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热浪的社会学启迪热浪芝加哥灾难的社会解剖读后感周雪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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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热浪的社会学启迪热浪芝加哥灾难的社会解剖读后感周雪光
周雪光：
芝加哥“热浪”的社会学启迪——《热浪:
芝加哥灾难的社会解剖》读后感
1995年7月中旬,一场高温热浪解决了芝加哥。
在短短的一个礼拜左右（7月14日至20日）,有700余人因为高温中暑而死亡。
芝加哥一度成为“死亡城市”（thecityofdeath）。
下面是芝加哥居民惊心动魄生死经历的几个镜头:
玛格丽特·奥蒂茨在自己家里开设了一个小型的幼儿园。
礼拜五,她开着自己福特大客车带着十个孩子去一个有着空调的电影院。
看完电影后奥蒂茨带着孩子们回到幼儿园。
每一个人都筋疲力尽,孩子们专门快就午睡了。
一个半小时后,奥蒂茨回到她的福特车预备去接其他孩子。
当她打开车门时才发觉,有两个男孩被遗忘在车上,他们已经死于高温。
（Klinenberg,2002:
6）
礼拜六,停尸房的222个床位已经全数占满,但仍有数百具尸身无处安放。
方才运来的尸身散放在办公室的遍地,许多尸身已经做了死亡诊断,但因为找不到亲属而无人认领。
本地一肉食公司的老板志愿提供他的冷藏车队来暂时寄存尸身。
礼拜五第一批红黄相间长达48英尺的车辆抵达,它们专门快就装满了;但仍然有许多尸身没有地方安置。
周末又调来了更多的车辆,最后共有9辆大冷藏车。
这些车辆停放在停尸房的车场,被警车、电视台电台的新闻车、殡车、私人车所簇拥着。
这些情景出此刻电视画面和报纸图片上,传遍了世界。
（Klinenberg,2002:
8-9）
以上两个片断摘自社会学家埃里克·克兰纳伯格（EricKlinenberg）对这一事件的研究之作《热浪:
芝加哥灾难的社会解剖》（HeatWave:
ASociologicalAutopsyofDisasterinChicago）。
（注1）在医学上,为了查明死亡原因,常常需要对尸身进行解剖分析。
而这本书,正如它的题目所示,从社会学角度对这一重大灾难事件进行了“社会解剖”。
书中表现的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关心,社会学的审视目光,学术的严谨思路,扣人心弦的写作,令人印象深刻,在学术界和公共政策界产生了专门大反应。
对芝加哥热浪如此一个重大灾难事件,社会学能够提供如何的理论思路和分析工具?
那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反映了一系列有关紧急事件的应对办法的问题,咱们从组织学角度应该有如何的反思?
这两个问题是我写这篇书评的着眼点。
一
一个好的研究第一要有好的问题。
咱们不妨从克兰纳伯格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动身。
在芝加哥的热浪事件中,为何许多人在孤独中死亡?
为何死亡率在不同社会群体（性别、种族、社区）中有着明显的不同?
为何只有一街之隔的两个社区在热浪中的死亡率不同庞大?
这些问题使得咱们联想到了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经典高作《自杀论》。
正是在这本书里,涂尔干提出了“社会事实”应该从社会群体层次进行研究解释这一社会学大体思路。
围绕着这些问题,《热浪》对这一灾难的多方原因从不同层次——从个人的生活环境、都市社区、社会服务机构、市政府,直至公共领域中新闻媒介机构——进行了慢慢分析。
这本书除前言和结论两个部额外,共有5章。
第一章以“在孤独中死亡”这一观察开始,从受难者个人层次的生活环境入手讨论。
在热浪中死亡的人们大多是老人。
他们年老体弱,难以经受自然灾难的肆虐,这恍如是人们易于同意的常识性事实。
可是,克兰纳伯格追问:
为何这些老人会在孤独中死亡而无人过问?
为何他们不肯离开自己的房间去寻觅更为凉爽的空间,或寻求街坊邻居的帮忙?
为何许多人在如此酷热的气温中仍然门窗紧闭,乃至严封重锁,以致警察和社会福利人员需要大力破门方能进入死者的公寓?
运用社会学长期积累的研究功效,作者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回答了这些问题。
第一、人口的转变。
美国社会的一个严酷事实是,愈来愈多的人过着单身生活,愈来愈多的老人在孤独中渡过晚年,他们常常疾病缠身,失去室外活动和社会交往的能力。
第二、文化的演变。
由于犯法率的上升,社会恐惧的文化悄然滋长,使得人们趋于闭门自守。
而美国人的本位主义、私生活的价值概念在老人中尤其盛行,加倍剧了这种孤立独处的趋势。
第三、在贫困、暴力、疾病盛行的区域里,社会生态恶化、社会公开场合消失,从而剥夺了老人社会交往的生态空间。
第四、随着年龄的增加,老人,专门是没有子女的男性老人,更易于失去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的资源。
在克兰纳伯格笔下,咱们看到了一个个孤独无奈的老人,没有社会资本、没有社区、没有社会关系,被自己的亲人抛弃,在抢劫、贩毒、斗殴等各类暴力活动的强逼下不能不退回自己惟一所有的私域——自己的房舍以求自保。
例如,一名老人在访谈中告知作者,她一年中只离开自己的公寓6次,其中3次是因为一个社会福利集体在生日、感恩节、圣诞节这三个时节组织的关切老人的活动（第51页）。
当一个社会如此抛弃老人时,咱们也能够质问那个社会是不是也抛弃了人性。
可是,并非是所有的老人都过着如此的孤独生活,并非是所有的社区都经历了如此的暴力和衰落,也不是所有的社区在热浪中都经历了一样的高死亡率。
在第二章,作者从社会群体的层次上对这一事件进一步加以解剖分析。
他第一用统计资料说明,在芝加哥的不同地域,热浪中的死亡率与种族组成、年龄组成、社区兴衰和犯法率有着明显关系。
随后,作者把咱们带入了两个地域临近但种族不同的社区进行比较分析。
在热浪中,一个以黑人为主的社区和一个以拉美种族为主的社区有着迥然不同的遭遇:
黑人社区的死亡率高于芝加哥市的平均死亡率5倍,而拉美族社区的死亡率仅有芝加哥市的平均死亡率的一半左右。
为何这两个社区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遭遇呢?
有人从这两个种族的不同文化来解释,以为拉美族文化更为注重家庭关系,从而取得更多的亲情支持;有人从两个种族对高温适应的身体素质来解释,以为拉美族人以前生活在热带地域,身体对高温气候比其他种族更有适应能力。
克兰纳伯格以为这些解释都经不起推敲:
独自生活的老人的比例在拉美族社区（31%）高于黑人社区（24%）;由此可见,孤独生活本身并非是致使热浪中死亡的令人满意的解释。
而且,黑人种族以前也在高温地带生活过,所以从体质上解释牵强附会。
他从社会生态学的角度加以分析,指出社区的经济活动、商业环境的演变对这两个社区的不同遭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芝加哥城市自50、60年代开始了工业衰落的进程,致使那个黑人社区中经济生活、商业活动凋敝不振,居民随之离去,留下了大片空旷荒废的地段,为犯法活动提供了极好的场所。
在这种恶劣的生态环境下,无法离开这里的老人只能退却困守在自己家中。
黑人社区中的教会组织本来扮演了增强社会关系的重要角色,但人口流失和经济活动的衰落使得教会的资源也随之枯竭,对本地老人的关切往往力不从心、爱莫能助。
这些正是“社会孤独再生产”（reproductionofsocialisolation）的重要渊源。
与此相较,只有一街之隔的拉美族的社区却有着十分不同的命运。
从书中的照片咱们看到,在这里广告招牌铺天盖地,街上车水马龙、商店鳞次栉比,行人熙熙攘攘,老幼相持游玩,邻里欢聚谈笑,整个生活空间呈现着安居乐业的景象。
忙碌的街道、密集的人口为社会资本的产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而有着极大权利的拉美族教会组织对新来的移民和只说西班牙语的居民尤其关注,开展一系列活动帮忙他们融入社区生活。
这些条件都为社区居民（包括独居老人）的社会交往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使得老人在热浪解决灾难中取得街坊邻里和社会福利机构的关注和帮忙。
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作者别离对城市中的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对这一高温天气灾难的应对办法进行了分析和批评。
他指出,在整个应对进程中,芝加哥市缺乏应对重大灾难所应有的设施预备,而组织的失败是关键所在。
“市政紧急事件反映系统要求行政管理者不仅要信赖在第一线发还报告的官员,而且要将有关重要信息上报给有关的决策领导层。
医务工作人员抱怨说,在热浪期间,消防部门内部的分工和消防管理机构在处置公共健康危机方面的经验不足堵塞了信息渠道,延误了市政有关部门的应对办法”（第133页）。
由于信息渠道不顺畅,上层决策者起初对灾情的状况估量不足,没有及时决策。
例如,消防部门的官员没有及时启动紧急应对方案,集结周边地域的救护车和医护人员,延误了拯救生命的关键时刻。
克兰纳伯格进一步指出,这些暴露出的问题在专门大程度上是因为市政府最近几年来推行的“政府改革”办法把公共服务设施转移到私有公司经营,受市场机制支配。
如此做的结果是,那些有着“市场能力”即有着资源的（富裕）老人群体有了更多的机缘,却更无益于弱势群体利用公共资源。
若是说,在前几章的分析讨论中作者还在用同情的目光审视人际关系的萎缩、社区的衰落、社会福利机构的无奈,那么当他把目光转向市政府（第四章）时,他的分析和批评则变得严峻尖锐、毫不留情。
他对那时以戴利（Daley）市长为中心的市政府的指责尤其尖锐。
他如此写道,戴利市政府花费了大量的资源来塑造一个为市民服务的好政府的形象,在这种形象工程的投资上戴利政府与芝加哥历史上的任何政府相较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此刻的市政府并非是建筑在实际政绩之上的,而是“通过公共形象制造出的政府”（governmentbypublicity）。
在这一背景下,热浪灾难中的不良表现会给政府的形象抹黑,因此市政府部门极力否定政府决策的失误。
在事故发生后,市政府的各个部门彼此推诿责任,淡化事件的严峻程度,把人为的失误归咎于自然灾难。
在克兰纳伯格看来,公共媒介机构也应该承担道义上的责任（第五章）。
它们为了追赶盈利,在热浪灾难事后不久就已经把注意力转向其他有利可图的新闻了。
那时,一些新闻工作者试图通过回访受害者来帮忙这一城市从头试探检讨这一事件。
可是当这些访谈调查资料搜集好时已是秋冬之交,电视台的领导们以为读者对夏天发生的事件已经没有兴趣,不肯在新闻节目中给以引人注目的位置,最后只能草草收场。
这些做法加速了对热浪这一灾难的社会遗忘进程。
二
克兰纳伯格在第三、四章中讨论了社会服务机构,专门是市政府,在应对紧急事件中的一系列失误,主要从政治角度分析批评政府官员为了政治利益而彼此推诿责任,为了保护“效率政府”的形象而一味地淡化局势的严峻性。
在我眼里,对于这些应对办法严峻失误的检讨还能够借助于组织分析的角度。
若是咱们把这些问题仅仅归因于政治利益冲突和政治运作机制,反而会限制咱们的分析视野,限制改良组织设计的可能性。
各类正式组织（如政府、公司、学校）在不同程度上都需要面临和应对各类紧急事件,这能够说是无法避免的现实。
但是咱们注意到,正式组织在紧急状况应对进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弊病却常常十分类似、反复出现,并无因为“组织学习”而改良。
例如,关于1986年美国“挑战号”航天飞机出事的调查发觉,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组织设计上的问题:
对存在的问题没有及时解决,对可能发生问题的后果估量不足,决策进程中各部门合作不利,各环节的信息不沟通乃至歪曲,等等。
因此,美国宇航总局（NASA）进行了一系列组织上的改良。
可是,时隔17年后,关于“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2003年出事的调查发觉了几乎一样的组织失败原因。
有关美国911事件、2004年飓风解决新奥尔良等紧急事件对应失败的调查报告也一再发觉类似的组织失败原因。
（注2）在克兰纳伯格有关芝加哥的热浪事件应对进程的分析中,咱们看到类似因素的再次呈现。
当咱们第一次发觉（或读到）这些因素时,还能够把它们归咎于一个具体组织的失误和问题,还可能为发觉这些致使组织失败的具体因素而兴奋,但当类似的问题在不同的组织不同的情形下不断重复出现时,那么咱们就不该该一次又一次地感到震惊,而是应该试探如此的问题:
这些现象是不是反映了更为深层的组织机制和进程?
我以为,这些现象和问题反映了科层制正式组织的结构在追求效率和适应环境二者之间的深刻矛盾。
若是不能从这一角度来熟悉这些矛盾,那么组织设计上的改良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难以防患于未然。
我的大体命题是,正式组织大多在规章制度的基础上运作,这种常态运行的状态在本质上无法（也不可能）有效地应对突发事件。
科层制组织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它的品级结构。
在“理想模式”中,组织内部由上至下有着明确的上下级职责管理,在同一层次上,各个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责。
这种组织结构的优势是充分利用分工所产生的效率。
也就是说,各个部门由于关注的对象事务单一化,管理人员的技术也能够相应地专业化,效率化。
例如,芝加哥市把高温救助的责任放在消防部门,即是如此一种组织安排。
在如此的组织结构中,正式组织常常采取松散关联的组织结构,使各个部门之间或部门与环境之间维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给予下属部门更大的处置问题的权限,使它们更好地适应本地情形。
在克兰纳伯格笔下的芝加哥市社区管理上,咱们也时常能够看到这种情形。
例如,市政府将公共机构权限下放,给各个社区及其公共管理机构更大的灵活性。
在日常生活中的社区管理上,这种分权自理的结构能够针对本地的情形进行有效的处置。
与此相应,随着分工的专业化,正式组织中的日常工作大多在规章制度的轨道上运行。
从那个角度来看,正式组织的结构能够说正是将行政事务处置加以规章制度化的程序。
而稳固的组织规章制度进一步保证了组织内部不同部门之间在常态状况下的关联和合作。
分工精细、松散联接的组织结构和规章制度化一方面促使不同部门有了更大的灵活性,能够更好地适应本地情形;而另一方面,这些组织结构特点同时致使了信息的部门化,利益的部门化,组织行为的程序化,增加了部门间在超级态状况下协调的困难,使这种组织难以适应与常态状况不同的突发事件。
换言之,一个组织越适应现在此地的环境条件的同时,它就越难以适应突发的事件。
组织成员在日常工作中所产生的适应和期待也是组织制度的重要组成部份,同时制约着人们的行为和组织反映能力。
组织学家魏克对一次火灾应对办法的分析能够帮忙咱们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Weick,2001:
100-124）。
1949年的夏天,美国MannGulch丛林地域发生火灾,在救火进程中,当大火向16个消防队员袭来时,那时的领队、一名经验丰硕的消防队员道奇“向其他的消防队员呼喊让他们扔掉工具。
随后更使大家吃惊的是,他在他们眼前点燃火,然后命令大家在燃过的地方趴下。
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都向山梁上跑去。
道奇伏在自己燃烧后的灰烬中生存下来,另外两个人跑过山梁得以生存,而其他13人没有来得及跑过去就被大火吞噬”（Weick,2001:
101）。
那个事件恰恰反映了组织常态运作与紧急状态之间的矛盾冲突。
当这些消防队员空投在火灾地域时,他们都以为这是一次习以为常的小规模行动。
从那个意义上来讲,这是组织的常态,在正常程序的规范中行事。
可是,当火势后来的进展超出原来的预想,突然出现紧急状态时,常态基础上的组织便发生了危机。
常态状况下的组织结构和规范随之解体,集体内部的“意义系统”崩溃。
例如,当领队道奇命令大家“扔掉工具”时,队员们都惊讶了。
若是没有了救火工具,那么他们是干什么的呢?
他们的“身份”（identity）是什么呢?
而当道奇在他们逃命的通道上燃火时,他们更是对领队本身产生了怀疑。
所以,当副队长招呼大家向山梁撤退时,大家舍弃了道奇的权威地位,不听从他的指挥,致使了庞大的灾难。
魏克指出,突发事件使得建筑在常态运行状态上的“意义系统”瘫痪,使得组织成员之间难以沟通协调,致使组织失败。
简言之,咱们不该该期待正式组织同时拥有常态状况下的效率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在那个意义上,芝加哥热浪中政府的诸多失误反映了为常态运行而设计的正式组织结构难以应对突发事件这一根本矛盾。
若是提高应对紧急状态的能力是组织设计的目标,那就需要有针对性地设计新的组织结构。
从组织设计上,需要考虑如安在突发事件出现时从常态到紧急状况的转化机制,例如如何将原来的常态机制暂停,如何启动紧急运行机制,和成立预警系统、多重决策程序等等一系列课题。
这都有待于组织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深切研究探索。
三
我是在一个个静谧的深冬早晨陆续读完《热浪》的。
破晓前的书房窗外仍是一片夜色,只有远处几盏路灯在寒风中摇曳,室内柔和的灯光投在书房一角,安静平和;而我的心却牢牢地系在热浪期间的芝加哥:
那些惊心动魄的死亡事件、至今无人认领的遗物、囚房般的生活环境、孤独无助的老人封门闭窗艰难喘息,一幕幕情形令人窒息。
与许多自然灾难一样,芝加哥的热浪事件那时占据了电视报纸等各类新闻媒介的头版头条,成为人们关注的核心。
事后,针对政府部门、公共服务机构的应对表现,官方或非官方的调查和各类社会群体的评价也纷纷出笼。
官方调查的结论是:
“这次热浪是一些关键的自然因素罕有地聚合在一路所致使的气象事件”（第16页）,这些死亡事件反映了“人类在自然肆虐下的脆弱”（第15页）。
简言之,这是一场自然灾害,超越了公共机构力所能及的范围。
随着时刻的推移,人们的注意力移向新的事件,那个热浪灾难也渐渐地被抛弃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了。
咱们应该感激作者克兰纳伯格,1995年他只有24岁,方才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系读博士学位。
他生长在芝加哥,对那个城市中发生的热浪事件有着执着的关心,所以把那个事件作为他的博士论文研究课题。
那时有关这一事件的局势进展和有关政府及社会福利机构应对行为的大量新闻报导为这一研究提供了丰硕资料;但作者并无知足于此。
在研究进程中,他历时16个月在芝加哥实地搜集资料,利用多方资料对芝加哥热浪的情形进行论述分析。
为此,他参与了社会福利机构帮忙老人的活动,与老人交往做朋友,从而近距离观察他们的生活,倾听他们的心声;他走访警察局、电视台、社会福利组织搜集有关资料,与各类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人士访谈;为了了解社会生态环境对社区居民的影响,他选择了两个社区进行比较研究,而且在其中居住了6个月,对居民的日常生活状况进行了持续的参与观察。
固然,有力的分析还须建筑在有力的理论思路和分析工具基础之上。
克兰纳伯格说,来到伯克利后,
我就开始询问如何利用社会学研究的工具——田野调查、深切访谈、档案研究、图表和统计手腕——来分析说明自然、人文和政治诸方面的都市现象是如何集中体此刻芝加哥1995年夏天这一事件上的。
不久,我确信社会科学的方式和理论能够帮忙咱们解答其他调查研究所没有回答的有关芝加哥热浪事件的困惑。
自此,我开始了这项历时5年的研究项目。
（第13页）
从该书的字里行间咱们不难看到,正是社会学的训练使作者有了自己独特的思路观点和严谨的分析解释。
例如,社会学专门是社会分层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角度是对社会群体层次上的不同的关注和分析。
这一思路贯穿了这本书的始终。
克兰纳伯格从性别、种族、阶级、社区等一系列群体特征着眼分析了人们在热浪中的不同遭遇,从社会学的角度发掘这些群体不同背后的社会分层机制。
咱们也能够清楚地看到城市社会学中芝加哥学派提出的社会生态学对他的影响。
这一理论角度帮忙克兰纳伯格对社会群体与所在社会环境专门是社区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切讨论,尤其体此刻他对两个社区的比较研究。
社会学的研究方式帮忙作者搜集、把握和应用各类实证资料、专门是统计资料。
克兰纳伯格运用了大量数据来讲明或验证他的观点。
从死亡人口的年龄性别分类,到“孤独生活”的人口在全国和芝加哥市的状况,到犯法率、不同社区的人口分类,等等,加上各类图表、照片,可谓林林总总、丰硕翔实。
固然,为了书中叙述的流畅和相应的读者群,这些资料大多是以直观、非技术性的方式呈现的,与学术论文有着明显的不同。
作者在研究中也利用了大量的定性资料（如访谈、观察）。
值得一提的是,量化的方式和指标本身为这一事件的分析研究提供了大体的前提条件。
在热浪的初始阶段,医务工作者对“中暑”死亡并无明确的诊断方式,而政府官员为了淡化这一事件的严峻性,力图缩小中暑死亡的数字。
在这种情形下,首席医务检查官多诺霍（Donoghue）顶住政治压力,提出了“中暑死亡”的诊断标准,为准确地统计死亡原因和数量,检测这一事件的严峻后果提供了基础（第24-32页）。
能够如此说,正是由于计量手腕的应用,才使得芝加哥热浪事件成为一个可供分析研究的“社会事实”。
一个好的学术作品的产生,也得益于一个好的学术生态环境。
《热浪》一书的社会学分析得益于长期以来社会学研究的功效积累。
这一点咱们在作者旁征博引的行文中不难看出。
例如,作者有关老人“孤独”生活方式的讨论在专门大程度上成立在社会学在这一领域中的已有研究功效之上。
另外,社会学中有关性别、种族、人口结构、家庭组成、犯法学、社区进展等诸多研究功效,和社会分层、社会资本等一系列分析工具也为这本书中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这项研究中还引用了联邦政府统计资料、本地社区的研究资料、社会服务机构的资料、本地警察机构的犯法统计资料,等等。
这些机构接纳了作者的访谈、参与观察。
若是没有这些社会学研究功效的支撑,若是没有各个社会组织和政府机构的开放与合作,很难想象这本书会有着如此丰硕的内容和分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究始于作者的博士论文写作,历时数年。
若是没有一个宽松灵活的研究环境和研究生训练项目的支持,使得作者能够从事耐心的长时刻的深切观察,这项研究也不可能达到此刻的深度和力度。
作为社会学的学者,咱们常常面对如此的问题:
社会学的研究与其他学科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克兰纳伯格在这本书里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范例。
咱们看到社会学着眼在群体层次上分析社会中资源分派机制、社会制度、社会政策、文化环境对不同群体不同的影响。
在这些研究中,社会学进展起了搜集与分析系统资料的研究方式和统计手腕。
而且,不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式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彼此竞争、一路生存,为学术研究的推陈出新提供了丰硕的土壤。
咱们能够看到,克兰纳伯格的研究得益于社会学研究的诸多领域——社会分层、社区研究、性别研究、老年学、犯法学,等等;他的研究汲取了芝加哥学派、批判理论等不同理论思路;另外,他的研究工作利用了量化分析、深切访谈、档案研究、参与观察等不同的研究方式。
能够说,正是社会学的多元化进展提供的宽敞舞台使得作者有了充分发挥学术能力的天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学术社区在研究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热浪》出版后,公共卫生界、公共政策界、社会学界、公共舆论界有着诸多评论,大多是嘉奖之词。
可是也有一些书评提出了不同意见。
最为尖锐的批评来自社会学界的同行。
例如,在《今世社会学》（美国社会学会的书评杂志）讨论该书的专栏中,米切尔·丹尼尔（MitchellDuneier）对这本书从研究方式到统计数字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Mcleod,2004;Duneier,2004;Klinenbeog,2004）。
作为这一领域的外行,我不能对争辩两边孰是孰非有一个肯定的评论。
但毫无疑问,正是这种学术批评的气氛使得学者在理论思辩和实证研究中不敢有所懈怠,推动着研究活动向更为严谨更为深切的方向走下去。
《热浪》的研究工作使得咱们没有轻易地遗忘芝加哥热浪中的遇难者。
通过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他们的不幸遭遇帮忙人们熟悉、改良与进展相应的公共政策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我也希望这本书对推动中国社会学实证研究,专门是关于突发事件的组织应对机制的研究和反思有所裨益。
注释：
注1：
以下引文除特别说明外均来自Klinenberg,2002。
注2：
有关“挑战号”航天飞机出事事故的调查见Feynman,1989:
113-237。
有关“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出事的调查见ColumbiaAccidentInvestigationBoardReport（volume1）,2003（。
有关9.11事件的调查,参见NationalCommissiononTerroristAttacksUpontheUnitedStates。
有关新奥尔良飓风解决事件的调查,参见“TheFederalResponsetoHurricaneKatrina:
LessonsLearned,”byFrancesFragosTownsendandtheinvestigationteam。
参考文献：
Dune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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