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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论文
摘要：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从失败走向成功的转折点，是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革命取得胜利重大原因，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特别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体现了我们党的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
关键词：
遵义会议；毛泽东；张国焘；中国共产党；转折点，会议内容
一遵义会议的历史背景：
1935年１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是中国革命的历史的转折点，他是革命性质的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从错误路线到正确路线的转变。
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得到更加变本加厉的推行。
在这种错误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
为了摆脱尾追和堵击的敌军，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地方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
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
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
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坚持到湘西去。
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
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
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
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7座县城，于12月底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
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
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1935年１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1月7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
截至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
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
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
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
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
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也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
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同时，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国工农红军被迫长征。
长征初期，博古等领导人在军事上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使红军蒙受重大损失。
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放弃向湘西进军计划，改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
二遵义会议的结果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这个决议起草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16日中央油印印发了这个决议。
《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
《决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
在敌人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战术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
然而。
我们却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
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我军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
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
《决议》指出，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
《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
“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
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
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
《决议》指出，在领导作风上，“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
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
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李德、博古、周恩来3人，而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
编辑本段会议结果
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这个决议起草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1935年2月16日中央油印印发了这个决议。
《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
《决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
在敌人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的情况下，战略战术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
然而。
却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
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人民军队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
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
《决议》指出，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
《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
“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
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
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
《决议》指出，在领导作风上，“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
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
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李德、博古、周恩来3人，而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
遵义会议主要作出四项决定：
1．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2．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
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4．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后不久，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
随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又称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
１９３５年１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来说，是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
在这次会议之前的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中央苏区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并实现北上抗日的目的。
在战略转移时，“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
遵义会议前夕，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开始时的８．６万人锐减到３万多人，前有重兵堵截，后有大军围追，陷入被动挨打、濒于全军覆没的危机。
在这个极其危险的历史关头召开的遵义会议，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对红军长征的胜利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遵义会议首先着重解决了当时最为急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成为长征走向胜利的关键一步。
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又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教条主义。
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军事路线的错误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而且这些错误已为中央大多数领导同志所认识，也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所不满，纠正的条件已经成熟。
遵义会议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集中力量纠正军事路线的错误。
会议明确指出，由于“左”倾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造成了红军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在退出苏区后继续遭到严重损失。
遵义会议后，红军恢复了过去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作战的正确原则，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四渡赤水、兵临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彻底摆脱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
第二，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夺取长征胜利提供了根本的组织保证。
遵义会议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决定取消长征前组成的“三人团”，改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
随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在当时战争环境中，这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由遵义会议开始的这些组织措施，对于推动党的路线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对于保证党中央重大决策的贯彻执行，取得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长征途中，张国焘实施逃跑主义，企图分裂党中央，给党和红军带来了严重损失。
但由于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坚决斗争，使得张国焘的错误没有造成更大的危害，最终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包括红四方面军在内的整个工农红军的骨干力量。
第三，遵义会议后我们党更加自觉地从实际出发选择战略转移的方向，这对于各路红军会师西北、促进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具有重大意义。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在战略转移过程中，先后有一个到川西北、到川滇黔，又到川西、到川陕甘发展的战略方向变化过程，直到最后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战略转移方向的调整，完全是根据当时军事、政治、地理、居民条件和全国形势的发展作出的，其最终目的是保存革命力量，建立北上抗日的前进阵地。
遵义会议后随着各路红军战略转移的相继完成，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陕甘地区的红军胜利会师西北，实现了党中央对全国红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这对于开创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至关重要。
归结起来说，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
我们党对在党内占统治地位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纠正乃至对整个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以这次会议为开端的。
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党内的重大问题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是以这次会议为标志的。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从这次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我们无法设想，没有遵义会议红军长征会是什么结果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会是什么情况。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时指出的：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
”可以说，我们党和党领导的事业，至今还在享用着遵义会议及这次会议延续和拓展的伟大成果。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７０周年。
深入研究长征，有助于我们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
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学习内容就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回顾和思考。
胡锦涛同志在主持学习时指出，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
他强调，要把学习包括长征在内的中国革命史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紧密结合起来，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从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加深对我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和认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
学习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回顾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历程，从遵义会议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重要启示。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与时俱进地提出和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表明，党的理论和路线正确与否，是关系全局、决定一切的。
党要形成正确的理论和路线，关键在于深刻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深刻认识和掌握中国国情，并把两者正确地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之中。
历史事实表明，红军长征前中国革命的局面是比较好的，党的组织和红军队伍都曾发展到３０万人。
这样一个好端端的局面之所以被破坏掉，红军之所以被迫进行长征，从内因来说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既不真懂马列又不真正了解中国实际，照搬书本和外国经验导致的严重恶果。
刘少奇同志在总结党的经验教训时曾说：
“中国党的组织能力并不弱。
中国党的英勇牺牲精神亦是很好的，数十万党员被人割去头颅的白色恐怖，亦不能威胁我们的党员放弃自己马列主义的旗帜。
”中国党过去的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
这是“过去历史上我们最吃亏的地方”。
这些话思想深刻、耐人寻味。
这里所说的“指导上的失败”，就是指党在理论和路线上发生的错误。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的会议，由此中国革命开始摆脱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而显示出无穷的生命力。
三遵义会议对于当时党的作用于意义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
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在党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
它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6]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变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因而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但有人曾提出这次会议确定的主要打击方向仍然是蒋介石、国民党，还是停留在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的范畴，没有变国内革命战争为民族革命战争，因而不能称其为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转折点。
事实上，这种看法是不能成立的。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历史转变，有的是革命性质的转变，如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有的是不同阶段的转变，如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有的是中国共产党自身不同路线的转变，如从错误路线到正确路线的转变。
在这些历史转变的过程中，都有一个从前者到后者的历史转折点。
而且，由于历史转变的多样性，也必然存在各种不同内涵的历史转折点。
的确，遵义会议没有变国内革命战争为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成为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转折点，但它却是中国共产党自身不同路线的转折点，即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转变的历史转折点，这是一个关系着中国共产党兴衰存亡的历史转折点。
正如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的，“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
首先，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思想路线看，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是一个历史转折点。
大家知道，自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全党的革命积极性很高，领导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胜利地进行了北伐战争，推动了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但是，那时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的国情、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还懂得不多，又缺少革命经验。
因此，到了大革命后期，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领导下，没有能够采取有力的革命措施，以巩固革命的胜利，受了反革命势力的欺骗，使革命遭到失败。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战斗，领导广大工农群众开展了土地革命战争，创建了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
可是，党内又接连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之久，他们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决议和外国的经验，把革命引上失败的道路。
事实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国进行革命，需要解决许多特殊和复杂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不可能提供现成的具体答案，照搬照抄外国经验，不能取得成功。
毛泽东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从来就反对脱离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
他强调“必须作实际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反对把自己关在房子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只凭照搬照抄“本本”去指导斗争的教条主义。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制定了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适合农村分散环境进行革命战争的军事路线，提出了建设中国共产党的纲领等等，把革命引上了胜利发展的道路。
但是，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还没有被全党认识，而且遭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排斥。
只有到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实现了思想路线的转变，这种党的指导思想的转折，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其次，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由失败开始走向胜利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撤销了他们的军事指挥权，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同时肯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作战原则，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从此，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就成了党中央的军事路线，红军按照毛泽东的指引行军作战，走上了胜利发展的道路。
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表明，中共中央第一次在会议上和文件中肯定了毛泽东的作战原则，并把它作为中央的指导原则。
决议以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为武器，批评博古、李德的军事错误。
决议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战略指导上采取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方针。
决议指出，在蒋介石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战略战术的情况下，红军应当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首先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使敌发生过失和暴露弱点，然后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
如果在内线无法粉碎敌人“围剿”时，就应当转入外线作战，威胁敌人的腹地，迫使进攻根据地的敌人回援，以粉碎敌人的“围剿”。
然而，博古、李德否认了红军过去作战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在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战斗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积极防御路线，以分散兵力作战的方针代替了集中兵力作战的方针，以阵地战代替运动战，致使红军作战遭到失败，根据地日渐缩小。
当内线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时，他们或者拒绝外线作战，或者仓促突围，实行逃跑主义。
可以看出，决议在批评博古、李德的军事错误时，系统阐述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
不仅如此，决议还明确地肯定了毛泽东的作战原则，指出博古、李德“把过去革命战斗中许多宝贵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斥之为游击主义”，“绝然否认过去运动战的经验，绝然否认诱敌进来给以消灭的战法”，他们实行的单纯防御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决议号召红军在今后的作战中，应当灵活运用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充分发挥运动战的特长，去战胜敌人。
决议强调指出，“红军运动战的特长，在五次战争中是被长期的阵地战相当的减弱了，而在目前正要求红军各级指挥员具有高度的运动战战术。
因此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是重要的工作。
”
根据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会后继续分工。
1935年２月５日，中央红军在由遵义出发到达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的地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
张闻天对毛泽东是尊重的，他曾说，“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
”可见，张闻天是赞同和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指挥的。
事实充分证明，在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从此走上了胜利的道路。
最后，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转折点。
能不能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是衡量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政治上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
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我们党曾经一再犯过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幼稚病。
除了毛泽东等少数同志之外，全党对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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