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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浩的传奇人生退隐不仕躬耕自给
荆浩的传奇人生:
退隐不仕,躬耕自给
本文导读:
一、荆浩所处的历史背景——大唐盛世崩盘。
荆浩生于唐朝末年,大约卒于五代后唐(923-936)年间,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
中国王朝史上有两次盛世崩盘,一次是强汉,一次是大唐。
强汉之后,中国分化为三国两晋十六国,东晋至隋朝这一段,又叫南北朝,中间虽有短暂的西晋统一,但整整三个半世纪小朝廷纷呈,战乱频繁。
但却给予了民族精神的自生自长机遇,这个时候老庄思想成为士人寄托的精神家园。
从南北朝到唐朝,中国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诗人们汇聚于权力谱系的核心,思想家们则不在朝廷,不居皇城,而是自我放逐于山林,致力于将佛教思想本土化,与老庄融合,建构了一套独立于权力话语体系之外的纯粹的人生哲学。
高山流水下,茂林修竹旁,呈现了一道特有的隐士风景。
这是中国文化成长过程中最具独立精神的一道风景,一个幽默机辩的出世哲学,打造出一个“老庄”美学样式,在体制化外,重构士人精神。
王朝的江山可以倒,但士人安身立命的精神江山不能倒,他们开始了自觉行动。
第二次崩盘正是盛唐之后的五代十国,在对王朝举行了淡淡的默哀之后,绘画艺术便以个体行为的方式,接踵文学和思想的山水路径,再一次开始了进山运动,并且以独立自由的身份,在山水画里建构士人的山水精神。
这一行为,是从北方山水画始创者荆浩开始的。
二、荆浩的传奇人生——退隐不仕,躬耕自给。
荆浩早年“业儒,博通经史,善属文”,学识渊博。
少年时的荆浩常来济源的阳台宫游玩,阳台宫是唐开元道教宗师司马承桢于济源王屋山创建。
济源的风物景观多有名人足迹,白居易有诗云:
“济源山水好,老尹知之久。
……孔山刀剑立,沁水龙蛇走;危磴上悬泉,澄碧转枋口。
”唐乾符元年(874)前后,荆浩由家乡来到开封,得到同乡裴休的关照,曾为唐末小官。
裴休任宰相五年,唐大中十年(856)罢官,在开封遇到高僧圆绍,二人志同道合,圆绍就命他居住在开封夷门仓垣水南寺。
后圆绍名声日显,又扩建成横跨夷门山的巨院,由唐僖宗亲自题赐院额曰“双林院”。
荆浩曾为双林院这一重要禅院绘制壁画,足见他当时的画名。
“尝于京师双林院画宝陀落伽山观自在菩萨一壁”(《五代名画补遗》),但此画未能传留,根据他后来在水墨山水画上的创造精神,可以断定,那是一幅人物与山水结合的水墨画。
受司马承桢影响,在晚年所著《笔法记》中,荆浩将其与王维、张璪并列,赞曰:
“白云尊师气象幽妙,俱得其元,动用逸常,深不可测。
”荆浩还曾创作表现王屋山主峰的《天台图》,这些都与他早期生活经历有关。
荆浩除了山水画得到世人的认可外还兼擅人物,《宣和画谱》也记载他曾画有人物繁多的《山阴宴兰亭图》三幅、《楚襄王遇神女图》四幅。
清代李佐贤《书画鉴影》著录了荆浩的《钟离访道图》:
“山林墨笔,人物着色,兼工带写。
”并记述画中钟离作举手问讯状,将士伫立状,对岸真人傍虎而行及童子回顾指示状等,描绘得十分生动。
在五代后梁时期,因政局多变,荆浩退隐不仕,开始了“隐于太行山之洪谷”的自耕自足生涯,并且自号洪谷子。
洪谷位于开封之北二百里左右的林县,林县唐时名林虑县,太行山脉于县西绵亘一百八十里,总称林虑山,由北向南依次叫黄华、天平、玉泉、洪谷、栖霞等山。
山势雄伟壮丽,幽深奇瑰,历代多有隐逸者。
北宋山水大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指出:
“太行枕华夏,而面目者林虑。
”认为林虑乃太行山脉最美之处。
荆浩在这样幽美的环境中,躬耕自给,常画松树山水。
他与外界交往甚少,但同邺都青莲寺却有较多联系,至少两次为该寺作画。
邺都在今河北省临漳县北,位于林县之东,三国时为曹魏都城。
当时邺都青莲寺沙门(住持和尚)大愚,曾乞画于荆浩,寄诗以达其意。
诗曰:
“六幅故牢建,知君恣笔踪。
不求千涧水,止要两株松。
树下留盘石,天边纵远峰。
近岩幽湿处,惟藉墨烟浓。
”可知他请荆浩画的是一幅松石图,以屹立于悬崖上的双松为主体,近处是水墨渲染的云烟,远处则群峰起伏。
不久荆浩果然画成赠大愚,并写了一首答诗:
“恣意纵横扫,峰峦次第成。
笔尖寒树瘦,墨淡野云轻。
岩石喷泉窄,山根到水平。
禅房时一展,兼称苦空情。
”显然对自己这幅水墨淋漓的作品相当满意,同时也反映出他退隐后的心境——“苦空情”。
苦空为佛家语,认为世俗间一切皆苦皆空,这正是他厌恶乱世的情怀。
从两人相互赠答诗中,可以看出他们不同寻常的关系。
大愚说:
“六幅故牢建,知君恣笔踪。
”显然讲的是另一件事。
“六幅”可解释为六张画,也可释为一张篇幅很大的画。
按汉制,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六幅就有一丈三尺二寸宽,也许是一件屏幛画。
“故牢建”是说依然坚固地收藏着,保存完好。
建,通“键”,锁藏。
正因大愚以往曾得到过荆浩之画,所以才能说“知君”如何如何,且可以推断那六幅画作已是几年前的事了。
三、剖析《笔法记》蕴含的山水精神。
1、“图真”论蕴含的山水精神。
“图真”是荆浩《笔法记》中的核心观点,所谓“真”,就是物象的本质特征。
他说:
“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
”这就是说,事物的美是客观存在,画家只有通过“度”,即深入体察、品味,才能得到其真。
如果不理解这一要求,那只能得“似”——“得其形,遗其气”。
而“真”则是“气质俱盛”。
“真”和“似”作为两个对立的概念提出,可以看出,“似”相当于徒具形骸而无神气,“真”相当于形神兼备,气韵生动。
具体到山水画,他认为“山水之象,气势相生”。
画家不仅要表现出峰、峦、岭等不同地貌特征,而且要把山水作为广大空间中互有联系的统一整体来描绘,即所谓:
“其上峰峦虽异,其下岗岭相连,掩映林果,依稀远近。
”荆浩把前人在人物画领域的理论成果“传神”、“气韵生动”引申到了山水画领域,发展为“图真”学说。
荆浩隐居后,由儒而入道的思想转化是必然的。
他对“真”的理解也不可避免地打上老庄的烙印。
《庄子·渔父篇》说:
“真者,精诚之至也。
”又说:
“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
”因而“真”与真诚、纯真、天真、精神、本质等有着内在联系。
荆浩由此引发出“气质俱盛”,并第一次把“真”与“似”明确区别开来。
从“图真”的要求出发,他借老叟之口,反复用“真”来衡量创作得失。
比如在“六要”中谈到“景”,解释为“制度时因,搜妙创真”;在“四品”中谈到“奇”,解释为“荡迹不测,与真景或乖异”;在评论前代画家时,评张璪树石“真思卓然”,王维“巧写象成,亦动真思”,项容“放逸不失真元气象”;最后又说“愿子勤之,可忘笔墨而有真景”。
这当中提到的真景、真思、真元、创真,显然包含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两个方面的要素。
真景——大自然的形与神,气与质;真思、真元——画家内心的真情实感,主观精神。
有了主客观的结合,才谈得上创真——创造出形神兼备、气质俱盛、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2、“六要”论蕴含的山水精神。
荆浩提出“六要”是气、韵、思、景、笔、墨,显然是谢赫“六法”论的继承和发展。
“六法”产生于人物画兴旺的时代,“六要”则因山水画的兴起应运而生。
两者作一简单比较,“气韵”被分解为“气”和“韵”;“思”大体相当于“经营位置”;“景”大体相当于“应物象形”和“随类赋彩”;“笔”是“骨法用笔”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增加了“墨”,这是唐末五代水墨山水画日益兴起而导致的新的理论概括,也是《笔法记》中最体现时代性的见解。
荆浩第一个提出“松之气韵”,“山水之象,气势相生”。
而且在评论山水画家时,把有无气韵作为首要标准,比如说张璪“气韵俱盛”,说王维“气韵高清”。
荆浩运用“气韵”概念有两种含义。
一种是指画面笔墨如何表现气韵,另一种是指整个画面形象的气韵。
“六要”中对气、韵分别阐述正是前一含义。
“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意即画家以自己的心灵来统帅用笔,达到认识与表现的主客观统一,得心应手而不迷惑犹豫。
笔之所到,即心之所运,也即气之所生。
这很有些类似于张彦远赞美吴道子时所说“守其神,专其一,合造化之工,假吴生之笔。
向所谓意存笔先,画尽意在也”,又所谓“不滞于手,不凝于心”。
总之,气势贯通,一气呵成。
至于“韵”,荆浩解释为“隐迹立形,备仪不俗”。
直译为隐去笔墨痕迹而能显现物态,格调不同凡俗。
意思是说,笔墨为塑造形象而存在,笔墨美不游离于形象之外,才会产生韵味。
荆浩认为,画家只有在专一忘我的创作心态下,以笔取气,以墨取韵,方是最佳选择。
这一观点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
所谓笔刚主气,墨柔主韵,笔墨气韵等说法,其实皆源于荆浩。
对画面山水树石气韵的要求,荆浩指出首要的是“明物象之源”,比如树木的生长由“性”所决定,松树的气韵应是“如君子之德风”;而柏树则是“动而多屈,繁而不华,捧节有章,文转随日”。
山水的气韵主要是取“气势相生,掩映林泉,依稀远近”。
综合来看,他所说的画面山水树石气韵一要符合自然本性,二要体现审美属性,且和画家的审美理想、道德观念相联系。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自然山水从整体气势上把握,从各种空间境象的关联上把握,表现出对大自然中和谐、变化乃至朦胧美的向往。
“思”和“景”也是由山水画的特殊审美要求而产生的。
两者都讲山水画创作构思过程的要点,它包含三个方面:
第一,要对大自然中纷杂的现象进行筛选,分清主次,取舍概括,即所谓“删拔大要”;第二,要聚精会神地依附于具体形象来发挥想象、联想,即所谓“凝想形物”;第三,要根据自然景物不同时间、地点的变换,搜寻其妙处,创造出“真”的艺术形象,即所谓“制度时因,搜妙创真”。
“笔”和“墨”是中国画造型的特殊艺术语言,荆浩将两者做了严格界定,并且第一个提出将“墨”作为独立范畴来加以讨论。
他强调用笔既要遵循传统法则,又要加以变化,使之富于运动感,这就是他所说的“虽依法则,运转变通,不质不形,如飞如动”。
进而他又提出“笔势论”——筋、肉、骨、气四势。
筋,指笔断意连,意到笔不到;肉,指用笔圆浑丰满;骨,指用笔遒劲有力;气,指用笔气韵贯通。
这些见解,与唐人论书法笔势一脉相承而又有区别,这与水墨山水画中运笔的变化、皴法的产生等新情况是分不开的。
荆浩把“墨”放到与“笔”同样重要的位置,标志着水墨山水画已达到相当水平,新的审美观念已经诞生。
他自豪地宣称:
“随类赋彩,自古有能;如水晕墨章,兴我唐代。
”他具体解释墨是“高低晕淡,品物浅深,文采自然,似非因笔”。
即要求用墨的浓淡变化来表现物象的阴阳起伏与不同色调,去掉巧饰,提倡自然,取得用笔所无法收到的艺术效果。
正是从有笔有墨的角度出发,他对前人已有定评的名家敢于翻案。
被尊为“画圣”的吴道子,他批评为“笔胜于象,亦恨无墨”;被尊为“国朝山水第一”的李思训,他批评为“虽巧而华,大亏墨彩”;被前人不大看重的张璪,他却盛赞其为:
“气韵俱盛,笔墨积微;真思卓然,不贵五彩;旷古及今,未之有也。
”对于王维,他则赞为“笔墨宛丽,气韵高清”,开了后世推崇王维的先河。
由此可见,荆浩是一位具有独立思考意识的山水大家,不会人云亦云,他这种独立特行的山水精神一直影响到后世的许多大家,如关仝、董巨、元四家、吴门四家以及近代的黄宾虹等人。
3、“四品”、“二病”论所蕴含的山水精神。
前人品评绘画作品的成败优劣,虽分等级而无具体解释。
荆浩则不然,他对划分“神、妙、奇、巧”四品,都作了界定。
神品,大体为作画若不经意,毫不做作,而能得心应手,自然天成。
这有些类似于唐人所说的“逸”品。
妙品,意指作画前精心构思,悟想万物性情,达到符合其仪容特性,而且富于笔墨之妙。
这又似乎涵括了唐人“神、妙”两品。
对于奇、巧二品,荆浩持批评态度。
前者只重用笔变化而忽视对象的本质特征,违背物理;后者只从小技巧着眼,矫揉做作,华而不实,这是他最反感的。
四品之说,意犹未尽,他进而论述山水画失败的两种病因——无形病和有形病。
有形病指形象的比例不当等形似方面的毛病,无形病则是画面整体性的神似气韵方面的毛病。
他认为最可怕的是无形病,不可删修,类同死物。
画病之说自荆浩首先提出,后代多有仿效者,如宋人郭若虚有“三病”说、韩拙有“俗病”说,元人饶自然有“绘宗十二忌”,明人李开先有“四病”说,清人邹一桂有“忌六气”、沈宗骞有“五俗”说、盛大士有“七忌”说等等,可见其影响深远。
通过对《笔法记》的简单剖析,可以看出,荆浩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水墨山水画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山水画理论家。
《笔法记》所蕴含的山水精神既是他创作经验和审美理论的体现,也是我国水墨山水画早期阶段的理论体现和总结,在中国绘画美学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四、结语。
六朝以来,山水画都是青绿设色,勾线填彩。
从盛唐、中唐开始出现水墨山水画,属于开创者行列的有张璪、王维、王洽等人,然整个社会尚未形成风气。
到五代,水墨山水画日益成熟,经荆浩进一步发展,上升为理论性的“有笔有墨”,并对水分运用也更加讲究。
用笔与水墨相结合,更有助于表现大自然变化万千的气象,在绘画审美观上是一种拓展,在技法上也显然有助于消除那种刻板的笔迹。
荆浩开创的大山大水的绘画风格对北方山水画派的形成和发展,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