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建设与文化.docx
《城市建设与文化.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城市建设与文化.docx（1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城市建设与文化
人民日报记者赵蓓蓓
1月15日下午，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一间会议室里，年逾古稀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邹德慈给记者出了道猜谜题。
他让助手在投影仪上打出了国内4个著名大城市的景观图片，叫记者猜它们分别是哪座城市。
看着眼前以高楼大厦为背景的极为相似的城市影像，记者一脸茫然，没能说出一个确切答案。
邹院士说，这组图片是吴良镛院士收集的。
吴先生经常喜欢拿出来让大家猜，结果完全猜中的人极少。
令记者意想不到的是，曾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院长、几十年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邹院士说，连他自己都难以完全猜中。
这实在是对我国城市建设“千城一面”的绝妙注解。
更多精彩看点请进《《
城市建设的“克隆”病
邹老给记者出了道猜谜题：
它们分别是哪座城市？
“什么时候蛙鸣蝉声都成了记忆，什么时候家乡变得如此的拥挤，高楼大厦到处耸立，七彩霓虹把夜空染得如此的俗气”；“谁能告诉我，谁能告诉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一首《一样的月光》唱出了都市人对巨变中的城市的困惑与疑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超速增长，城市建设突飞猛进。
据报道，从1978年到2004年，全国城市总数从193个增加到661个，城镇化水平从17.9%提高到41.8%。
有报道说，古城南京从2005年4月至年底“长”出440多幢高层建筑，其高层建筑总量达2200幢，位居全国第九；超高层建筑124幢，居全国第六；六成以上的高层、九成以上的超高层均分布在老城，九成以上新增高层是住宅。
城市是历史的记忆，城市建设书写着历史。
在“大干快上”式的建设狂潮中，城市记录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记录了许多不可再生的珍贵遗产与历史记忆的毁灭，记录了一些决策、规划、建设者们浮躁、攀比、急功近利的心态及匆忙、凌乱、争先恐后的脚步。
2002年3月，一则《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引发全国“步行街热”》
人民调查:
你的城市有特色吗
1月9日至23日，围绕着“你的城市有特色吗？
”这个主题，人民日报与人民网合作进行网上调查，得到了网友的大力支持。
243位网友在网上留言投票，选出了网友心目中最有特色的城市，排在前10位的依次是：
上海、北京、西安、苏州、青岛、大连、杭州、拉萨、香港、重庆。
10多天里，在回答“你认为你居住的城市有特色吗？
”时，1519名网友参加了调查，55.1%的网友回答“没有”，34.6%回答“有”，还有10.3%回答“还行”。
对于“你觉得城市应该有特色吗？
”，1183名网友参加了调查，答案更是一目了然，95.6%的网友认为“应该有”，只有2.7%、1.7%的网友分别认为“无所谓”、“没必要有”。
从这个调查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的网友觉得一个城市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可实际上，超过半数的市民认为自己所居住的城市没有特点。
（程少华/整理）
的消息说：
自上海南京路步行街1999年9月20日开街以来，专程到步行街考察其兴建情况或交流管理经验的全国各省市考察团就有近40个，有的省市还先后几次派团“取经”。
消息还披露了当时一些地方步行街建设暴露出的问题：
兴建方面不考虑城市实际情况，一味照搬照抄；盲目攀比步行街长度，你造800米，我就建1000米；有个城市的步行街修成“L”型，因之前没有规划好交通，停车不方便，使原本人气很旺的一个商业区开始变得冷冷清清；一些步行街就建在密集的居民楼下面，每天商场外的营销广播及各种音乐吵得周边居民怨声载道。
近年来，城市建设中的这种“一窝风”现象可谓层出不穷：
广场热、政府办公楼热、开发区热、别墅热、宽马路热、大立交热、大草坪热、高尔夫球场热、移植大树热、大学城热等，这种群体竞相“发热”的后遗症之一，便是“千城一面”。
近几年跑过全国几十座城市的一位同事说，如今许多城市甚至城镇的入口处，都有个圆形大转盘，转盘中间往往还有个造型雕塑。
千篇一律的转盘加雕塑的入城标识，使人根本认不出进入的是哪个城市。
担任过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身为高级工程师和注册规划师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曾这样描述城市面貌的趋同现象：
“由于城市规划建设中抄袭、模仿、复制现象十分普遍，布局雷同、风格相仿的城市街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显著的位置，人们感到自己的城市愈来愈陌生，别的城市愈来愈熟悉，导致‘南方北方一个样,大城小城一个样’的特色危机。
各地具有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的城市风貌正在消失，代之而来的是几乎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千城一面’现象日趋严重。
”
城市形象的低俗之风
单霁翔认为，城市面貌是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凝结，是城市外在形象与精神内质的有机统一，是由一个城市的物质生活、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等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一个城市的文化发育越成熟，历史积淀越深厚，城市的个性就越强，品位就越高，特色就越鲜明。
今天，一些城市已经很难找到层次清晰、结构完整、布局生动、充满人性的城市文化形象。
有些城市盲目追求变大、变新、变洋，热衷于建设大广场、大草坪、景观大道、豪华办公楼和“标志性”建筑，这些项目往往突出功能主题而忘掉文化责任；不少中小城市盲目模仿大城市，为了气势而不顾城市环境，把高层、超高层建筑当作城市现代化的标志，建筑体量追求高容积率而破坏了原有的城市尺度和轮廓线，寄希望于城市在短时间内能拥有更多“新、奇、怪”的建筑，以迅速改变城市的形象。
大量新建筑不是增强而是削弱了城市的文化身份和特征，使城市景观变得生硬、浅薄和单调。
邹德慈院士向记者展示他收集的几十张城市建筑图片中，就有粗俗、奇异、豪华、夸张等城市景观。
例如，郑州是个缺水城
市，但请外国建筑大师设计的郑东新区（中央商务区）却有6平方公里的人工水面。
虽然看起来很壮观，但邹院士认为，新区的形态与CBD功能并不很相符，是典型的形式主义，最重要的是浪费资源。
邹院士说，这种用夸张手法求美的做法近些年比较普遍，所谓大广场、大马路都有这种因素，问题比较严重的是这几年愈演愈烈的政府豪华办公楼。
面积至少10公顷的贵阳新城区人民广场，位于市政府新办公楼前。
邹院士说，通常大广场是跟政府大楼建在一起的，我不太赞成这种模式，特别是它作为一种模式被抄来抄去，不管城市大小、经济发达还是落后。
我去贵阳参观时，人们私下告诉我，这座政府大楼，不要说盖时投入多少，每年的维护费都感觉是很大的负担。
几万平方米的大楼，每年的水电暖气包括清洁费用，的确是很大的负担，何况贵州还是经济比较欠发达的地区。
去年，记者与同事去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采访，高居龙山之上的自治州行政办公区的规模及其豪华程度令我们十分震惊，两侧各行政部门的一栋栋办公楼簇拥着必须拾级而上的州政府、州委办公大楼，煞是“气派”、威严。
其实，在许多地方已成为“标志性建筑”的政府豪华办公楼，不仅没提升政府及地方形象，反而损害甚至毁了形象。
城建"四过"为何五十年仍没改？
为何在我们这个有着5000千年文明史的、多民族的、建筑文化呈多元化的国度，会出现“千城一面”现象？
邹德慈院士说，中国的城市建设，基本上是“长官意志”，我这两年接触的地方领导不少，飞扬跋扈的不是个别。
这是城市建设问题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规划设计人员碰上这样的领导也没办法。
形象要追求，政绩也要有，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不是为民。
有的名义上是为民，实际上是为自己。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建设规划操之太急，没有太多时间去论证、研究。
前些年，南京市为“亮化城市”而将大片的行道树――法国梧桐砍掉，便印证了邹院士的观点，其始作俑者就是时任南京市长、去年因“涉嫌重大违纪问题”而落马的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王武龙。
因嫌南京的悬铃木太厚太大遮住了商场的霓虹灯光，不利于塑造大都市形象，南京将近一半的法国梧桐被砍掉，王武龙也因此被南京市民戏称为“砍树市长”。
树砍掉后，南京的原先道路、护城河与城门的关系完全被改变了,一个优美的地景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开阔的草坪、宽阔的马路,无遮拦的视线,城门变得分外矮小，市民也饱受日晒之苦。
邹院士说，1957年5月24日，人民日报曾发表过题为《城市建设必须符合节约原则》的社论，批评城市建设规模过大、标准过高、占地过多及在城市改建、扩建中存在着“求新过急”现象，即“反四过”。
为何50年过去了，“四过”还没反掉？
这一现象很值得深思。
长期关注城市保护与建设问题、写出了“一部北京老城的死亡档案”《城记》的新华社记者王军认为，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交流活动的空前频繁，文化趋同已成为“地球村”的共性，反映到城市的物质环境中就是“千城一面”，中国也不能幸免。
但是，世界上真正伟大的城市，都是那些能够在这股“文化兼并”大潮中，抗拒“特色危机”，珍存并延续自身人文精神及其物质遗产的城市。
比如，巴黎为了完整保护老城，在1958年将城市的新的发展放到了老城之外的拉德方斯建设；伦敦也是这样。
实践证明，这样的发展模式既能够保持城市的特色，又能够更加经济地促进城市的新发展，因为新的发展不是建立在对老城及其所代表的城市文化身份的毁灭之上，十分高昂的拆除费用也就避免了。
事实上，在中国，像北京这样的城市也曾有过这样的机会，但失之交臂。
在老城上面建新城的大发展模式下，“千城一面”是必然结果。
故宫东侧的混疑土屏障正在吞没城市特色。
王军摄
单霁翔认为，“城市记忆是在历史长河中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从文化景观到历史街区，从文物古迹到地方民居，从传统技能到社会习俗等，众多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都是形成一座城市记忆的有力物证，也是一座城市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
但是，今天一些城市在所谓的‘旧城改造’、‘危旧房改造’中，由于急功近利作祟、经济利益驱使等人为因素，实施过度的商业化运作，采取大拆大建的开发方式，致使一片片积淀丰富人文信息的历史街区被夷为平地，一座座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传统民居被无情摧毁，一处处文物保护单位被拆除和破坏的事件也屡见不鲜。
由于忽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造成这些城市文化空间的破坏、历史文脉的割裂，社区邻里的解体，最终导致城市记忆的消失。
”
在这方面，北京有过惨痛教训。
解放初期及“文革”前后把北京这座当时世界上唯一完整的古城的城墙拆了，近些年旧城改造又毁了不少四合院。
如今的北京人已意识到这一问题。
在2004-2020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北京将停止大拆大建，探索适合旧城保护的危房改造模式，保护北京特有的四合院。
与此同时，北京的“卫星城”也在不断建设与发展中。
谈及导致城市规划、建设上的贪大求洋风的原因，王军说，原教育部部长、著名政治学家张奚若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对城市建设中的贪大之风曾有这样的评论：
“很多人对‘伟大’的概念不大清楚。
伟大是一个道德的概念，不是一个数量的概念。
体积上尺寸上的大，并不等于精神上的伟大。
大是大，伟大是伟大，这两个东西并不相等。
可是，他们把形体之大误会为质量之大，把尺寸之大误会为伟大。
”我认为这样的评论在今天仍然适用。
给“城市建设病”开药方
注重城市功能建设。
邹院士认为，有时对一个城市来讲，它的功能、它的很多问题也许比特色更重要。
中国目前的很多城市功能和基础设施还不行，这些都影响城市适应新的发展需要。
如果把特色总是放在第一位，大家就会去追求特色，追求特色有时就容易忽视功能，忽视别的问题，就容易用很极致的手段去造特色，走偏。
城市形象问题基本上是城市外在的东西，内在的东西是城市的功能、经济、社会、环境。
外在形式很重要，但不能仅仅停留在关注外在形象上。
如自来水水管老化问题，中国城市约有20%的自来水因水管老化而浪费掉，这很少有人知道。
目前城市领导最关心的还是外在形象，那些地下的、背面的城市功能问题往往被忽略。
发展新区，保护旧城。
单霁翔认为，历史建筑被拆、传统风貌被毁、文化环境被破坏等一系列严重事件的发生，一方面体现了部分城市决策者和房地产开发商的盲动无知，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城市文化面对城市化提出挑战的应对能力不足。
因此，要从“以旧城为中心发展”走向“发展新区，保护旧城”；从“大拆大建式旧城改造”走向“历史城区整体保护”；从“大规模危旧房改造”走向“循序渐进，有机更新”，正确处理好城市化发展和城市文化发展的关系，对于今后我国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公众参与决策必不可少。
王军说，城市问题是社会问题的外化，社会问题的发生与社会价值相关，而社会价值的核心是对待人与生命的态度。
解决特色问题虽有众多技术手段可以利用，但我们的价值观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并以此来设计或优化我们的决策程序，就只会南辕北辙。
只有那些能够让公众充分参与规划建设的城市，才能够依靠人民的力量，获得对“城市病”的免疫能力。
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规划建设均建立了公众参与程序，这个程序贯穿于一切建设活动的始终。
实践证明，这个看似牺牲效率的程序带来的是真正的效率，因为能够最大限度地使城市成员公平获益，而这正是城市发展的终极目标。
在技术层面上，“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是建设城市依次递进的工序。
发达国家均能够将这样的决策与建设工序法治化。
这正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曾说过：
“人们为了活着而聚集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美好而居留于城市。
”理想的城市必然是能够让人活着并且活得更好的城市。
大家谈城
●专家视角：
特色是和谐城市的灵魂
城市“千篇一律”，原因是跟风攀比，管理薄弱，缺乏强制性管理措施。
《城市规划法》的制订已经是１０年前的事情了。
作为城市规划管理的重要法律，虽然对编制城市规划、规划阶段内容、核发一书两证等作出了原则规定，但缺乏对城市历史和建筑文化保护与处罚的强制性措施，缺少建立城市景观和城市风格专门机构和管理等强制性内容，也没有在城市建设中广泛听取社会公众意见的制度安排，改变城市“千篇一律”的现象，就要加快城市规划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尽快建立城市建设科学完善的管理制度和强有力的管理措施和办法。
[全文阅读]
●记者观察：
城市建设要摆脱“特色危机”
越来越多的人感叹，城市变得越来越相像了。
这种“像”无非两种，一种是硬件建设的跟风。
很多地方盲目攀比，贪大求洋，中小城市模仿大城市，大城市模仿国际大都市。
我国西部有一个十几万人的城市，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建了总面积９０多万平方米的三个大广场，人均占有广场面积达６平方米之多。
还有个城市，一次性引种３５００多株大古树，结果几乎死光。
另一种是文化内涵的趋同。
大幅美女泳装照、广告牌、ＫＴＶ歌厅、商场前的疯狂促销、欧式小区等，铺天盖地地席卷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本土文化退避三舍。
这，也许是深层次的“千城一面”吧。
[全文阅读]
●众说：
城市，迷失审美
为什么那么多地方喜欢把在海南长得好好的椰子树不远千里移植到水土不服的城市？
为什么开发商喜欢把小区冠以希腊、罗马、埃及的名称？
为什么有那么多没有游人的公园？
为什么有那么多中看不中用的草坪？
这些设计，似乎成为了一种范式，在神州大地蔓延开来。
我开始以为是设计人员的素质不高，可一位专业人士告诉我，开发商古怪的审美倾向让他们哭笑不得，我这才意识到“甲方意志”在城市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当美国早就开始由“精英规划”转向“公众参与”的时候，我们的规划设计师们尚为成为“精英”，没有足够的话语权，更何谈普通市民呢？
[全文阅读]
●城市记忆：
怀念老城
每次寒暑假回家，绵阳总是在拆，又总是在建。
一片片旧房子倒下去，一栋栋新建筑站起来。
眼中的家乡，好像越来越陌生，又让我隐隐觉得越来越熟悉，似曾相识。
在滨河道上走一走，绵阳确实变得漂亮了，狭长蜿曲的滨河公园沿着海岸线一路延展，大概总有十几里，碧海蓝天、红花绿草，叫人看了既养眼又怡情。
只是不知道这里是绵阳，还是深圳？
或者威海？
就好像街上三三两两的美女，渐渐地都长成了一个样子，同小城一样，在变美的同时丧失了自己的个性。
[全文阅读]
●网友：
“特色”不是一时轰轰烈烈的建设
通过此次调查和采访反映了“千城一面”的现象在我国比较普遍，广大市民对城市的特色有着很大的期盼。
不少网友在网上留言，表达自己的看法：
网友：
“现在都是千城一面，大商场、大高楼，连品牌连锁店的名字都是一样的，尤其所谓的市中心、繁华区，都是克隆出来的。
城市就应该有自己的特色，以前北京有北京的味道，苏杭有苏杭的味道，无论是城市的建筑、色彩、语言、风情……去一个地方能让人回味无穷。
可是现在，去哪儿都一样。
网友：
“特色”不是一时的轰轰烈烈的建设，而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积淀。
短的可能十几年，长的上百年数千年。
网友：
城市是否有特色，应取决于这个城市如何将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相适应相结合。
网友蔡馥敏：
近些年来，大学城、职教园到处开花，不仅浪费了很多土地，而且还让国家背上了债务。
只有大楼而没有大师的大学，其实只是一个空壳，只有大楼没有文化提升的城市，其实只是一个沙漠的孤岛。
经济要繁荣，不能只靠拆了建，建了拆。
城市不能太破旧，但也不能没有一点记忆。
您是否也有话要说？
点击进入留
思考：
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
分享到编辑文章新知社
新浪微博
章节
展开收起1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
2他山之石，国外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历程
3当前城市文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4关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
城市文化
保护历史的连续性，保留城市的记忆，保留可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一座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城市是人类在历史文明发展进程中改造自然的基础上创造的聚居地。
那些经过历朝历代积淀而且幸存下来的文化遗存，不仅是城市所在地区、民族乃至国家优秀历史文化的结晶，也是城市当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市文化遗产是城市历史的见证，保护城市文化遗产就是保护该城市的记忆。
城市的发展演变过程犹如人的成长过程，有其诞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过程，而文化遗产记录了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些文化遗产既包括体现不同时期特有风貌的地上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也包括遗留于地下反映不同时代人们生活足迹的遗迹和遗物。
这些无所不在的历史建筑和文物遗存以其独特性、不可复制和不可再生性，往往成为一个城市独一无二的发展见证，甚至成为一个城市及城市所在地区的重要象征和代名词。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建设现代特色城市的基础。
城市特色是指一座城市的内涵和外在表现明显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个性特征。
城市特色是一个城市的生命，是此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重要之处。
一座现代化的城市，除了要有时代气息外，更要有历史文化传统，成为这一城市的特色与记忆。
比如提起苏州，就会使人想起那里众多的古典园林建筑；提起杭州，就会想起西湖、六和塔；提起北京，就会想起故宫；提起海口，就会想起骑楼古街。
对于一座城市来讲，文化遗产就是自己的品牌和个性，就是财富，就是创造与建设现代特色城市的基础。
任何割断历史，轻视本民族、本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思想和态度，都是文化虚无主义的表现。
我们对前辈留给本城市、本地区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不仅要很好地精心保护，而且要认真学习、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本城实际，推陈出新，创建城市特色。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建设特色城市有着更加迫切现实的意义。
城市文化遗产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资源。
文化被誉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这一点已经成为许多大城市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均衡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
作为城市发展独特见证的文化遗产资源，更是具有多方面的资源效应，在城市形象宣传、历史文化教育、乡土情结的维系、文化身份的认同、生态环境建设、和谐人居环境的构建等多方面具有综合的价值。
根据《中国文化遗产蓝皮书（2008）》的统计结果，“十五”期间全国文物系统财政拨款仅占同期GDP的0.018%，而同期全国文物系统对国民经济贡献占GDP的0.143%，文物系统对国民经济贡献是同期财政投入的8.1倍，即文物系统财政投入1元给国民经济所带来的产出为8.1元。
这颠覆了一个传统认识：
“文物部门就是由国家供养，替国家和人民守着祖宗留下的财富”。
实际上，文化遗产事业绝不是财政的包袱，而是社会、经济效益兼备的事业，利在当代，益及后代。
在许多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城市，由文化遗产带动的相关产业已经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他山之石，国外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历程
法国城市与文化遗产统一
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维护城市的历史风貌，保护文化遗产，不但已成共识，而且成为法律。
1834年，希腊有了第一部保护古迹的法律。
这是国际上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文物保护国家立法。
1840年，法国公布了首批保护建筑567栋，1887年通过了第一部历史建筑保护法，首次规定了保护文物建筑是公共事业，政府应该干预。
俄罗斯圣彼得堡法律规定，涅瓦大街的建筑不准拆。
尽管内部可以进行现代化装修，但外观不许作一丝一毫改变。
相比之下，我们有些城市和地区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却相当不足。
20世纪60-70年代，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保护文物古迹及其环境的高潮，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国际组织在此期间通过了一系列宪章和建议，确定保护的原则，推广先进方法，协调各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通过的主要文件有《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1964年5月，简称《威尼斯宪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年11月，巴黎）、《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1976年11月，简称《内罗毕建议》）、《保护历史城镇和地区的国际宪章》（1987年10月，简称《华盛顿宪章》）、《关于真实性的奈良文件》（1984年，奈良）。
《威尼斯宪章》是关于古迹保护的第一个国际宪章，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它连同《奈良文件》阐述了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原则和方法，概括地说有以下几点：
（1）真实性原则。
要保存历史遗留的原物，修复要以历史真实性和可靠文献为依据，对遗址保护其完整性，用正确的方式清理开放。
（2）可识别的原则。
修补要整体和谐又要有所区别，不可以假乱真。
（3）要保护文物古迹在各个时期的叠加物，它们都保存着历史的痕迹，保存了历史的信息。
（4）完整性原则。
连同环境一体保护，古迹的保护包含着它所处的环境，除非有特殊的情况，一般不得迁移。
这些原则和方法已成为世界的共识，对我国也基本适用。
《内罗毕建议》和《华盛顿宪章》是针对历史地段保护的，它们的制定有其历史背景。
在二次大战后的经济复苏时期，大量人口涌入城市，需要大规模地建设住宅，当时普遍的做法是拆掉老城区，拓宽马路，盖起新楼房。
但是不久人们发现，这样做的结果是建筑改善了，历史环境却被破坏了，城镇的历史联系被割断，特色在消失。
人们意识到，除了保护文物建筑之外，还应保存一些成片的历史街区，保留城镇的历史记忆，保持城镇历史的连续性。
在历史街区内，单看这里的每栋建筑，其价值可能尚不足以作为文物加以保护，但它们加在一起形成的整体面貌却能反映出城镇历史风貌的特点，从而使价值得到了升华，所以有保护的必要。
从这些内容看，历史地段保护更关心的是外部的环境，强调保护延续这里人的生活。
所以，关于保护的原则和方法，文件强调要鼓励居民积极参与；要精心建设和改善地段内的基础设施，改善居民住房条件，适应现代化生活的需要；要控制汽车交通，在城市中拓宽汽车干道时，不得穿越历史地段；要有计划的建设停车场，并注意不得破坏历史建筑和其周边环境；在历史地段安排新建筑的功能要各个符合传统的特色，不否定建造现代建筑，但新的建筑在布局、体量、尺度、色彩等方面要与传统特色相协调。
当前城市文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以“功能城市”理念为核心的物质空间规划仍然十分普及，并且被视为理所当然，特别是在城市决策者之间普遍接受，以致一些城市把建设用地的扩展和建设数量的增长当做城市发展的唯一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建设在众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一些城市在物质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进展的同时，在城市文化建设方面重视不够。
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八个方面：
一是城市记忆消失。
一些城市在所谓的“旧城改造”、“危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