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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该的年代

不應該的年代，不屈服的靈魂

—論賴和及小說〈一桿秤仔〉的特色

諶鴻儀

1、前言

2、永遠的舵手—賴和小傳

3、不朽的價值—賴和在台灣新文學發展的貢獻

4、賴和思想的溯源

5、賴和的小說特質

6、〈一桿秤仔〉面面觀

7、結語

1、前言

台灣由於地理環境因素，在社會文化型態上，皆承續中原漢民之傳統。

至明末沈光文來台，才有了舊文學的開展，但以舊詩文為主。

台灣小說的發展要延至1920年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才逐漸擁有了一席之地。

日據時期作家，如賴和、楊逵等人，利用作品反映了被壓迫的台灣人民悲慘生活；光復後，作家們仍負起歷史責任反映了台灣現實社會；國民政府遷台之後，隨著政權變動及外省族群的遷入，台灣小說又有了不同的面貌；直至今日，小說又經歷了現代、後現代、女性思想或是魔幻色彩的影響，更增添其多樣的面貌，但我想，文學反映社會的特性是不會改變的。

在台灣文學逐漸受重視的今天，我亦希望能本著對這塊「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獻上一己關懷，選擇賴和為研究之對象，是因其一生，幾乎見證了日據時代的終始，且在台灣現代文學史上，一直享有「台灣新文學之父」及「台灣的魯迅」的美稱，不僅突顯了他在台灣新文學運動中的重要地位，也讚揚了他不屈於時的抗爭精神；而在他所有的作品之中，最具代表意義就當屬小說了，本文選擇賴和及其相當著名的短篇小說〈一桿秤仔〉，作為研究的對象，希望能藉此一窺賴和小說的特色與精神。

2、永遠的舵手—賴和小傳

賴和本名賴癸河，一名賴河，臺灣彰化人，筆名有懶雲、甫三、安都生、灰、浪、孔乙己、走街先……等。

幼年習漢文，師事小逸堂黃倬其先生，舊文學根柢深厚，一九○九年進入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在彰化建立「賴和醫院」，懸壺濟世。

一九一八年二月前往廈門，於鼓浪嶼租界博愛醫院工作，在廈門期間已感受到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對於文化、社會的影響力，於二年後回台從事抗日活動及文學創作，同時為貧苦百姓看病，因此有「和仔仙」及「彰化媽祖」之稱。

一九二一年十月加入臺灣文化協會，被推為理事；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因「治警事件」第一次入獄；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發表第一首新詩〈覺悟下的犧牲─寄二林的同志〉，自此積極投入臺灣新文學的創作。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變當天，再度被拘捕入獄，約五十日，在獄中以草紙撰述〈獄中日記〉，反映了殖民地被統治者無可奈何的沈重心情，後因病重出獄，一九四三年因心臟病逝世，行年五十。

賴和一生投身於社會運動，是社會運動的中堅人物，並以他最熱愛的文學，喚醒大眾沈睡在心靈深處的臺灣抵抗意識。

身處新舊文學交替的年代，以其才華掌握時代的脈動，是臺灣新文學的先驅，為台灣文學建立原型，在「臺灣文學創建伊始之際，我們看到臺灣文學之父賴和以文學做為抗爭手段之一的筆跡。

」，稱為「臺灣新文學之父」真是當之無愧。

更有趣的是，賴和還因為他無私的奉獻精神，死後當地民眾紛傳其墓草可以治百病，甚至在民間故事中還傳出成為城隍的傳說，由此可見，除了在社會、新文學運動的貢獻之外，賴和更以仁醫的形象活在廣大的人民心中。

3、不朽的價值—賴和在台灣新文學發展的貢獻

台灣新文學的起點，一般認為是從一九二○年《台灣青年》創刊號誕生開始，而賴和的創作，從一開始就與新文學運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臺灣新文學可說是由白話文出發，而賴和得風氣之先，可說是把白話文真正具體呈現給大眾的第一位。

早於一九二一至四年，便在他傳統詩的稿本上，練習寫白話詩文，奠定了白話文寫作基礎。

而身為臺灣新文學的開拓者，賴和的重要意義在於通過他的文學創作，將臺灣一九二○年以後的文學理論，具體化的呈現出來，並以他辛苦磨練來的中國白話文基調，加上不可或缺的臺灣色彩，形成他文字的特殊風格，更進一步帶動臺灣新文學的風潮。

一九二五年，賴和發表第一篇隨筆散文〈無題〉，是屬散文與新詩的合併體；同年，於《台灣民報》上發表第一首寫實詩〈覺悟下的犧牲〉；翌年，《台灣民報》再刊出賴和的第一篇白話小說〈鬥鬧熱〉，已是一篇以台灣民眾為描寫對象的社會寫實作品，也奠定其台灣新文學開創者之地位。

然而，賴和對台灣新文學發展的貢獻，最大在於對後輩的影響，戰後初期，在台灣新文學的重建運動之中，賴和不妥協的文學作品與精神，不僅成為主流更成為領導文學前進的力量。

一九四五年的《政經報》、一九四六年的《民報》「學藝欄」陸續重刊出賴和作品；一九四八年九月，史民在《台灣文學》叢刊第二輯中說：

賴和在台灣，正如魯迅在中國、高爾基在蘇聯，任何權威都不能漠視其存在。

賴和路線可說是台灣文學的革命傳統，談台灣文學，如無視此一歷史上的事實便不足以瞭解台灣文學。

有人說台灣的過去沒有文學，其認識不足才是笑話呢！

由此可見，賴和的一生，在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之下，仍不斷以不妥協的精神與其抗爭，即使死後，依舊引領後輩前進，而成為台灣文學的革命傳統，正如楊逵的肯定「魯迅不死」、「賴和猶在」。

4、賴和思想的溯源

從賴和的步入新文學的園地，可歸納出他文學創作的心路歷程：

傳統詩→新詩→散文→小說。

這樣的發展過程，大體也符合新文學運動的發展過程，賴和的創作，從一開始就與新文學運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但令人在意的是，以傳統詩為寫作體裁的賴和，是如何的契機，促使了他的改變？

而關於新文學的寫作，賴和的思想和藝術，是否直接受到五四以來蓬勃的中國現代文學種種運動，如革命文學、文藝大眾化、文藝自由等論戰的影響？

一次大戰後，以反抗資本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為領導思想而崛起的、包括歐美工業國家的先進作家在內的國際新興文學的發展是否對作為臺灣現代小說起點的賴和，在思想和藝術實踐上有所啟發？

因此要了解賴和的小說，除了臺灣特殊的歷史現實外，不能不從各個方面去考量。

根據林瑞明所說：

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啟蒙期，受到中國大陸五四時代文學革命的影響，有明顯線索可查，甚至東京臺灣留學生組織的新民會，於一九二○年七月十六日創刊《臺灣青年》，單從取名都可看到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之影象。

在《臺灣青年》的創刊號上還邀請了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題字：

「溫故知新」；慶應大學畢業的陳炘寫了臺灣新文學運動的第一篇理論文章「文學與職務」，結論云：

蓋文學者，不可僅以使人生有自然之興趣，純潔之情操，為責任已完。

又當以傳播文明思想，警醒愚蒙，鼓吹人道之感情，促社會之革新為己任，始可謂有自覺之文學也。

……近來民國新學，獎勵白話文，無非有感於此耳。

顯示陳炘受到中國大陸胡適、陳獨秀等人文學革命的影響。

此後，不管是《臺灣》、《臺灣民報》有關文學理論，都不脫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範疇。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五日發行的《臺灣民報》創刊號，陳逢源的一首詩，直接道出此一源流。

陳詩云：

詰屈贅牙事可傷，革新旗鼓到文章。

適之獨秀馳名盛，報紙傳來貴洛陽。

這一期並轉載胡適的戲劇作品「婚姻大事」，爾後屢次轉載陳獨秀、魯迅、郭沫若、徐志摩、劉大杰……等人文學的作品，臺灣新文學運動受到五四新文學的影響是相當明顯的。

而賴和也是深受魯迅影響的，依據楊守愚〈獄中日記〉序中所說：

先生生平很崇拜魯迅先生，不單創作的態度如此，即在解放運動一面，先生的見解，也完全和他「……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國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當然要推文藝……」合致。

所以先生對於過去的台灣議會請願、農民工人解放……等運動，雖也盡過許多勞力，結果，還是對於能過改變民眾的精神的文藝方面，所遺留的功績多。

楊氏認為魯迅對賴和的影響，不只在文學創作的態度上，還有社會的解放運動方面；惟要改變國民的精神，文藝仍是最佳手段。

另外，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法國文學家安那托爾．法朗士（AnatoleFrance）獲得當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

得獎的評語是：

「認定他輝煌的文學成就，乃在於他高尚的文體、寬憫的人道同情、迷人的魅力，以及真正法國性情所形成的特質。

」以「法國」（France）為筆名的法朗士，似乎影響了遠在臺灣的賴和。

四年以後，三十二歲的賴和，以他生活於殖民地臺灣的體驗，站在被支配者的立場，寫下抗議日本人不義統治的一篇小說：

〈一桿『稱子』〉，二者的關聯，我們可從此篇後記之中，簡單而得。

5、賴和的小說特質

（1）題材特色：

賴和小說的寫作，大約集中於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七年的十年間，題材上可分為幾個大類：

其一是描寫日據時代臺灣人民的生存處境和婦女問題，如〈一桿「稱仔」〉、〈辱〉、〈不幸之賣油炸檜的〉、〈可憐她死了〉等。

其二則描寫政治迫害、經濟榨取和警察的橫暴，如〈不如意的過年〉、〈惹事〉、〈豐作〉、〈浪漫外紀〉等。

其三則以揭露殘存的封建勢力及傳統士紳階級的性格為寫作對象，如〈鬥鬧熱〉、〈蛇先生〉、〈棋盤邊〉、〈赴了春宴回來〉、〈善訟的人的故事〉、〈未來的希望〉、〈富人的歷史〉等。

最後是有關當代知識分子萌芽中的啟蒙思想及其彷徨掙扎的作品，如〈彫古董〉、〈一個同志的批信〉、〈歸家〉、〈赴會〉、〈阿四〉等。

賴和的創作有許多篇幅以警察為取材對象，並將其視作統治者政治壓迫的具象化，〈一桿「稱仔」〉便是一例：

因為巡警們，專在搜索小民的細故，來做他們的成績，犯罪的事件，發見得多，他們的高昇就快。

所以無中生有的事故，含冤莫訴的人們，向來是不勝枚舉。

什麼通行取締、道路規則、飲食物規則、行旅法規、度量衡規紀，舉凡日常生活中的一舉一動，通在法的干涉、取締範圍中。

而秦得參的遭遇，只是警察橫暴的抽樣，如冰山一角般罷了。

其他像「不如意的過年」、「辱」、「惹事」諸篇，對警察的橫暴，亦皆有直接而尖銳的描述。

（2）思想脈絡：

生在一個生不由己的殖民時代，賴和體悟出惟有藉著文學的力量，才能啟迪無知的大眾，從而團結一致，才是最直接有效的自救之道。

「人道關懷」可說是賴和文學創作的原動力，由於體察到百姓的痛苦，是來自於殖民帝國的壓迫與封建社會的遺毒，因此，「反帝國」、「反封建」的主題，便自然成為作品的主要訴求。

正如施淑在《賴和小說集》代序中提到：

從上述的作品題材和思想取向來看，明顯可以看出，賴和的小說是帶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弱小民族文學的烙印的。

也就是說，它是屬於二○年代以後，以反抗資本帝國主義和殖民侵略為領導思想而崛起的國際新興文學的一個分支，在性質上，它與中國大陸的五四新文學及其他被壓迫、被殖民的弱小民族文學，並無差異。

因而要了解賴和的小說，除了臺灣的特殊歷史現實外，還必須從它之作為國際新興文學的這一基本性格來考慮。

正如五四新文學之從農業中國的昏睡中醒來，以懷疑眼光看封建道德的愚昧陰暗，進而至於農村的解體、個人和民族的出路等問題，賴和的小說世界也是從傳統的、狹小的社會的破裂開始的。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間，賴和發表了小說「鬥熱鬧」、「一桿稱仔」等主要作品，表現的內容也正是賴和一生創作的三個主題：

舊社會習俗的敗壞，被屈辱的人民以及弱者的奮鬥。

「舊社會習俗的敗壞」表達了對文化革新、社會進步的要求，「被屈辱的人民」呈現了殖民地人民被壓迫、榨取的景況，「弱者的奮鬥」則伸張了被壓迫人民的反抗意志和不屈服的精神。

在政治上，他批判警察，因為警察是執法的代表，如〈一桿「稱仔」〉、〈惹事〉等篇，透過對執法警察的譴責，將抽象的政治問題，給予形象上的落實，達到批判的目的；此外，特別是對於經濟上榨取的控訴，更有很深刻的描述，表達了農民被壓迫、剝削的慘況，例如〈一桿「稱仔」〉中的秦得參，所以無田可耕，便是製糖會社壓榨的結果；而〈豐作〉這一篇更可視為此一主題的代表作。

在這篇小說裡，賴和透過蔗農被製糖會社的嚴重剝削，反映殖民地經濟被掠奪的慘況。

賴和的小說處理非常有技巧，即使只是反映菜農、蔗農的小說，都可擴及牽涉法度的問題，從〈一桿「稱仔」〉以後，抗議統治者不義的法理，一直是賴和文學的重心之一。

日本帝國主義，雖提供給他對進步的資本主義世界觀的嚮往，卻在無時不在的殖民剝削和壓迫事實下，提醒他民族的仇恨以及合理世界的虛妄。

這一桿「官廳專利品」的標準稱子，與〈豐作〉的標準磅稱是一樣的，因為「看見農民得有些利益，會社便變出臉來」，是隨時可以毀在官廳及其代理人手上，從根本上侮辱了啟蒙思想者對於客觀公平合理的樂觀信仰，更從根本上否定了理論上應該建立在自由平等博愛正義等代表資本主義精神的「法」的尊嚴。

這些日本統治者變戲法的相似場面，在賴和的小說世界中是隨處可見，這也是重要主題之一，在作品中，我們亦可見作者對於殖民主義之下「法」的本質，所作的一些徹底的檢驗證明：

法律！

啊！

這是一句真可珍重的話，不知在什麼時候，是誰個人創造出來的？

實在是很有益的發明，所以直到現在還保存有專賣的特權。

世間總算有了它，人們才不敢非為，有錢人始免被盜的危險，貧窮的人也才能安分地忍著餓待死。

因為法律是不可侵犯，凡它所規定的條例，它的權威所及，一切人類皆要遵行，不然就是犯法，應當受相當的刑罰，輕者監禁，重則死刑，這是保持法的尊嚴所必須的手段，憑法律一旦失去權威，它的特權所有者─就是靠它吃飯的人，準會餓死，所以從不曾放鬆過。

像這樣法律對於它的特權所有者，是很有利益，若讓一般人民於法律之外有自由，或者對法律本身有疑問，於他們的利益上便覺有不十分安全，所以把人類的一切行為，甚至不可見的思想，也用神聖的法律來干涉取締……

法律也是在人的手裡，運用上運用者自己的便宜都合，實際上它的效力，對於社會的壞的補救，墮落的防遏，似不能十分完成它的使命，反轉對於社會的進展向上，有著大的壓縮阻礙威力。

因為法本來的作用，這是在維持社會特定的範圍中「壞」、「墮落」，猶是在範圍裡「向上」、「進展」，便要超越範圍以外。

所以社會運動者比較賭博人、強盜，其擾亂安寧秩序的危險更多。

由此可見，賴和的精神是不妥協的，為追求法的正面意義，而勇於與日本殖民統治政府對抗，而這種反抗精神，也正是臺灣新文學的特色。

（3）語言特色：

賴和在臺灣新文學的發展過程中，是以中國白話文為基調，並儘量融入方言、俚語、俗語，所以確實能呈現出鄉土特色。

整體而言，賴和使用白話文的能力，是隨著寫作的年代，越來越進步、越口語化。

正如梁景峰所言：

賴和的小說文字除了稍嫌生澀外，很少出現用字和句法的錯誤，他使用的字大都是常見的簡單字，很少難字和抽象用語。

他不用長句，只用短句，就是用逗點（、）等於今日（，）的用法，把主句和各種副句和副詞片語間隔，使句子的意義明朗化，不易使人誤解。

所以唸起來相當順口，並無嚕嗦的感覺。

小說中人物的對話也力求真實，符合當時狀況，所以大都用臺語口氣，常用一些幽默的古成語。

但語言的運用問題，也是一大挑戰，賴和寫作的過程十分辛苦。

王詩琅〈賴懶雲論〉裡說：

他是一個極為認真的作家。

每寫一篇作品，他總是先用文言文寫好，然後按照文言稿改寫為白話文，在改成接近台灣話的文章。

據說也有時反其道而行的。

然而也因之他的作品也顯得十分工整。

從這段話，不難想見在那時代，應用白話文寫作不是那麼簡單的事，而賴和以些許國語正音的能力，透過了閱讀五四新文學作品，培育了中國白話文的寫作能力，才能在台灣新文學的領域裡首先拓展，並得到廣泛而肯定的評價。

值得一提的是，賴和也一再應用方言、俗語、諧音使得全篇小說更具臺灣的地方特色。

而我們簡單地從作品的題目，便可略知一二，如「鬥鬧熱」一詞，就式台語的用法，即指迎神賽會中，比賽哪一邊熱鬧；亦可解釋為湊熱鬧之意；而「稱仔」也是台語的名詞；當然「油炸檜」就是油條；還有「彫古董」，在台語中可是刁難人家的俏皮說法；此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浪漫外紀〉一篇，「浪漫」二字可能即是台語「鱸鰻」（流氓）的諧音呢！

這些方言的使用，也使得賴和的小說更具有親和力。

6、〈一桿秤仔〉面面觀

這篇文章完成於西元一九二六年的臺灣彰化，原本刊載於《台灣民報》上。

此篇小說可說是賴和抗議文學的代表作，不僅反映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農村的破敗，並指控了日警欺凌善良百姓的殘暴行為，更突顯了被壓迫人民不屈服的反抗意志及奮鬥精神；此外，在語言文字的使用上相當特殊，是十分值得去追溯分析的文章：

（1）題目分析—失準之秤坨

仔細閱讀賴和小說的人，會發現賴和在〈一桿「稱仔」〉這篇作品的標題，「稱仔」兩字是加了引號的，這並不合一般小說取題的慣例，其實這裡頭含著賴和的微言大義，本來秤仔是量重量的工具，必需具備精確度，照理說是絕對客觀的，「法」亦必需精準、客觀始成為法；臺灣人民在統治者制定的法令下，戰戰兢兢地過生活，一切都要守法，否則必定受到處罰。

無獨有偶地，「稱仔」的出現，並不僅僅於此。

在〈不如意的過年〉一文中，日警大人由於不滿人民所送的年終獎金意外減少，於是假借權勢，「以度量衡規矩的保障，折斷幾家店舖的『稱仔』。

」而在〈豐作〉一文裡，經由權勢者所支配魔法一般的磅秤，也表現出〉同樣的主題。

然而不論是〈一桿「稱仔」〉也好，〈不如意的過年〉也好，〈豐作〉也好，象徵精準、客觀的磅稱，在強而無理的政權壓迫下，都會出問題。

賴和借著理應絕對客觀的工具，卻因巡警索賄不成，被打斷丟棄，並認定善良農民秦得參違反「官廳」的度量衡規則，徹底揭露出執法的不準確度，也抨擊了號稱「法治」的日本統治者，還有什麼「法」可言？

只有更深刻地揭露了隱藏在法制、平等、人權之後的欺壓行為，也充分反映出殖民帝國主義的蠻橫掠奪行為，以及在此之下民眾的悲苦。

（2）故事梗概—覺悟下的犧牲

「一桿稱仔」的情節，主要是描述日據下被屈辱的人民，所受到經濟上「剝盡膏脂更摘心」的榨取、政治上「終歲何曾離水火」的統治，以及他們在被侮辱、被損害後的覺悟與犧牲。

秦得參是一個典型的市井小民，但他在歷史轉折下，先是失去了耕種土地的權利，又復遭無理屈辱。

甚至，在走投無路時，向鄰居借一桿「稱花還很明顯」的稱仔去零售蔬菜，也遭巡警無理取締，並扭送入獄。

幾經折磨，秦得參懷著「活著倒不若死了快樂」的最後覺悟，了結了自己的生命，同時，「市上亦盛傳著，一個夜巡的警吏，被殺在道上。

」正如同賴和的詩作「覺悟下的犧牲」所傳達「弱者的奮鬥意識」，也就是人民雖處於統治者的壓迫、屈辱下，但他們決不屈服，不哀求，不乞憐，在必要時，更起而反抗，置生死於度外，作覺悟的犧牲。

其實，從某個角度看，賴和的從事文學創作，正也是一種覺悟下的犧牲。

（3）結構分析

〈一桿稱仔〉在結構上大致可分為三部分：

第一～第六段是描寫主角秦得參悲慘的人生；七～二十段是敘述此件悲劇的始末；最後一段則為後記。

俗語說：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此句話用在秦得參的身上，真可說再貼切不過了，整體而言，他是天災與人禍之下的犧牲品。

文章一開始，作者便輕描淡寫地將窮苦的農民與勢豪官吏作了強烈對比，而「秦得參的一家，尤其窮困得慘痛」，父親早死，留下孤兒寡母，生計困難，古人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但對窮苦的農民，「餓死已經不是小事了」，母親因此招贅夫婿，但兩人感情卻不和睦；後父不大顧家，最後仍等靠母親勞苦持家，孩子出外工作，方能免於凍餒。

十六歲是秦得參人生的一個分野，卻是更大苦難的開始，辭了長工想租田，「因為製糖會社，糖的利益大，雖農民們受過會社刻虧、剝奪，不願意種蔗，會社就『租聲』向業主爭，業主們若自己有利益，哪管到農民的痛苦，田地就多被會社去了」，此處我們可以見到上層權貴與下層百姓的對比與衝突，這也是殖民政府經濟剝削下人民的淒苦。

十八歲結婚、二十一歲初為人父，原本以為時來運轉，但就如一切悲劇的安排一樣，秦得參不久便遭逢喪母之痛，二十六歲更因過勞而染上瘧疾，卻窮得連治病的錢都拿不出來，但卻仍是本本分分工作，只求有口飯吃。

求「餬口」原本只是個生存的基本需求，卻成了這個悲劇的導火線：

靠著妻子向娘家大嫂借得「唯一」的裝飾品─一根金花，（由「唯一」二字來看，娘家恐怕也是自身難保的貪苦人家，絕非有多少盈餘可言。

）總算順利籌錢借稱，開始販菜。

原本看似順利的開端，但很快就出現轉折；而這種種災厄，卻是「因為巡警們，專在搜索小民的細故，來做他們的成績，犯罪的事件，發見得多，他們的高昇就快。

」的結果；而秦得參的「老實」，竟反而得罪巡警釀成悲劇。

在官官相護之下，秦得參終於身陷囹圄；雖其妻在惶恐之餘，交錢保釋，但得參卻在「人不像個人，畜生，誰願意做？

這是什麼世間？

活著倒不若死了快樂。

」的覺悟之下，毅然決然地殺警後自殺，這樣的結局安排，是十分符合作者不妥協的抗議性格。

小說的結構相當精簡，賴和以批判性寫實主義的手法，將農民秦得參的處境冷靜地推展到不堪忍受的地步，在結尾地方達到了高潮，產生了爆炸性的反動力量，令人讀過之後內心激動，久久難以平復。

此外，〈一桿「稱子」〉還有一件特別之處：

在賴和所有的作品之中，只有在這篇小說寫下後記，以說明其寫作緣由，他是這樣寫的：

這一幕悲劇，看過好久，每欲描寫出來，但一經回憶，總被悲哀填滿了腦袋，不能著筆。

近日看到法朗士的克拉格比，才覺這樣事，不一定在未開的國裡，凡強權行使的地上，總會發生，遂不顧文字的陋劣，就寫出給文家批判。

根據林瑞明在《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論集》的考證：

《克拉格比》是法朗士一九○一年的作品《恐怖事件》（L’AffaireCrainquebille），比較正確的音譯是《克蘭克比爾》，賴和不懂法文，想必是透過日文譯本讀了這部作品。

法朗士在《恐怖事件》中，通過了一個小販的不公平遭遇，表明了他仇視資本主義秩序，最終導致他擁護社會主義。

賴和一生，也有這樣的心路歷程，尤其是文化協會分裂後，他繼續參與新文協的左翼社會運動，直到新文協遭到彈壓，這都可以證明他傾向社會主義。

正如同法朗士的諾貝爾得獎評語，在賴和身上亦十分合適，因為賴和一輩子都在為臺灣的解放而奮鬥。

不過，我想作者在此特別提及法朗士的《克拉格比》，恐怕也是一種不得不然的含蓄做法吧！

畢竟，在日本的極權統治之下，若直接批評政權當局，或許或招來不必要的麻煩，這裡說明此文是以「法朗士的《克拉格比》」而興起的聯想，似有中國文人「以古喻今、以遠喻近」的諷喻之意。

（4）語言文字特色

本文在修辭方面的探討和賴和所處的背景有關，所謂背景是時間因素─時代，以及空間因素─台灣，而所謂時代，則是中原文化、臺灣文化和日本殖民文化相雜相揉之後的時間段落。

文中所使用的語言有文言文，有閩南語，有外來語（全是日語），所以全文讀來，頗有奇怪之感，究求原因仍在時代因素。

文言文的使用，固然是因為賴和所受的教育和自我的研讀之故；閩南語的使用，則是因為他所處的地方是臺灣本島的農村社會，也使用閩南語之故；外來語的使用，則是因為臺灣在日本殖民文化的浸澤之下，不可避免自然而然地，使用一些日常使用的外來語。

依照上述的性質，我們可以發現本文在修辭方面，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1）飛白的大量使用

A.方言：

黃慶萱先生在《修辭學》一書中說：

把語言中的方言、俗語、吃澀、錯別，故意加以記錄或援用的，叫作『飛白』。

」對於方言的使用，對懂得此方言的人，有一種親切感；對不懂此方言的人，有一種新奇感。

更重要的，方言豐富了國語的辭彙，使國語永保其新鮮而不致腐朽。

如：

1.一桿「稱仔」

「稱仔」，即國語的「秤」變成臺語的唸法，「仔」為語末助詞。

2.他在世，雖曾得幾畝田地耕作，他死了後，只剩，可憐的妻兒。

「」，租耕田地。

讀若台語的「北」，猶如「包」。

在台語用法中十分普遍，如：

車（租車子）、戲（承包劇團到戲院演出）、月（按月承租）等等。

3.雖農民們受過會社「刻虧」、剝奪，不願意種蔗，會社就加「租聲」向業主爭。

「刻虧」，在此為刻薄對待之意；但「刻虧」一詞，台語通常意為吃虧，故我想這亦有可能為文言之用法。

「租聲」，穀租，舊時社會以穀物代租金，稱作穀租。

4.又得到他母親的「刻儉」，漸積下些錢來。

「刻儉」，非常節儉之意。

5.聽說鎮上「生菜」的販路很好。

「生菜」，國語「青菜」的諧音字。

6.他就想做這項生意，無奈缺少本錢，又因心地「坦白」，不敢向人家告借，沒有法子，只好教他妻到「外家」走一遭。

「坦白」，老實之意。

「外家」，娘家之意。

7.什麼通行取締、道路規則、飲食物規則、行旅法規、度量衡「規紀」……。

「規紀」，國語「規矩」的諧音。

8.再過幾天，生意「屢好」，他又想「炊」一灶年糕，就把糖米買回來。

「屢好」，國語「越好」的諧音。

「炊」，蒸之意。

9.該死的東西！

到市上來，只這亦就不懂？

要做什麼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