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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主义流通理论创新的几个认识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流通理论创新的几个认识问题
摘要：
通过对无流通论、产品流通论和流通决定论等各种流通理论的辩证分析，我们认识到，虽然在我们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这些理论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却同时存在着较大的时代局限，不能作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指导。
既然我们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应该运用马克思已经揭示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流通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就应该在实践中不断地深化对马克思流通理论的认识，以便更好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流通理论。
关键词：
马克思；社会主义；流通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
F014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5-2674（2006）12-0005-05
一、我国社会主义流通理论史上的几种创新学说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理论和经济管理几乎是处于一种真空状态。
正象中国革命需要学习苏俄经验一样，新中国经济理论和经济管理界在建国初期和建国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任务都是学习苏联模式。
流通理论学习苏联经验，首先引进的就是无流通论，而苏联无流通论的产生是和社会主义商品消亡论相联系的。
1．无流通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预言“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1］“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
”［2］列宁也曾设想，在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后，“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既然企业及职工同属于利益统一的“一个管理处”，那么，工厂内部车间之间及职工之间的经济关系就可以采用计划和劳动核算等直接方式反映出来，因而，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自然就应退出历史舞台。
列宁曾经指出：
必须有一个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虽然产品还要根据提供的劳动比例进行分配，但已经是从“消费品的社会储存中领取相当数量的产品”［3］，因此，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也就不需要了。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联党和政府都致力于实现马克思恩格斯的未来社会构想，试图在苏联彻底否定和取消商品货币关系。
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经济”（1918―1921）就是无流通论的一种尝试。
之后列宁意识到了这种根本否定利益差别、否定商品生产和流通作用的作法是脱离苏联实际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是一种理论脱离实际的空想。
随后列宁转而在苏联开始实施了“新经济政策”，即采取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鼓励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苏联几乎陷入崩溃的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
但利用新经济政策的手段，是无法达到工业化的目标的，也不能在短期内实现高积累。
以实物配给替代商品交换的“无流通论”思想又开始有所抬头。
尽管到50年代初，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的客观必然性予以肯定，然而，斯大林并未完全抛弃“无流通论”观点。
他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主张生产资料要由物资部门直接调拨和实物配给；他不仅否定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经济全面的调节作用，甚至坚决反对将交换和流通视为社会经济的独立过程；在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中将交换和流通一笔勾销。
因此，尽管斯大林在晚年的经济思想中对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认识较以前有很大的进步，但他仍然属于“无流通论”。
我国建国初期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都是从学习苏联经验开始的。
在经济理论上我们完全照搬苏联版的政治经济学范式，“无流通论”的思想也理所当然地被我们完全吸收了。
在管理上我们采取了苏联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
这种“无流通论”的经济思想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经济建设实践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和摩擦。
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已经意识到这种理论和相应的管理模式的弊端，并试图对其进行改革。
2．产品流通论
孙冶方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在对无流通论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产品流通论。
首先，孙冶方对“无流通论”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孙冶方认为，正如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起源于苏联一样，无流通论也来自苏联。
除了苏联经济学自然经济观的影响以外，孙冶方认为，“无流通论”在中国还有其更深刻的社会根源，这就是中国商品生产不是很发达，封建社会延续了几千年。
历代封建王朝都把“重本（农）轻末（商）”奉为国策，压抑、排斥商人，蔑视商业。
孙冶方还认为战争年代，在解放区实行的供给制也构成了我们后来接受“无流通论”的社会基础。
其次，孙冶方分析了“无流通论”的理论错误。
孙冶方认为，“无流通论”的理论错误首先在于，它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一个大工厂，把工厂之间的社会分工错误地等同于工厂内部技术分工。
于是，因社会分工而在不同生产者之间所进行的交换或流通过程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否定了。
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企业间通过产品交换进行协作也就愈频繁、愈密切。
因而流通过程对于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就更加重要。
“无流通论”的另一个理论错误，就是混淆了“交换”与“分配”。
孙冶方指出，“无流通论”错误地把“配给”当作“分配”，并且代替了“交换”，从而取消了“流通”。
孙冶方批评斯大林关于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定义中没有包括交换和流通的观点，并指出这是造成无流通论继续流行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源。
最后，孙冶方指出了无流通论的危害。
孙冶方把无流通论的危害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否定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着流通过程，看不到或根本不承认流通过程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当然也就不会去研究流通领域中的客观规律，更说不上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了。
其结果是违反商品交换规律，打击生产，妨碍消费。
第二，“无流通论”否定流通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经济过程，因而否定等价交换原则。
结果是到处不计成本，不讲核算，不顾经济效果，企业以及整个社会流通迟滞，周转不灵，资金循环极慢，劳动效率低，经营管理差，社会财富浪费惊人，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的很差。
第三，否定流通过程，必然否定等价交换，从而必然否定客观存在着的社会、集体和个人经济利益的差别，进而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对流通过程的基本要求――以最小的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
第四，无流通论的一个更大的危害，是流通与生产、消费不相适应，严重妨害生产的发展与劳动者生活的改善。
无流通论否定社会主义流通过程，也使人们忽视现实商品交换与商品流通。
我国商业网点人员严重不足，流通领域各种技术设备非常落后，特别是交通运输与生产、流通的需要极不适应。
流通阻滞，货不能畅其流，生产就难以迅速发展。
在对无流通论进行批判后，孙冶方对社会主义经济中流通过程的存在性问题，作了不同于前人的探索。
一方面，他从社会主义经济是产品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出发，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着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
另一方面，他从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分工的存在出发，又论证了交换的必然性。
他认为，流通过程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存在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同社会分工、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社会分工相联系的。
在他看来，有分工就会有交换，至于这种交换是商品交换还是产品交换，那只是交换的形式问题。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因为有社会分工，各个企业之间就必须在流通过程中交换各自需要的产品，以补偿生产中消耗掉的设备、原材料、动力等生产资料，并取得扩大再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同时，企业职工和其他社会成员也必须在流通过程中取得所需的消费资料。
囿于当时社会主义经济是产品经济的认识，孙冶方认为，“必须把流通同商品脱钩，离开商品来找寻交换和流通的必要性”［4］。
孙冶方认为，产品的交换同实物的调拨或配给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于交换原则上必须是等价的，交换应是在交换双方之间有偿地进行，而调拨或配给则不必以原则上等价为条件，而可以是无偿进行的。
在孙冶方看来，等价交换不是商品交换特有的必须遵守的原则。
社会分工，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要求实行经济核算，企业应该成为独立核算单位。
不实行等价交换，企业就不可能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从而就不可能节约社会劳动。
从这种认识出发，孙冶方认为，生产资料要实行等价交换，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也要实行等价交换，所以，这里同样存在作为从总体上看的交换过程或流通过程。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不仅存在着狭义的流通过程，而且存在着广义的流通过程。
3．流通决定论
流通决定论是20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后期产生的一种流通理论。
它反映的是中国经济从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时代要求。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逐渐地扬弃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经济理论界和实业界对流通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
孙冶方、高涤陈、张卓元、董辅礻乃[HT5SS]等充分肯定流通过程在再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普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流通，并对生产和流通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新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生产流通并重论”，［5］“生产流通相互决定论”［6］，“生产流通相互转化论”［7］，“流通中心论”或“流通决定生产论”［8］，“生产流通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统一”［9］，“生产决定商品流通，资金流通决定生产”［10］等等。
总之，从理论上人们对流通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重新认识，并给予重新的评价。
流通决定论认为，流通在国民经济运行与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及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下是不同的。
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流通是不能占主导地位的，因此也就谈不上“流通决定论”。
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我国商品经济不发达，也不能笼统讲“流通决定论”。
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有流通决定论。
所谓流通决定论，就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流通决定一切，或市场需求决定一切［11］。
流通决定论从流通在国民经济总体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流通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两个层次论证流通决定一切。
首先，从国民经济运行的总体来看，商品流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
具体表现：
（1）流通是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晴雨表。
国民经济各部门是否协调发展，社会生产结构是否合理，企业产品结构是否合理，首先在商品市场上表现出来。
（2）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而这种需求与满足度大都集中在流通领域。
所以要求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部门都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组织生产。
（3）财富是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但必须进入流通部门才能实现，即通过商品流通实现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从而实现惊险的跳跃。
（4）资金是国民经济运行的“血液”，资金从不同的角度与方式流向社会，流向居民。
如何回收资金？
按国际通行的做法，或者是金融回笼，如储蓄、发行国库券等；或者是商品回笼即通过购物与服务回收资金。
因此流通业与服务业是回收资金的重要渠道。
其次，从再生产过程来看，在生产与再生产大循环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流通起决定性作用。
（1）在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流通）、消费，是四个独立的环节与过程，它们之间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
就流通对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来说，流通决定论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说法，流通决定论认为，“一个绝对真理是：
没有流通，生产与消费都无法实现，因此，流通同样制约着生产与消费。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把生产与流通作为经济曲线横座标与纵座标并明确指出：
‘生产过程如果不能转入流通过程，看来就要陷入绝境’。
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流通同样决定着生产。
并对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比例，结构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12］
（2）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要根据市场需求来进行。
生产部门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如果没有需求，生产将是一种无效劳动，就要产生大量积压，就实现不了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
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订单或没有科学的预测是不能组织生产的。
我们常讲的市场引导企业或市场引导生产，也就是流通引导生产。
在这种意义上，“流通决定论”表现得十分明显。
二、关于社会主义流通理论创新的几个认识问题
通过对我国建国以来流通理论的历史回顾与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流通理论也和其他政治经济学理论一样，在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科学，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社会主义流通理论是人类历史上作为新生事物产生的社会主义经济在理论上的概括。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在人类社会历史上虽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在这段历史中各国社会主义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曲折，甚至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彻底否定和放弃。
中国选择了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特色道路，使社会主义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但是，无庸讳言，中国经济在前进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的尖锐矛盾和困难。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研究流通理论必须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不仅能为我们总结新中国社会主义流通理论发展的历史提供科学的方法论基础，而且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社会主义流通规律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从总结历史的角度，无流通论从理论到实践都带有浓厚的空想的色彩。
这说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差距甚远。
一方面它使我们在建设中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又使理论被这种超越历史阶段的实践所误导。
无流通论最大的教训就是在研究方法上没有从客观经济实际出发，而是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否定的角度推断未来社会的特征。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亲自实践社会主义，他们只能根据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来预见未来社会，还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的话，那么，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又长期有意无意地这样做，而忽视社会主义建设的生产力基础，以至于形成“左”的思想路线，这就值得我们后人深刻反思和总结了。
西方经济学近年来流行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划分，虽不完全科学，但也能在一定范围内揭示经济科学的性质。
特别是实证经济学所强调的研究“是什么”，对于纠正我们根据资本主义的弊端来推断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而不顾客观经济条件限制强行贯彻什么的做法，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不少人认为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是规范经济学，应该予以否定。
事实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现代西方经济学，都是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统一。
我们要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特别注意发扬光大其实证研究的方面，以便能使规范研究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上。
第二，经济学研究要紧扣时代脉搏，顺应时代需要，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实际问题。
孙冶方是较早地发现并试图在理论上克服从苏联引进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经济学者之一。
孙冶方的产品流通论对于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打破无流通论神话，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起到了开先河的作用。
但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孙冶方仍不能突破社会主义产品经济的樊篱，提出商品流通论。
通过分析我们也不难发现，孙冶方的产品流通论实际上是在产品经济外观下的商品经济的流通理论体系。
事实上，孙冶方关于价值、利润、生产价格等范畴无一不是关于商品经济和商品流通的理论范畴。
可是，孙冶方却把社会主义经济界定为产品经济。
孙冶方一直认为按照他的产品流通理论进行建设，就一定能建设成一个理想的产品经济的社会。
孙冶方流通论得到了普遍认同。
实际上，孙冶方的理论体系作为中国一定时代的社会思潮，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积极的革命意义。
一方面，他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指出传统的计划经济的优缺点以及对其进行变革的必然性，他积极地歌颂和呼唤市场机制；另一方面，他又囿于社会主义经济是产品经济，而非商品经济传统观念，不能对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性质予以承认。
因此，在他身上也有不可克服的理论矛盾。
第三，对马克思的流通理论，也和对待任何其他历史文化遗产一样，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既不能为某种目的而任意夸大其内容和作用范围，把经典作家原著中没有的内容强加到经典作家的头上，以便扩大其影响；也不能为另一种目的，而任意缩小其内容和作用范围，把经典作家原著中已经阐述清楚的内容进行忽略，以便缩小其影响。
我认为，流通决定论在理论上没有任何进步。
流通决定论从国民经济运行和再生产过程两个方面论证流通决定一切。
事实上，这两个方面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不过是名称叫法上不同而已。
再生产过程只是国民经济运行的一种传统称谓。
流通决定论所谓的商品流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子系统，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包括其具体论述的四点理由，可以说没有一点理论创新。
关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有一段结论性的表述，我们不妨在这里重温一下。
马克思说：
“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
生产既支配着生产的对立规定上的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
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
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那是自明之理。
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
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
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要素相互之间的一定关系。
当然，生产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
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扩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
”［13］在这里马克思既强调了生产对包括流通在内的其他环节的决定作用，又阐述了包括流通在内的其他环节对生产的反作用（或曰“一定条件下的”或“就其片面形式来说”的决定作用）。
我们看不出，流通决定论所强调的流通的决定作用在马克思的生产决定论中有什么被忽视的。
我们同样也看不出，按照马克思的生产决定论，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在实践中忽视流通的作用。
事实上，我们在实践中忽视流通的作用并不是因为马克思的生产决定论，而是因为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大问题没有搞清楚。
具体说就是对社会主义经济是产品经济还是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样一些认识上的曲折造成的。
一旦确定社会主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市场经济的道路，那么，马克思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相互关系的生产决定论，就必然是我们建设的理论基础。
按照这一理论，我们在实践中就必然一方面要加强生产领域的工作，另一方面要注意发挥分配、交换、消费就其片面形式来说对生产的决定作用。
当然，我们在理论上不赞成流通决定论，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流通决定论的客观作用进行全盘否定。
事实上，流通决定论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到或刚刚认识到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在实践上又长期信奉无流通论和产品流通论而忽视流通作用的特定情况下还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但是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长期任务来看，作为一种理论指导流通决定论是不能胜任的。
总之，通过对中国流通理论的历史变迁的回顾，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中国流通理论从无流通论、产品流通论到流通决定论的历史演进，反映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从无流通的计划经济到有流通、有计划的产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历程。
而且，通过我们对无流通论、产品流通论和流通决定论等各种流通理论的辩证分析使我们认识到，在我们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上述各种流通论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这些理论也都有较大的时代局限，不能作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指导。
既然我们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应该运用马克思已经揭示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流通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地深化对马克思流通理论的认识，以便发展马克思的流通理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330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320
［3］列宁选集（第三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250-258
［4］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2186
［5］1986年中青年流通经济理论讨论会纪要［J］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
（1）
［6］杨承训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M］北京：
中国物资出版社，1988143
［7］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3）
［8］陈学工流通决定生产论［J］商业经济主荟，1989，
（1）
［9］杨昌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和流通［J］商业经济主荟，1987，（3）
［10］王绍飞孙冶方流通理论探索［M］北京：
中国物资出版社，1990216-217
［11］丁俊发商品流通热点探索［M］北京：
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4
［12］丁俊发商品流通热点探索［M］北京：
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4-5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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