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物学简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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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物学简史
第三章中国文物学简史
第一节 中国文物学产生与发展的条件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文物学已开始萌芽。
它的产生与发展有着物质（环境）和精神（人为）两方面的条件。
一、文物学产生与发展的物质条件
1、丰富的古代文物以及完整的文物发展序列是文物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中国是—个泱泱大国，有丰富的古代文物。
其特点是历代文物迭出，连接不断，承上而启下。
如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商代的甲骨，两周青铜器，秦汉简牍，魏晋南北朝以至明清的瓷器，唐宋以后的法书名画，每—个时代都有自身的文物优势；每—类文物，几乎都跨越几个朝代，形成一个完整的发展历程。
而且，同一时代不同种类的文物之间、不同时代不同种类的文物之间相互关联，遥相呼应。
譬如商代白陶的纹饰与商代青铜器纹饰非常相似；商周青铜器纹饰又来源于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纹饰；秦汉的瓦当纹饰又和在此之前的商周青铜器纹饰相密切相关等等。
文物是文物学得以存在的最根本的条件，只有连续不断的完整的文物发展序列才能够使文物学也形成一个产生、发展的完整过程。
因此，中国文物学得以产生与发展的这一物质条件得天独厚，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2、大量有字文物的存在，为文物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文物的显著特点就是带有文字。
在甲骨、青铜器、碑石、玉器、简牍、书画、玺印、漆器、瓷器、货币、石窟寺等文物上都有文字，而且有的文字内容还比较长，如毛公鼎上的铭文长达497字。
在外国，也有带字文物，但数量少，与中国大量的文字出土资料无法相比，而且缺乏连贯性。
比如埃及在公元前3350年左右已有象形文字，但在公元前31年被罗马征服，随着希腊文化的渗入，有关埃及的知识湮没。
公元250年，希腊字母加上6个通俗体的埃及象形字取代了早先通行的全部象形字，所以，后人对埃及古文字几乎不能认识。
直到1822年，法国人商博良发现一块有希腊字、象形文字和通俗体象形文字三种字体对照的碑石——《罗塞塔碑》，古埃及象形文字才得到释读。
印第安人所创造的玛雅文化是西半球伟大的文明之一，在其兴盛期——古典期（公元300－900年）时创造了象形文字，共有850个字符。
但是，1520年随着西班牙人的入侵，发达的玛雅文明惨遭灭绝。
由于历史的中断，800余字中除了表示日期和数字的文字外，其他的都未释读。
只有中国的有字文物具有承上启下的连贯性，既难懂但又不至于完全不认识，一定的难度更能激发人们研究的兴趣，而对文字的深入研究同时也提高了文物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3、浩如烟海、连续不断的历史文献为文物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据《尚书》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可知商代已有书籍典册。
周代的文化更加兴盛，虽然不能确定哪本书写于两周，但《诗》、《尚书》等很多篇当成书于此时。
此后，典籍越发丰富，从《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到《清史稿》，从《春秋》到各朝野史笔记，从汉乐府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将每一朝代、每一纪元、甚至每一月发生的大事都一一记载。
即使秦始皇焚书坑儒，成吉思汗铁骑践踏中原，女真人后裔挥戈入关，中国的历史文献也从未中断。
丰富的历史文献可以和文物相互对照和印证，如甲骨和《尚书》，青铜器和《尚书》、《逸周书》，简牍和《史记》、《汉书》，碑刻和魏晋明清各史对照等等。
有了参考的凭据，文物的研究就更有兴趣和深度。
文物研究也可以补充、纠正历史文献，而且补充越详细、纠正越准确就越能吸引人。
比如碑石对唐代人名、坊里名称的补正，就是一件很具体、很容易见效的补充、纠正工作，令人信服，自然也就引起了人们对文物研究的兴趣，从而促进文物学的发展。
4、印刷术和碑刻拓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文物学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一门学科的发展和壮大依赖于影响，而影响的扩大需要书籍来传播，文物学也不例外。
因此，在纸发明以前，文物学只具有雏形。
两宋时期，造纸技术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所提高，用青檀木皮所制作的宣纸，质地柔韧，洁白平滑，细腻匀称，吸水力强。
而且宋代还发明了用竹子造纸的技术。
印刷术发明于唐代而成熟于宋代，毕升的活字印刷术、制墨技术在五代时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其墨“丰肌腻理，光泽如漆”。
宋代又发明了用桐油、石油、麻油所燃之烟为原料，所制成的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
基于印刷术和拓墨技术的广泛运用，文物学于是开始成熟。
拓墨技术始于何代，不能明确断，而传世的拓片以清末敦煌发现的唐太宗《温泉铭》为最早。
铜器的拓墨最早见于《籀史》记载，宋皇祐三年，皇帝下令收所藏三代钟鼎器捶拓，用来赐于宰相。
可见此时已有拓墨技术。
高质量的纸、墨以及印刷术、拓墨技术的应用，为传拓碑石、墓志、青铜器的文字、纹饰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正因为如此，文物学终于在宋代走向成熟。
二、文物学产生与发展的精神条件
1、文物在古代往往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特别在商周时期，青铜器被视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据传“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后来，“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
”无论是汤夺夏鼎，还是武王夺商鼎，并非要破坏它，而是把它保护起来，作为自己统治天下的象征。
前代的文物往往成为祥瑞的象征，如汉武帝因“得鼎汾水之上”而改年号为“元鼎”。
文物常成为封建帝王、士大夫遣性、玩赏的佳品，聊以自慰的精神食粮。
因为皇帝有权力占有文物，士大夫有经济实力购买文物；而且，文物本身是高度文化的凝聚品，玩赏、品评它是一种文化雅兴，正符合文化人的身份、地位。
2、文物是高雅的馈赠品。
在古代的社交活动中，无论是朋友之间还是上下级之间的交流，若用金钱，未免不雅，容易引起诸多误会。
如用文物，则风雅得当，高贵大方。
因此，文物常被作为皇帝赏赐臣下，下级巴结上级以及朋友之间沟通时的最佳选择。
3、文物收集还是一种变相的积财法。
自古以来，文物就具有经济价值，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还会增值。
4、古人的丧葬观念是文物得以保存下来的原因之一。
古人受灵魂不灭观念的支配，随葬各种死者生前的用具，供死后享用。
从史前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厚葬之风愈演愈烈，使当时的珍奇之物埋入地下。
数年、数代甚至数千年之后，这些珍奇之物更见价值。
而盗墓又使得大量文物广泛流传于世。
后人在出售、购买、玩赏时，必须鉴其真伪、辨其时代、评其价值，这就在客观上刺激了人们对文物的理解和重视，文物学也就在交易、收藏、鉴赏、研究中得以诞生和发展。
第二节 古代文物学的萌芽期
从春秋末期到隋唐五代，是文物学的萌芽时期。
一、文物学萌芽的历史背景
自从人类发明文字之后，历史就以书面的形式记载下来作为档案。
但由于朝代更替，殷亡之后大量文字资料散失消亡，平王东迁以后，西周史料也大半湮没。
春秋时，各国竞争，诸子百家共鸣，都必须借历史来阐明当世，故历史研究蓬勃开展。
由于文字的湮没，许多诸侯国在春秋以前的历史不清楚。
这就需要借用青铜器的铭文等文物上面的文字来证明历史，对文物的研究也因此发端
二、文物学萌芽期的基本情况
1、引用铭文以证史
春秋时期，由于文字的逐渐消亡，青铜器上的铭文成为研究历史的重要文字资料。
《礼记•祭统》云：
“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者也，为先祖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
……”
2、辨别真伪
据文献记载，在春秋时期，已有对文物特别是青铜器真伪的辨别。
如《韩非子•说林下》：
“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雁往。
齐人曰‘雁也’，鲁人曰‘真也’。
”《吕氏春秋•审已》载：
“齐攻鲁求岑鼎，鲁君载他鼎以往，齐侯弗信而反之为非……。
”
当时也能分辨出石器与玉器，《说文》中记载：
孔子对美玉的判断是远看鲜明光亮，近看洁净滋润。
3、访古调查
司马迁作《史记》，除广泛收集古书外，还特别注意对古迹的踏勘。
《史记•太史公自序》曰：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
探禹穴，……。
”他还登箕山访许由冢，到长沙看屈原沉渊，至北疆观蒙恬所筑长城等。
北朝郦道元为注《水经》，调查古物古迹，书中记述汉至北魏石刻碑文百余通，还有古代城址、陵墓、寺庙、碑碣及其他古迹。
4、特别注重文字的整理、考订
（1）简牍：
竹简的著录与研究是这一时期的辉煌成就。
《汉书•艺文志》曰：
“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
……孔安国者，孔子后世，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
……”
西晋武帝时出土汲冢书，官府很重视，命臣下“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
从太康二年（281年）到永康元年（300年）整理完毕，约10余万字，16种75篇。
这两批简牍都是战国文字写成，虽然距汉晋不远，但由于六国文字很难认，估计当时整理颇费功夫，应有一批很擅长古器物文字研究的人。
如：
《史记•封禅书》载：
“少君见武帝，上以故铜器问之。
少君曰：
‘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
’已而按其刻，果齐桓公器”。
据《汉书•郊祀志》载，宣帝时，扶风献铜鼎，大臣们欲荐之于宗庙。
但京兆尹张敞力排众议，指出：
此鼎出于岐山之东，铭文内容是周天子对大臣的褒扬，大臣子孙把祖先的功劳刻成铭文，藏之于宫庙。
这种器形小而且有铭文的鼎不宜藏于宗庙。
《唐书》、《唐会要》记载，贞观十三年，有万年人献五鼎，四鼎皆有铭曰：
“垂作尊鼎，万福无疆，子孙宝用。
”
由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在这一段时期，对于文物上文字的整理、考订已比较多，而且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5、仿造、伪造古物已开始出现
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经常仿造三代青铜器，以之达到尊崇儒术，宣扬礼教的目的。
还有人是为了牟取暴利、玩赏等目的。
周初的青铜器与殷末青铜器非常相似，愿因就在于仿造，这可能是最早仿造的例子，同时也是一种学习的方法。
由前面所列举的《韩非子•说林》的记载可以看出，春秋时期，鲁国已伪造谗鼎以应付齐国。
到唐、五代时期，已有专门仿造铜器的官家作坊。
宋代赵希鹄所著《洞天清禄集》曰：
“句容器非古物，盖自唐天宝间，至南唐后主时，于升州句容县置官场以铸之，故其上多有监管花押。
甚轻薄，漆黑款细虽可爱，要非古器；岁久亦有微青色者。
世间所见天宝时大凤环瓶，此极品也。
”
三、萌芽期的基本特点
1、研究范围较广，涉及文物学大部分门类
这一时期，涉及较多的门类有竹简木牍、青铜器，其次，瓷器、石刻、书法绘画、以至于墓葬、城郭等方面均有研究，有些方面的研究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比如，由于竹简木牍在汉晋时期出土较多，客观上刺激了这方面的研究，故古代文物学时期，简牍研究之深当推此时期。
古书画的研究起步较晚，自魏晋南北朝开端，先后有东晋的顾恺之《论画》，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等。
各门类的研究深度不一致，与出土量的多少有关。
2、文物学的研究尚缺乏系统性，不少门类处于零星研究状态。
竹简木牍的研究尽管在汉晋时期比较成熟，但而后的记载却非常少。
中国古代的制瓷业从东汉中晚期之后就比较发达，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越窑系已经形成，青瓷的烧造达到了第一个高潮。
而见于文献的记载只有潘岳的《荈赋》：
“倾缥瓷以酌醽”之类的句子。
到了唐代，陆羽在《茶经》中首次对唐代的窑址进行了命名和比较，但他是从品茶的角度出发，对各个窑址的瓷器进行品评，并不是一部专门的文物学著作。
3、个别门类研究的深入，标志着文物学萌芽期的结束。
文物研究各个门类发展的不平衡，是萌芽期的主要特征。
比如秦汉时期，青铜器已近尾声，书画却正在起飞。
书画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特别是汉晋以后，其研究水平超过其他门类。
代表作是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
它是第一部中国通史性质的画史著作，共10卷，罗列了轩辕到唐会昌元年间373位画家的小传，使不少画家的事迹得以保存下来；它评品画家的师承关系、绘画风格很客观，同时还保存了很多绘画保护方面的知识。
而其他门类的通史著作出现的较晚。
书画方面的超前发展，必然带动其他文物门类研究的深入。
4、文物学的某些理论开始萌芽。
如东汉袁康著《越绝书》，在《宝剑篇》中以工具为标准，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
石兵、玉兵、铜兵、铁兵，与近代考古学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三个阶段接近，是很有见解的论断。
5、古代文物学专著的问世。
这一时期，文物学不少门类都有专门著作。
如碑刻方面，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梁元帝肖绎撰《杂碑》22卷，《碑文》15卷，二书虽现已佚失，但无疑是碑刻方面最早的专门著录。
铜器方面有：
梁顾煊《钱谱》，已佚失；虞荔著《鼎录》、陶宏景著《古今刀剑录》等。
书画方面有齐梁谢赫的《画品》一卷，是中国第一部书画品评著作；还有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等。
第三节 古代文物学兴盛期
两宋时期是文物学的兴盛时期。
一、两宋文物学兴盛的原因
1、两宋时期发达的学术研究促进了文物学的发展
（1）在史学方面，官修与私修的著作众多。
官修的史书有：
《新唐书》、《旧五代史》等；私修的史书有欧阳修的《五代史记》等。
此外，宋代还详于当代史迹的记述，“本朝国书，有日历，有实录，有正史，有会要，有勅令，有御集；……而百家小说私史与大夫行状志铭之类，不可胜记。
”如有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皆为私人修当代史。
大部的编年史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纪事本末有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百科全书式的通史有郑樵的《通志》，方志方面有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等。
宋代的学者并不盲目从古，对前代的一些文献提出了很有见解的推测，如郑樵、朱熹对《诗序》的怀疑，对《管子》作者的推测，吴棫、朱熹认为所谓《孔安国传》、《孔安国序》是魏晋间人所作等。
同时，宋人对群书的校勘、整理、编写目录、认字辨音，都表现出宋人治学实在的一面。
这对于文物的研究无疑大有裨益。
（2）宋代自然科学的发达对文物学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
如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关于地质化石、矿藏的辨认，范成大、刘贡父在动植物学研究方面的贡献，都超过前人。
文物学的发展既需要社会科学的知识，又需要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而宋代恰好在这两方面都能给予满足，使文物研究得以充分发展。
2、两宋重文的社会风气是文物学兴盛的原因之一
两宋时，统治阶级重文轻武，历代皇帝大都是文化艺术方面的行家里手。
如宋徽宗赵佶、宋高宗赵构都长于绘画，爱好古器物。
当时的皇室也大量收购古器物，宣和时，无论大小、远近，凡古玉、玺印、石刻、法书、国画，凡知名者一概收入。
这对当时的文物收藏与研究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不但皇帝、皇宫大量收集古器物，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喜好收集古器物的不计其数。
当时，汴梁已有专门的文物交易地点，据《东京梦华录》载，东十字大街的夜市就有这样的市场。
这在客观上为士大夫研究文物提供了实物来源。
3、造纸与雕版印刷的成熟与普遍为文物学的兴盛提供了条件
文物学的研究及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纸张的质量与雕版印刷技术的提高。
因为文物学的著作大多有图，能否摹写状物，直接影响到研究的可靠性。
所以它对纸张与印刷的要求较高。
唐代发明印刷术以后，直到宋初，简牍才彻底被纸张代替，印刷技术已有很大提高。
据《宋史·李至传》载，太宗淳化五年，已能选官分校《公羊》、《周礼》、《论语》、《孝经》、《史记》、《汉书》等在杭州镂版。
《群书考索后集》载，宋初到真宗的四十年间，书版由不及四千剧增至十余万。
仁宗庆历年间，毕升发明胶泥活字，证明当时书籍印刷的需要量大增。
这一切为两宋文物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二、文物学兴盛的标志
1、文物的收藏在宋代达到高峰
由于宋代的文化比较发达，不但藏书的人多，收藏文物的风气更是兴盛。
上自皇帝，下至商贾、市民大都喜欢收集文物。
宋代的皇室除大量收集青铜器外，还专门设立书画库，收集名书古画。
在私人收藏中，苏东坡家藏《兰亭序》，李公麟家藏吴道子《天王图》，文彦博藏王子吴鼎、伯玉盉、季姬匜等十几件青铜器等等。
2、文物本身更加文人化、文学化
纵观宋代以前的文物，比较质朴。
由于整个宋代社会文化气氛的浓厚，文人情趣渗透至器物的制作中，使宋代器物的文学化、文人化倾向愈来愈严重。
在绘画方面，唐代以前的文人画在中国绘画的三大流派中不占主要地位，自从苏轼倡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以来，绘画的意境大为开阔，如“踏花归去马蹄香”、“野渡无人舟自横”等为题的绘画，耐人寻味。
在瓷器方面，除器形多种多样以外，瓷器表面的纹饰更加活泼自然，最为典型的是磁州窑诗配画的特色装饰，将书法、绘画、文学艺术巧妙的结合于一器之上，真正的体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
其诗句多为宋代名人诗词和民间警句，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如“金堂玉马三学士，清风明月两宋人”；“一架青黄瓜，满园白黑豆”等。
3、文物的著录研究更加普遍化、系统化
（1）普遍化主要表现在：
覆盖的文物门类多，而且就某一门类来说，著录丰富，不但公家编撰，私人著录也颇丰。
在书画方面，唐代的书画著作主要是私人修撰。
宋代时，皇室大量地整理库存法书名画。
如宋初太宗时，整理库存法书名画，编撰《名画断》。
宋徽宗把古今名画分为十门，集中人力集体编写《宣和画谱》，其规模之大，是个人力量无法到达的。
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宫廷收藏，又因为收入的作品皆经过当时名家的鉴定，因此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
在私人著录方面，有米芾所著《画史》、《书史》，黄伯思（北宋书法家）著《东观余论》等等。
在金石方面，欧阳修著《集古录跋尾》，是我国最早研究石刻的专著；吕大临的《考古图》是我国最早而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共著录224件器物，每器皆有图形、款识、尺寸、容量、重量等。
王黼领衔编写的《宣和博古图》，赵明诚著的《金石录》，薛尚功所著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等，都是著名的文物著录书籍。
（2）文物研究的系统化主要表现在著作本身的前后连贯性。
如《宣和博古图》之于《考古图》，《续考古图》之于《考古图》，《金石录》之于《集古录跋尾》等，它们之间有着前后的承继关系。
在书画方面，北宋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可视为《历代名画记》的继续。
文物研究的系统化还表现在体例的科学化、体裁的多样化。
如《考古图》等著作创立了图录，图的出现对文物研究十分重要，至今仍然如此。
南宋赵希鹄（hu）所著《洞天清禄集》一卷，分为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古今石刻等10类，其探源释流，旁征博引，标志着综论文物学各门类的开始，在文物学史上应占有重要地位
三、两宋文物学的成就与不足
宋代文物学的成就，在于它的著述从体例上创立了图录、录文、鉴识；在内容上，则以时间、种类、地区等标准来划分，处理资料的科学性表明文物学研究已经进入了成熟时期。
王国维在《宋代金文著录表》中对宋代金石学如是评价：
“国朝乾嘉以后，古文之学颇盛，辄鄙薄宋人之书，以为不屑道。
窃谓《考古》、《博古》二图，摹写形制、考订名物，其用力颇巨，所得亦多，乃至出土之地，藏器之家，苟有所知，无不毕记。
后世著录家当奉为准则。
至于考释文字，宋人也有凿空之功，国朝阮（元）、吴（式芬）诸家，不能出其范围。
若其穿凿纰缪，诚若有可讥者，然亦国朝诸老之所不能免也。
”王国维在这段文字中，客观地品评了宋代金石学的成就，并指出宋代金石学也有不足之处。
具体说来，宋代金石学即文物学的不足体现在：
这时的文物学只是从器物本身的形制、尺寸、文字等方面来研究，不大关注与其他器物的关系。
金石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没有科学发掘的青铜器和石刻，玉器、瓦当、玺印等非常少。
研究的重点是对器物的著录和文字资料的考证。
第四节 古代文物学中衰期
元、明两代是文物学的中衰期。
一、文物学中衰的原因
1、政治方面的原因
元代统治者来自游牧民族地区，崇武轻文，不重视知识分子，客观上造成对文化的扼杀，宋代郁郁乎文哉的风气几乎被扫荡殆尽。
明代统治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宋代风尚，但却抛弃了宋代具有创新精神的长处，对知识分子的防范甚严。
学者只高谈性命哲理，从而轻视考证，不关心文物。
2、社会方面的原因
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反封建礼制道德的潮流兴起，在客观上削弱了人们对古代文物的兴趣与研究力量。
加之明代社会长期稳定，商品经济发达，市民阶层庞大，追求享乐的风气较浓。
反映到学术上则是著作的水平以及印刷质量比较差，粗制滥造，不求甚解，缺少宋代人埋头苦干的考证功夫。
二、元明两代文物学概况
1、绘画方面
元明两代是绘画史上大力发展的时候，名家辈出，如元四大家：
黄公望、倪云林、吴镇、王蒙；明代吴门四大家：
沈周、文征明、唐伯虎、仇英。
此时已形成了地域性画派，如吴门画派，更激发了对古代绘画的研究与著录。
绘画著作有元代夏文彦的《国绘宝鉴》，这是一部通史性质的绘画著作，记载从三国到元代画家1300多人。
夏家世代收藏绘画，夏文彦本身又精于鉴赏。
明代王稺（zhi）登的作品《吴郡丹青志》属于区域性绘画著作，王稺登本人以诗古文辞称名于世，是文征明后吴中文坛主。
本书录吴中明代画家20人，文采不错，但措辞空泛，乃明人通病。
品评绘画的作品有元代汤垕（hou）的《画鉴》，分吴、晋、六朝、唐、五代、宋、金、元画来论述，指出元画重写意，画梅、竹、兰曰“写”，见解明白深刻。
2、古玺印方面
对于古玺印的研究，主要从明代开始。
明代篆刻家众多，实践促使他们向前辈特别是秦汉玺印学习，因而推动了古玺印的搜罗、著录和研究。
不过多为辑录，没有进行深入考证。
古印谱有明代顾汝由、顾汝修等辑《集古印谱》，全书收铜印1000余方，玉印100余方，选择精审，流传极少，十分名贵。
范大辙藏印、范汝桐辑的《范氏集古印谱》，收印3300余方，极为丰富，是稀有善本。
3、瓷器方面
元明两代的制瓷业在宋代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也出现了专门的瓷器著作。
《陶纪略》，元代蒋祁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瓷器专著。
全文仅1080字，记载了景德镇制瓷的各个方面，如税收、产品销售、所烧瓷器式样、原料产地、各个工种及其技术。
是研究全国烧瓷中心——景德镇制瓷工艺的重要资料。
《菽园杂记》，明代嘉靖年间陆容著，记叙了龙泉瓷产地、釉料的来源与成分、拉坯、模印、施釉、装烧的过程以及品级的区分，是研究明代龙泉窑烧造工艺的重要参考资料。
4、金石方面
元明两代金石出土很少，尤其是青铜器。
文献记载，金人以铜器为不祥之物，往往毁坏之，明代也有如此情况。
宫廷中也曾将内库历朝铜器发于宝源局铸钱。
因此，当时人收藏金石者极少，金石著录也很少，基本上在宋人的基础上修修补补，无大的长进。
比较重要的是色目人葛罗禄廼（nai）贤所著的《河朔访古记》。
作者是元代汉化西域人，他突破了宋代以来金石学家专门考订铭刻文字的学风，注重遗迹的实地调查。
自浙江游历大江南北，考察古迹，搜访地志。
本书共十卷，特别是金石遗文较为详备，把历史、地理与考古结合在一起。
原书已佚，今本由《永乐大典》辑出。
5、综合性著作
《格古要论》，曹昭著，明代洪武年间成书。
三卷，上卷为古铜器、古画、古墨迹、古碑法帖；中卷为古琴、砚、珍奇、金铁；下卷为古窑器、漆器、异木、异石等。
是现存最早的综合性文物鉴定专著，尤其对瓷器、漆器有重要论述。
明代中叶，王佐增补十三卷，易名《新增格古要论》，所论所考几乎遍及文物学的所有门类。
总之，元明两代文物学比之宋代，无论从社会崇尚、著作数量与质量方面都要逊色。
但书画、印章、瓷器方面发展较快，这为清代文物学的复兴铺平了道路。
三、元明文物学的特点与影响
1、特点
总的特点是：
文物学的总体研究规模有所缩小，研究水平有所下降。
但个别门类发展较快，处于兴盛阶段。
具体特点如下：
（1）对古代书画研究与著录的兴盛是元明时期文物学的显著特点之一。
在书画研究方面，既有通史性的绘画著作，又有区域性的和品评性的绘画著作，而且已经涉及到了文物保护方面的研究领域，出现了关于书画装裱保护的专著。
（2）首次出现了有关瓷器研究的专著。
关于瓷器研究的著作最早出现在唐代，即陆羽的《茶经》。
但这是一部关于饮茶的专著，瓷器只是作为茶具被加以评论，所占的比例极少。
从元代开始，中国古代制瓷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景德镇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瓷器品种从以单一的釉色为主发展到以彩绘瓷为主；胎体组成由单一配方发展到二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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