编制三峡工程环境影响研究补充报告,他是水利部门的首席科学家。

  三峡工程开工后,他是三峡工程业主 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主管技术与设计,他对三峡工程所有重大技术问题,对建立并完善三峡工程技术决策体系和质量控制保证体系都有独到的见解和重要贡献。

由他主持确定的大江截流和二期深水围堰填筑、双线五级船闸高边坡开挖和稳定、混凝土浇筑和强度控制,世界最大的水能发电机组设计制造等多项世界顶尖的水电建设技术,为保证工程建设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就在三峡工程行将凑响胜利的凯歌时,他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长期主持中国水利电力工作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和中国工程院院长潘家铮,在联合署名的《荣誉属于你,三峡人!

》一文中是这样评价王家柱的。

  “王家柱同志是为三峡工程做出技术贡献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王家柱同志“是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三峡人的代表。

  他从小就很努力喜欢看书,只要有时间就看,家里人把他叫做书呆子三国、水浒、红楼,西厢他都看过看了之后他还讲给我们一班小兄弟听,他很会讲,绘声绘色。

  王家柱出生于浙江海宁。

父亲是店员,母亲是农民,都很勤劳。

在当地,王家威信很高。

  大哥王家栋,是新中国早期外交官,抗美援朝结束后板门店谈判时,他是中方首席英文翻译。

弟弟王家根,1960年参军,1980年转业到国家商业部工作至今。

  王家柱本人于1957年考入清华大学水利系,1963年毕业分配到长江委,先后担任施工设计处技术员、施工组组长、处长,总工程师,长江委副主任直到中国三峡总公司副总经理。

  说到王家柱,胞弟王家根满是怀念,一脸自豪。

  “去年在武汉开会后我去了趟三峡:

三峡大坝前有个工程师塑像,我就把它当做二哥,与它合了个影。

  “我们家在江南,是鱼米之乡,只要肯劳动就不会受饿父母很勤劳,对我们要求也很严。

二哥很努力。

小时候他爱好文学,只要有时间就看书,家里书不够,他还到附近茶馆去听说书,三国、水浒、红楼、西厢他都听过,看过。

  “他不但自己看,还时常给讲我们一班小兄弟听,他很会讲,绘声绘色、讲到激动处,他又说又唱,手舞足蹈,我们大家都喜欢听,上学时就盼着放学,好听他讲故事。

但他更爱自己看,往往讲一个两个故事后他就说,没时间了,下次再讲我们不依:

不行,不行,他便又继续讲。

  “二哥很好学,学习自来就好所以他考上了被誉为‘院士摇篮’的杭州高中。

  “二哥只大我3岁,但他处处让着我。

他在家一看书,我就捣乱:

‘这地方我要。

”他便换一个地方。

“这地方我也要’他就再换一个地方,他并不烦我。

  “除了看书,他还喜欢练字,他用毛笔沾水在石板上写字,每天早晨写一碗水。

二哥的字写得不错,上高中后,每年春节我们村里家家户户的春联都是二哥写。

  “父母去世很早,1955年,还在杭州高中念高一的二哥,把我从海宁农村接到杭州,硬是克服重重困难,使我完成了中学学业,”

  这,就是勤奋、宽厚,勇于担当的少年王家柱。

  王家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个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

参加工作后他仍像学生,学专业,学外语。

他觉得总是有看不完的资料,有研究不完的问题。

  知道三峡工程是中国人的强国之梦,青年时代的王家柱便怀着“到三峡去挑土也是好的”的理想投考清华大学水利系到长江委后、许多同志都希望参加已经开工的项目,因为见效快,容易出成果对于三峡工程,很多人认为还只是一个梦,但王家柱却选择了蒲圻的陆水湖一三峡工程的试验年轻的王家柱说:

“搞水利能够参与三峡工程的研究设计,是非常幸福的过去直说三峡是个梦,但我说三峡不是梦,因为我们是在为三峡实实在在地做工作。

  在长江委,他仍像学生,学专业,学外语只是这时他已不似在清华那样活跃,几乎彻底告别了他喜爱的乒乓、游泳、太极拳、连单位的文体活动也很少参加了他在接受央视东方时空记者采访时说:

“我不喜欢闹哄哄的,所以很少出去玩,我这个人生活得比较枯燥,比较多的时间是在工地我总感觉有看不完的资料,有研究不完的问题”他总嫌时间不够据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统计,王家柱在长江委工作40年,在野外、工地计有36年。

  而一回到办公室,他也总是拼命地挤时间、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守仁回忆:

在重新论证三峡工程的那些年,很多时候他在办公室过夜,天天吃食堂为了不用排队,他总是最后一个去,食堂工人见他买了饭便可放心收工了给他开过十年车的司机朱金林说:

王家柱常常以乘车为休息,上车十分钟他就入睡。

  而对外语,王家柱尤为用力,他中学学英语,大学学俄语、文革期间他又坚持自学英语改革开放后,国家选送科技骨干到发达国家学习进修,他以优异成绩通过选拔。

后来到加拿大法语区和日本考察。

因工作需要,他又自学了法语和日语。

说到程度,他的爱人这样说:

他精通英俄,初识法日,用英俄可进行学术交流,在法日生活没有问题。

  王家柱自己做事是这样的扎实,对下属,也是这般要求长江委的人都知道,王家柱要求他们扎实地做好基础的调查研究,把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现场,“理论计算、设计图纸,必须建立在准确可靠的基础研究之上,如果现场的情况不准确,再好的设计也是白费,虽然兴建三峡工程极其必要极其紧迫,但我们提出的可行性报告必须有严格的科学基础,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一向寡言的王家柱,只要一讲起长江来、便口若悬河,如数家珍。

  这,就是王家柱的作风这种作风使得他对长江,对三峡有了清晰,透彻、可靠的了解,对他在长江委领导岗位上主持技术工作,指导和协调重大水利枢纽的建设,解决工程中的实际问题十分有效。

三峡工程建设遇到难题后,他也总是能够迅速地找到解决的办法。

  每年腊月,守门房的都要回家过年,但我们搞工程的是不回家的。

王家柱本可以安排别人去守一个月,但他却自己守。

从75年开始,王家柱一共替人做了8个腊月的门房。

  王家柱的许多言行非同寻常。

他的爱人王绿茵女士的回忆令人久久不能释怀。

  “我们是都是浙江人,中学时就认识,后来一同考到北京,他在清华,我在北师大。

那时以去艰苦的地方为荣,毕业后我去了青海,他很佩服我,觉得我很有勇气,我们便继续交往,后来就结了婚。

  “他不爱讲话,成天只知工作,对人要求也严,别人有点怕他,其实他心里特善良。

60年、61年他在密云水库实习,有个同学病了、需要输血、他便去给那同学输血,其实他的身体并不好,到长江委后,他又去献过几次。

  “他不善于跟人打交道,跟工作没关系的人他都不认识。

煤一烧完,全家就发愁,我们借不到车,有一回找了一个独轮车,女儿也去,一家三口都去推,我不会推,他也不会推,还没推出好远,车倒了,有一半的煤球摔碎了……没买洗衣机时,家里的衣服他也洗,他不会做家务,但他还是做。

  “文革那几年,你斗我,我斗你,他没斗过别人,却经常陪着‘长江王’林一山挨斗。

后来他当了领导,对斗过他的人也不记恨。

  “也许他的工作方法不对吧。

他太认真,什么事都自己做。

翻译标书本来是翻译公司的事,翻译公司不懂专业,他名为审查,实际上他又重译了一遍,他是自己把自己累死的。

  王家柱的同事高黛安女士的回忆更是让人感慨万千。

  “建葛洲坝工程的时候,我们住在望洲岗。

我们的门房王洪金,原是水文站的一个工人,因公受伤后领导安排他做门房。

那时条件艰苦,王洪金自己生火做饭,常到外面买煤。

买煤的路上有好长一段坡,王家柱就经常去帮忙推煤。

  “王洪金是个很有孝心的人,每年腊月,他都要回家与他爸妈过年,但我们搞工程的是不回家的。

王洪金一走就没人开门关门,王家柱是我们长江委在工地的负责人,没人守、他就来守。

从1975年开始,王家柱一共帮王洪金做了8个腊月的门房。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守仁回忆说:

“王家柱担任长江委领导后,仍坚持骑车或步行上班,他不接受任何无端由的吃请,更不参与公款娱乐消费。

”曾担任王家柱秘书的孙长平回忆说:

“他拒绝任何希望承包工程的单位送来的礼品,一切按招投标制办事,不给有非分之想的人任何幻想,但职工有什么困难,他知道了总是尽力帮忙。

  这,就是有着理想、有着深厚同情心、有着强烈正义感,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的王家柱。

  他的笑没有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也不同于有些人总透着一种目的性。

王家柱的笑既透着自信又含蓄内敛,饱含着对他人的尊重,是一种以深厚学养作底以儒雅风度作表的智者的会心的笑

  王家柱平时不苟言笑。

他的视力不好,看东西时总是微皱着眉头,这愈发增加了他的严肃感。

也许,平日里他总在思考,又始终处在技术的前沿,高处不胜寒,凡人不至,高人稀少,与谁言笑?

不过,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与国外的专家们一起讨论时,却能看到王家柱难得的微笑。

或许,与顶尖级专家在一起“华山论剑”,才是适合王家柱言笑的语境。

  他不会应付地笑,甚至不会礼节性地笑。

他的笑是发自内心的,既透着自信又含蓄内敛,饱含着对他人的尊重。

这是一种以深厚学养作底以儒雅风度作表的智者的会心的笑。

  王家柱的头顶,经常烟雾缭绕。

吸烟是王家柱最大的嗜好。

就像在中国水利水电界,人们只将“张先生”敬称张光斗一人一样,在长江委、在三峡总公司的各种禁烟场合,人们也只接受王家柱抽烟。

这是人们对王家柱特殊的爱戴与尊重,不过,人们又不免为他的健康担心。

  茶,是王家柱的又一嗜好,在他的茶杯里,往往三分之二以上是茶叶、但据长江委老人讲,王家柱并非自来如此,只是由于长期的劳累特别是病人肌体后,为解乏提神醒脑的无奈之举。

  王家柱真正的嗜好是阅读。

据他女儿王珏讲,王家柱读书涉猎很广,尤以历史、武侠、科幻为最。

  一次,我去王家柱办公室取稿,门开着,不见人,稍后再去,只见有烟雾从桌下升起,“太累了,看看小说调节一下。

”王家柱正盘坐在地上看武侠小说。

据说,这是王家柱最喜欢的休息,大概现实里许多时候他是一人独往,只有在这虚幻的成人童话里,方能与孤独求败式的人物意有神会、互致慰藉。

  水电工程的决策总是充满风险、施工中也总是难题不断,每有困难,王家柱总是挺身而出,但成功之后他总是说,水电工程是集体工程,是无数设计,施工人员的共同成果。

  水电工程施工不同于普通的民用建筑工程,尽管基础研究充分,设计周详,计算准确,试验室里的演练数千万次,但施工起来仍会出现许多新的情况,仍会有许多意想不到难题。

这些问题只可能在施工过程中才被发现,如果要将一切问题弄清后再施工,那只有试浇一个大坝后再推倒重来。

  三峡一期土石围埋的基础是淤沙,当时许多专家认为要将十多米厚的淤沙层全部挖掉再建围堰。

但也有不少专家认为,通过采取措施、不挖出淤沙层也可以保证围堰正常运行。

当时争论较大,王家柱仔细审查试验报告、深入研究后果断拍板:

不挖淤沙,修建围堰。

从而确保了1994年12月三峡工程的正工开工、并节约投资6000多万。

而王家柱提请长江委设计人员研究利用下游隔流堤兼作围堰挡水,采用干地施工的方案,更是他对水利工程建设的独特创造。

长江委据此方案编制的招标文件,加快了施工进度,保证了工程质量,仅此一项就为三峡工程建设节约投资2.7亿多元。

  三峡工程的地质条件很好,基础开挖到了一定阶段后,不少专家发现,不必挖到原来的设计高程即能满足基础要求,就可开浇大坝。

但更多专家为了保险,仍主张按原设计施工。

怎么办?

少挖2米,基础可靠吗?

出了问题谁负责?

问题最后落到王家柱身上。

  最好的设计是什么?

是建筑物的安全、造价以及便于施工三者最恰当的结台,无限强调任一方面皆不可取。

王家柱经过实地察看、研究分析,赞同少数专家意见。

他果断拍板:

少挖2米,开浇大坝。

  今天看来,许多问题已不成其问题,可在当时,皆是世界级的难题、60多米的水深,每秒11600至8480立方米的流量,能截住吗?

船闸开挖后有170多米的高边坡,如何确保它的稳定?

近1500万立方米的大坝混凝土如何在1999、2000、2001三年内高质量地完成浇筑?

这都是前人没做过的事情,这些难题虽有全国的专家共同研究,但他得拍板,况且专家们的意见也并不完全一致,决策仍然充满风险。

  每每成功之后,王家柱总是讲:

水电工程是集体工程,是无数设计、施工、监理,技术管理人员共同创造的成果,个人的力量非常有限他不愿把成绩归于自己,涉及荣誉时他总是十分谦逊。

  这次治病本来以为个把月就可出去的,现在都半年了,心里总是牵挂着工地的事情 我应该还能工作一段时间,跑工地不行,出出主意,看看文件,研究一点问题还是可以的。

  鼓角齐鸣,将军未行。

正当三峡工程施工进入高潮,行将奏响蓄水通航发电凯歌时,王家柱却病倒了。

  其实,王家柱身体一直不好。

1992年初,王家柱就因身体异常住进了医院。

而恰在此时,传来全国人大要审议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他立即出院,抱病赴京准备资料接受人大代表的咨询。

4月3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本应回到医院检查治疗的王家柱又接受了新的任命,出任三峡总公司副总经理,主管技术与设计工作。

于是他又马不停蹄奔赴三峡,从此开始了他10年的克难攻坚、10年的生命透支。

  据郑守仁院士讲,1997年大江截流前向专家组汇报时他就是坐着讲的,只是那凳子很高,远看像站着罢了。

自2001年12月以来,王家柱身体明显不适,但由于二期验收工作、混凝土质量缺陷处理、泥沙问题治理和研究、三期截流等都需要进行研究和决策,他仍然坚持着,没到医院检查。

  2002年春节前后,三峡大坝上游面出现表面裂缝,引起中央领导高度重视,海内外媒体密切关注,这给王家柱以巨大的压力,他无法安心住院治病。

  邀请专家咨询、研究处理方案、现场施工、北京汇报 一工作千头万绪,作为三峡工程技术和质量的总负责人,分身乏术、哪顾得上治病?

  2002年3月12日,在总经理碰头会上,王家柱再次鼻腔出血,经李永安副总经理及在场领导极力督促,他才前往医院检查。

经查,确诊为多发性骨髓瘤晚期。

  住院期间,王家柱仍坚持在第一时间阅读每周“工程建设周报”等重要文件和信息,时刻关心三峡工程。

2002年10月末,得知导流明渠截流将于11月6日实施,他便开始准备赶赴现场,出谋划策。

但由于化疗刚刚结束,免疫力指标很低,大夫没予放行,随后数天他长吁短叹、烦躁异常。

但一说回工地,他精神马上来了,走路的步子也轻快了,明渠截流成功仅过三天,身体稍一好转,他就返回宜昌了。

  那是他生命最后阶段最开心的日子。

回到宜昌的第二天,他就去三峡了工地,看现场,听汇报,做笔记,他完全忘了自己是个靠注射增白(细胞)针提高免疫力的重病号。

此次回宜昌,前后十六天,这是他生病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三峡。

  2003年7月16日,王家柱的病情陡转直下,呼吸开始出现衰竭,告病危,靠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

2003年9月14日,王家柱带着对三峡的热爱和眷恋,永远离开了我们,年仅64岁。

  壮志未酬,斯人远去。

大家都为这位三峡工程工程技术的领军人物,未能看到三峡工程的胜利完工而遗憾;为这位耗尽自己一生心血实现这个强国之梦的人,未能看到三峡工程发挥的巨大效益而惋惜。

如今,三峡工程已胜券在握,王家柱一生为之奋斗的梦想终成现实。

王家柱先生若天上有知,一定感到最大的快慰了。

  斯人远去,声名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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