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批判认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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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批判认识
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批判认识
——读书读报笔记讲章八通
金德万（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一、当代中国思想意识存在的条件
思想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思想意识本质上是人的思维活动，必须将其看作为现实的、感性的人的对象性活动，当作人的实践来理解。
在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引起历史上不同所有制形式的更替，成为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对这些矛盾和冲突表现为观念意识之争、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就更不能“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从其“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而“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
考察思想意识应该从社会实践出发，社会实践乃是社会生活本质的反映。
从实践出发，坚持历史性原则，考察社会生活、考察思想意识的倾向和作用，才能真切地理解社会生活，理解思想意识，理解思想意识中“神秘的东西”引发人们的迷惑。
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历史起点是从现代化、现代性发端的，历史的考察和理论的批判不能脱离当代中国思想意识的世界历史存在条件。
现代化乃是世界历史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过程，包括社会生活中经济、政治、文化诸多方面。
在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上，现代化表明是对一切前现代的革命，包括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前现代的一切既为现代性革命构建了颠覆与剥离的对象，也为现代化提供了发展的条件。
那么，这样一种颠覆性革命和持续性发展并存的社会生活历史过程究竟能从现代化革命以来世界各民族国家社会生活的演化过程中汲取什么样的、多大程度的依据，从历时性视角来看其形式与内容的衍化、衍变，从地域性视角来看其形式与内容上体现的特殊性，这些究竟是怎样丰富现代化历史经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问题。
社会生活的生存和发展过程是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统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应该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和方法。
对于仍然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来说，以正确的态度来促进自身的现代化，来应对经济全球化，就应该充分理解各种文明方式、各种现代化发展模式是可以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共同发展的。
邓小平以他威重博赡的理论勇气和统揽全局的魄力所体现的政治智慧，用改革开放的策略和发展战略布局引领中国走出闭关自守的状态，开启并拓宽了世界历史前行的坦途，使社会主义经受曲折的磨难仍旧前途光明的命运在中国大地上出现转机，重新焕发出巨大的生机和活力。
实践证明，中国自1978年以来成功地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有效地利用外资弥补自身发展资本的不足，利用外部市场缓解就业压力，利用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机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三十年来，中国制造业已全部对外开放；在世贸组织分类的160个服务贸易部门中，中国已开放100多个，开放比例接近发达国家；银行、保险、证券、分销等领域的开放步伐正按预定的时间表顺利推进。
对外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
中国辽阔广袤的土地上，各地的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差异，使得中国更容易适应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趋势，在全球各个产业链中寻求自己合适的位置。
中国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有影响力、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但还不是经济强国。
因此，注重从双边、多边层面创造一个更加自由、开放、稳定的全球贸易经济环境，才能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目前，经济全球化以及信息技术发展快速推进，经济结构战略调整在全球范围展开，跨国公司正逐步向全球化公司转变。
形势要求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优化进出口结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引进外资质量，更多地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引导跨国公司把高端创造和研发环节转移到中国，引导和规定企业对外投资合作。
与此同时，应正视和研究对外开放进程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着眼于维护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建立健全对外开放的风险防范机制；着眼于推进自主创新，不断完善对外开放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着眼于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科学确定对外开放的战略策略和方法步骤。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告诉我们，物质财富的增益、生产力的增进、交往关系的增扩，这些存在的发展其自身并不能构成自身的目的，都是以更为崇高的目的为目的的；这些经验性存在、物质性存在，即使其现实性品格再充分、其基础性功能再重要，也不能改变自身并不包含着自己的内在目的，而这个目的只能由那个提供更崇高、更根本的目的的存在的自身性相关。
人自身就是目的，如何规定和设想人的存在乃成为更其根本的问题。
中国的发展丰富了现代化历史发展经验。
发展问题成为当代全人类关注的焦点，其根本的缘因在于，现实的人的发展是发展的主体的发展问题，承认世上万事万物都是变化发展的，就应该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问题是发展的核心问题。
发展问题还有一个合目的合规律的发展问题，那就是怎样推进人类社会朝向理想目标发展的问题。
这就是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
因此，发展的中心问题必然是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它是历史的、具体的，关系到世界的全局、人类的全局，是一个全局性的战略问题，同时它又是现实的、实际的，关系到自然世界、社会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具有根本性、综合性和系统性的理论问题。
发展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现代化的中心问题。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
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的这样一种社会文明发展的图景，在今天是被称之为现代性的全球化。
一百五十多年的岁月过去了，当时的现代与当下的现代已然有了相当大的差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正体现在，除了批判和超越现代性，同时也生产现代性。
工业生产的不断变革，资本的全球性征服，使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
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受到了质疑，一切秩序在还没有形成时就瓦解了。
这样看待世界能否说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态度呢？
后现代主义乃主张解构一切秩序。
恐怕并不是那么简单。
尽管现代人拥有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但仍受到缩短全球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竞争为中心的工作时间的制约。
这一格局规定着自由时间与文化的现代化困境。
当年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自由时间观时已揭示了上述困境。
马克思力图使自由时间超越剩余劳动时间的地位而独立为自由的、人性的现代培植基础性的成长条件。
马克思所展望的以科学、艺术为典范的自由时间活动形态仍然是批判现代商业消费文化的尺度。
但是，这一典范形态如何返回工作时间并转化为以交换价值及利润为目标的现代工作性质，却是今天与未来更为重大的难题。
对于现代性的全球化问题，马克思早就作出了理论阐述。
一个半世纪以来现代性文化的双重效应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持有的文化态度。
以对现代生产力的推进而言，现代性社会文明的积极意义必须肯定；以当下人与世界愈益走向非理性主义的、无节制的、非平衡的发展道路而言，现代性文化的消极影响亦无可回避。
在对待全球化的问题上，一方面要警惕打着全球化旗号而实行经济沙文主义、政治霸权主义、文化强权主义的人；另一方面也要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开放的态度欢迎合作，促进作为全球社会文明共享的真正全球化。
现代性并不仅是建构性的，它也有破坏性。
历史乃断代连接起来的，现代性既有断代的成分在里面，它更是流动的。
关注现代性的流动乃是建构新的现代化、创造新的现代性的关键。
表现为由资本的逻辑所驱动的现代性发展是当今世界社会文明最具主导性的发展模式。
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将人类的占有欲望和表现欲望无限制地激发出来，使人们把财富和幸福视为等值函数，不计后果地利用科学和技术，从而将人类的生活世界完全建构在技术的机械性框架之上，并且以人类在大千世界自认的身份和自选的模式与自然相抗衡，最终导致人类生活世界的普遍对立、危机四伏。
现代性思维方式将世界视为松散的“物质堆集”，采用分析的而不是综合的方法来考察对象和客观世界，世界尽其可能地被还原为一组基本粒子，彼此之间的联系乃是外在的，产生的只是机械的相互运动，部分于是决定整体。
现代性思维方式强调确定性知识，主张用因果决定论的方式去还原确定性的知识。
在这种思维方式的统摄之下，外在世界被看作为异质于己的自在之物世界，观察事物，看待这个世界，亦即“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
现代性文化所张扬的重契约轻习俗、重理性轻感觉、重效果轻经验、重事实轻意义、重价值轻实践等等理念，乃是现代性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
现代性由这样的发展模式和思维方式所体现自必然引发包括生态、社会和精神在内的危机，而这似乎成为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一种宿命，要摆脱这种危机，就要消除对现代性发展模式的迷恋，不再依依不舍，不再欲罢不能，不再缱绻缠绵，解构和超越资本的逻辑，提升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人本意义，以增进人的自由为终极目标，以营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身与人心的和谐为旨归的新的人类生存方式和新的理想追求，成为人类所担承的使命。
中国进向现代化道路的本质，与欧洲各国、美国甚至日本并不相同，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独具特色在于：
中国是在与西方列强，西方各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以资本逻辑推进全球化的碰撞、斗争、反欺压、反侵略、反吞并的血与火的历史洗礼中开启现代化道路，开启现代性国家建设的。
一百五十多年来，中国所面临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西方十七至十九世纪各民族国家曾经经历和体验过了的问题，对这些国家而言，这些问题在其直接面对以及随之渐次的不断解决中再已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或者说问题本身已然发生重大变化，对中国而言，却仍然必须重视这个二百年前乃至更为久远的问题，并将其视之为并未曾获得彻底解决而且常出常新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同时，时代和语境的变化也不断充实着中国特色在特殊性上的份量，那就是中国现实亟待解决那些西方国家二百年前的旧问题的同时，却必须应对新的国际环境和世界经济的现实状况，那就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真正现代化的、当代的世界历史的环境和条件。
就政治建设来说，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目标，是要建设一个充分自由、民主，体现宪法政治的法治的现代国家，现代化的民族国家，“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这是西方各发达国家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才完成的，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生和发展全过程的；“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
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另一方面，中国为之不懈奋斗的现代化目标，这个业已具有经验性样版的目标本身，却早已超越于经验发生了变化，那就是二战以后，西方世界的现代政治社会状况逐渐出现了不同于以往民族国家概念的去国家化、非民族主体国家化的趋势，那种充分自由、民主，体现宪法政治的现代性国家、民族国家自身具有的重大弊病如同其赖以为制度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弊端以及由这样的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环境国际经济政治社会秩序的不合理、不公正弊端日益凸显，几至难以避其害，无可逭避的灾难，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现代化建设遭逢现代世界政治的阻击，不但面临着历史环境条件新的挑战，而且遭遇目标缺失的危险，需要重新开拓新的发展途径，树立新的发展标帜。
在这样一种带根本性的转变中，正在谋求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中国人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会更加复杂、更为艰巨。
西方世界历时态存在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问题，以共时态存在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和文明发展的过程中，而且这三种社会状态在中国引发的问题全都集中地体现于同一个空间地域条件下，并不仅仅是时间维度上的。
因此，当务之急，或者说既重要又关键的乃是把世界历史意义上的问题和道理扬弃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
这种扬弃的过程必然反映出激烈的思想斗争，而不会仅仅是直接的陈述、对立的抗辩，必然是冲撞性的、针锋相对的、十分激烈急剧的观念交锋。
思想斗争、观念交锋所处的历史环境表现为文化生活的状态。
呈现这一状态的乃是传统民族文化和现实文化建设。
其实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族文化，就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展现出的处世态度和精神面貌上，就在举手投足间流露的智慧和涵养上。
在今天，多种文化的交往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那么，现实文化建设自必然包容和涵摄传统民族文化和异域外来文化。
中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在这样的经济社会变革变化条件下，人们原有的利益归属、价值判断和情感亲疏无不受到强烈的冲击与震撼。
马克思、恩格斯描述资本逻辑的世界历史时说，“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
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今天，这种冷静的眼光所带来的是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的显著增强，价值取向、价值标准、价值判断呈现多样化趋势。
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
自由资本主义的核心理论观点，经济人假设、追逐私利的人性论原则、私有制永恒论、市场原教旨主义、政府职能最小化及至充任“守夜人”的理论等等，披上时髦的外衣在中国经济界、理论界广泛传播，对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施加强力的影响，甚至某种程度上造成改革的局部扭曲，引起人民群众的非议与怨言。
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导致社会文化城乡双向自由流动机制的崩溃，乡村社会几乎与外部切断了知识、道德，甚至人伦的所有联系，而不得不在自身粗陋的观念、物化的价值中自我循环，这样的现代化加速了乡村文明的荒漠化。
一旦人们获得发财的自由，人性之恶乃不可遏制地释放出来。
要想找出一种力量来制衡这种文化荒漠化形成世俗权力无边无际的恶，唯有先进文化的自觉意识和文明道德的力量。
要在这种多样性、多元化中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建构民族共同的思想文化基础，乃是文化现实形态赋予文化建设相当迫切的使命，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因而成为当务之亟。
随着全球性物质经济向非物质经济的整体性战略转型，文化在整个非物质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战略地位愈益重要。
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提出，不仅揭示了文化在当今人类社会发展中地位的重要，而且也标志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对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全部重要性。
特别是由于核心价值观的冲突和较量正在更加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文明的进程和走向，世界正在走向以核心价值观竞争为基本内容的国家文化战略竞争时代。
中国要在这场战略竞争中赢得战略比较优势，势必加强有中国特色的、从文化原产地、思想发生地为显著标志的文化建设，在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性转变的同时，实现文化发展方式的战略性转变。
文化财富的极大丰富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标志，而这种文化财富的极大丰富只有在中国本土文化、原发思想、原生文化产品的极大丰富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过程中，只有紧紧抓住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思想基础，将其贯穿到认识和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去，贯穿到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的关系中去，贯穿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中去，贯穿到民族文化心理的自觉发展和民族文化生活的整体氛围中去。
文化自觉乃是文化建设和文化创新的前提和基础。
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要最大限度地解放社会文化生产力，使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得到充分的释放，文化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使中国新文化更加多姿多彩，更具有吸引力、感染力和凝聚力，因而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
无疑，在这样一场伟大的新文化运动中，在这样经济社会转型变革的社会思想文化状态中，黄钟大吕之声与噪音、杂音相伴、清浊激荡、良莠并存同样是势在必然，并不奇怪。
民主社会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这两种思想倾向就是接引外援和古调重弹的典型，民主社会主义认为要重新估价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重新估价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优势最根本的不在实践而在其价值意义。
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观念上与民主社会主义是合拍的，举和谐社会之旗也就是举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和谐所包容的正义、平等、公平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异于民主社会主义；文化民族主义认为民族文化复兴就是儒学儒教复兴，文化民族主义实际上想要取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提出“在上层，儒化共产党；在基层，儒化社会”的要求，关键是要把共产党变成一个“儒士共同体，立儒教为国教，把中国变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儒家社会主义国家”。
他们否定近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成就，认为社会主义是西方的，救不了中国，中国的道路只有“复古更化”一条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6.25”重要讲话中鲜明地昭示了旗帜和道路问题。
旗帜，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道路，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历史的、具体的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面理论和实践的旗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旗帜，是深具中国特色、中国经验、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旗帜。
改革开放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坚持把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任何时候决不动摇。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黄钟大吕之声，噪音、杂音是干扰不了的。
从社会实践出发，深刻领会社会生活本质体现的共同思想基础，才能批判理解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神秘的东西”。
二、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倾向
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西方的社会思潮，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全过程，经常地影响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时或掀起较具规模的轰动效应。
追溯这一思潮的源流，我们或许可以认识更加深切。
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世界性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的思想体系，是由社会党国际在195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所发表的《法兰克福声明》中把“社会民主主义”一词颠倒两个界定词而成。
社会民主主义最初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
无庸讳言，巴黎公社以后，许多社会民主党人都信奉过马克思主义。
但在恩格斯逝世以后，在1896年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特别在伯恩斯坦主义出现和流行以后，社会民主主义又成为社会改良主义，不再以信奉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旨归。
曾任瑞典首相的社会民主党领袖汉森提出“人民之家”的政治计划，他认为通过普遍的福利可以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手段是运用国家力量实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他提出的“人民之家”强调国家政治推行“平等、福利、合作”。
在他看来，社会主义首先是国家与社会旨在为人民创造良好社会条件的努力，使劳动者在经济上免于压力，而其最终目标是政治上的平等、互助与民主，而且，实现这一目标并不一定要通过剥夺资产阶级这种革命手段，因为在一个平等、民主的社会中，经济寡头的统治必然失败。
民主社会主义在概念上就是由这种作为社会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颠倒形容词而构成。
社会党国际之所以要把社会民主主义颠倒成民主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民主观发生了变化：
社会民主党在二战前把资产阶级民主当作争取和达到社会主义目标的唯一方法、手段、道路，二战后转变为把资产阶级民主当作社会主义的组成要素和根本特征，当作社会主义目标本身。
这一变化又进而引发另一重大变化，社会民主党人同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在二战前是实现同一个目标的两条不同道路的分歧，二战后则发展为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目标之间的分歧。
时值当今，民主社会主义不仅作为一种理论形态，而且社会民主党在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和参政中将之付诸实践，成为重要的执政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对国际政治、经济大格局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同样以瑞典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典例，一位曾担任某著名大学副校长的教授公开发表了题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文章。
文章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剩下三种制度在相互竞争，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一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再一种就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
制度竞争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赢得了胜利。
它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
特别是进入20世纪末，社会民主党人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执政，先期是在欧盟15个国家中，英、法、德、意等13个国家系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
更让世人为之瞩目的是，2003年4月，又有捷克、爱沙尼亚、立陶宛、匈牙利等十个新成员国加盟其中，使得过去东西欧一度分裂对立的局面彻底终结，一个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新欧洲粉墨登场，不能不把世人的眼球吸引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上来。
这位教授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最大的成就，在于它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
民主社会主义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
这些成就并不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而是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上，因而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这位教授看来，人类先进优越的制度其实并不仅仅只有某一种，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同样是先进优越的制度，它把社会基尼系数降到当今世界实行其他任何制度的国家之下，它使得权力腐败真正成为“过街老鼠”难以藏身，它使得人民的民主权利得以充分实现，它使得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达到极高的水准，等等。
一句话，它一样能够而且已经真正把芸芸众生、平民百姓度入幸福和谐的社会主义天堂。
他还宣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政策”“都属于民主社会主义”。
他还说，江泽民和胡锦涛迈出了新的步伐：
“标志着中国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们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有着本质性的差异。
理论思想和观念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
1、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上，科学社会主义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民主社会主义则主张世界观中立、思想多元化。
2、在对待社会主义上，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将社会主义价值观应用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并不断发挥其优越性，才能最终实现人民的幸福、解放、民主和自由。
与此同时，科学社会主义也不排斥吸纳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民主社会主义从最初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目标，逐步变化为仅仅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否认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
3、在对待资本主义上，科学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依据，同时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固有矛盾，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民主社会主义则主张以在经济领域实行民主监督来取代消灭私有制，以实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来缓和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并以充当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作为自己的功能和使命，也就是救治资本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毫无疑问推动了社会生活进一步民主化、人道化，在国际上维护和平、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也毫无疑问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种推动、这种作用仍然没有超越于资本主义实际发展的框架，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制度，因而不可能真正引导人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正在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国家来说，民主社会主义曾经极大地促使了苏东剧变，舍此恐怕很难发挥其他作用，更遑论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了。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属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历史说成是在中国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这些想法，这样进行的思想归类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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