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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汉字文明档
行书：
行云流水风神洒落（聚焦汉字文明）
本报记者杨立新《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04月12日第第10版:
文明中国）
王羲之《兰亭集序》（唐冯承素摹本）24.5×69.9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颜真卿《祭侄文稿》28.2×72.3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34.2×18.9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边缘性字体。
偏于楷书者，称为行楷；偏于草书者，称为行草。
与楷书相比，行书经常运用连笔和省笔，书写快捷；与草书相比，行书比较规整，容易辨识。
行书又名“行押书”，因古人多以行书签押署名。
唐代张怀瓘在《书断》中称：
“行书者，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也，即正书之小讹。
”也就是说，行书起源于东汉末期，此时的“正书”为隶书，因此行书是从隶书演变而来的。
当然，说刘德升创行书，正如说李斯创篆书一样，一种字体不可能由一人独创而成，刘德升应是行书的整理、规范者。
关于行书的主要特点，苏轼有个形象的比喻：
“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
”把楷、行、草三种不同的字体比作人的站立、行走、奔跑三种姿势。
明代丰坊《书诀》说：
“行笔而不停，著纸而不刻，轻转重按，如水流云行，无少间断，永存乎生意也。
”行书因其书写奔放、意态活泼、潇洒流畅、笔法多变、结构多姿，历来为文人雅士和人民群众所喜爱。
在行书180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有三帧里程碑式的开山巨作：
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中唐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北宋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诗帖》。
它们先后媲美，各领风骚，成为行书标杆性的经典作品，被后世并称为“天下三大行书”。
❶晋代：
韵度唯尊
行书产生于东汉，形成于魏晋，经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推陈出新，糅进楷法，才成熟完善起来，并形成一种不同于汉魏质朴书风的妍美流便的尚韵书风。
这种书风与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的心灵姿貌相适应，追求笔墨技巧之外的生命情调，其代表作就是被历代公推为“天下第一行书”的王羲之《兰亭集序》。
《兰亭集序》——乐悲之书
背景介绍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黑暗的年代，然而在精神上却又极其自由和开放。
中国文人对生命价值的探索由来已久，但其生命意识的真正觉醒则在汉末和魏晋。
此时，统治中国数百年的儒学大厦已经彻底崩塌，伴随着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的喟叹，魏晋文人们开始了对生命密度和质量的追求。
由于魏晋玄学以自然观念超越生命矛盾的解脱并不彻底，于是人们转而从有限的生命里去寻求自我的满足，把自己的人生理想，融化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便是这种心态的典型表现。
东晋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在绍兴郊外的兰亭，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42人举行修禊（xì）之礼，并饮酒赋诗。
应众人要求，王羲之为大家所作的诗作写序。
当时他酒酣意足，思逸神超，乘兴写了这篇文书俱绝的不朽名作——《兰亭集序》。
作品解析
《兰亭集序》全文共28行，324字，抒发了作者对人世生死无常、好景不长的感慨之情。
此时，王羲之年已50（王羲之生年有303年、321年两说，按后者推算王羲之写《兰亭序》时是32岁）。
面对良辰美景，王羲之乘兴写道：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由于时代和家族的双重重负，王羲之不可能物我两忘，完全沉浸在大自然的美景之中。
故而，序文在描述了兰亭美景和修禊之乐后，转而对人生忧患发起议论：
“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
”几许凄凉，几许无奈！
好像作者已经快要参透人生的虚幻无常了，可是笔锋一转道：
“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
”又彻底否定了庄子超迈旷达的人生观。
王羲之的悲哀，在于面对明山秀水时始终难以释怀的生命关怀。
正如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所言：
“晋人虽超，未能忘情。
”
书风特点
《兰亭集序》为后世树立了具有高度艺术典范性的行书标准，堪称“尽善尽美”。
通观全帖，有如行云流水，潇洒飘逸；骨格清秀，点画遒美；疏密相间，布白巧妙；在尺幅之内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形式美要素。
无论点、横、竖、撇、捺、提、钩、折，都极尽用锋遣毫之妙，笔画映带富有韵律。
每一字都姿态殊异，全帖20个“之”字、7个“不”字、6个“以”字，无一雷同，字字精彩。
王羲之奠定了妍美流便的新体行书风格，后人评曰：
“右军字体，古法一变。
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
”
❷唐代：
秀壮并存
唐代行书由两个系统构成。
一个系统是王羲之书风。
由于唐太宗极力推崇王羲之，唐代掀起了研习王羲之书法的热潮，形成了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柳公权等为代表的“崇王”书家群。
另一个系统是颜真卿、李邕的创新书风，他们突破“二王”藩篱，开创了行书的独特面貌。
其中，颜真卿变王羲之行书的纤秀妍媚为丰腴雄健，其代表作《祭侄文稿》与王羲之《兰亭集序》分别代表了行书“阳刚美”“阴柔美”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
《祭侄文稿》——悲愤之书
背景介绍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
时任平原太守的颜真卿与其从兄常山太守颜杲卿分别在山东、河北起兵抗击叛军，颜杲卿之子颜季明于两地往来联络。
叛军攻陷常山后，颜杲卿父子不幸被俘。
叛军将刀架在颜季明的脖子上，威逼颜杲卿投降，颜杲卿不肯屈服，父子双双被害。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颜真卿派人寻找颜杲卿父子遗骸，结果颜杲卿失去一足，颜季明仅得其首。
面对兄、侄遇害的惨状，颜真卿怀着极其悲愤的心情，挥笔写下了血泪凝成的不朽巨制——《祭侄文稿》。
作品解析
《祭侄文稿》全文共23行，268字（涂去34字）。
今观其迹，颜真卿的忠义之气和失侄之痛仍跃然纸面。
全文从追记颜季明往事开始，此时作者情感释放仍不失理性，因此字势平稳，行笔稍缓，笔调比较含蓄。
随着文章的逐渐展开，作者的情绪也开始跌宕起伏，字势逐渐打开。
当述及常山孤城为敌兵所围而“贼臣不救”时，颜真卿的字迹就变得十分凌乱，写错涂抹的地方也开始增多。
至“父陷子死，巢倾卵覆。
天不悔祸，谁为荼毒？
念尔遘残，百身何赎？
呜呼哀哉！
”句，颜真卿肝胆俱裂，用笔顿挫增强，字形忽大忽小，笔墨时断时续。
再至“抚念摧切，震悼心颜”8字，大悲大愤之情喷涌而出。
结尾处“魂而有知，无嗟久客。
呜呼哀哉！
尚飨。
”作者精神上似乎进入了恍惚状态，字形几乎难以辨认，字势向右下方欹侧连绵，悲愤之情达于极点，不过此时已是欲哭无泪了。
书风特点
《祭侄文稿》为颜真卿50岁时人书俱老之作，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
颜真卿将娴熟的笔法、结体、章法与自身炽烈奔放的情感融为一体，字里行间充满了爱与愤、伤与惜、悲与痛的情感纠结。
《祭侄文稿》是个人情感和书法技巧完美结合的巅峰之作，犹如一曲大气磅礴的交响乐，序曲、发展、高潮、尾声4个乐章俱全，笔画之间像音节一样跳动，传达出作者悼念亡侄时的情感波动和思绪起伏。
后人评价唐人“尚法”，而《祭侄文稿》已有了“尚意”的表现。
故宋人“尚意”书风或许从此得到启示。
《祭侄文稿》也是创新求变的典范之作，它将篆隶笔法融入行草，浑厚圆劲；同时纯用中锋行笔，一改中侧并用的传统用笔方法；并吸收民间书法的朴茂厚重，与飘逸温雅的“二王”书风拉开距离。
面对此稿，不禁为那苍劲的线条、雄浑的气势和天真烂漫的形式所吸引，让人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
颜真卿改变了“二王”行书一统天下的格局，其《祭侄文稿》是《兰亭序》后的又一座艺术丰碑。
❸宋代：
尚意抒情
行书经魏晋的黄金期、唐代的发展期后，到宋代达到了新的高峰，开始以一种尚意抒情的新面目出现。
这种尚意书风充分发挥行书的抒情达性功能，突出行书创作的至情宣泄，产生了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书法家，他们均以行草或行楷见长。
最能体现这种尚意书风的，是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苏轼《黄州寒食诗帖》。
《黄州寒食诗帖》——悲怆之书
背景介绍
《黄州寒食诗帖》作于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时年46岁，此时距他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已经三年。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六月，御史中丞李定等人摘录苏轼诗文，弹劾苏轼“指斥乘舆”“讪谤朝廷”“反对新政”，苏轼遂在湖州知州任上被逮赴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次年二月，苏轼来到荒僻的黄州，在江边筑室“雪堂”，在这间潮湿低矮的小屋里，度日如年地熬了三年。
仕途的坎坷，精神的孤寂，生活的困窘，加之适逢寒食苦雨，苏轼悲怆的情绪郁结于中而不得不发之于外，于是即兴写下了《黄州寒食诗帖》。
作品解析
《黄州寒食诗帖》为两首五言古诗，共17行129字，一扫苏轼往日的清词丽句，读来苍凉惆怅，字字含泪。
第一首诗为：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
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
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该诗描写了苏轼困居黄州三年的清苦生活。
三年的时光，何其漫长，然而又如流水转瞬即逝，把诗人的年华无情带走。
面对凄风苦雨，诗人感叹韶光易逝，发出了“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的无可奈何的喟叹。
第二首诗为：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
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这首诗延续了诗人在第一首诗中的凄苦情调。
春天的江水高涨要漫进室内，小屋像一叶渔舟漂泊在苍茫烟水中。
空空的厨房里煮着些蔬菜，破灶底燃着潮湿的芦苇。
看见乌鸦衔着纸钱，才想起今天已是寒食节。
面对此情此景，一种悲怆的穷途末路感在诗人心中油然而生，那是“君门深九重”的欲归无望，“坟墓在万里”的欲吊不能，“死灰吹不起”的欲哭无泪。
书风特点
《黄州寒食诗帖》是宋代“尚意”书风的代表。
苏轼将诗句心境情感的变化，寓于点画和使转中，用饱蘸情感的笔墨抒写自己复杂的心理状态。
通观全帖，有缓起渐快的节奏，有由小及大的字形，有由细变粗的笔画，有始淡终浓的墨趣。
其结字亦奇，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轻有重，有宽有窄，参差错落，恣肆奇崛，变化莫测。
如“年”“中”“苇”“帋（纸）”4字的悬针竖，剑戈森森，在整体布局中起到了突出和支撑作用。
一系列变化使作品呈现出不同的节奏韵律，笔墨亦随心境起伏流转，如滔滔江河水宣泄于纸卷之上。
《黄州寒食诗帖》正是以尚意抒情的方式，传达了苏轼的美学精神，创造出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新的行书书写样式。
❹结语
“天下三大行书”是行书发展的三座里程碑，它们虽然在形式、风格、境界上存在着种种差异，但均在行书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作为一种比较晚出的字体，行书以其独特的魅力后来居上，于各种字体中逐渐占居主流地位。
诚如唐代孙过庭在《书谱》中所言：
“趋变适时，行书为要。
”无论从实用还是艺术的角度，行书都极具适用性，极富艺术性。
纵观漫长的汉字发展史，篆书、隶书、草书、楷书都经历过盛衰变化，独有行书长盛不衰，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宋，直至元、明、清，每个时代都有名家名帖。
时至今日，行书仍是现代书写中最常用的字体。
楷书：
端庄方正人字楷模（聚焦汉字文明）
本报记者杨立新《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04月19日第10版:
文明中国）
钟繇《宣示表》（三国）刻本 故宫博物院藏
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东晋）拓本 首都博物馆藏
《爨宝子碑》（东晋）拓本 原石现存云南曲靖市一中
《张玄墓志》（北魏）拓本 上海博物馆藏
《张猛龙碑》（北魏）拓本 原石现存山东曲阜孔庙
《董美人墓志》（隋）拓本 日本三井文库藏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唐）拓本 原石现存陕西麟游县
颜真卿《颜勤礼碑》（唐）拓本 原石现存西安碑林
柳公权《玄秘塔碑》（唐）拓本 原石现存西安碑林
楷书是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字体。
它形体方正，笔画平直，结构严谨。
我们今天阅读的书籍、报刊上的汉字，电脑字库中的宋体、仿宋体、楷体、黑体等，都属于楷书的变体。
和人们通常的看法不同，楷书是篆、隶、草、行诸体中最后形成的一种字体。
它产生于汉末，吸收了隶书结构匀称明晰的优点，把隶书笔画的波磔（zhé）改为平直，把其形体的扁平改为方正，形成横平竖直的“方块字”。
楷书又名正书、真书（“正”“真”通假）。
楷书的“楷”是楷模的意思。
唐代张怀瓘《书断》称：
“楷者，法也，式也，模也。
”意思是说，楷书是具有法度、可作楷模的书体。
这种楷模作用还影响到人伦道德。
中国古人一贯强调“作字先做人”“人正则字正”，在儒家看来，方正庄严、齐整大度的楷书已超出书法本身的意义，被赋予了“温柔敦厚”的人格象征和教化意义。
楷书作为一种标准字体沿用了1800年左右。
就其种类而言，分为小楷、中楷、大楷及榜书；就其演变而言，经历了隶楷、晋楷、魏楷、唐楷4个时期，分别标志着楷书的萌芽、成熟、发展和鼎盛。
❶隶楷
楷书萌生于汉末，初期的楷书，仍残留隶书的笔意，故名“隶楷”。
史载汉末三国的书法家钟繇是楷书的创始人，他把民间流行隶书中那些方正平直、简单易写的成分集中起来，用楷书的横、捺笔画取代隶书的蚕头雁尾，并加入一些篆书、草书中的圆转笔画，使楷书初步定型，被后世尊为“正书之祖”。
代表作为《宣示表》《贺捷表》《力命表》《荐季直表》，2007年我国发行的《楷书》邮票，首枚即为《宣示表》。
楷书鼻祖书圣师祖
钟繇小楷《宣示表》共18行，字体宽博而扁方，仍留有隶书的笔意和体势，然点画之间已初具楷法。
由于处在由隶入楷的嬗变过程中，自然流露出一种清新朴茂、古意盎然的趣味和来自篆、隶的遥远气息格调。
《宣示表》始见于北宋《淳化阁帖》，一般认为是根据王羲之临本摹刻。
相传此帖后归琅琊王氏所有，西晋末年南渡时，王导将此帖缝入衣带携至江南，传给侄子王羲之。
王羲之研习临摹后，将原件送给了著作郎王修。
王修24岁英年早逝，悲伤的母亲知道儿子生前酷爱此帖，就将它放进王修的棺中陪葬，《宣示表》真迹从此不见天日。
钟繇与“书圣”王羲之并称为“钟王”。
王羲之的书法学自卫夫人，而卫夫人又师承钟繇，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❷晋楷
晋代沿袭汉魏余风，楷法渐趋成熟。
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增损古法，大胆革新，脱尽汉魏以来的滞重用笔，把钟繇楷书中与隶书相近的横体势转化为方长体势，创出了妍美俊逸的新体楷书。
王羲之的《黄庭经》《乐毅论》《曹娥碑》以及王献之的《洛神赋》等为后世确立了楷书的审美定式。
玉版十三行其珍比玉昂
王献之小楷《洛神赋》，内容为三国文学家曹植的辞赋名篇。
原迹为麻笺本，入宋残损，南宋权相贾似道先得九行，后又续得四行，刻于似碧玉的佳石上，世称“玉版十三行”。
后石佚，至明万历年间，在杭州西湖葛岭半闲堂旧址复得。
清康熙年间入内府，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此石流入民间，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家收购，现藏于首都博物馆。
《洛神赋》笔画秀劲圆润，结字萧散逸宕，顾盼有致，被誉为“小楷极则”。
其楷书笔法不再带有隶意，字形也由横势变为纵势，已是比较成熟的楷书作品。
爨宝子碑亦楷亦隶
晋代是隶书向楷书的转换期，新旧杂糅，楷隶相参：
有的以隶为体，参以楷法，隶多于楷；有的以楷为体，留有隶意，楷多于隶；有的则楷隶参半，亦楷亦隶，如被誉为“南碑瑰宝”的《爨宝子碑》。
《爨宝子碑》刻于东晋大亨四年（405年，实为义熙元年），为云南边疆少数民族首领爨氏仿效汉制而立。
字体介于隶、楷之间，一些横画仍保留着隶书的波挑，但结体方整又近乎楷书，康有为评曰“端朴若古佛之容”。
其立碑时间距王羲之辞世仅数十年，却与王羲之清雅俊逸的书风大异其趣。
《爨宝子碑》1778年在云南曲靖出土，被一农户用做压豆腐的石板，后曲靖知府发现豆腐上有字迹，此碑方为世人所知。
想必大家对“公式”4字并不陌生，它是1987年由87岁的广东书协主席秦咢生先生题写。
秦先生曾作《集爨论爨十绝》，所作“爨体”，尤得其神理意趣，时人美其名曰“秦宝子”。
请看《爨宝子碑》中的“行”字，是不是有似曾相识之感。
❸魏楷
楷书在南北朝取代隶书成为正体。
因南北分裂，书法亦分南北两派。
北派书法，犹带汉隶遗型，笔法古拙劲正，书风质朴雄强，长于碑版；南派书法，为“二王”一脉，多疏放妍妙，秀美典雅，长于尺牍；据不完全统计，北碑有数千种之多，著名的如《龙门二十品》《张玄墓志》《张猛龙碑》《郑文公碑》等。
南朝禁碑，存世碑刻仅有《爨龙颜碑》《瘗鹤铭》等数十种。
南北朝碑版既以魏为主，故统称为“魏碑”。
人民币上有魏碑张玄墓志是真身
《张玄墓志》刻于北魏普泰元年（531年）。
墓主张玄，字黑（hè）女（rǔ），清代为避康熙帝玄烨讳，改称《张黑女墓志》。
结体扁方，多参隶意。
既有北碑俊迈之气，又含南帖温润之美；既承北魏神韵，又开唐楷法则，兼具众美，堪称魏碑中的极品。
遗憾的是，此志原石早已不知去向，现存旧拓本为海内孤本。
《张玄墓志》距今近1500年，可它的遗脉就在您的囊中夹内。
大家熟悉的第二套至第五套人民币上的“公式”，就属于“张黑女体”。
这6字为马文蔚先生于1950年题写，为汉隶和魏碑的变体。
比对一下墓志中的“行”字，是不是形神逼肖？
华文新魏浴火重生
其实，魏楷在我们身边触手可及、触目皆是，这就是浴火重生的新魏体。
它将魏碑结体特点融入印刷体中，笔画斩钉截铁，险劲而富于变化；结体内敛外放，有大气磅礴之势。
上世纪40年代末，宜兴人陈禄渊在凌厉森严的《张猛龙碑》骨架基础上，加上晚清碑派大家张裕钊的涨墨笔法所形成笔画交界处内角的圆转，并由京剧抑扬顿挫的唱腔得到启发，整合成用笔提按有致，极具紧张感、节奏感的新魏体。
“文革”期间，剑拔弩张的政治气氛需要同样剑拔弩张的字体，于是新魏体便如日中天，挤进了印刷字体的行列。
如今，这种新魏体仍热度不减，广见于报刊标题，还被许多机构应用为商标字体，如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等。
《张猛龙碑》号称“魏碑第一”，明代金石学家赵崡评曰：
“正书虬健，已开欧、虞之门户。
”其用笔完全摆脱了隶书痕迹，开隋唐楷书之先河。
❹唐楷
隋朝统一中国后，楷书南北混一，既吸收南方清劲秀逸之书风，又融进北方朴茂雄浑之气象，《龙藏寺碑》《董美人墓志》以及智永《千字文》已十分接近唐人楷书。
另外，传为智永的“永字八法”和智果的《心成颂》，为楷书用笔理论和结构理论建立了法则。
混一南北唐楷先声
《董美人墓志》清嘉庆年间出土，原石1853年毁于兵燹。
董美人为隋文帝四子蜀王杨秀的爱妃，病逝时年方19岁。
杨秀对其感情颇深，故撰文哀悼，刻为墓志随葬。
细观此志，笔意精到细腻，点画清劲挺秀，堪称隋志小楷之冠。
从字体面貌看，楷法纯一，隶意脱尽，已与晋人小楷、北朝墓志迥别。
由于隋朝国祚短暂，楷书规范化不可能在30余年间完成，这一任务便历史地落到了唐代。
楷书到了唐代，法度已臻完善，体势亦趋完备，很快达到鼎盛期。
唐代楷书可分三个时期，初唐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大家”，基本沿袭“二王”书风，崇尚清瘦；中唐以颜真卿为代表，创新求变，以肥劲为美；晚唐以柳公权为代表，融颜、欧之长，自创新意，以骨力见胜。
唐人尚法，最好的例证就是欧阳询。
欧体楷书楷法极则
欧阳询是建立楷书典范最早的书家之一，他博采众家之长，以破胆夺气的勇气，创出唐楷新书体——“欧体”。
其“戈戟森然”之笔势，主要受北派书风影响，同时兼容南派“秀骨清相”之气象，传世作品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皇甫诞碑》等。
欧体规矩法度森严，被视为“楷法极则”，后世科举考试常以之作为标准书体，遂致千手雷同、千人一面，至明、清成了广受诟病的“台阁体”“馆阁体”。
欧阳询在长期的书法实践中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楷书创作理论，撰有《传授诀》《用笔论》《八诀》《三十六法》等，具体总结了用笔、结体、章法等书法形式技巧和美学要求，为“唐人尚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颜筋柳骨字如其人
中唐的颜真卿和晚唐的柳公权并称为“颜筋柳骨”。
颜真卿汲取初唐四家特点，兼收篆隶和北魏笔意，自成一格，开创了雄强丰腴、宽博大度的“颜体”，传世作品有《多宝塔碑》《麻姑仙坛记》《颜勤礼碑》等。
柳公权学颜又出颜，变颜体的肥壮为瘦劲，创立了法度更为严谨的“柳体”，传世作品有《玄秘塔碑》《神策军碑》等。
颜、柳的书法成为千古楷则，还与两人的精神境界不无关系。
中国古人认为“字如其人”，宋朱长文《续书断》称颜真卿的书法“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指出其书品和人品的一致性。
颜真卿一生秉性正直，从不阿附权贵、屈意媚上，以义烈名于时。
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颜真卿以社稷为重，亲赴敌营，晓以大义，凛然拒贼，终被缢杀。
颜真卿的忠烈事迹，更加提高了他的书法地位。
柳公权亦是“字如其人”的典范，“其书严正之气溢于楮（chǔ，纸）墨”。
据《旧唐书》记载，唐穆宗怠于朝政。
一次，他向柳公权询问怎样用笔才能写好字，柳公权答道：
“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
”穆宗为之改容，知道这是柳公权用书法之道来规谏自己。
这就是广为后世传颂的“笔谏”佳话。
印刷之源进仕之阶
有唐近300年间，涌现出众多的楷书名家，树立了楷书的范式和法度。
到中唐开成年间（836年—840年），楷书的笔画和结构规范已经定型。
唐楷为现代规范汉字奠定了基础，也为标准印刷字体提供了范本。
现在常用的老宋体即是在欧、颜、柳三体基础上演变而来，并派生出XX、报宋、标宋、宋三、秀丽、小姚体等诸多变体。
唐代楷书整体水平如此之高，不得不归功于当时的科举制度。
唐代实行“以书取仕”制度，选拔官员的标准为“身、言、书、判”，其中“书”的要求为“楷法遒美”。
这就使得参加科考的士人必须苦练楷书，同时唐翰林院有侍书学士、国子监有书学博士，楷书在全社会得到空前的普及和提高。
正如南宋洪迈《容斋随笔》所言：
“既以书为艺，故唐人无不工楷法。
”
❺结语
作为最后成熟的一种字体，楷书在唐代以后再也没有出现第二次高峰。
唐楷在完善法度的同时，也完成了对楷书的最终定型。
唐以后的历代书家虽有善楷法者，终未能跳出晋唐人的藩篱，即使像创出“瘦金书”的宋徽宗和以“赵体”与欧、颜、柳并列为“楷书四大家”的元代赵孟頫。
唐楷的规矩法度和结构整饬恰恰成为个性发展和自由书写的绊脚石，以致唐以后千余年间楷书仅呈流风余响、日渐式微之势。
“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中的这句话，不仅阐明了文字传承文化的功绩，也道出了文字超越时空的作用。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地质层，记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汉字是中华民族的根，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情节、中华民族的睿智和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汉字也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家园，每个人的魂魄中，都融入了方块字的点、横、竖、撇、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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