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怎样缩小差距增强绿色竞争力《中国环境报》记者对话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司长赵英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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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怎样缩小差距增强绿色竞争力《中国环境报》记者对话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司长赵英民
和谁对话?
赵英民,博士,历任原国家环保总局办公厅处长、科技标准司副司长、司长。
现任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司长。
同时担任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循环经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 C O S )中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家气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环境保护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务。
为什么对话?
当前,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不少国家都在推行绿色新政,大力发展绿色经济。
我国政府也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
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绿色竞争力方面存在巨大差距,这同时也说明我国在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科学发展方面有着迫切的需求和广阔空间。
我们想知道,中国要发展绿色经济,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如何解决?
要在哪些方面加强和改进?
赵英民怎么说?
国际金融危机在重创传统经济的同时,也为我们发展绿色经济提供了可能。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需要首先缩短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在绿色竞争力方面的差距。
发展绿色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不动摇,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出台新的大规模刺激计划和政策措施,加大对绿色经济行业投入。
对话人赵英民 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司长
采访人中国环境报记者郭薇
点击一
焦点关注 怎样应对资源环境危机
关键思路 需要进行系统创新
记者: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已经或正在采取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以恢复经济增长和改善就业前景。
人们似乎存在一个共识,即这种投资和支出是恢复经济增长和改善就业前景所必需的。
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赵英民:
在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世界各国在苦思冥想寻找补救办法,激烈讨论构建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时候,应该看到,另外一些危机,如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水资源匮乏等正在慢慢逼近,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
记者:
这些危机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与国际金融危机相比,其不同点是什么?
赵英民:
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30年后,未来发展面临着严重的资源环境瓶颈制约,这将严重影响我国保持和扩大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果,并将影响到中国在本世纪中叶能否实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
首先看能源问题。
2019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28.5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4%。
对能源的巨大消耗已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一,目前中国原油的对外依存度仍在持续扩大。
由于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加上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低下的能源利用效率,一方面浪费了大量的宝贵能源,另一方面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2019年,中国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均为全球第一。
在全球不可再生能源日益减少和中国经济腾飞需要巨量能源的背景下,如何保证中国的能源安全是一道必须破解的题目。
再看粮食问题。
从世界范围看,虽然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短时期内拉低了食品价格,但粮食安全问题仍然挥之不去。
从中国的情况看,2019年我国建设占用耕地19.16万公顷,因农业结构调整减少耕地2.49万公顷,除去因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的耕地,当年净减少耕地1.93万公顷。
水土流失面积356.92万平方千米,占国土总面积的37.2%。
生态系统的大面积破坏和退化,不仅表现在总面积减少,更为
严重的是结构和功能的降低或丧失。
与此同时,农村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给我国粮食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水资源危机更为严重。
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2300立方米,约为世界人均的1/3,现有水资源正遭受严重的污染威胁,资源性缺水和水质性缺水使水资源短缺问题雪上加霜。
2019年全国七大水系的409个水质监测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仅占55%,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占20.8%,部分流域污染仍然十分严重。
在这些危机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气候变化,这场危机带来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
记者:
今年底国际社会将在哥本哈根召开会议,就后京都时代的温室气体减排做出具体安排。
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国际公约和措施是否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是否将进一步加剧我国能源短缺的严重局面?
赵英民:
目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已经达到生态临界点,如果不立即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后果将不堪设想。
中国在全球变暖面前尤为脆弱,有研究表明:
中国的平均升温幅度与海平面上升速率均高于全球水平。
在未来20~30年内,中国因全球变暖导致的水资源短缺和粮食危机将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在人类面临的这些危机中,金融危机的影响是短期的,需要采取的应对措施是临时性的,而诸如气候变化、能源危机、水危机的影响却是长远的,应对措施将是长期的。
从影响的猛烈程度看,金融危机的危害更加猛烈;从影响的深刻性和长期性看,资源环境危机更加危险;当这些危机叠加在一起时,其复杂程度和影响就会无限放大。
因此,应对当前的多重危机,需要进行系统创新。
点击二
焦点关注 如何突破和消除资源环境瓶颈
关键思路 发展绿色经济
记者: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突破和消除资源环境瓶颈,实现我国战略发展目标,迫切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赵英民:
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迅速下滑,资源危机和环境危机可以逐渐并从根本上摧毁传统经济增长的基石;反过来,国际金融危机也会削弱人们应对环境危机的决心和能力。
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在重创传统经济的同时,也为我们发展绿色经济提供了可能。
首先,金融危机暴露了传统经济的缺陷和发展绿色经济的迫切要求。
多重危机产生的根源就是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过度消费模式;大量资本的错误配置,即过度地将有限的资本配置到物质财产、化石能源、结构化的金融资产及其衍生品方面,而对环境保护等领域投入长期不足。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需要首先缩短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在绿色竞争力方面的差距。
中国的生态效率目前处于较低水平:
以1000美元GDP的能源消耗为例,我国的能源效率只有日本的1/12;我国1万美元GDP的水资源消耗是1407立方米,而加拿大为652立方米,以色列只有168立方米。
从排放绩效来看,我国单位GDP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排放量是经合组织(O E C D )国家的8~9倍。
这些情况说明中国在绿色竞争力方面的巨大差距,同时也说明中国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科学发展的迫切需求和广阔空间。
其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绿色经济提供了契机和可能。
在虚拟经济大量消泡和全社会总体需求萎缩的情况下,实体经济的竞争更加激烈,导致大量企业生产受到暂时性影响,许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这无疑为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扩容提质、污染治理提供了有利时机。
首先,企业有了足够的治理时间,可以专心实施污染治理方案;其次,可以节约治理成本。
当前市场物价普遍下滑,不少产品的下降幅度超过50%,利用这一时机实施扩容提质、污染治理,设备、设施价格相应低廉,成本费用必然大为降低;再次,可以争取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部分投资。
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利用这一机遇解决了长期困扰经济健康发展的环境问题,在经济危机过后的经济复苏时,能够轻装上阵,大干快上,实现跨越性发展。
记者:
在发展绿色经济的过程中,环保等绿色产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赵英民:
绿色经济是一个宏观层面的、广义的概念。
凡是朝着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向发展的经济活动都是绿色经济。
很多分析和证据表明,环保产业和可再生能源等绿色行业有望在解决主要环境危机的同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引领全球经济复苏,这个过程带来的资本回报远远超过对传统产业的振兴回报。
与非绿色行业相比,绿色行业每单位投资带来的就业机会和行业内的最终需求都相对较高。
作为短期刺激方案的一部分,绿色行业也能提供创造就业岗位的绝好机会。
世界资源研究所对美国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研究分析后认为,每10亿美元投资于绿色经济,在美国会带来3万个就业机会,以及4.5亿美元
的能源节约。
2019年德国所有银行的收益增长率都降到5%以下,但一家从事绿色投资的银行(G L S )的收益增长率却维持在27%左右。
保持和创造就业机会并保证收入水平,对于维持社会稳定来说至关重要,同时也是启动和支撑经济复苏的必要保证。
根据国家“十一五”有关规划,中国的绿色经济、绿色产业的投入和投资能够带来相当于600亿元人民币的税收收入,新增1800万就业人口,以及两万亿元左右的消费量。
因此,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整个绿色经济或者绿色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点击三
焦点关注 发展绿色经济关键何在
关键思路 加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引导
记者:
在应对金融危机,转变经济结构,发展绿色经济的过程中,您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赵英民:
政府的主导作用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政府对市场的强有力干预,为转变经济结构,发展绿色经济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可能和机会。
所谓政府的领导力,就是政府引导和激励社会朝某一目标努力的行为组合,既包括提振信心,又包括采取行动的措施和综合能力。
无论从国际金融危机是自由市场经济“惹的祸”事实出发,还是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公共物品属性看,强有力的政府领导力都是应对多重危机的关键。
历史经验表明,没有政府的大力干预和协调,无管制的市场依靠自身调节能力无法从困境走向复兴。
因此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加大对市场的干预力度,这为绿色经济的发展不仅带来了政策措施的机遇,也带来了大量的直接投入。
绿色经济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中,比没有发生金融危机时获得了更多的支持机会。
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情况看也是这样。
截至2019年3月,各国政府已经承诺拨付大约3万亿美元的财政资金来拉动需求。
在美、德、法等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中,绿色投资都保持在10%~20%的水平,韩国高达80%。
绿色投资主要集中在提高能源效率(包括建筑节能、低碳汽车和公共交通)和可再生能源领域。
由于政府的强力干预,使其对经济发展领域的领导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政府对经济发展理性的超前引导已经成为现实。
这将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变带来直接的动力和社会示范,使这个过程大大加快。
点击四
焦点关注 要加强和改进什么
记者: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突破和消除资源环境瓶颈,实现我国战略发展目标,迫切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赵英民:
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迅速下滑,资源危机和环境危机可以逐渐并从根本上摧毁传统经济增长的基石;反过来,国际金融危机也会削弱人们应对环境危机的决心和能力。
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在重创传统经济的同时,也为我们发展绿色经济提供了可能。
首先,金融危机暴露了传统经济的缺陷和发展绿色经济的迫切要求。
多重危机产生的根源就是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过度消费模式;大量资本的错误配置,即过度地将有限的资本配置到物质财产、化石能源、结构化的金融资产及其衍生品方面,而对环境保护等领域投入长期不足。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需要首先缩短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在绿色竞争力方面的差距。
中国的生态效率目前处于较低水平:
以1000美元GDP的能源消耗为例,我国的能源效率只有日本的1/12;我国1万美元GDP的水资源消耗是1407立方米,而加拿大为652立方米,以色列只有168立方米。
从排放绩效来看,我国单位GDP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排放量是经合组织(O E C D )国家的8~9倍。
这些情况说明中国在绿色竞争力方面的巨大差距,同时也说明中国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科学发展的迫切需求和广阔空间。
其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绿色经济提供了契机和可能。
在虚拟经济大量消泡和全社会总体需求萎缩的情况下,实体经济的竞争更加激烈,导致大量企业生产受到暂时性影响,许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这无疑为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扩容提质、污染治理提供了有利时机。
首先,企业有了足够的治理时间,可以专心实施污染治理方案;其次,可以节约治理成本。
当前市场物价普遍下滑,不少产品的下降幅度超过50%,利用这一时机实施扩容提质、污染治理,设备、设施价格相应低廉,成本费用必然大为降低;再次,可以争取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部分投资。
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利用这一机遇解决了长期困扰经济健康发展的环境问题,在经济危机过后的经济复苏时,能够轻装上阵,大干快上,实现跨越性发展。
记者:
在发展绿色经济的过程中,环保等绿色产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赵英民:
绿色经济是一个宏观层面的、广义的概念。
凡是朝着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向发展的经济活动都是绿色经济。
很多分析和证据表明,环保产业和可再生能源等绿色行业有望在解决主要环境危机的同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引领全球经济复苏,这个过程带来的资本回报远远超过对传统产业的振兴回报。
与非绿色行业相比,绿色行业每单位投资带来的就业机会和行业内的最终需求都相对较高。
作为短期刺激方案的一部分,绿色行业也能提供创造就业岗位的绝好机会。
世界资源研究所对美国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研究分析后认为,每10亿美元投资于绿色经济,在美国会带来3万个就业机会,以及4.5亿美元的能源节约。
2019年德国所有银行的收益增长率都降到5%以下,但一家从事绿色投资的银行(G L S )的收益增长率却维持在27%左右。
保持和创造就业机会并保证收入水平,对于维持社会稳定来说至关重要,同时也是启动和支撑经济复苏的必要保证。
根据国家“十一五”有关规划,中国的绿色经济、绿色产业的投入和投资能够带来相当于600亿元人民币的税收收入,新增1800万就业人口,以及两万亿元左右的消费量。
因此,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整个绿色经济或者绿色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记者:
在应对金融危机,转变经济结构,发展绿色经济的过程中,您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赵英民:
政府的主导作用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政府对市场的强有力干预,为转变经济结构,发展绿色经济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可能和机会。
所谓政府的领导力,就是政府引导和激励社会朝某一目标努力的行为组合,既包括提振信心,又包括采取行动的措施和综合能力。
无论从国际金融危机是自由市场经济“惹的祸”事实出发,还是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公共物品属性看,强有力的政府领导力都是应对多重危机的关键。
历史经验表明,没有政府的大力干预和协调,无管制的市场依靠自身调节能力无法从困境走向复兴。
因此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加大对市场的干预力度,这为绿色经济的发展不仅带来了政策措施的机遇,也带来了大量的直接投入。
绿色经济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中,比没有发生金融危机时获得了更多的支持机会。
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情况看也是这样。
截至2019年3月,各国政府已经承诺拨付大约3万亿美元的财政资金来拉动需求。
在美、德、法等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中,绿色投资都保持在10%~20%的水平,韩国高达80%。
绿色投资主要集中在提高能源效率(包括建筑节能、低碳汽车和公共交通)和可再生能源领域。
由于政府的强力干预,使其对经济发展领域的领导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政府对经济发展理性的超前引导已经成为现实。
这将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变带来直接的动力和社会示范,使这个过程大大加快。
关键思路 出台新的大规模刺激计划和政策措施
记者:
我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发展绿色经济的过程中,要在哪些方面加强和改进?
赵英民:
发展绿色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不动摇,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出台新的大规模的刺激计划和政策措施,加大对绿色经济行业的投入,进一步改革和创新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和环境经济政策,加大支持科技创新力度,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时,能否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十分重要。
这也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次重大考验。
对科学发展观是真信真坚持,还是叶公好龙,就看我们在应对危机的重大关头能否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看我们能否真正坚持又好又快,能否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绿色经济发展之路。
当务之急,必须先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入手,缓解资源环境危机。
要进一步出台新的大规模的刺激计划和政策措施。
这些计划和措施的近期目标是要复苏经济,扩大需求,保证并增加就业,保护弱势群体;中期目标是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减轻经济对碳的依赖,减轻生态系统退化,使经济走上清洁、稳定的发展轨道;长期目标是实现可持续的和开放、持久的增长。
目前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已经显现出良好的效果,并不断引发经济复苏的信心。
但是,作为一个尚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大国,中国的经济振兴和绿色经济发展需要出台进一步的刺激方案和措施。
点击五
焦点关注 加大绿色经济投入
关键思路 重点投资在环境基础设施、污染治理等方面
记者:
刚才您提到要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对绿色经济相关行业的投入。
请具体谈一下如何加大绿色经济投入?
赵英民:
在已经出台的中央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大内需的4万亿元刺激方案中,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为2100亿元,占5.2%。
这种投资和支出是
恢复经济增长和改善就业前景所必需的。
但是需要关注的是,危机过后的经济是否可持续,是否会回到传统经济:
广泛低能效、利用不可再生能源、高材耗、对生态环境的不可持续利用以及带来大量的环境污染和高度的气候变化风险。
如果这些财政资源流入不可持续的行业,社会将会重蹈覆辙,多重危机仍将持续下去。
国务院批准的产业振兴规划中,除了电子信息和物流两个产业外,汽车、钢铁、纺织、制造、有色金属、轻工和化工七大产业振兴规划都明确提出结构调整、技术更新、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等绿色的目标、任务或措施。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与发达国家相关经济刺激方案相比,我国方案中有关绿色经济内容的目标和出发点,还停留在解决资源浪费和严重污染等初级发展阶段面临的基本问题上,缺乏对新型产业的培养,以及在提高能效和可再生能源开发方面的集中投资。
即便没有发生国际金融危机,我国环境保护的投入仍然有较大的欠账。
按照“十一五”规划要求,中央财政用于环境保护的总投资为1500亿元,而截至2019年底投资额仅完成600亿元左右,尚有900多亿元需要在今明两年内完成。
因此,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绿色经济的投入十分必要,投资的重点应包括:
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包括城镇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相关设施),环境污染治理(包括重点流域污染治理工程、国有老企业工业污染治理项目),农村环境保护和各级环保部门执法能力建设等直接环保投入,节能建筑、可持续能源、可持续交通、淡水资源、生态基础设施、可持续农业以及循环经济等相关领域。
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发展新型经济必须依靠科技进步。
国家应逐步提高科学技术经费投入的总体水平,国家财政用于科学技术资金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并明确财政性科技投入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