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恐怖笼罩下的美国社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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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恐怖笼罩下的美国社会

犯罪恐怖笼罩下的美国社会

　　在整个美国，人们都在为犯罪暴力而担忧发愁。

根据民意测验，在大城市中，一般地说，每两个美国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是害怕在夜间单独外出的。

对犯罪的恐惧，在黑人中比在白人中；在妇女中比在男子中是更加紧张些，而老年人则是最为害怕的。

他们在多道门锁的后面还要设置路障，常常宁肯挨饿也不愿徒步往返市场，冒险去买食物。

　　这些恐惧情绪是产生于一种严酷的现实：

自从六十年代初期以来，美国就处在惊人的犯罪浪潮支配之中。

根据联邦调查局的“U”字犯罪报告，在一九六○年至一九七六年间多数暴力犯罪，诸如杀人、强奸、抢劫，甚或更加严重的暴力袭击等，使人们蒙受其害的可能性，几乎增加了三倍；严重的财产犯罪，诸如盗窃、扒兜，或者遭受汽车被盗之害的可能性，也同样大大的增多了。

犯罪浪潮已经达到了顶点——七十年代中期以来，犯罪率已经处在相对稳定状态——但是暴力犯罪仍然保持在惊人的高水平上，如果这种犯罪率继续保持下去的话，那么，在今年一年中，每一百名美国人中至少就有三个人将成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而且在每十户居民中将有一户被盗窃。

　　在某些方面，尽管说犯罪本身的性质没有改变，但犯罪的情节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比如说杀人罪，通常被认为主要是一种情感性犯罪——一种在夫妻、情人、邻居，或者其他亲属和朋友之间的情感矛盾而引起的犯罪。

尽管事实上绝大多数杀人罪，虽然依旧是围绕着相互了解的受害者和犯罪人，但是自从六十年代初期以来，谋杀罪为陌生人所犯者已经几乎增加到为亲戚、朋友和一般熟人间杀害案的两倍。

在芝加哥，对此所作的详细统计数字是可信的：

被认为传统的情感犯罪数目在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三年之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一，与此同时，陌生人凶杀罪——犯罪学家称之谓“陌生杀人者”——此情感杀人罪竟多达三倍。

　　强奸罪也正处在类此趋向的变化中。

一九七五年整个强奸罪的受害者有三分之二是蒙受陌生人的玷污。

自从六十年代中期以来，在业经报导的强奸罪案数目中遭受这种袭击的，事实上其总数已经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四十。

　　另一方面，抢劫罪——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夺取他人金钱或财物——已经变成一种主要是由陌生人实施的犯罪。

自从六十年代初期以来，被盗窃的机会已经增加了三倍多，大大超过了立了案的其他任何主要犯罪。

抢劫罪大多是暴力犯，它与通常形式的比例是：

现今抢劫罪的受害者是三与一之此，同一九六七年的五与一之此，大为提高了。

六十年代初期以来的情况表明，抢劫致死人命案已经增加了四到五倍，据计算陌生人杀人犯的增长有一半。

　　在“马路犯罪”中，扰乱社会治安最严重的方面，是许多青年犯罪人中的部分人转向既不道德又使用暴力。

一位律师谈到从六十年代晚期到七十年代初期，出现了“可怕的年轻一代”。

在她开始从事律师业务时就曾告诉我，许多少年儿童和青年已经变成抢劫罪犯，最糟糕的是他们蓄意冲撞行人或者零售商店的主人，抢劫财物；成为一代无理智、无感情的嗜杀成性的残害和杀伤他人的犯罪分子。

　　长时间以来，犯罪学家中总有一些人试图卑视谈论“马路犯罪”的增长，指出“U”字犯罪报告只证明了它是每年实施许多犯罪中的一种粗野方法。

但是犯罪增长的幅度简直太大了，而且也太接近人们的日常经历，作为一种统计错觉而被遗忘不予注意。

一度犯罪泛滥的国家，诸如英国、瑞典、联邦德国、荷兰和法国，还有更加骚乱不安的国家，诸如意大利，现正被一种流行性的凶杀、绑架、抢劫和其他形式的犯罪与暴力祸害着——所有这些犯罪的意图和结果，其中都有些政治教唆在里边。

无论那里都一样——事实上在除了日本之外的所有自由国家——人们都在为“马路犯罪”而担忧。

正如剑桥大学校长利昂拉德津脑怀斯先生在其《犯罪学原理》一书中所写那样：

“没有民族特征，没有政治统治，没有法律、政治、司法、刑罚、审判甚或恐怖制度能使一个国家免除犯罪”。

　　任何民族特点，也不能使一个国家免除犯罪结果的危害。

犯罪暴力正在败坏着美国城市和郊区的生活特性，除去造成了相当数量的人身损伤和财物损失外，犯罪的恐怖情绪还正在破坏着都市和郊区人们赖以生活的亲属关系网。

对于犯罪的愤怒又在腐蚀着美国人的政治素质。

事实证明，一九七七年纽约城市长选举中进行激烈辩论的问题就是关于死刑。

在暴力笼罩下的任何社会里，有一种人们对安全和秩序的渴望可能会压倒其他一切思考的危险。

　　人们为什么都是那样担心害怕呢？

答案不能造成只是由于暴力犯罪数量多的错误理解；从关于保险统计员的观点看来，“街头犯罪”是一批比之乘汽车，在住宅周围工作，去游泳或者其他许多没有明显担心又能吸引美国人去活动的危险要更小些的犯罪。

在乘汽车时意外丧生的机会比其被陌生人谋杀多十倍以上，而且在暴风雨中滑倒或者说从梯子上摔下来致死的危险，则为陌生人谋杀罪的三倍那么多。

　　起因于尚未造成致命伤害的事故，比其暴力造成的伤害也大得多。

由于汽车事故的结果，一九七三年就造成五百多万人的伤害，而且在国内大约有两千四百万人由于这类事故在感情上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创伤——在他们中大约有四百万人蒙受到足够严重的暂时性或者永久性伤残的痛苦。

对比之下，抢劫犯罪的受害人有近四十万，而且大约有近五十五万人在更加恶劣的袭击事件中受惊，感到痛心。

不过广播和电视新闻并不把它们当作事故报告加以报导，而是把它们作为犯罪新闻；人们不当生活区新住宅或者汽车事故商业报导的代表，而是把他们当作关于最新犯罪的代表；也没有任何候选人经高级机关的允许同事故或者因为恢复我们在路上和家里的安全去进行战斗。

　　实际上就美国人来讲，他们对街头犯罪比之对汽车肇事以此而摔跤和对白领阶层人士的犯罪给予更大的关注，则是正常的理智所使然的。

来自陌生人方面的犯罪暴力较之在一场汽车事故或摔跤而蒙受的可比损伤更为可怕；盗窃犯罪所造成的理智损失，超过了包括美元数额本身的实际价值。

所以，从恐怖的性质和产生它的因素去理解是有许多理由的。

　　过去，在美国南部盛行种族歧视的制度下，要求黑人走旁边——如果需要，还得走进泥泞街道里——目的是为了让白人完全占有人行道，无所碰撞地走过去。

同样重要的，目光接触白人作为象征白人高贵和黑人低下的类似方法，也是被禁止的；一个黑人男子注视一个白人女子，是会招致一种私刑的。

然而现今，这一代黑人青少年却一改旧的习俗为快乐是毫不足奇的——例如，三五个黑人小伙子并屑而行，这样白人步行者就必须站在一边；或者相反的，他们在街上结帮成群，背向白人司机驾驶的汽车站在那儿，他只好等待这帮小伙子自愿离去，才能继续开车前进。

件随着这些颠倒过来的小动作的胜利，也就可能有双方相互白眼，怒目注视的事情发生。

这种遭遇也是不舒服的，因为他们显示出社会秩序真的是多么虚弱——它现在是如何被人们对这些习惯的认可，但这些习惯却没有多少应被接受的理由。

对此，戈夫曼写道：

“它已经常常是这种情况：

一个团体的有秩序的生活，包括许多比其曾经利用过的相反的观点更加脆弱”，而且在我们看重的礼貌或者暴露出这些脆弱的礼仪中逐渐崩溃。

　　犯罪就是比揭露出来的在社会关系方面的缺点还多；由于它败坏着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设想，不断损坏着社会秩序的自身。

许多人使报纸和电视大大夸大了的犯罪报导合理化，设想熟悉的环境是安全的这种危险是如此之大，以致使他们自己成为犯罪的受害者。

甚至当他们承认犯罪已存在时，人们还用种种设想，以不会发生问题去安慰自己——同样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都设想自己要永生，或者地震或洪水都不会伤害我们。

莱杰恩尼和亚历克斯解释说，受害的人们进一步理解到他们曾经是更容易遭受暴力袭击时，那就只是回忆了。

　　感到安全的需要是如此有力量，以致常常使人们看错具有危险信号的意向。

它们可以直接耽误对陌生人作出应有的反应；延误对部分扒手、暗杀者或破坏分子的犯罪趋向的直观感觉，使之他们有可能实现其犯罪意图。

莱杰恩尼和亚历克斯举例说明了三个问题：

“我正在街上走着，四个青年向我靠近。

我说‘哎，别瞎胡闹’！

于是他们就把手伸进了我的口袋”。

“当我进入电梯，我已觉得只剩一只手了，你知道，我曾想这家伙是在开玩笑。

但是随后我即感到疼痛，那不是开玩笑”。

另外，“我曾想过：

那是我的一个邻居在向我招手，但不靠近门口。

他一定是忘记带钥匙了。

一会儿某个人从背后搂住了我的脖子，而且把我的头夹在他们的两臂间”。

他们举的另一个事例是：

“当我刚刚进入电梯时，他就围绕着我并冲我说‘给我十块钱’。

我以为他要向我借十块钱。

他又说‘我不要使你麻烦，给我十块钱’！

我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看见他手里拿着一把刀子。

为了不使我自己挨他的刀，我给他了十块钱，然后他就离开了”。

　　这样，被陌生人攻击的感情冲动超过了攻击事件本身；它达到恐惧的初始程度，就不象遭受一次摩拖车车祸或者其他无生命物体甚或不是围绕别人直接蒙受伤害的任何事情造成同等程度的损害所引起的恐惧。

有一次犯罪袭击也使人迷惑，以致引起损伤性反应，类似社会学家克T埃里克桑在布法罗港洪水灾害幸存者中所发现的那些一样。

犯罪暴力的受害者象地震或者水灾的受害者们一样，显现出埃里克桑所描写的景况，如同“一种易受武力袭击的感受，一个人已经失去了一定的自然免除不幸的感受，甚至增长着一种世界不再是一个安全地方的信念”。

因为他们在低估这种危险前生活了过来，一场灾难的幸存者们丧失了他们监视生活环境能力的自信心：

作为一种结果，他们生活在经常害怕某种可怕事情再次发生的恐惧状态中。

例如詹姆斯马丁说，在一辆公共汽车上抓住他的人们，在马丁告诉他们，他身上只有六块美元时被激怒了；他们把他打倒，抓住他的头硬往人行道上撞，然后又在人行道镶边石头上砸碎了一个苏打瓶，而且用其凹部棱边塞进了他的右眼，完全毁坏了他的视力。

以后虽然强盗们被判处有罪并监禁了起来，可是马丁已经发觉他没有办法再继续生活在华盛顿了。

一个人单独外出害怕，自个呆在家里同样害怕，他也不能睡觉，因为他害怕曾对他进行攻击的那些罪犯冲破监狱返回来对他进行报复。

他和他的家庭已经搬回到北卡罗来纳的一个小镇上，生活在其岳母农场的一个拖车里。

　　这种易受武力袭击和对恐惧的感受，似乎是一种普遍的感觉，不管是被袭击的人关心其受伤与否，还是不关心其受伤与否都一样。

莱杰恩尼和亚历克斯概括地说道：

“我转到那个地方都是这样更加可怕，我虽然进入城市，都似乎已经转入惊人的丛林……它的惊人情形，我想到，我成到；它确实是同我格格不入的”。

“是的，它使得城市对于我来说是更加错综复杂难以对付了。

真的，它胜过于此。

我没有在城市里呆多久就退出来了。

而且我确曾想过要呆在城市里某个地方。

现在你相信它，我将离开它”。

“城市有好的地方。

我的意思是说，喜欢的事情，总感到不自由。

你觉得喜欢去看电影或者办些事，你会感到做不好。

你常常担心某些人，唉，即使你去到电影院里而且是安全的——你在里边——你出来时，我的天哪！

某些人的经过或者某些事的发生，常常使你感到后怕。

”最厉害的恐惧是感到被人袭击，特别是发生在如果是他自己邻人范围内的袭击。

　　所有这一切当中最使人迷惑的方面是全部阅历都没有了意义，它毁坏了受害者相信因果报应有某些关系。

他们不再认为世界是一个有理性，从而可以预言的地方，它超出了他们已有的某些控制。

一位二十六岁受到严重伤害的妇女萨莉安伍赖斯在举出一次企图杀害她时说道：

“使我烦恼的并将时常打扰我的事情，是为什么他们要射击我？

我对他们不曾造成任何威胁；我总是跑开……”另一位在交出其全部金钱之后，而又被这两个青年抢劫犯打成重伤的六十岁的老人汤米李哈里斯在他显然迷惑中说道：

“我不懂得这件事为什么发生了；我根本不认识这些人”。

这些抢劫犯，在把哈里斯打翻在地之后，又打断他四根肋骨，并把他装进自己汽车后边的行李箱里，继续把车开跑。

当一名警察看到这两个抢劫犯撞红灯逃跑，乘巡逻车追捕他们时，哈里斯的生命才得到了拯救、脱险。

　　受害人的迷惑不解，是由他对其偶然所处的地位在多大程度上的理解而综合形成的。

因为在其被射击之后的第一个礼拜，莫里斯女士责怪当时曾同她在一起的朋友说：

“我觉得为什么不能是他，他有更好的被射击的条件。

为什么会对准了我呢！

”她并回忆说：

“试想一下，如果那样，不就太可怕了吗？

以后，我花了很长时间在想：

假如当初汽车只多停一会，或者如果我们从另外一条街走……”。

　　在暴力犯罪中，除了恐怖之外，还有一个直接干扰，就是由其自身产生的被害人对犯罪的愤怒和羞愧。

“我的整个生活已被侵犯，玷污——而且不只被这种犯罪行为本身”，一位在她自己公寓里被奸的四十七岁的妇女说道：

“它不只是伤害了我，而且还伤害了我的丈夫和孩子”。

奸污完全毁坏了她自己的理智，留给她的是一种已经被毁坏的，正在“褪色和不同的”感觉；自那十个月以后，她丈夫对她的爱情和谅解已经是不能挽回了。

她说，“因为我是这样的肮脏，你不要再为我作任何事情了”。

丈夫揭发了妻子被强奸的犯罪，而妻子则怀疑她是否能再永远同丈夫生活在一起。

她还说：

“当我想到时，已有多次觉得他杀害了我——强奸犯已经成了杀人犯。

……它好象使我在继续生活中在人格的庄重上缺少些什么。

”有时候，她固然感到有一线希望：

“我懂得我们将以某种方式讲个明白……”。

但是她又补充说：

“我已经变了，而且世界也已经变了。

我不再以惯常的方式看待事情了”。

而事实上，即使在心情最好时，她还是被恐惧包围着，不仅害怕一个人单独外出，而且也害怕一个人独自呆在家里。

她正象许多这样的受害者那样，生怕犯罪分子再返回来报复她，或者报复她那两个年轻的孩子。

　　虽然这种羞愧和被玷污的感觉，在奸污实例中是最明显而且是最可理解的，即使具有较少强烈反应的抢劫罪和暴力袭击事件的受害人也都有类似的成觉。

盎格鲁撒克逊法律最古老和最神圣的原则之一，是坚持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亵渎公民个人自己小屋的庄重，甚至在没有得到主人同意的情况下，任何人，就是国王也不能随便进入。

可是暴力犯罪把这些法律原则，都践踏无遗了。

　　在美国，由七十年代早期开始出现的犯罪暴力高潮，已经形成了比其他任何方面曾经出现的病症所造成的创伤都更大些。

因为件随着犯罪的爆炸性增多而出现的许多别的使社会变革迷惑的——比如说，礼貌水准的普遍降低、屈从权力、信奉宗教和爱国等等，使世界变成了不协调日益增长的感觉，造成了人们对这种损伤的普遍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