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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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北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北
1920年代初的陕西，全省只有一所大学、一所中学、一所师范。
西北红军出身的高干张秀山回忆：
“1928年春，我考入榆林中学。
这是陕北23个县中唯一的一所中学，是经济文化落后的陕北高原的最高学府。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这所榆林中学仅为初中。
陕北宜君县直到1930年代初，全县未有一所中学，只有一所高小。
陕西省立第一师范乃西北五省最高学府，物以稀为贵，学校师生成了当地的宝贝疙瘩。
秦地一向古道古风，尊师重教风气甚浓，一斑可窥豹——中学生进戏院不用买票，一枚校徽就是免费凭证，这也说明当时陕地中学生稀少，优待得起。
八百里秦川奔来眼底，三千尺黄沙漫卷西风。
到1936年，西安全城仍只有三所公立中学，几所民办中学。
小学教员很有头脸，是令人羡慕的高门槛职业。
据某人回忆道，当时作为临潼富农之子的他，其父盼着他小学毕业后，能考上几乎是公费的师范，出来当个小学教员，一月能挣二十多块大洋。
临潼全县只有一所高小，上中学就得上西安了。
农村将小学毕业生当秀才，中学毕业生当举人，学校工友利用给毕业生家长送毕业喜报索要喜钱，跟旧时秀才举人放榜时一样。
1930年代的甘肃，比陕西还差一截。
1934年，整个兰州参加会考的高中毕业生只有40名。
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全县几无读书人，很难找出一位中学生。
据说，前清该县吃官府定额的秀才多为不识字者。
正因为知识分子稀少，“粥”就稠厚一些，能够读书的孩子甚受器重。
谷苞先生乃买卖破烂的小贩子弟，他读高小与初中，书籍文具全由学校免费配发，升入高中大学，政府奖学金全额资助，还能节省一部分倒贴家用。
（《世纪学人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好像比今天的义务教育，条件还优惠。
1935年8月24日，范长江到达陇南陌务寺，旁有一汉人小学，学生二十余，一校长兼教员兼工友兼客店老板。
所教课本为《幼学琼林》《论语》《千字文》《国语教本》及生物、自然等，但这位校长竟不知成都与西安何在。
陇东庆阳各县皆无中学，高小已是最高学府。
高小教师必授“学而”、“先进”、“诗云”，方得地方欢迎。
如授“科书”（教科书），饭碗必砸。
这些小学里有不少30岁左右的大龄生，对新知识一无所闻，然其父兄仍以他们为荣，以其子弟系“学而未进”自慰。
1941年春，蒋经国首入西北，路过华阴东面村庄东泉店，房屋大多破烂不堪，村东破庙挂牌“××国民学校”，住着一位教师。
蒋经国道：
“他正在烧饭。
问他今天是星期几，他说不晓得；问他今天是什么日子，他也说不晓得。
在门口，有许多小孩子在那里玩，问他们为什么不去读书，他们说怕老师打。
”（《蒋经国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教育一落后，社会必然不开化。
不要说外县乡下，就是西安城里，封建色彩亦十分浓厚。
街上几乎看不到年轻女子，哪位少妇见有男人从门口经过，会马上进屋躲避，甚至把门关上。
“在街上看不到一个青年的女人，听说她们都是藏在家里不许出来的”，真正“坚壁清野”，所有妇女十分“自觉”地遵守男女大防，根本没感到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似乎也不需要什么平等。
文明是一个整体，经济的落后决定了对教育需求的低弱，教育的低弱又制约了整体文明的提高。
经济的落后成为西北种种社会弊病之症结。
蒋经国说：
“在这种地方，最有权的要算保长和警察了，他们可以随便关人、随便杀人。
”陇东环县、合水及陕北保安一带，一担柿子上街求售，须纳税四五角，与全担柿子等价，甚或不及此数。
鸦片税每亩四五十元，亦与每亩烟价相等。
庆阳一县每年财政收入不过4万余元，支应军费每年却在12万以上。
“此种额外收入，皆非法取之于民间。
贪污土劣更从中多方勒索，积数十年来之事实，已使此方农民得一深刻之观念，即一切政府机关法令委员等，皆以‘要钱’为本质，故对政府根本失去信仰”。
生活贫穷原始
陕西农民此时用的还是汉唐时代的犁耙纺车，交通工具也是古代的木轮牛（马）车。
西安郊边的临潼刚通火车，附近村民去看热闹，火车隔着老远噗哧噗哧开来，人们心情十分紧张，临近时突然一声鸣笛——“呜！
”上面冒青烟，下面喘大气，吓得一些人当场摔倒，跌坐于地。
陕北穷户一家人轮穿一条裤子，一年里大半年吃糠咽菜。
他们“视水为仇”，当然不是愚蠢，而是搞不到水。
陇东环县乡人挖窖贮水，一季所蓄须供一年。
如遇旱灾或有大批军队过境，耗水过多，窖水涸尽，须往数十里外取水。
陇东、陕北地广人稀，四五十里始有三五人家，土地荒芜极多，耕种粗放。
大地主拥地往往以山川为计，某川归甲，某山归乙，彼此之间无人精确界限。
1936年4月河西走廊张掖地界，五六岁女孩的身价也就5元，与陇东牛价一般；一位老爷买了三位“丫头”，共计15元。
1935年7月初，范长江从成都出发开始西北之行，一路向《大公报》发回旅行通讯，后辑集为《中国的西北角》。
川北岷山山脉中的松潘藏区，“番子”（藏民蔑称）认话不认人，不通藏语，范长江一行找来一位藏人通司（翻译），请他代买一只羊，便不要羊皮。
通司非常恭敬，索要大洋5块。
后经打听，那只羊最多只要两块钱，通司实际付给卖羊人仅1.5元。
上下其手，此之谓也。
东西部银元差价亦甚大。
川北松潘以上岷山沿岸的西固县，一块银元抵值铜元五千，高于东部16倍余。
山农背一捆大柴走二三十里路进城，仅得铜元三百文，不过6分银洋。
“以南方社会的工作收入，到此地来消费，必能使你不胜其舒服”。
西宁回军兵丁，终年得饷仅二三元。
青海省府无人负责财政，职员欠薪竟至一年，须借炭借面维持生计。
反而为私人做事，虽无规定薪金，但靠津贴还能送炭送面送牛送衣。
若感觉你实在劳苦功高，放一任县长或税务局长以为调剂（可刮油水）。
青海政坛许多官吏不愿做虚名厅长，反愿做小小县长局长。
回回兵丁的歌谣十分爽直：
骑大马来背钢枪，富户门前要粮饷，大姑娘捎在马上，大姑娘捎在马上！
打了一仗又一仗，仗仗不离机关枪，三八式单打老乡！
黄河羊皮筏上的水手也唱歌：
阿哥的肉呀！
阿哥来时你没有，手里提的肥羊肉！
唱的是男人提着肥羊肉去看心爱的女人，女人不在家，男人失望之调。
1935年8月，范长江探访甘肃岷河两岸，“甘肃汉人社会，封建积习很深，家庭中的中年妇女，很不轻易和外面男人说话。
少妇和闺女，根本就不能随便进入他人的眼帘。
东南一带来的军人，过惯了比较开通的男女交际生活，到了这边也是和在东南一样，看了女人称姑道嫂，借东要西，这使甘肃人最为头痛”。
但岷河两岸对官员特别恭顺，所过集镇随处刷有标语：
“欢迎××委员（或×长）”、“××委员是西北民众救星！
”“××委员学识高超！
”“××委员是军事优良！
”新旧交叠，用语欠通。
到了陇南岷县，风俗有异，“岷县风气最淫，妇女皆讲究装饰，妇有外遇，并不受社会道德之制裁，群认为当然，无足为怪”。
俗说岷县境有金童玉女二山，风水所关，故人事不得不如此。
西北落后的根子还是在经济。
蒋经国记载：
“大部分窑洞里的居民都相当贫困的。
在我们看来，住窑洞的固然已很贫苦，但是在西北连窑洞都没有住的人民，更不知多少呢！
”“（六盘山）华家岭一带，因为终年很少下雨，每年需要的水，全靠冬天积雪融下来的雪水，所以在那里，问人家的财富，不问多少钱，而问有几缸水，而囤积居奇的人所囤的东西，也就是水，冬天囤着，夏天高价出卖。
”（《蒋经国自述》）
1936年4月，范长江记述甘州张掖，“没有裤子穿的朋友太多了！
十四五岁以下的小孩，十之七八没有裤子，有家的人还可以在家里避寒，整天坐卧在热土坑上……有许多根本无家的孩子，只好在大衙门和阔人们的公馆背风的墙下，过颤栗的生活。
”只要穿了裤子，就说明家里有钱，怕被加捐。
“安西附近看到有许多小孩子，甚至于十四五岁的女孩子都没有裤子穿，在很冷的时候，他们仍旧要在外面跑。
有人说这是习惯，但是我绝对不相信，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人民的穷苦。
”民间穷苦，溢于衣着。
有的地方穷到没有燃料熬度寒冬，只得拆自己的房子来取暖。
越穷高利贷越重，张掖地面一般一二三月借账，五六月还债，半年利率如下：
现金最少50%，粮食100%，鸦片300%。
由于太穷，赤光光一无所有，只要有人敢放账，便有穷人敢借，还债之日，“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几个来回，放债者只好把紧源头——不再放出。
1936年4月19日清晨，范长江在张掖以西七十里的沙河集街上，见一位七八岁污浊孩子，下身无裤，身披破絮，身旁站着一位同样脏烂的老妇人，范长江给了孩子半个馒头。
“他接过馒头以后，眼汪汪地望着我叫一声‘爸爸’，半个馒头叫‘爸爸’！
”
1936年，黄炎培入川，在简阳遇12岁童子饿毙街头，且叫饿四日而死，已死两日，无人掩埋。
重庆《新蜀报》载，因米价陡涨，居民有的无法谋生，偶染小疾，医药无钱，只有束手待毙。
每日路尸二十余具。
因为川中自1912～1933年，打了22年479次仗。
（《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沉睡”的西安与兰州
1936年的西安，晚上21时全城就已进入沉睡。
全城最高级的西京招待所，从经理到厨师都是上海人，他们看到外宾或东边来的稀客，便会向他们唠叨西安居民如何如何不文明。
此时的西安贵族老宅，既无下水道又无自来水，清晨洗脸需要男佣去挑几桶热水，一天要挑好几回，因为滚滚沙土一直吹钻入房，不得不经常用热毛巾擦掉身上的黄尘。
妇女上澡堂一定得有丈夫或家人陪伴，否则有可能被误认为拉客妓女。
一位理念先进的西安市长，修建了一座公共厕所，竟无“生意”，成了王炳南德国妻子的“专用品”。
因为，西安居民习惯在家里“方便”。
西北大多数家庭男女分食，就是不分食，也得男人先动筷，妇女、孩子才能跟随进，才能挟那碗菜。
其时，西安不过25万人口，王炳南的德国妻子已觉得街上摩肩接踵，“那种拥挤程度是欧洲不能想象的”。
剃头的不仅外带掏耳朵、修鼻子，还兼营拔牙。
（《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三联书店1980年版）
西安乃西北首府，服装方面很保守。
1944年，赵超构初访西安，“初次在西安街道上散步，总觉得好像缺少了一样什么东西，使它不能成为像昆明重庆那样热闹的城市。
到底缺乏些什么东西呢？
终于想起来了，只是缺少‘摩登’的女人。
这里一般妇女，端庄凝重，乡下气十足；普通的装扮是短衣裤，着旗袍大概已是了不得的摩登女性了。
而那种旗袍的式样，长到脚背，直得有如纸糊的，如果是重庆女郎，恐怕是死也不肯穿的。
在此三天，想找一个把嘴唇染得血红、烫发，或者腰有曲线，足履高跟的女郎终于一个也没有。
因为‘摩登’的女性不多，所以男人们也就省了许多事情。
街道、酒楼、戏院，完全是男性的天下，市容上没有一点娇柔的表现。
在我所到过的大都市中，西安可以说是最硬性的都市了”。
西安莲湖公园有一座抗战士兵纪念碑，碑前跪着汪精卫、陈璧君夫妇铁像。
汪像满是游客唾沫，陈璧君像上并无唾沫，但代替“唾骂”的是裸露在外的奶头被摸得锃亮，国人以这样方式表示轻蔑。
铁像原是黑的，也锈了，唯“两个奶头亮得像镀了镍，这可见它被人抚摩是历有年月了”。
赵超构叹曰：
“我总觉得这种爱国的表现，有点低级。
”（《延安一月》，上海书店1992年版）
1939年初，茅盾入疆路过兰州，发现兰州城里晚上做不成事，因为电压太低，电灯泡里只见一根红线，亮度还不及一盏油灯，根本无法阅读写作。
自然，也没有什么夜市。
一到傍晚，全城休息，这里的夜晚静悄悄。
倘若有心采风，漫步街头，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腥臭味。
这是居民在用晒干的牛粪烧坑取暖，他们没有别的燃料。
燃料在西北之稀缺，旅客出门需自行设法。
陇西张掖附近的东乐县，全城住户不满百家，穿城不过半里，范长江一行投宿一小客店，“店内空无一物，连烤火的柴也得自己设法。
最妙的是，店主人也感到燃料的恐慌，屡次来偷我们的柴草，这是任何地方的旅店所不易遇见的”。
由于交通不便流通缓慢，兰州书店里居然还有京沪早就售缺的珍版书籍，茅盾流连忘返，“抢购”了一批书，装了一木箱。
范长江观察能力精细入微。
1935年12月16日，他记载兰州城内薪水阶层是第一阶级，军政职员尤受崇仰。
“老爷们”（兰州对阔人之惯称）往往纳本地女子为妻妾。
然而，“政局变动一次，老爷们跑掉一批，遗留积累下来的太太与时间成正比例的增多。
以本地男子谋生尚感不易，本地女子生活自然更加艰难”。
张掖以西沙河集有人告诉范长江“官价”：
二三百元买一个区长（任期1～2年），地方上绅士多半花钱在军队里运动“顾问”、“参议”之类，钱多者“顾问”，钱少者“参议”。
鸦片猖獗，人穷民凋
教育一落后，各种社会弊病随之猖狂。
1931年春天，顾颉刚与吴文藻、冰心夫妇等人组成的燕京大学考古旅行团前往内地，在陕西凤翔一带发现几乎人人（包括妇女）都抽白面，婴儿在母胎中就先天染瘾，一出母胎如不喷烟便不能成活。
三岁左右的孩童，刚能捏筷捧碗，就托住烟枪自己吸烟了。
川北成年男子90%以上为烟鬼，壮丁几乎找不出没有烟瘾的，成年妇女吸烟者也达到70%。
西部多产鸦片，烟田整齐肥沃杂草不生，均为最好的良田美土，粮田则缺乏肥料与管理，荒草丛生。
巨商富户多储鸦片，集镇上买卖多以鸦片为媒介，鸦片成为最有价值最受依赖的货币。
鸦片还是敬神的最好祭品，庙里菩萨的口唇也被善男信女涂上鸦片。
鸦片的另一妙用是包医百病，成了济急的首选药。
谁家有人得病患疾，首先想到的用药就是鸦片。
鸦片不仅搞得人穷民凋，还严重破坏社会道德，卖子换烟之事时有发生，竟有丈夫拿了老婆仅有一条长裤卖钱换烟，害得老婆长时间躲缩屋中无法出门。
一对夫妇共染烟瘾，无钱治病，结果一起送命。
诸如此类的鸦片故事成打成批，满街满乡。
1925年底，川女秦德君赴西安，路过潼关，卫兵拦住一支送葬队伍，将一支尖端犀利的铁棍猛力从白木棺材头部戳进去，抽出来后发现里面是走私鸦片，马上逮捕披麻带孝打引魂幡的孝子。
有的鸦片商则专门雇用军队武装护送。
（《火凤凰——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凉州武威烟土驰名西北，远销晋陇京津，可连抽至十几次，烟性劲烈。
鸦片猖獗的另一伴随物是妓院林立，与如今吸毒女多带卖淫一样。
旅馆客店，娼妓流莺筑占为巢。
不少客人住店，不用开房间，住宿嫖妓合二为一。
1940年5月，陈嘉庚访西安，“有人言妓女甚多，全市妇女七万余人，不正业者至一万左右人。
未悉是否事实。
”（《南侨回忆录》，岳麓书社1998年版）数据虽有可能夸大，淫业昌盛怕也是事实。
张掖的一位老鸨告诉范长江：
“王大的女孩子，我给他六元，他还不卖，张家只给他五元啦。
”范长江问：
“王大的女孩子今年多大了？
”“十二岁。
”
性交易盛行，梅毒跟着也十分兴旺。
医院与药房门口，“德国六六”、“法国九一四”等专治梅毒的药品广告铺天盖地，梅毒已占到当地各种疾病的2/3。
同时，贫贱生盗心，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匪患甚烈。
1930年代，顾颉刚一行前往洛阳龙门石窟，离城不过20余里，竟然也要向官署请兵保护，否则安全无法保障。
一路上，他们见到的行人差不多都带有枪支，用以自卫。
千里藏区，另成风景
蛮荒千里的西北，恰恰维持了原始生态平衡，保留了众多野生动物。
青海大通河两岸，“野鸡野鸭群立马蹄旁，土人缺枪，打猎者少，故不知畏人”。
陇南临潭藏区，“山间小溪边随处有小野兽、猞猁、崖獭之类，其数直以千百计。
近陌务寺处，经一大平野，草深及马腹，大鸟甚多，不知其名”。
陇西酒泉祁连山麓，藏羚羊随处可见，奔速可超30迈的汽车，普通速度即等于烈马狂驰。
大山之中，马羊漫坡，高冈浅阜，幽谷草拂，少女歌脆，清澈柔媚，似传万般浓情。
尤其收获季节，蒙藏男女于田中收获作物，欢歌快舞，红衫辉映，双双对对，情歌缭绕，呼应和答，不忌不羞。
范长江叹曰：
“他们的男女关系，比汉人之受重重礼教束缚者，要美满得多。
”
与此不和谐的是：
某委员视察藏区，藏兵团长整队欢迎，妥为招待；次日，委员向团长索取虎豹狐狸等皮毛，外加鹿茸、麝香、骡马，团长无以满足，推说该地不出产上述各物。
委员大怒，立命限一日之内筑成百余碉堡，否则呈报上峰究办，云云。
藏人无姓，多随其主管官长取姓。
往往有解汉语者，当有汉人叩问姓氏，多以滑稽状答复：
“老爷姓什么，我姓什么。
”藏民的丧事也办得很有特色。
藏人老了，自觉精力衰竭，便倾所有财产请喇嘛念经，诵毕尽施其财，然后自往山林沟壑等死。
往往有尚未确死者，家人即弃之河中，行水葬；或悬于树间行天葬。
藏人认为早点葬了老人，十分道德。
范长江认为清帝奖励青海黄教，并非好意，而是暗促西藏民族之衰落，以免边陲生事。
因为黄教使藏族大多数男子入寺为喇嘛，不能结婚，不事生产，终日念经，只知消费，“故藏族之经济无由发达，人口只有减少，绝无增加之可能。
经济上、人口上，黄教给予藏族之前途，以致命的阻碍”。
由于藏女多于男，男人供不应求，藏汉回杂居的拉卜楞寺每逢墟集，藏族前往交易者多为藏女，因汉回经商者多为单身男子，“事实上形成一种极随便之男女关系。
因与汉回人经济接触之结果，藏人女子亦渐习于修饰，如洗脸洗澡施用脂粉等事。
藏女对所喜悦之男子，能毫无顾忌的与之交往，家庭社会均不以为怪”。
在蒙古，喇嘛名义上不得结婚，事实上在庙宇外面组织家庭的，已成普遍的现象。
藏民真正令人叹服的是宗教信念。
西宁西南五十里的塔尔寺，黄教始祖宗喀巴降生之地，寺内供奉其生前各种遗物。
蒙藏人以到塔尔寺前叩头为终身大事，唯此才能“修得来生”。
寺前廊阶以松木铺成，每年更换一次，因为每年换去之木皆有五个二三寸深的大坑——叩者用双手双足及头额磨擦生成。
蒙藏信徒往往不远千里，耗一生所积于一次叩头。
甚至还有从西藏内蒙等地一路叩头伏身至塔尔寺，无论北风劲烈或酷日当头，决不行走一步。
这种最虔诚的朝拜者，少则数年，多则十数年始能至寺。
如中途资斧断绝，则作记号于道，返家再经营牲畜，俟经费有着，再从记号处继续叩行，必达塔尔寺叩见班禅而后已。
这样的苦修苦行，非宗教之力不能为也。
西北人对东南地区充满向往，他们对土著畜牧与初民农业不感兴味。
就是来自兰州的临夏籍黄河回民筏手，到了包头，亦如山鸡进平原，顿感世面宽大，不知如何放置身体。
他们与包头商店做交易，一不识货、二不谙行情、三不通语言，成了包头城里的“番子”、“鞑子”，受到各商家的特别欢迎。
一元市价的货物，总以二三倍的价格卖给他们。
他们明知吃亏，但只要一个水手在某店成交，其余水手便一窝蜂拥至那店，价格只要与那“初始价”持平，货物外形大致差不多，内容纵令相当不同，亦欣欣然接受。
他们总是尽其所有购买新式工业制品。
回到家乡，凡是新知识多的、新式生活工具多的，得到乡亲们的敬重也就越多。
范长江由此得到法则：
前进生活支配落后生活、大都市支配小都市、上海支配中国内地、伦敦纽约又支配上海。
1936年春，宁夏青铜峡附近的金积城里，一回民饭馆挂牌“机器饭馆”，因有一架切面机，专卖机器切成的面条。
以“机器”为炫，盖借新奇之力。
七八十年过去了，当年枯缩待春的西北翻覆不小，蒙藏回羌等兄弟民族各有变迁，穷荒绝域的“中国的西北角”，风景另成，成为东南人士向往的旅游胜境。
只是当我们踏走在那片辽阔无际的山川中，偶而回眸，穿过时间隧道，不免惊讶：
“哦，那会儿原来是这样呵！
”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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