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 美国政治结构与外交政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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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美国政治结构与外交政策
张文木美国政治结构与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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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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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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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著有《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评估——与中国比较》、《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论中国海权》
——兼谈美国“战略东移”及其后外交走向
国家外交政策及其走向不取决于它每隔几年发表的各种白皮书和各类研究机构发表的研究报告，而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和国际社会对其外交政策接受的程度。
结构决定性质，外交同理。
笔者试从这个角度研究美国的外交政策，并对其“战略东移”可能的走向及中国应对政策作出必要的分析。
一、美利坚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异化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①国家需求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
美国最早的社会结构主要是在反抗英国压迫中形成的。
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WarrenI.Cohen）等曾指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是由欧洲主宰的。
在我们追溯1913年至1945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史时，重要的一点是应当认识到美国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
”②从华盛顿开国到二战前，美利坚合众国从属于欧洲主导的全球体系，因此那时的美国外交政策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即反欧洲压迫的色彩。
那时美国的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也与美利坚民族的利益需求也大体一致，尚属民族资本范畴。
华盛顿早期强调工业立国，就职的当天，他特意穿着国产布料制成的服装，这“使一切后继者，一切后来的立法者，获得一次深刻的教训，告诉他们怎样才能够促进这个国家的福利。
”③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性质作了中肯的评价：
“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这一点就是美国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茶税事件只是提供了革命爆发的一个机会。
”④美国在林肯时期完成了国家统一，终止了美国对英国的政治依附，走上了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二战的爆发为美国跻身世界强国提供了机遇，美国利用这次战争联手苏联，将法国诺曼底作为开辟第二战场的地点，将东欧让给苏军解放。
由此，欧洲为所谓的“铁幕”一分为二，欧洲世界霸权从中心地带被摧毁。
随后，美苏并列成为世界霸权大国。
二战后期，美苏在一系列国际会议上分割世界，最终形成由雅尔塔会议确定的苏联控制东欧和远东陆地部分、美国控制海洋和整个西欧的划分。
这个划分是战后雅尔塔和平体系的法权基础。
在这“从奴隶到将军”的转变中，美国的军工生产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样，美国军工集团也从国家那里得到极大的政策优惠。
太平洋战争前夕，罗斯福曾对军火大亨们说：
“我将尽我所能，通过尽快地向世界上大约40或50个现在还保持独立的国家运送一切它们有能力支付的货物，以维护它们的独立。
这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鼓掌）。
”⑤这里，“维护它们的独立”就是保持欧洲破碎状态的另种表述。
换言之，只要欧洲保持破碎，美国军火就有市场。
二战后，美苏进入冷战，美苏全球争霸再次刺激并强化了美国军事工业。
两次大战中的大批量、长时间的军事订货在为美国崛起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它制造了一个尾大不掉且反客为主的庞大的“军工复合体”。
这是美国政治的一个结构性的变化。
艾森豪威尔总统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他卸任时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
他说：
“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
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
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
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⑥。
值得注意的是，艾氏提到美国当时已出现的“大权旁落”，即指军火财团支配政府决策的现象。
集中于华尔街⑦的军工财团——哪怕在和平时期——需要的不是面包而是军火，而拉动军火工业只能是战争，最好是美国直接发动的战争。
为了巩固其在美国已形成的反客为主的政治地位，这个“军工复合体”从部门利益出发，不断制造敌人，以此促使美国外交不断强势升级。
只要有战争，美国的军工集团就有军火赢利，由此它在美联储乃至美国就有巩固的地位。
巨大的利润——庞大的国内枪支销售利润只是它用于保底的基数——增加了军工财团的收入，华尔街财团再拿出其中部分通过美联储反补白宫，由此控制美国财政。
如果白宫拿钱不办事，摆在它前面的就是“财政悬崖”。
由此可以解释现在为何美国枪击案频发而禁枪难以立法，⑧以及在二战后美国又提出遏制理论并继续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深层原因。
美国称霸世界之后，其政治结构便日益失去民族性和独立性。
这时美国政治已不由政治家而由军火商操纵了。
美国政府许多重要官员，特别是国防部的官员都是军火商的代言人。
⑨而对于那些试图停止战争从而使国家摆脱军火商控制的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美国总统（如肯尼迪），不是被暗杀就是被换掉。
军火商们知道，民生工业在和平时期只会有助于美利坚民族的发展而非军工复合体的成长，一旦美利坚民族有了日益壮大的民族工业，就会有自己的财政来源继而有国家可以控制的银行，这样白宫与华尔街的地位就会发生翻转。
这是华尔街国际资本财团不愿意看到的结局，而避免这样结局的方式只有不断制造战争。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美国到底是谁的，是美利坚民族的还是军工复合体的。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
“生产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的融合或混合生长——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
”⑩具体说到美国，华尔街国际资本就是这个“银行和工业融合或混合”力量的象征。
如果它可以为美利坚民族国家所掌握，也就是说，如果白宫能够决定华尔街，那它代表的就是民族的力量。
现在的问题是，今天的美国已与列宁时期大为不同，它已“大权旁落”：
是华尔街国际资本决定白宫而非相反。
奥巴马二期连任伊始便遇到的“财政悬崖”，就是华尔街国际资本敲打和提醒新任美国总统的方式之一。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曾称美国中情局常用暗杀手段对付与美国拉开距离的拉美左翼领导人。
（11）但事实何止于此，即使是美国总统要想与华尔街国际资本拉开距离，其结果也是朝夕不保。
事实表明，今日之“美国”已非华盛顿创建的那个美国。
那时，正如李斯特所说：
“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
”（12）而现在，它已成了华尔街国际财团而非民族资本的代名词。
美国军工复合体的片面增长与当年工业帝国主义英国以战争扩大殖民市场，以殖民市场扩大推动国内生产的结果不同，而与高利贷帝国主义的法国相似。
这些由战争开辟的巨额海外收益的相当部分在美国并没有进入除军工之外的其他生产领域，除了一部分中饱军火巨头的私囊外，其余的则经华尔街扣除后由白宫财政进入了国民消费领域，由此刺激了美国服务业以及随后的虚拟经济而非实体经济。
2010年美国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已达70%左右，狭义上的制造业在美国GDP中所占比重却由1990年代中期的17%强降至目前的12%左右。
（13）这使得美国由以往的以实体经济为主体的生产性社会结构不自觉地滑入一个以消费为主业的寄生性社会结构，并且到目前为止仍“没能找到一个合理的办法把维持庞大的武装力量所需要的工业和财政支持跟社会上其他事业联系起来。
”（14）这个结果与古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相似。
大量或真实或虚拟的财富在涌入美国的同时，也窒息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美国人的劳动精神。
实体经济的衰落削弱了美利坚民族独立的根基：
没有实体经济生产，美国政府只能听由华尔街金融财团的摆布，而金融家与吸血虫一样，需要的不是国家，而是供其吸血的附体。
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不吸取在朝鲜和越南战败的教训，在国家持续衰落时还要不断发动和扩张战争的深层原因。
时至20世纪80年代，乔治·凯南已看明白，他说：
“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
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
”（15）
对于美国来说，最坏的结局是在尼克松之后。
尼克松为美利坚民族作出的最卓越的贡献是成功使美国摆脱越战并与中国修好，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对美利坚民族而言也许是致命的：
他宣布放弃美元的金本位制，而将美元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
于是，原来可以支持美元坚挺的美国工业产品——哪怕是军工产品，直接变成了脱离了国民劳动且远离本土的资源产品，即国际石油。
这样，美元的坚挺就要靠国际大宗消费品石油的采购以美元结算来保证。
从劳动形态上说，今后支持美元的就不是国民劳动而是国家对外战争。
自从古罗马的存在方式建立在对外战争而不是国民劳动后，其统治者依靠的就不是罗马公民而是军阀；华尔街的赢利方式一旦摆脱美国的实体生产和国民劳动，它也就摆脱了美利坚国家及其民族性约束。
同样的道理，由于美国国民已失去国民劳动的基础，就只有听凭华尔街国际资本的摆布了。
学者梁亚滨指出了石油美元这种不劳而获的寄生本质：
“美国凭借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优势地位使石油利润全部转换成美元资本，同时使石油美元的流动绕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全按照美国的利益，以购买美国各种债券等金融资产的方式回流美国，弥补美国的财政和贸易赤字。
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确立石油的美元标价和结算制度，同时说服石油出口带来的巨额顺差用来购买美国国债。
”“美国对世界石油控制的关键是确保石油标价和结算使用美元，并且只能使用美元”（16）。
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尼克松连任的第二年（1973年10月）便发生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原因。
沙特是第一个同意用石油美元购买美国有价证券——也只能购买有价证券而不能购买股票、不动产或其他有形资产——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简称“欧佩克”）国家。
（17）1975年“欧佩克”成员国同意只用美元进行石油结算。
1977年10月，“欧佩克”宣布石油价格由每桶3.011美元提高至5.11美元。
稍后，又再度提高到11.65美元，结果使得世界的国际收支结构发生很大变化。
由于世界当时石油交易普遍使用美元结算，油价的暴涨使世界各国对美元需求激增，这大大“抵消了美元失去黄金支撑后各国对美元抛售所产生的副作用”。
（18）美元从黄金本位被推入石油本位时代，美元的基础也从本国产品转移到中东石油，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尼克松之后的美国外交日益向中东集结，以及石油价格在几十年间严重偏离其价值的原因。
金本位条件下的美元靠国民劳动产品支持，而石油美元则依靠为控制世界富油区的对外战争胜利来保证，这大大满足了美国华尔街军工财团的利益，华尔街金融资本在军工利润外又增加了新的能源支持。
军工保证能源、能源保证金融，金融在军工、能源双滚动中增值，这最终保证了华尔街国际资本在美利坚合众国中的主宰地位。
美元依赖国际石油交易后，华尔街国际资本就彻底与美利坚民族相分离，并利用手中掌握的世界资源牢牢钳制着美利坚民族，使其成为华尔街牟利的工具。
这时的“爱国”就成为美国国民日益听不懂的词汇。
美国在尼克松之后，其外交的重点不再是为了获取石油的使用价值，而是要保证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通过军事手段保持对石油使用价值的垄断，并由此强迫国际社会维持对美元持续和旺盛的需求以使美元坚挺。
对于那些不愿以美元而以其他币种进行石油结算的国家，美国不惜军事手段予以惩罚。
就这样，石油美元使美国从一个依靠实体生产的国家彻底异化为一个寄生在“石油美元”上的国家，这时“美国生产”依靠的不再是劳动而是打仗，“美国制造”也不再是民主产品，而是美元和各式有价证券。
美国前议员戴维·A.斯托克曼在《纽约时报》上写道：
“自标准普尔500指数于2000年3月首次达到目前水平以来，美联储疯狂的印钞机已将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扩张了6倍（从5千亿美元增至3.2万亿美元）。
然而，在此期间，经济产出年均增幅只有1.7%（这是内战以来最慢的增速）。
（19）
这说明，以大量美国国民生命为代价、用战争维持的石油美元虽然使美国财富瞬间剧增，但它的主要部分与军工利润一样并没有回流给美国国民，而是回流到华尔街；也并没有增加美国的力量，而是增加了华尔街国际资本的力量。
美国国民似乎比中国人更明白这是问题的关键，2011年他们发动街头革命的指向并不是白宫或各州政府，而是华尔街。
考虑到美国没有国家控制的银行而美利坚国家财政要依赖华尔街控制的美联储为其注资、美国外交的决策权已不在白宫等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今天的美国已从早期的民族主义国家蜕变为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的国家，已从一个拥有独立主权和独立自主外交能力的国家，转变为由国际财团控制的半独立、甚至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
二、成为世界霸权后，美利坚民族利益和华尔街利益开始分道扬镳
黑格尔说：
“哲学也必须在有国家生活的地方才能够出现。
”（20）黑格尔这里说的“国家”指的是民族国家，而不是国际资本控制的国家。
目前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已很难执行有哲学高度和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
一个民族的自由程度反映着它对客观世界所达到的认识高度，一般说来，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在外交上不会成为头脑清楚的民族。
恩格斯说：
“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
”（21）而美利坚民族就是这样一个不自由的民族。
二战前的美利坚民族是被欧洲压迫的民族，这一时期尤其是华盛顿、林肯及两位罗斯福总统（22）时的美国外交，站在民族主义立场看真是精采纷呈，可圈可点；二战后美国则转化为压迫民族，其外交的亮点从民族主义视角看则日益惨淡，与英国的称霸经验不同，英国大不列颠民族是以压迫民族的身份称霸世界的，而美利坚民族则是作为被（华尔街国际资本）压迫的民族来称霸世界的。
也就是说，当美利坚民族在二战后转化为压迫民族的同时，它自身又受到华尔街国际金融财团压迫。
这真是既辩证又讽刺：
这时横行世界的美国已失去民族独立的性质，其外交成了在“美国”幌子下为华尔街财团牟利的工具。
这就可解释二战前的美国外交充满战略智慧，而在战后挫折连连却又屡败屡战的原因。
二战期间罗斯福很明智地与斯大林联手，在打败希特勒目标之下也附加了取代英帝国、解除欧洲世界霸权的目标。
达到这一战略目标的关键就是将开辟第二战场的地点选在法国诺曼底，而不是丘吉尔坚持的意大利，其目的就是由苏军来解放东欧。
东欧解放后，这头“奶牛”就让给斯大林牵走了。
失去东欧，欧洲也就从内核圈内被击垮并由此去势。
接着美苏再次联手将目标瞄向喂养欧洲的后排“奶牛”，即非洲殖民地。
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美苏又趁机把英、法从埃及赶走，美国牵走非洲这头“奶牛”。
失去东欧、再失去非洲，欧洲的世界霸权也就寿终正寝。
利用两次世界大战将美国推向世界霸权的是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两位总统任期内对美利坚民族所做的贡献令美国人在什么时候都引以为豪。
而这一时期美国外交能够如此挥洒自如并大获成功的原因，就在于这时的美利坚民族还处在被欧洲压迫的地位，而被欧洲驱赶到美国的华尔街国际财团对欧洲也是旧恨未消，因此华尔街与美利坚民族在反欧问题上尚能结成暂时的同盟。
希特勒在打倒英帝国的同时，也在欧洲扫荡了以犹太人为经营主体的国际财团，这就为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尤其是其中的美国送去了迫切需要的国际资本。
同时美利坚民族以博大胸怀接纳了这些来自欧洲的“破落户”，后者也以其财富和才智帮助美国及其盟国击败法西斯，由此带来的辩证结果便是，在美国取代欧洲后他们也深深地扎根于美国且反客为主，并很快成为美国真正的统治者。
在此，值得研究的并不是白宫或华尔街谁可以统治美国，而是谁可以代表美利坚民族的利益。
我们看到，这些扎根于美国的国际财团对于美国并没有因在美国“子食汉禄三世”而有回报国家的认识。
（23）如果我们看过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了解其中三个人物即中国人王启明、美国人大卫和华尔街国际销售商安东尼之间的关系，以及安东尼在王启明和大卫激烈竞争中牟利的生存方式，就不难认识到华尔街反对各国民族主义，却不在意民族冲突和国家间战争的原因；也不难认识到，今天的华尔街国际资本为什么如此超负荷地奴役美利坚民族，在美国已精疲力竭时还逼着美国起衅战争的原因。
对华尔街来说，民族国家将来反正都要消失或被消灭的。
有人会问：
这不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消亡”理论一样吗？
恰恰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在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的历史时期，国家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必要工具。
恩格斯说：
“到目前为止还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
至于国家消亡，他说：
“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
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
”关于国家消亡的形式，恩格斯特别强调：
“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
”（24）马克思谈论的国家消亡最终要实现的是全世界自由劳动者组织，即“自由人联合体”，而国际资本最终要实现的却是资本和资本家精英们统治的世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了团结起来共同抵抗国际资本的剥削和压迫，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25）列宁更是告诉世界工人阶级，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为此他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26）。
19世纪初，为了消除政教二元冲突，黑格尔将国家提到“神”的高度，他说：
“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这就是国家。
”（27）在二百多年过去的今天，“神”还在地上行进，但它——至少在美国——已不是国家，而是国际资本及其华尔街金融组织。
华尔街国际资本是靠寄生在国家肌体上吸吮“血液”即金融而生存的，它并不在意国家“躯体”的民族特性，更不在意其所依附的组织是否叫“共济会”或其他名称。
何新先生揭示，现代“共济会”不是一个一般的社会组织，而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核心中枢”。
（28）这个“核心中枢”，只不过是全球资本依附的外壳或载体，“这里涉及的人”，用马克思的话就是“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29）。
由此推论，“共济会”不过是全球资本“人格化”的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形式。
如果仅仅消除了“共济会”，那国际资本还会找到其他组织形式继续存在和滋生。
马克思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30）这个“社会关系”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为第一国际成立准备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中，直截了当地宣布：
“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
消灭私有制。
”（31）由此也就可明白，目前损害人类利益的是私有制及建立其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损害美国民族利益的目前则是国际资本而非民族资本，“共济会”只不过是国际资本需要借助且可以更换的一种牟利的寄生形式而已。
我们研究的目光既要高度凝聚于目前国际资本正在借助的“共济会”等组织形式，又不能忽视其背后的本质。
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得筌而忘鱼，为了搞清某种组织形式的细节反而忘记了斗争大方向，这样不仅扩大了我们的打击面，而且还会空耗我们许多精力。
总之，在美国步入霸权大国后，美利坚民族的利益和华尔街的利益开始分道扬镳，美国自身开始生长出自我否定的因素。
欧洲的衰变让华尔街看到了机会，华尔街正转而将支持的目光投向“欧洲的复兴”。
狡兔三窟，长期游荡在国家之间的资本开始为美国之后的下一个寄生作准备。
三、从远东到中东：
美国国力因反复透支出现严重“内虚”
早在美国崛起之初，欧洲就有了“将美利坚重新纳入大英帝国”的考虑，并得到“共济会”的支持。
1891年，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全球最大钻石巨头戴尔比斯集团创始人塞西尔·罗兹支持下，在英国创立的“罗兹会社”，其确立的宗旨为：
“将大英帝国统治扩展至全世界；完善大英帝国向外扩张的体系，由英国国民对所有可资生存的地方进行殖民……将美利坚重新纳入大英帝国；统一整个帝国；在帝国议会实行殖民地代表制度，将分散的帝国成员统一起来，从而奠定永无战争，符合人类福祉的世界。
”（32）
二战后欧洲人深刻反思了内部长期分裂导致其失去世界霸权的原因，感受最深的是丘吉尔。
此前，他不理解张伯伦对希特勒德国绥靖政策的深意，（33）欧洲在“兄弟阋墙”的两次大战中倒掉后，已至72岁高龄的丘吉尔决心为英国皇室挽狂澜于既倒。
1946年3月他发表“铁幕演说”。
9月，又在苏黎世重提雨果1849年提到的“欧洲合众国”的概念，决心将破碎的欧洲整合为如美国那样统一的国家联合体。
此后欧洲各国开始进行内部整合，并在英国带动下为恢复以欧洲为主导的世界体系而默默准备。
前苏联学者对丘吉尔的目的洞若观火，B.T.特鲁汉诺夫斯基写道：
“丘吉尔的计划是打算恢复英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企图把美国排挤到第二位。
丘吉尔认为，为达到此目的，必须使美苏发生冲突。
因此，丘吉尔加紧鼓动美国，在对苏关系方面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34）
欧洲历史学家汤因比更是号召欧洲人痛定思痛，用“五十到一百年”的历史，推动欧洲“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最终使欧洲得以“恢复原状”。
（35）但丘吉尔知道，恢复欧洲世界霸权不能用与美国对抗而只能用附和的方式，他因此在铁幕演说中说：
“希望最终在英美两国之间实现一种共同的公民身份”，（36）意即我们就是美国的公民，我们是你美国的坚定支持者，我们欧洲在后面跟着你美国干。
欧洲人很快为美国捧出一个很不靠谱的“战略家”，他就是被捧为“遏制战略之父”的乔治·凯南。
1946年2月22日，时任美国驻苏联使馆代办的凯南通过明码电报（这显然是在有意刺激苏联），向国务院发回长达5542个英语单词的电报，深入分析了苏联内外政策，提出对付苏联的长期战略。
1947年7月7日，凯南化名“X”，在当月出版的《外交》上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明确提出“遏制（containment）战略”，此建议被美国政府所采纳。
这封电报被认为是导致美苏冷战的先声。
随后英国人又为美国推出一个更不靠谱的麦卡锡。
（37）凯南的顶层设计在前，麦卡锡的咄咄威逼在后，1950年把美国推送到朝鲜，1964年又将美国赶到越南，由此美国元气大挫。
20世纪80年代，已入暮年的凯南对自己曾经提出的“遏制”战略后悔不迭，他说：
“这种军事化不仅对我们的外交政策，而且对我们的整个社会都有严重影响。
它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
”（38）
1953年正在经历朝鲜战争的美国人发现了问题，他们推选出与罗斯福一样具有民族主义情结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
1953～1961年）上台。
艾氏认识到美国已有“大权旁落”于“军工复合体”的危险，于是果断终止朝鲜战争并缓和与苏联的冷战。
他恢复罗斯福路线，再次联手苏联，利用苏伊士运河危机将英法赶出埃及。
自此，欧洲霸权彻底从世界范围退出。
不幸的是，进入冷静阶段的美国外交恰遇不懂历史且喜欢冲动的赫鲁晓夫，而美利坚民族又同样是一个情绪化民族。
1962年赫鲁晓夫挑起的“古巴导弹危机”惹怒了美国，美国人被华尔街煽起后便挥师来到越南战场，其结果比朝鲜战争打得时间更长，败得更惨，国力透支得更为严重。
与艾森豪威尔一样，尼克松在任（1969～1974年）内也看出欧洲利用美苏冲突削弱美国的意图。
为了恢复美利坚民族的元气——这与华尔街国际资本利益也没有太大的冲突，尼克松与中国握手并果断地从越南撤军。
在尼克松之前，支撑华尔街金融力量的主要是军火集团。
尼克松上任后放弃美元的金本位，让美元与石油挂钩。
这样美元就增加了另一支柱，这就是世界石油。
尼克松看到了石油中潜藏着巨大的交换价值，他说：
“美国只是部分地依靠进口石油和战略矿物，而欧洲和日本则绝对地依靠海外来源。
我们用的石油有一半是进口的，但是欧洲进口85%，日本进口100%。
至于矿物，西欧进口80%，日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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