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箴北和镇江天足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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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箴北和镇江天足会

金箴北和镇江天足会

文图/薛龙和

近日，笔者在翻阅宣统元年（1909年）续修的《古润金氏宗谱》时，发现宗谱卷三载有李恩缓、赵曾望、王承辑、童琮等当时的乡绅名士为金氏先人所作“人物传略”多篇。

其中“箴北传”记载了爱国志士金箴北（1882.8.8—1906.6.26）简短的一生，传略还述及他积极响应“乙巳抵制美货运动”，以“倡议绘图、给传单，备陈华工受虐状”之实际行动参与这一自觉爱国民众运动，以及其为解除妇女缠足之痛苦，“在镇首创天足分会”的史料，这段珍贵的历史文字在我市尚属首次发现。

金箴北其人

世耕堂金氏为镇江回族世家，于明初即定居镇江。

据重修于宣统元年（1909年）的《古润金氏宗谱》记载，姓氏缘于明洪武帝的御赐。

“吾族原籍天方国，西名亦不喇金，移住撒马儿罕。

唐贞观间请助讨贼始入中原，至元季尚公，主封指挥使司，族乃滋大。

及明太祖起兵，先锡爵公以土司率义勇助剿寇党有奇功，敕赐锦衣卫指挥使司，遂赐姓金，敕封护国将军。

二世祖义公，诰授指挥明威将军。

三世祖锁飞公，授正千户武德将军，世袭十世，赐葬马鞍山，授镇南卫指挥司，因隶镇江卫籍。

”明制，都司下设卫所，时在镇江设有镇江卫，金赐爵就是以将军职隶籍于镇江卫，属于军户。

他亲定“义锁忠脱璋芝、印汝国世文定、士达天全恒至、基之培可成宁、正裕克贞化满、永益善启和廷”三十六字排行载于谱牒简端。

自明初一世至明末十世，其嫡长后裔均世袭将军衔。

入清，散卫为民，无论嫡庶均为民户。

金氏绵延至今已有六百余年，支系现已传至二十三世“可”字辈。

作为地方回族望族，金氏世有懿行，忠厚传家，子弟文武相衬，良才踵接。

如十三世金定銮（省称金銮）为雍乾间人，飒爽英姿，精通武艺，“讲论六韬三略，孜孜弗倦”，颇有祖风。

乾隆三年（1738年）中武举人，四年（1739）中武进士。

十六世金天福，字锡山，晚清咸同时人，业医，太学生。

作文敏捷，且善丹青，因屡屈于考场，遂习儒兼医。

常自言“不为良相，当为良医”。

时以济困扶危为己任。

同治初年，镇江瘟疫横行，他在城西晋仁堂药局坐诊三年，活人无数。

十八世金恒仁（字聘三）晚清同光时人，国学生，州同职衔奉旨议叙，随带加四级，赏加四品封典，诰授朝议大夫。

同治己巳年（1869）四月二十一日生。

积极倡导新学，献祖遗地一块，且“担任开办费独多”，与杨心斋、杨白山弟兄俩共同创办了私立穆源两等学堂。

后又协助马源兴（字蓬伯）于城里创办志成小学（位于原剪子巷内）。

“里中遂公举公为穆源、志成两校总经理，”并“请邑尊给照会”，此后“公以责成綦重，日夕以筹款为己任。

”光绪丁末年（1907）之秋八月二十七日因“突发心疾，疗治罔效”离世，年仅39岁，时“闻者莫不惜之”。

家谱卷三载有当时乡绅名士诸如李恩缓、赵曾望、王承辑、童琮杨正龄等君为金氏先人所作“人物传略”多篇。

“箴北传”于宣统元年（1909）八月系署名“壶隐”所撰，作者自称“予与箴北叔石声交最久，因得悉箴北之事甚详”。

金箴北系金氏十九世裔孙，生于光绪壬午年（1882）六月二十五日，谱名金至忠，字贞伯，一字箴北。

其祖父金全昌，字肇周，太学生。

父金恒谟（字子嘉），布政司里间衔，性嗜书法，家藏古今名人墨迹甚多，内尤以郑板桥手录《丙丁龟鉴》至为珍贵，“凡万余字，装潢精美，遍征名人题咏，尤所钟爱，千金不与也。

”箴北先生“生而聪颖，以口呐故不良於言。

垂髫时即从事丹青，善写真，传神逼肖。

吾邑士大夫家得其片纸，珍若拱璧。

”由于痴情绘画，“以是疲于奔命，积劳致疾。

”

二十岁后，箴北先生又“醉心新学，砚田所入悉购书报。

”他是一位有志报效祖国的热血爱国青年，经常与志同道合之仁人志士“咸集书斋，讨论时事。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让当时许多爱国志士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其时，金箴北也和那些有志青年一样，立志远出日本留学，以求救国方略，终因父母未许而未能成行，他以此为终身遗憾。

“尝思航海赴扶桑，一瞻彼邦政教，以堂上未许远离，不克自由为憾。

”箴北与叔石声最善，其叔“金恒猷，官印城号‘石声’，蓝翎五品衔，福建候补府经历”。

石声也扶之如己出，因为箴北先天“口呐”（注：

说话迟钝），“不良於言”，其叔石声便苦口婆心，“朝夕讲授，以笔代口”，彼此“颇能神会”，“盖至是，而箴北之学日进”矣。

箴北先生“热心公益”，待人诚实，上慈下孝。

其父子嘉公于丙午（1906）春“骤得食噎之症”，“箴北寝食俱废，旦夕祈祷，愿以身代卒，”终因过度操劳，原先孱弱之躯“际此哀毁，骨立惨痛，逾恒咯血”，“方当强仕之年，竟郁郁赍志以没”，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初五日去世，享年25岁，生一子基成。

箴北的英年早逝，令其父伤心不已，“捐馆舍之”，痛泣曰：

“（吾）仅五旬耳而，箴北竟以身殉悲。

夫天苟假箴北以年，吾知箴北之学，充其所造，正未可量，夫岂仅以技传哉？

”

参加乙巳抵制美货运动

1894年，中美签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很多条款限制、歧视华工。

1904年条约期满，美国要求继续保持条约，准备续订新约，在美华侨组织发出废约主张，得到国内各地响应。

1905年美国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奉命与清政府谈判改订条约，条件更为苛刻，激起国人义愤。

5月上海、广州、长沙、苏州等地发动反美爱国运动，上海总商会会长曾铸（1849---1908）组织商界抵制美货，在上海提出“伸国权”、“保商利”的口号和抵制美货的五项抵制办法，即不用、不装运美货、不入美学堂、不做美买办，不受美雇佣等，并致电清政府外务部、商务部、南北洋大臣，要求拒绝画押，通电全国二十一个商埠抵制美货，引导全国各地的抵制美货运动。

7月20日，抵制美货运动开始席卷沿海和内地十几个省、一百六十余城镇。

许多中小城镇的商人也闻风响应，表现出极大热情，使这场斗争很快从通商大埠扩展至中小城市以至集镇，达到前所未见的高涨声势和普及程度，各行业和阶层民众都投入了运动，海外侨胞和留学生也大力声援。

梁启超评论这场运动说：

“虽无政府之后援，其民族之魔力足以震撼世界，此种国家，环顾世界只有中华一国。

”曾铸在抵制美货运动中的函电、稿件等,1906年由苏绍柄编纂为《山钟集》四册刊行于世，为1905反美爱国运动的珍贵历史资料。

曾铸后来还投资镇江造纸厂和江西瓷业公司。

在这场抵制美货运动中，各地纷纷成立了拒约组织，据《山钟集》不完全统计，先后参加抵制美货运动的社团组织约有40个左右，其中就有镇江的民间爱国社团“励耻社”和“阅书社”。

时金箴北和阅书社社员胡锡鸿积极组织镇江各界人士参与这场运动，胡锡鸿在致曾铸的信中还建议“大开国会”，领导全体国民拒约。

金箴北则是“倡议绘图、给传单，奔走呼号，备陈华工受虐状。

”面对“夷人忌焉，函诘当道追查”、“首倡同志惧罹祸远扬”，以及清政府“倘有无知之徒，从中煽惑，滋生事端，即行从严查究，以弭隐患”（《清史编年·第十二卷》（光绪朝））的压制之危状，“箴北毅然无怯意。

”

这场声势浩大的旨在外争国权的民族自觉爱国运动，虽然没有实现废除排华法案的目标，但却迫使美国和清政府没有再敢签订限制华工的续约，它唤起了国民的觉醒，激发了空前的民族大团结。

此后，全美范围内的排华运动逐渐走向低潮，直至1943年美国国会通过《马格纳森法案》正式废除。

创设镇江天足分会

“天足”就是自然、天生的脚，“天足会”也就是反对缠足、崇尚自然天足的组织。

据考中国妇女缠足的恶俗始于南唐后主李煜，他有一妃子叫窅娘，体态轻盈，能歌善舞，天生一副小脚，可以在桌子上跳舞，深得后主宠幸。

李煜还特制一莲花台，让窅娘在莲花台上翩翩起舞，并作诗赞曰“步步生莲花”，故后人亦称小脚为“三寸金莲”。

窅娘以小脚而受宠，于是宫内妃子纷纷仿效，用布裹起小脚来了。

宫廷流行缠足之风的消息传到宫外，于是民间也开始流行缠足。

所谓缠足，即在女孩五、六岁时，用五尺长、二寸宽的布条，紧紧地缠在女童的脚上，把足背及4趾下屈，压至足心，被缠者痛得汗如雨下，双足鲜血淋漓者有之。

经过长达数年的包裹缠绕，待女孩长大后就形成畸形的小脚，所谓“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真切地反映了缠足给妇女带来的身心扭曲的痛苦。

因此，从本质上说，缠足就是适应上层社会奴役、玩弄妇女的需要，是对妇女身心的摧残和人性的践踏。

这样的一种畸形审美观使社会无端增加了大量的残疾人，加重了社会负担，影响了社会的发展。

到了唐、宋，缠足之习更是流行于宫廷、仕宦之家，元、明以来逐渐遍及全国，在社会上形成了反以不缠足为耻的风尚，明代法令更禁止贱民缠足，以与良民相区别。

清朝入主中原后，起初极力反对汉人的缠足风俗，一再下令禁止女子缠足。

顺治二年起就下诏禁止，康熙元年又诏禁女子缠足，违者罪其父母。

到了乾隆时，曾多次降旨严责，不许旗人女子缠足，于是在旗女中此风稍敛，但汉人却越来越为小脚癫狂。

清末更认为它与鸦片同害，列为禁政，但均因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和民间经久沿袭而未能推广成功。

最早公开利用纸质传媒宣扬戒缠足的，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Allen，YoungJohn）主编的《万国公报》。

仅从1873年到1878年，该报就发表了多篇文章，力劝女性不要缠足，并以近代生理学、骨科学知识讲解缠足对人身体的危害，这些文章，在社会上开始产生一些影响。

英国传教士约翰·麦克高望于1874年率先在厦门建立了一个拥有60余名妇女的“戒缠足会”，这是中国第一个公开倡导、并不缠足的组织，但由于是外国人组织，并只限于教民，所以此会社会影响有限。

1878年，英商之妻立德夫人（Little,Archibald）在上海设立“天足会”，并在无锡、苏州、扬州、镇江、南京等地设立分会，利用广学会出版书刊广行宣传，有的年份甚至散布宣传册达10万份以上，尽管这些组织的活动主要局限在教徒范围内，但其客观的示范作用却是很大的，对中国新派人物的“天足运动”有推波助澜之功。

1882年，北上赶考的康有为路过上海购买大量“西学”书报，《万国公报》中有关缠足的文章使他深受启发，认为缠足造成了中国妇女的柔弱，进而影响到整个民族及国家的力量，回乡后即开始大力宣扬戒缠足活动，他还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率先将自己的女儿和侄女放足。

又于1883年在广东创办了中国人自己的“天足会”，并使之成为戊戍变法时期维新派宣传妇女解放运动的进步团体。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著文说：

“中国女子缠足，其刑若斩胫”。

风行一时的维新派报纸《时务报》也刊登一些戒缠足的文章。

该会由谭嗣同夫人任会长，会员达万人以上，此后逐渐向全推行。

1897年6月30日，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发起成立“上海不缠足会”，制定《不缠足会简明章程》，宣布以上海为全国的总会，号召各地成立分会。

维新变法失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志士所从事的不缠足运动暂告一个段落，但崇尚天足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此后更多的知识分子、名流学者投入到天足运动之中，就连镇压了康、梁的慈禧太后也在不久又重新树起了“反缠足”大旗。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1899年12月），上海又发起成立“中国天足会”，并出版《天足会报》，广为宣传呼吁，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发展迅速，当时上海参加天足会的妇女即有5万人。

1900年2月，由台北中医师黄玉阶发起组织的“台北天然足会”成立。

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禁缠足的懿旨，紧接着地方上的封疆大吏纷纷响应。

当时的一些私塾、学校教育中也出现了宣传不缠足的热潮。

清末出版的一部国民读本教科书中就刊载了题为“缠足痛苦”的插图；天津教育工作者胡玉孙作词、张幼臣谱曲的《劝放足歌》成为当时上至师范下至小学必教的内容。

继而各省城响应，纷纷成立“天足分会”。

镇江的天足分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箴北传》中如是记录了这段历史，时“海上诸志士创设天足会，箴北接志士函，在镇首创天足分会，复绘图详述天足之益，奔走不遑”，为妇女解放运动做出了贡献。

天足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其发动放足的努力促使传统的观念正在逐步改变,不缠足新风潜移默化地向全社会渗透。

据天足会1906年度报告,一些城市中不缠足的女子已不罕见,颓风败俗渐为改良,城市风气也日益呈现新的景象。

在东南地区,镇江“昔日学生凡有天足者,则难择佳偶,今也不然,所求者系天足之女,故天足之风大有进步”。

镇江一个鞋匠“为贵家女于镇江、扬州等处,已成外国光皮之鞋若许”；苏州天足会每月举行的华人聚会中,“凡士子夫人,男女均可赴会,前日聚会之妇女约三百云云”。

这些勇敢的尝试无疑为新时代女子提供了崭新的行为示范。

此后，镇江润商学校创办人之一的李雁湖（1882—1934）于光绪末年和其女弟子颜轶莲等发起创办镇江天足会，提倡妇女解放，呼吁妇女放足，并于1909年在杨家门创办“天足会第一女学堂”、与邹宣瑾等在打索街创办“天足会第二两等女学堂”（1910）。

1912年3月13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达《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恶习流传，历千百岁，害家凶国，莫此为甚……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

”通饬各省一体劝禁妇女缠足，不缠足运动更加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展开，以放足增强女性的自强和爱国意识。

时同盟会成员、清朝末年著名剧作家李桐轩先生就曾创作剧本《天足会》等，宣扬爱国思想，破除封建迷信，提倡科学民主。

此后，祸害中国妇女千年之久的缠足陋俗开始从沿海大城市消失，并逐渐影响到内陆地区，缠足风俗的完全消失，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颁布政令禁止妇女缠足，这一封建陋俗才彻底消亡。

清丰县天足会徽章

“天足会奖章”

民国时，未放足罚款单。

民国十八年三月，放足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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