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魏晋南北朝思想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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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魏晋南北朝思想史
中国魏晋南北朝思想史
一、魏晋南北朝思想概述
魏晋南北朝，上承两汉，下接隋唐，时间跨度近四百年（公元220—589
年）。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普遍认为它是充满战争和灾难的时代，
是一个大分裂、大倒退的历史时期。
这种似是而非的看法长期禁锢着人们的
头脑，有必要廓清和纠正。
毋容置疑，在这一历史时期：
魏、蜀、吴三国鼎
立、匈奴、羯、氐、鲜卑、羌“五胡乱华”；晋分西东。
接着是南北对峙；
南朝历经宋、齐、梁、陈四代，北朝有过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
朝。
在民族关系上，北方边境各少数民族在东汉末年豪强军阀连年内战的时
机，主动或被迫内迁，与当地原来的汉族人民错杂而居；南方依溪傍涧的少
数民族，也在威胁与利诱下纷纷出山。
这种三国鼎立、南北朝对峙以及民族
大迁移，是和平与一统的对立物，也是社会动乱不安的表现形式。
但是，从
更高的理论层次去看，在分裂中有竞争，在迁徙中有融合，在破坏中有建设，
在黑暗中有光明，却又是事物发展运动的最基本原理。
从中华民族整体的视
野而言，我们不能因循过去的历史偏见，把北方少数民族的迁入中原视为“五
胡乱华”，称十六国为“僭伪诸国”；也不能回避赞扬分裂的嫌疑，把“统
一”和“分裂”这两个概念绝对化，片面强调统一的积极意义，从而抹煞分
裂对抗后达到新的统一的客观效用。
从实际情况看，魏晋南北朝也并不像旧史学家们所说那样是黑暗和倒退
的中衰阶段，而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历史时期。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魏晋南北
朝经历的是一段急流险滩和峰回水转的航程，仿佛万里长江中的三峡，乱石
穿云，惊涛拍岸，猿声哀啼，催人泪下。
那险象环生的峭壁悬崖，那一泻千
里的激浪狂澜，给勇敢者以选择，给智慧者以力量。
就宏观而言，它给秦汉
时期的中国文明带来了新的活力，又为隋唐时代的中国文明作了新的准备。
对于这样一个颇有特色的历史时代，我们怎能以“黑暗”、“倒退”等一言
以蔽之呢！
那么，若与秦汉和隋唐历史时期相比，魏晋南北朝又有什么特点呢？
其一，朝代更迭频繁和新经济区得到开发
毋容置疑，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朝代变更最为频繁的时代，但其变
更方式大都比较温和，如曹丕代汉建魏，司马炎代魏建晋，刘裕代晋建宋，
萧道成代宋建齐，萧衍代齐建梁，都是以“禅让”方式取得的。
北齐取代东
魏、北周取代西魏的情况也莫不如此。
另外，在魏、蜀、吴三国鼎立期间，
战争固然不少，但各国统治者主要致力于内部建设。
特别是三国鼎立之初更
是如此。
如曹操在许都屯田，每年可得谷百万斛，接着在各州郡列置屯田之
官，大规模地推广军屯和民屯，每年收获的谷物增加到数千万斛之多。
据《三
国志·任峻传》说：
“数年中，所屯积谷，仓廪皆满。
”又见同书《国渊传》
说：
“五年中仓廪丰实，百姓竞劝乐业。
”这些记载表明，中原地区的经济
正在得到恢复和发展。
在蜀汉政权内部，诸葛亮对于经济建设也是不遗余力。
他曾征调兵丁1200人修护都江堰，并称为“都安堰”，使这个土地肥美的成
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
”①在汉中地区，诸
葛亮也设置屯田之官，开展屯田事务。
在发展织锦业方面，蜀汉政权取得了
更大的成就，蜀锦远销中原北国的曹魏，以及江东地区的孙吴，直到蜀汉垂
①《水经·江水注》。
亡之际，府库中仍存“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②。
在江东地区，孙权在整顿军
备的同时，也进行军屯和民屯，设置典农校尉和典农都尉。
对于水利事业，
孙吴政权筑东兴堤，修东渠和开凿破岗渎，不但保证了都城建业（今江苏南
京市）附近的农业生产，同时也使江南运河水系的雏形初具规模。
人们普遍以为，十六国时期是经济严重破坏、社会极端紊乱的苦难年代。
诚然，在西晋后期“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日子里，中原地区确乎遭
到了浩劫。
但是，如果我们放开视野并作深入考察，就不难发现各少数民族
统治者，诸如石勒、慕容廆、苻坚、李雄、慕容德、沮渠蒙逊等人，在恢复
发展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六国时期，
中国北方也出现过两次短期统一和两个值得称道的经济开发区。
在后赵石勒
执政时，他在张宾等汉族士人辅佐下，统一了除辽西前燕、凉州前凉以外的
整个北方，又依汉魏之制发展经济和文教事业。
在前秦苻坚执政时，他在汉
人王猛等人辅佐下，建立起一个“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
漠”的一统政权。
宰相王猛不仅“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
而且“劝课农桑，教以廉耻”，终于出现了“兵强国富，垂及升平”的景象③。
其中工商业的发展更快。
如《晋书·苻坚载记》说：
当时“关陇清晏，百姓
丰乐，自长安至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
给于途，工商贸易于道。
”这些记述难免有溢美夸大的地方，但社会比较安
定，生产得以恢复发展情况仍然可见一斑。
所谓两个经济开发区，一指辽西地区，一指凉州地区。
在两汉以前，辽
西地区虽然生活着一些少数民族的游牧部落，但生产力低下，仍然是一片尚
待开发的处女地。
西晋后期，鲜卑族酋长慕容廆率领族人徙居大棘城（今辽
宁义县西南）。
西晋永嘉丧乱期间，由于洛阳、长安相继被匈奴族刘曜攻占，
中州士除十有六七避乱江左以外，其余大部分则徙向辽西地区。
世家大族如
河东裴嶷、裴开，右北平阳耽、阳裕，渤海封抽、封裕，鲁国孔纂，平原宋
该以及安定皇甫真等人，都纷纷举族迁移至辽西。
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
具和生产技术，对于开发新的农业耕地和提高农业品种数量与质量方面，都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至慕容廆、慕容皝相继执政期间，中原地区的流民又一
批一批地涌进辽西地区，出现了“流人之多旧土十倍有余”的局面。
慕容皝、
慕容、慕容祖孙三代，以“崇奉晋室”为号召，成立侨郡、侨县，开放牧
场、苑囿，允许流民垦荒耕种。
他们又重用汉族士人，参照魏晋政府的屯田、
占田制度，订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征收赋税之法，使鲜卑族人和汉族流民得
以安居乐业。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慕容皝、慕容除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以外，
还在军事上不断扩充实力，败段氏、破高丽，却前秦，灭冉魏，使辽西地区
的经济文化走上了新的台阶，成为令人瞩目的经济开发区。
凉州地区的面貌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在两汉时期，除河西
走廓有一些农业生产以外，其他地区还是十分荒凉。
如《汉书·地理志》说：
“自武威以西，地广民稀”，充其量只是养羊放马的游牧区。
魏晋之际，先
是敦煌太守皇甫隆教习当地人民制作耧犁和改进生产技术，后有镇西将军邓
艾招引数万鲜卑族人移居河西走廓，使这一地区逐渐繁荣起来。
西晋后期，
张轨出任凉州刺史。
他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又下令铸造五铢钱，
②《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刘禅传》。
③《晋书》卷一百十四《王猛传》。
改变过去以物易物的落后状况。
当匈奴贵族刘曜攻破洛阳、长安前后，张轨
及其长子张实又积极安排逃来凉州的难民，别置郡县，兴建学校，选拔人才，
使凉州地区的面貌大为改观。
此后三、四十年间，继为前凉国主的张茂、张
骏和张重华等人，经济上因地制宜，农业、畜牧业同时并举，又积极发展与
西域诸城邦的商务贸易，并在吐鲁番建置高昌郡，还打退了后赵石虎的多次
进攻，保障了各族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使凉州成为新的经济文化开发区。
南北朝时期，南朝虽然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与北朝也曾多次发生
军事冲突，但战争主要在交界处进行。
另外，南北军事虽然对峙，但经济文
化交流还是通畅的，双方互派使者访问竟达10余次之多，民间来往更是从未
中断。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北朝还是南朝的封建统治者，都以代表“中国”
自居，以一统全国为己任，从而蕴藏着一种通过竞争以求发展的积极因素，
有利于促进南北朝地区经济的发展。
如果说，中国经济重心在两汉三国以前一直在中原地区，那么在两晋南
北朝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已明显地开始南移。
西晋“永嘉之乱”以后，中原
世家大族避乱江左者十之六七。
此后100多年间，中原地区人民又曾多次大
规模地移往荆、扬、梁、益诸州。
在南北人民的通力合作下，长江以南的广
大地区得到了充分的开发，那里土地肥沃，河汊纵横，农作物可以一年两熟
或三熟。
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对于经济的迅速发展极为有利。
据《陈
书·宣帝纪》载：
当时江南已经是“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
如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也是当时全国范围最广、经济最发
达的新开发区。
这种情况发展到唐朝，全国财富以扬州为第一，益州为第二，
我国的经济重心进一步向南方转移。
其二，民族大迁移与民族大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又一个特点，是这一期间出现了一次又一次民族大迁
移的浪潮，加速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大大地增强了以汉族为主
干的中华民族的活力。
早在两汉时期，经过从夏至秦约1800年的酝酿，一个
以华族——汉族为主干的多民族国家在初步形成。
东汉末年豪强军阀的连年
混战，以及魏晋期间的多次内乱，为北方边境各少数民族内迁提供了机会。
按《晋书·文帝纪》载，当时匈奴、羯、氏、鲜卑、羌等各少数民族内迁的
人口数字是8．70万余口。
这个数字可能过于夸大，但它反映出内迁人数一定
不会太少。
若是按晋惠帝时太子洗马江统著《徙戎论》的估计：
内迁各族人
口与关中汉人的比例是：
“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
”①
这些内迁后的各少数民族，分布地区十分散漫，往往成为犬牙交错的状态：
同一个地区常常居住着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同一个少数民族却又交错居
住在好几个不同的地区，而这些地区，原来又都是汉族人民劳动生息的场所。
这样，它在客观上为民族融合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北方各少数民族统治者纷纷建立地区政权的十六国时期，民族融合的
步伐进一步加快了。
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加强对汉族和其他各
族人民的控制，必须得到汉族世家豪强的支持和合作，并参酌采用魏晋时期
的制度和政策。
如羯人石勒礼请张宾，氏人苻坚重用王猛，羌人姚兴擢拔尹
纬，便是少数民族统治者拉拢和优待汉族士人的突出范例。
另外，包括汉族
在内的各族人民，在辗转流离迁徙的过程中，在长期共同生产劳动的岁月里，
①《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
也逐渐消除各民族间的隔阂、歧视和偏见，联姻通婚，相互支持，从而开始
了各民族之间的初步融合。
在先进的汉文化影响下，各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过
程和民族融合的步伐变得越来越有利。
因此，到了北朝时期，特别是北魏孝
文帝改革的日子里，更是大力推行汉化。
他以正统继承华夏文化的姿态出现，
积极改变鲜卑族的旧制习俗，除实行均田制、三长制、班禄制和依魏晋官制
改革政府组织以外，还涉及生活文化等各个领域。
如禁胡服，改汉服；禁鲜
卑语，改说汉话。
又如将北魏皇族九氏（姓），以及北魏初期所统的部落一
百十八氏（姓），一律改为汉姓，将拓跋氏改为元姓，丘穆陵氏改为穆姓，
步六孤氏改为陆姓，独孤氏改为刘姓等等。
孝文帝还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门
阀世家通婚，他自己就娶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家
女儿以充后宫，以陇西李冲的女儿为夫人，并为诸皇弟娶汉族大姓之女为妻。
这么一来，鲜卑族与其他各少数民族，同穿汉服，同说汉话，同姓汉姓，又
互通婚姻，久而久之，族别就再也难以辨认清楚。
于是，原来的匈奴、羯、
氏、鲜卑、羌等各少数民族的名称，便在以汉族为基础的民族大融合的熔炉
中逐渐消失，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
南方各少数民族的情形也大概如此。
当初，南方主要有越、蛮、傒、俚、
僚、爨等族，其中以越族、蛮族为最大。
孙吴政权建立以前，百越中的一支
“山越”仍散居于今安徽、浙江、福建、江西等地的深山峡谷之中，过着村
社生活。
吴主孙权为了补充兵源和劳动人手的不足，曾先后派出诸葛格、吕
范、太史慈、韩当、周泰、凌统等将领、诱逼他们出山，移居于平原或丘陵
地区，与汉族一块生活。
其时出山的山越，当不会少于二三十万，如诸葛恪
在今安徽宣城附近，一次就得到山越4万人之多。
这些出山的山越，或是选
入军队中荷戈作战，或是将他们编为屯民、屯田客，或是馈送给有军功的世
家豪强作为部曲、佃客。
由于长期与汉人杂居，大约到南朝末年已融合于汉
族之中。
蛮族的分布地区更为广泛，支族的名目也很多，如豫州蛮、荆州蛮、雍
州蛮、五溪蛮、莫徭蛮、建平蛮、天门蛮、临江蛮等。
三国孙吴时的黄盖，
西晋时的应詹，南朝刘宋时的沈庆之、刘道产等人，都曾对蛮族进行招抚出
山，与汉族人民错居杂处，或为将领之家直接役使的“营户”，或直接成为
国家的“编户”。
这些出山的蛮族，与汉族人民共同劳动，互为婚姻，年深
日久，民族间的隔阂和偏见越来越淡漠。
到南北朝后期和隋唐之际，蛮族人
民亦基本上融合于汉族之中。
生活于今江西南部、广东北部的傒族，生活于今两广、湘南山地的俚族，
以及广西、贵州一带山区的僚族，和云南东部的僚族等，人数虽然较少，生
活习俗也各自不同，但在政府的威逼引诱下，也逐渐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
与汉族人民杂居、通婚。
待至隋唐时期，史书上再也难于找到这些少数民族
的名称，看来亦已融合于汉族之中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占有突出
的地位。
各少数民族在先进的汉族文化影响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汉化和
封建化，这不仅有利于边远地区和落后地区的经济开发，同时也使汉族吸收
了不少新鲜血液，为中华民族撰写了新的历史篇章。
其三，世家大族的门阀政治
所谓门阀，即世代做大官的阀阅之家。
按旧时制度，这些显赫人家门前
均立有两根柱子，左边为“阀”，右边为“阅”，以表示家族的荣耀。
重视
门第阀阅的风气，大约兴起于东汉。
及至魏晋时期，随着九品中正选举之制
的实行，以及占田制、赐客制、荫客制和荫亲属制的规定，使那些“经明行
修”、累世为官的显贵之家，从法律形式上获得了政治、经济方面的特权，
形成了富于时代特色的门阀政治。
世家大族享有种种经济特权。
他们除了按官品依数占足土地额数、荫庇
亲属多至九族以外，还有荫庇衣食客、佃客和部曲等特殊权利。
实际情况尚
不止这些。
西晋后期“永嘉之乱”时纷纷过江的中原世家大族，如琅邪王氏、
陈郡谢氏、太原王氏、陈留阮氏、高平郗氏、太原孙氏、谯国戴氏、鲁国孔
氏等，很快在江东地区重建起一座座封建庄园。
《宋书·武帝纪》曾追述当
时情况说：
“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兼并，强弱相凌，百姓流离，
不得保其产业。
”如晋元帝司马睿为了感谢王导拥戴之功，“夺钟山农田八
十顷以赐王导”；王峤初到江左，晋元帝“给钱三十万，帛三百匹，米五十
万斛，亲兵二十人”，帮助他重建家园。
它如王敦“大起营业，侵人田宅”；
刁逵“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等等，都散见于《晋书》各传。
刘宋时期，
政府又优待世家大族，作出依官品占山的规定，使世家大族的经济实力又有
所发展，如沈庆之“家素丰厚，产业累万金，奴僮千人”；孔灵符“水陆地
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等等。
世家大族在政治上也享有种种特权。
举凡高门大姓的子弟，不论其才能
和品行如何，“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致公卿。
”以琅邪王氏的子孙为例：
东晋时王恭原为光禄大夫王蕴之子，定皇后之兄，“自负才地高华，恒有宰
辅之望”；刘宋时王僧达，其曾祖为东晋丞相王导，父为太保王弘，因而“一
二年间，便望宰相”；南齐时王骞，其曾祖为宋诗中王昙首，祖为吏部尚书
王僧绰，父为尚书右仆射卫俭，因而“尝从容谓诸子曰：
‘吾家本素族，自
可依流平进，不须苟求也’”。
当时的所有清要之职，如秘书郎、吏部郎、
尚书郎、散骑侍郎以及王国公府参佐等职，都为世家大族子弟所把持，且便
于升迁。
而出身于庶姓、寒门、贱门的子弟，即使才华过人，也只能充任州
郡僚佐、小吏或军府舍人等卑职。
这种强调门第不问才能的门阀之制，只能
导致朝政的腐败。
在世家大族集团内部，既有膏梁、华腴、甲姓、乙姓等的等级之分，又
有侨姓、吴姓、郡姓、虏姓等的地区之别。
侨姓指避乱江左的中原大族，吴
姓指土著江南大族，郡姓指滞留于山东、关中的世家大族，虏姓指各少数民
族中的大姓。
《新唐书·柳冲传》曾载及此事说：
“过江则为侨姓，王、谢、
袁、萧为大；东吴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崔、卢、
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都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
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
”其余各个名门望族，亦皆冠于“著
姓”、“右姓”、“华族”、“旧姓”、“疆宗”、“盛门”、“高门”等
不同称谓。
这些世家大族，为了维护既得的种种特殊权益，总是千方百计地
采取措施以保证门第的庄严性与血统的纯洁性。
其办法主要有四：
一是标榜
族姓的荣耀，二是罕与庶姓寒人交接，三是实行集团内婚，四是撰修谱牒以
防混杂。
在这些措施中，士庶不婚和集团内婚是为最关键的因素。
如据《文
选》卷四十《沈休文奏弹玉源书》载：
有富阳人满璋，出钱五万为子满鸾觅
婚。
时王源丧妇，乃将其女嫁于满氏，以余钱纳妾。
沈约为此奏议免去王源
之官。
又如据《南史·侯景传》，侯景为子“请婚于王、谢”。
梁武帝回答
说：
“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
”由于士庶之间不相通婚，
带来的只能是世家大族内部互为连姻。
如琅邪王氏，主要与陈郡谢氏通婚。
因为婚姻圈过分狭隘，又造成了不计行辈的婚媾情况，如谢尚女适王茂之，
茂之从子僧朗却娶谢裕女，低一辈；谢安女适王国宝，安孙璞娶国安姐妹，
高一辈，谢璞从女适王愔，则又低了一辈等等。
其他世家大族之间的婚姻，
也往往如此。
这种不正常的婚姻现象，其目的只是要维护世家大族的门阀政
治。
门阀政治对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不利的，但世家大族由于享有种种特
权，能够在比较优越的条件下从事各种文化事业，或书或画，或文或史，客
观上有利于文化科学的进步。
其四，思想文化事业的辉煌成就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不可忽视的历史时期。
人们有理由认
为，它是继春秋战国以后第二次“百家争鸣”时期。
实际上，这一时期思想
文化上的收获，远比春秋战国时期要深刻和丰富得多。
在思想意识方面，人
们对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之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并突破了两汉时
期定儒学于一尊的思想束缚。
当时，儒家的伦理济世之学，玄学家的宇宙本
源之学，印度佛教的思辨哲学，道教的养生之学，以及杨泉的物理论、裴頠
的崇有论、郭象的独化论、鲍敬言的无君论、范缜的神灭论和杨朱的人生哲
学等等学说，象长江后浪推前浪那样，错综复杂地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织成
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图。
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学说，经过冲突与较量，
改造与糅合，使得以儒学为主体、以佛教和道教为两翼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构
架初步形成了。
在这一历史时期里，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就是辉煌的：
今文经学受到了严
重的挑战，独尊儒术的局面已被打破；原始道教得到了改造，建立起比较系
统的神学理论和教仪、教规；外来的佛教受到了洗礼，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
色的宗教；作为魏晋思潮的玄学，也在宇宙本源和哲学思辨方面大大超越了
两汉哲学的藩篱。
范缜的无神论思想，更代表着我国封建社会唯物哲学的最
高峰。
以上是学术思想的基本轮廓。
至于文学、史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等方
面，这一时期的成就也是十分突出的：
“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
风骨”，以及田园诗、山水诗和讲究格律的“宫体”诗，为唐代律诗的繁荣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的理论，也是在这一时期才形
成的。
有关历史著述的各种体例，在这时已经具备。
至若艺术方面，敦煌莫
高窟、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莫不多开凿于这一时期，成为举世瞩
目的我国三大艺术宝库。
又如“书圣”王羲之，“画圣”顾恺之，以及祖冲
之、刘徽、裴秀、皇甫谧、葛洪、贾思勰、綦毋怀文、马钧等科学家，他们
所取得的丰硕成果，都在中国文化科技史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其中不少发
明创造，就是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因遥遥领先而独放异彩，成为我们中华民族
引以自豪的表征。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时期，它在中国全史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
的。
本书只涉及思想史方面的内容，其他另有专书论述。
二、魏晋思想的觉醒
[日期：
2006-04-29]来源：
作者：
[字体：
大中小]
（一）儒学陷入困境
自从汉武帝刘彻（前140—前87年在位）接受博士董仲舒的建议，颁令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了一门
官方政治哲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载体。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正统儒
学，尽管也有一些讲阴阳灾祥的迷信色彩，诸如“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以
及“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说，而儒学本身不重天命而重人事，强调立德立
功立言，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应该是没有错的。
但是，就董仲舒本人而言，他不是继承孔孟之学衣钵的“纯儒”，而是
一位兼采儒、法、道、阴阳诸家学说的“杂家”。
在他所著的《春秋繁露》
一书中，虽然也讲一些《春秋》的微言大义，但更多的是宣扬阴阳五行和五
德终始，以及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迷信之说。
究其目的，旨在于神化人君
汉武帝，把汉武帝说成是“受命于天”，从而建立起绝对的君权政治。
因此，
这种“霸、王道杂之”的董仲舒之学，与孔孟之学相去甚远，是属于汉家制
度的儒学。
董仲舒之学又被称为“今文经学”，这是由于他和门徒们所讲解的五经
之书，用通行的今文即隶书写成。
在讲解内容上，强调的是“天不变，道亦
不变”的“天人合一”唯心哲学，以及“五行”“三统”的循环终始之论。
这种宣传谶纬迷信的“今文经学”，很快遭到有识之士的反对，从而出现了
与之相抗的“古文经学”。
所谓“古文经学”，是指研究和讲解用古文即小
篆写就的五经之学，这些书籍是汉武帝时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故宅的夹壁中得
到的，估计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时由孔子的后代偷偷地保存下来的。
古文
经师们依据这些被发现的古籍，力求维护孔孟之学的朴素传统，“举大义”，
“不为章句”，训诂时简约明了，不故弄玄虚，不凭空臆造，尽量恢复孔孟
之学的本来面目。
另外，古文经师们鄙视今文经师们的神学谬说，对弟子们
主要进行六艺和历史教育，反对迷信。
这样，儒学虽然以“独尊”的姿态出
现，但由于逐渐形成了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两大派，从而损害了儒学本
身的“光辉”形象。
今文经学家们为了适应当朝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在讲解五经时不得不支
离蔓衍，东拉西扯，既烦琐而又穿凿附会。
结果呢？
往往经书上的几个字，
却要用上几千字甚至几万字去进行解释，造成了“博士买驴，书满三纸，未
有‘驴’字”的状况。
这种皓首穷经并无实用的“今文经学”，对于有比较
清醒头脑的士人来说，当然不会有多少吸引力。
不仅如此，“今文经学”虽然被捧为官方哲学，但它本身存在着致命的
弱点，它所宣扬的“受命于天”的天命论，以及黑、白、赤“三统”和金、
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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