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潘子雨廷姬昌《周易》的终结.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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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潘子雨廷姬昌《周易》的终结
李劼：
潘子雨廷，姬昌《周易》的终结
作者按语：
此文已引起众多讨论。
除却籍此泄私愤者，各种意见都有各自的道理。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文章对潘子有多批评，但对其肯定也是空前的。
相信以前没有人说过，以后的赞誉也不会超过本文的定位：
纵向与姬昌、邵雍并肩，同时代与钱钟书各有千秋。
虽然曾经同处一个学府，却从未有过与易学大师潘雨廷先生谋面的机会。
有关潘先生的印象，全然得自亡友胡河清生前在私底下的描述和文章里的形容，不仅有罗汉相，而且还有“几分近似观世音的女相”。
胡河清神神秘秘地告诉我，德国易学家拜见潘先生，行三跪九叩之大礼。
当时听了被吓得不轻。
最让我听得大气不敢出的是，有一次胡河清在我那个九平米的宿舍里，非常认真地比划道，潘先生推演的是宇宙大运。
你知道么，宇宙运行，时空是回环的。
比如，你我现在这么相对而坐而谈，将来还会重复。
当然，那是个不知多少亿万年后的将来。
我被他说得眼睛发直，呆呆地坐着，胸口呯呯地乱跳一气。
心目中，不知不觉地，潘先生跟不知多少亿万年的时空融为一体。
将近二十年过后，当我发现易学其实是怎么回事时，突然想到，当初要是知道这些个奥妙，然后说服胡河清从其痴迷的易学当中摆脱出来，或许会使他昂扬一些。
正这么胡思乱想之际，恰好网友告知，有一本《潘雨廷先生谈话录》出版；又恰好有热心人特地寄来了电子版。
虽然相比成书，电子版只能算是个简易本，但也让人足以窥见全豹。
语辞的全息性，通常可以让一部著述的信息，见诸几页甚至几句话。
于是，终于大致上得知了潘雨廷其人其学；于是，也就有了这番评说。
一、仅止于窥探命运，不求探索未知
长长的《潘雨廷先生谈话录》，劈面而来的是这么一段话：
回向思想，出于佛教，将无始以来的习气全回向完，唯此中国尚无相等的概念。
《华严经》十信（信为道德源功德母）、十住、十行，积德甚多，于是十回向，全发挥掉。
这是说生命运动呢，还是宇宙运行？
或说两者得兼？
且慢归纳，继续。
人顺年龄展开，生理心理渐趋僵化，而孔子以学复返先天。
此犹爱因斯坦时间倒流，即老子能婴儿乎之旨，故“朝闻道，夕死可矣”。
这无疑是说生命之道了。
孔丘最终是否复返先天，恐怕见仁见智。
即便是潘先生所认定的，也无非是根据孔丘自述：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至于孔丘最终是否真的达到他说的境界，真的有如潘先生所想像的那样复返先天（那是极高的生命境界），只能姑妄听之，了无实证。
但不管怎么说，将此生命之道喻作爱因斯坦的时间倒流，尚可；然而，将时间倒流说成是“即老子的能婴儿乎之旨”，却有误。
因为时间倒流是宇宙运行，而“能婴儿乎之旨”却全然是生命作为，两者可互喻之，但不可混同之。
再者，生命的时间轴与宇宙的时间轴固然有对称性，但还是有区分，亦即时间的相对性。
其实，从后面所录的谈话中可知潘先生明白这样的相对性。
就算生命和宇宙是全然二而一、一而二的运作，有如印度《奥义书》里说的“宇宙空间如此之大，此内心空间也如此之大。
天与地，二者皆函括其间。
水与火，日与月，电与星，及斯世人之所有者，人所无者，凡此一切，皆函括与其间也”（引自《奥义书》第八篇第一章）；也仅在比喻的意义上成立，并非实际的指称。
或者，在静心状态里，可以沿着生命和宇宙的对称性冥想两者合而为一。
与时间倒流相贴切的说法，不是“能婴儿乎之旨”，而应该是老子的“反者道之动”。
老子的能婴儿乎之旨虽然也有反者道之动的意思在内，但其生命修为的内涵，更与佛教的回向思想相通，亦即将自无始的习气全回向完。
如斯，潘子所言“中国尚无相等的概念”，则有失实之嫌。
虽然老子的思想并非全然是讲说生命与宇宙的对称，但其能婴儿乎之旨却表明，中国并非没有如佛教那样的回向思想。
如此细究，并非故意挑剔，而是心有戚戚焉。
读完《潘雨廷谈话录》，原先的光环消失了，但从中读出的真实形象，却让人陡生感慨。
潘子天分颇高，悟性不低。
其学问囊括儒道释三家，且以易学贯通。
其见识，似在钱钟书之上；虽然钱钟书的聪明，与潘雨廷不分轩轾。
或许可以这么比方，曾经碰到过有如孔丘那般世事洞明人情炼达的研究生导师，此刻看到的，则是有如姬昌一般心智精巧的学者。
以姬昌作比，既不辱没先王，也不唐突潘子。
两者区别在于，姬昌怀有一统天下大志，而潘子不过恪守书斋的一介浮士德而已，了无政治野心。
用潘子自己的话来说则是：
“学问之事，绝对不能与政治无关，但绝对不能等于政治”。
虽然姬昌之学识并不能全然以政治涵盖，但此公毕竟是个政治家，并且是颇有思想家气质的政治家。
然潘子却仅止于纸上谈政而已，不要说论政，即便是议政之词都极为鲜见。
因此，相比于姬昌卦辞爻辞的庄严阴沉，潘雨廷的言谈似乎要洒脱一些。
潘先生在谈话录里一再提及宋以后儒道释三家合一，说是：
“三教合一是宋以后的具体事实，治哲学者回避此事实，决定不可能有成绩。
”然而，真正能将这三家合一的学者，自宋以降，恐怕惟潘雨廷一人而已。
因此，潘子此言多少有些夫子自道意味。
事实上，潘子自己也确实有说如斯：
天有意让我澄清一下二千年来的《易经》，也就是澄清二千年的中国文化。
此是我的责任，认清客观时空和主观时空后抉择，故和政治界、艺术界、民间等息息相通，但绝对不卷入去。
潘先生这么说，虽然自负，却也不算夸张，因为他确实集儒道释三家的学问于一身，并竭力融会贯通之。
钱钟书于三家学问并不下于潘雨廷，但达不到潘雨廷那么挥洒随意，以致可以轻松谈论三家之外的学问见识。
比如潘雨廷的这段谈话：
我们两个在此说话，全世界均共此一时间，但我们俩亦有自己的时间。
此时间是一是异，此动量与坐标不可能测准。
这显然不是三家学问，也不是易学术语，而是相对论的时间观念。
与钱钟书的贵在记忆相比，潘雨廷似乎长于想象，颇有天马行空之势，相当的形而上。
毋庸置疑，这样的形而上想象力，得益于生命内在的体悟。
三家之中，儒家入世，惟道、佛两家，颇具形而上意味，而潘子又恰好是以儒立身之人。
因此，若要从易学或三家之学转入相对论的时空论说，且以测不准定律标画出来，非得具有内心之于宇宙的一定体悟不可。
潘雨廷显然具有这样的体悟：
阿弥陀佛现在可用宇宙人讲。
星河无限，世人局限于地球，眼光太狭小了。
倘若这样的说法，尚有些玄奥，那么这段表述应该相当清晰：
如四维以上空间，在六合之外，人脑不可能直接成此象，但数学能解决。
这样的想像力，恐怕为钱钟书所不逮。
至于自姬昌以降的易学家，能有如此透彻高远体悟的也不多见。
不要说对易学一知半解的孔丘，即便是能够推演千万年大运的邵康节，恐怕也未必明白数学与文字的如此有别。
倘若华夏初民于河图洛书能有如此见解，那么从中演绎出来的，就不是八卦，而是能够抵达六合之外的数学公式。
之所以一再说，谁能解开河洛方程式，人类文明就会获得一大飞跃，正是意指以数学读解河洛的可能性。
而之所以说华夏初民以八卦解释河洛很八卦，也正是意指人脑不可能读解河洛的高维之象，虽然内心可以体悟之。
从河洛到八卦，华夏初民得到了自己的理解，丧失了高远的维度。
再从八卦到文字，或者说到姬昌演易的卦辞爻辞，维度降得更低，致使河洛于六合外的高维之象，被趋于越来越世俗的低维生存。
潘雨廷的意识到惟数学可以抵达人脑无以成象的高维时空，颇具将此低维之易学重新拉起之势。
就此而言，此识见应该是在姬昌《周易》之上的。
然而，意识到高维时空的存在是一回事，置身于易学之中而难以自拔，又是一回事。
潘先生一方面有不浅的体悟，一方面又像胡河清痴迷于易学一样，陶醉于易学之于时空的推演游戏。
潘子说到邵康节推演大运之时，其兴奋激动，溢于言表：
岁差周期，对人类是否有影响现在还不知。
一个周期二万五千年，人类文化史远在二万五千年以下，邵康节《皇极经世》算了五个周期，这还了得，这个人以后应该引起大重视。
这可能就是当年胡河清对我讲的，如何推演宇宙大运云云。
坦率地说，我不是不相信，而是相信，并且是非常相信。
我非常相信，凭借易学可以推算出千百万年的时空演变。
要质疑的乃是，这样的推演游戏本身，究竟有什么意义？
什么价值？
邵康节不要说算了五个周期，即便是算了五百个周期又怎样呢？
事实上，五个周期与五百个周期，对于人类来说，似乎没什么差别。
这就好比说，算出一个人最终是要死的，与算出一个人下辈子、下下辈子还是要死的，根本就是一回事。
这没有什么了不得，更不值得大惊小怪。
既然知道六合之外有高维时空，那么理应明白，推算过去将来的时空变换，乃河洛图象的应有之义。
似乎非常宏伟，实际上却不过是一场智力游戏。
假设邵康节能够改变其推算出来的时空，那么值得惊讶一番了。
而事实上，邵氏推算出来的，非但是不可改变的命运之运行，而且还是相当含糊的时空图象，了无精确可言。
甚至可以说，这与卜占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并无实质性的区别。
推算时空大运与卜占生老病死，五十步与百步而已。
即便有什么区别，也无关紧要。
因为重要的是，生命的意义，并非在于窥探，而是在于未知的探索。
窥探通常是阴暗的，探索总是阳光的。
窥探游戏做多了，人会变得萎糜；相反，不畏艰险的探索者，状态始终昂扬。
即便从智力的角度说，窥探再成功，再神乎其神，也不过小聪明罢了。
窥探非但不会激励人们上进，还会把人弄得沮丧。
不要说几千万年的时空运行了然于胸，就算仅仅将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推演得清清楚楚，历历在目，也是一种令人难以承受的自作聪明之重。
想想看吧，当一个人被告知将活到多少岁、将生什么病、将如何个死去等等，等等，这个人活在世上还有乐趣么？
人生的乐趣，不在于知道自己将来会怎么样，而在于不知道未来而努力探求未来。
不管是探求一人一己的未来，还是探求一个族群的未来，乃至于探求整个人类的未来，都是乐在其中的人生历险。
生命在于运动，人生在于探求。
就像破题的乐趣存在于解题的过程，从而使最终获得答案的一刻，变得灿烂辉煌。
倘若预先知道、或者偷窥到了答案，那么整个解题过程就会变得索然无味。
这是窥探和求索之间的根本区别所在，也是中国的易学文化与西方的理性文化的根本区别所在。
西方文化注重求索未知，以探险和开拓为特征。
而易学文化却热衷于窥探，了无进取之心。
由于西方文化重求索，造就其热烈阳刚的开放性。
相反，因为易学文化沉缅于窥探命运，致使被这种文化所俘获的整个民族变得习惯于自我封闭；其文化心理呈阴暗和怯懦的特征，不敢探险，满足于苟活。
如此这般的民族心理特征，也同样体现在潘雨廷的性格里。
在谈话录里，有这么一段记载，当潘先生得知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升空爆炸的消息时，不无惊恐地反应道，
此可警惕，人的能力与天比相差太大，远未到可以征服天之地步，人不能太狂。
人不能太狂，潘子要警惕。
忍不住想问，警惕什么？
警惕人家勇于求索？
警惕人家敢于探险？
警惕人家为了科学事业不惜赴汤蹈火？
倘若潘先生是面对政治枭雄为了追逐私利、好大喜功、草菅人命，弄得民不聊生，饿孚遍野，从而疾呼警惕，斥之狂妄，倒是颇有大慈大悲之心，符合胡河清所描述的观音之相。
然而，面对因为科学探险而付出的生命代价，呼警惕，斥狂妄，不仅有失悲悯，而且也丧失了易学早先曾经倡导过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之坦荡。
一是邵康节的推算，一是美国“挑战者号”的失事，潘雨廷为前者鼓掌，朝后者顿足；由此，为潘子所承继的千年易学真相，一目了然。
不是阳刚的，而是阴暗的；不是进取的，而是怯懦的；不是上下求索的，而是仅止于窥探的。
倘若潘子能够反过来，敦请人们警惕邵康节的窥探命运，向为了科学探险而丧生的人们致以应有的敬意，那么，潘氏易学便具有了“天行健”的阳刚，从而具有了回返《山海经》神话描述的原型状态的底气。
这既合乎老子能婴儿乎之旨，又合乎潘子用来描述孔丘的复返先天之境界。
当然，事实却是，这无法倘若，一如历史不能假设。
天资聪颖的潘雨廷深深地陷在那个千年易学黑洞里。
二、孔子式的立身，潘子式的尴尬
一个人学问再大，也有个如何安身立命的选择。
说潘子是浮士德，不过是相对于姬昌的一个比喻。
在潘子精通的儒道释三家当中，显然有诸多人物，可供效法。
释家之中的释迦牟尼自然不用说了，为世人可望不可及。
不像阿难那么性情，又没有须菩提那么有钱，学学龙树立说，似可一试。
不及达摩那么神奇，像慧能那样的担水劈柴，应该可行。
至于道家人物，也是精彩纷呈。
假如不愿像老子那么骑着青牛悄然远逝，又学不到列子御风而行的飘逸，那么像庄周那样淡然处世，并非难事。
如此等等。
然而，潘子效法的偏偏是孔子，有道是：
“孔子，我最敬佩之人”。
此处一个“最”字，将上述诸神诸君通通推到一边。
出于这样的敬佩，潘子如此划分与他老师唐文治的区别说：
“我醉心孔子，唐先生茹经。
”潘子虽然没有明言，但从他这番表白中，可以看出，是孔子，而不是老子庄子列子，也不是佛门诸佛诸菩萨，被潘子列为效法对象。
至于选择孔子效法的理由，似可从潘子这些论说中寻找：
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也由革命而成。
人顺年龄展开，生理心理渐趋僵化，而孔子以学复返先天。
孔子得易生生之旨，故言生而不言死，言仁而不言义，言乐而不言苦，即《大象》从正面鼓舞人。
孔子立尧舜以当自然科学，从周公周礼以当社会科学（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这里不想细究潘子这些论说，诸如孔子是否复返先天，孔子是否得易生生之旨，孔子立尧舜是否有自然科学意味，孔子从周公周礼是否成了社会科学。
因为只是举例说明潘子从孔的理由而已。
既然是最佩服孔子，当然要说出许多理由。
不管成立不成立，都得表示出来。
成立得说，不成立也得说。
否则最佩服一语，会变得不成立的。
因为不管潘子如何尊孔，他内心深处不是不明白，孔子在历史上在现实中，通常被官家派作什么用场。
谓予不信，只消听听潘子这番话：
现在提倡孔子，太妙了。
各方面有各方面的目的，凑到一起来了。
实际上政府感到开放以后，明目张胆夺利，不安分，统治不安稳。
故利用孔子讲名分，讲清高，以此让人民自我束缚。
非常精彩。
尤其是“各方面有各方面的目的”，真是一语中的。
不仅说出统治者尊孔的奥秘，不仅点出各色人等尊孔的私心，同时也无意间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潘子尊孔从儒，并非真的是匍伏在孔子座下做学生，而是下意识地将孔子坐过的那张座椅，悄悄地移到自己的屁股底下。
就像再三重复儒道释三家合一骨子里是夫子自道，潘子声称最佩服孔子的潜台词在于，在没有孔子的年代，潘雨廷就是孔子。
这样的潜台词在潘子是这么冠冕堂皇地说出来的：
天有意让我澄清一下二千年来的《易经》，也就是澄清二千年的中国文化。
此是我的责任。
此处所谓二千年《易经》，显然不是指自姬昌以降，而是暗示自孔子以来。
潘雨廷对孔子相当熟悉，但对姬昌却似乎很陌生。
不管怎么说，潘子在这里说得应该算是很清楚了，其志向何在，其立身之处何在。
这样的使命感，在孟子那里叫做天降大任于斯人，在司马迁那里则是圣人五百年一现。
相比之下，钱钟书绝对不曾有过这样的野心。
潘子此言倘若传到钱钟书耳朵里，钱氏没准会噗哧一笑。
既然潘子心存孔子之志，那么要考察其是否成功扮演了这个角色，其师生之间的对话，是不能忽略的。
先看谈话录里的这段记载，潘先生语重心长地对弟子说道：
你一直处顺境，对社会了解太少。
我已经算不管了，你尤甚。
不知社会世道，《易经》中的一部分内容就显不出来了。
这位潘氏弟子能将这段话照实整理出来，颇有勇气，除非该弟子没有听懂。
因为这番话是对弟子相当严厉的批评。
仅“你一直处顺境”一句，潜台词就可以像填充一般填上一大堆，以“之所以”为介词。
诸如，你之所以这么不开窍，你之所以什么都不懂，你之所以一点用都没有，就因为你一直处顺境。
这句“你一直处顺境”的言外之意，直抵庸常之人。
不管衣着光鲜不光鲜，庸常的意思很明确，以致让我一下子联想起上海滩一些名声不小却庸常得可以的风雅人物。
永远的诸事顺利，脸面光滑，眼神闪烁。
乍一看似乎什么都懂，一开口便发现什么都不懂。
潘先生紧接在顺境之后点出的痛疾，乃是“对社会了解太少”。
仿佛生怕弟子心里嘀咕，对社会了解少跟做学问有什么关系，潘先生特意在后面点明，“不知社会世道，《易经》中的一部分内容就显不出来了”。
言下之意是，不知社会世道，怎么做得好学问呢？
潘先生显然知道该弟子跟着他，主要是想学易学。
倘若该弟子是想学儒学，或许会说“《论语》中的道理就不会明白”；倘若该弟子是想学佛学，或许会说“佛经里的真谛就参不透了”；如此等等。
然而，这番潜台词相当丰富的开导之中，最意味深长的还不是上述这些，而是这一句：
“我已经算不管了，你尤甚”。
以前也听到过孔丘似的研究生导师相类的话，只是说得更直白：
“你们跟我不一样。
我已经老了，你们还年轻，要为自己建功立业。
”听上去语重心长得不行，从而让做学生的不得不暗自立志，一定不能辜负导师期望！
个中奥妙，说穿了其实很简单。
师生有如船与水，水涨船高。
倘若水不涨，那么船只能搁浅在沙滩上。
潘先生的恨铁不成钢里，深深地透露着船的无奈。
试想，潘子定位孔子，与事功无望，只能在学问上做大。
倘若能有弟子在外折腾一下，不说能做一把河汾之王通，至少也能脸上有光。
就算座下弟子叱咤不了风云，要是能够名动天下，也算不枉师生一场。
哪承想，唉，潘子说不出口，只能道一声“你尤甚”。
至于“我已经不管了”的最好注释，可以XX一下潘雨廷的履历，一九四九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然后就是一九七八年到华东师大。
当中那段中国文化人最难熬的日子，在潘雨廷却空灵得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就像中国山水画里的空白一般。
高人呵，高人。
这位高人的更加高妙之处在于，自己隐身隐得如此成功，却批评弟子没有在社会上经风雨，见世面；此语此情此景，颇类于宋人喜写爱国诗，鼓励他人上战场。
易学大师的深刻，由此可见一斑。
对照潘先生的深刻，其座下弟子只能说，可爱得不行，时不时地会问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问题，说出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比如：
问：
我觉得变化气质极难，尽管先生一直讲课，我与别人均似无甚改变。
先生言：
这样说你自己就一落千丈了。
到我这儿存心来变化气质是变不掉的。
到这儿来随便谈谈，不是来改变气质的。
听了几年之后，还是要回复没来前的样子才好，你还有一个东西要化掉。
我与潘氏弟子好歹有一面之缘，实在不忍心让人难堪；可是不说，又无法讲清楚其中的道理。
我真弄不懂，怎么会说出这么十三点的话来。
这就好比一个家庭妇女，跑到妇科医生那里发嗲，我这病好起来极难噢，尽管医生您一直悉心治疗，打针吃药不停，还是不见好转。
列位看官，你们说说看，让人家医生怎么回应？
耐心一点的，或许会劝慰她不要着急。
但要是碰上肚量有限的，没准会劈头盖脸地数落，好转不好转么，取决于你自己身体素质的呀。
我只能尽自己的努力，关键是在你自己身上。
潘先生其实就是这么回答的，当然说得相当机巧。
先把弟子一脚踹倒，这样说你自己就一落千丈了。
然后告诉对方，到我这儿存心来变化气质是变不掉的（你若想试试我有没有治病的本事，那我只好告诉你，我没什么本事）。
到这儿来随便谈谈，不是来改变气质的（权作到我这里来随便聊聊天，不必非得治病不可）。
听了几年之后，还是要回复没来前的样子才好（治了几年之后，也不一定会好，你就权当没有来过一样）。
你还有一个东西要化掉（你恐怕是心里有病，要把心病去掉）。
这样的师生对话，说穿了很喜剧。
但这就是孔子式的教育。
潘子的玩弄御生术，并不见得超过孔子。
再看一段让人忍俊不禁的对话：
因问：
亲炙梁先生（漱溟）的风采，想梁先生已如此，熊先生更不知如何。
先生言：
唐先生就有此气质，真是望之俨然，即之色温，听其言也厉。
看见他，完全想见当年曾国藩，李鸿章的风采。
他们读孔子的书，即以此为榜样，生死以之。
到老年自然而然化掉，就到此境界。
（忆先生有一次也提到此境界，谦言虽不能至，心想往之。
）
这弟子可真是，套用一句上海方言，拎不清啊。
尽管潘雨廷当年师从过熊十力，但这位集儒道释于一身的易学大师，学识早已在熊、梁二儒之上了。
该弟子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说得其师哭笑不得。
提了梁、熊不算，还要亲炙，风采。
潘先生的回应是，只好来个乾坤大挪移，“唐先生就有此气质”。
随口一句，便从熊、梁二儒轻轻巧巧地转到唐文治身上。
然后，再沿着唐文治朝上升高，指向高耸入云的曾国藩、李鸿章；最后，再从曾、李两大儒臣，上升到儒教的教主，孔子；以此暗示弟子，那个位置才是本师尊的定位和高度。
该弟子似乎明白了，在这段对话后面乐颠颠地添加了一句：
忆先生有一次也提到此境界，谦言虽不能至，心想往之。
好玩。
真的好玩。
弟子说话好像弄堂俗妇，师尊开言有如易学教主。
彼此其乐融融。
弟子说：
真正的学者只在专业程度内知名，而全社会最知名的往往为二流学者。
先生言：
永远是这样。
弟子为其师抱不平，师尊的豁达里，掺杂着无奈。
若说名利心，彼此都不曾摆脱；要说着相，师徒一起着相。
由此可见，集儒道释学问于一身的潘雨廷先生，道释两家是被悬置的，腾空；惟儒家是其立身之地，做实。
但潘子的尴尬，也在于空悬道释而做实儒家。
谈话录开头的《华严经》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云云，全都是说说而已。
老子的“能婴儿乎之旨”也不过是被用来混说时间倒流的。
既然有志于孔子，那么就难免世俗，无以高远。
鱼与熊掌，不可得兼。
想到大限将止，潘子不由凄恻不已：
感紧张，不是怕死，而是担心这些东西（指易学史、道教史等工作）交不下去，深深体会到薛先生当初说“我总不能马路上拉一个人来给他讲呀”的心情。
潘雨廷先生虽然颇有孔子之志，但比孔子实在是相差太远。
除了易学造诣胜过孔子，无论立身立言，全都相差甚远。
不说其它，仅座下弟子，遥比孔子，惟有望洋兴叹。
孔门弟子之众且不说，还不乏经风雨见世面者。
其中的子路，更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潘子座下，仅孤子一人。
倘若从四九年到七八年间，潘子也能经风雨见世面一下，尤其是遭受遭受批判什么的，没准座下会有个弟子云集的光景，各显神通的，竞相为师尊争光。
隐身虽说有隐身的安全，但也有隐身的短缺。
不付点人生代价，岂能担当二千年重新收拾易学河山的大任？
即便是孔子当年，多少也有些磨难经历，颠沛流离不说，还有陈蔡之困的落魄。
在政治上，孔子更是有过一番折腾，见过一些世面。
相比之下，潘子阅世太浅，连与某校党委书记谋面，都被弟子煞有介事地记录在案。
可见，把人生算得太精致，会丧失应有的历练，从而变得很脆弱。
孔子晚年还有底气吹嘘自己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欲，潘子却只能担心自己的那点学问难以承传，甚至还纠缠于寿者相，一再提示弟子：
王重阳收了马钰、丘长春等七个弟子，本人只活五十余岁就死，可见与寿命是无关的。
这番话的意思，是在向弟子解释自己不能长寿，并非因为修炼功力不够，而是他的本事并不以长寿为指标。
王重阳也不过活了五十多岁，言下之意，能够活到六十多岁已经不错了。
其实，潘子于延年益寿并非不曾努力：
我的气功是在儒道佛三教的边上都走了一圈，然后自己思想中一来所成的。
在三教边上走一了圈也罢，自己所成也罢，潘子在气功的练习上，与其内心修为一样，显然乏善可陈。
除了欲成孔子的功名心之外，陷在易学里难以自拔，恐怕也是修身养性的大障碍。
潘子座下弟子曾师从过同一学府的学者施蛰存，历经风霜，活到九十九岁。
施先生了无功名之心，也不玩易，无意间得了淡泊者寿的真谛。
整天在易卦里算来算去的，想要鹤发童颜恐怕很难。
于是，潘子只好拿王重阳来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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